元代宁州燕庆安家族史事考以《燕君墓表铭》为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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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宁州燕庆安家族史事考以《燕君墓表铭》为中心
元代宁州燕庆安家族史事考
——以《大元故提领燕君墓表铭》为中心
李翀
（张家川县博物馆）
摘要：
《大元故提领燕君墓表铭》现藏于甘肃省正宁县博物馆，为研究元代安西王潜邸、燕庆安家族的史事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但对其进行系统研究者甚少，本文以碑刻为中心，佐以相关文献，对宁州燕庆安家族的族属、兴起、社会关系进行一次全面的考述。
关键词：
元代；宁州；燕庆安家族；史事
《燕君墓表铭》现藏于甘肃省正宁县博物馆，碑文辑录见于《庆阳文物》、《甘肃古代石刻艺术》、《正宁县志》[1]。
该碑是研究元代宁州燕氏家族、安西王潜邸相关史事的珍贵文献。
目前，梁彦斌有《大元故提领燕君墓志铭及相关问题探析》（下简称梁文）一文，在碑文的校勘、燕氏家族的族属判断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2]。
但对于梁文来说，校勘还存在着一些疏漏和错误，尤其是梁文对于有些史实的表述和判断，不甚确切，故对碑文和相关史实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今据碑文拓片，参稽相关文献、考古资料，略微校勘，并对燕庆安家族相关问题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碑文及校勘
酀銘
大元故提領燕君墓表銘
北海蕭
撰並書[一]
承直郎、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副使馬紹庭撰額[二]
安西邸總管燕侯珪，以大德己亥九月丁酉，合葬其考妣于甯州定平縣陳嚴莊新兆。
既襄事[三]，王錫珪楮幣二千五百緡，俾金石刻以告後，嘉侯之忠於國、孝於親，且旌善教也！
秦王元妃亦錫銀百兩[四]。
於是，示郎中令韓進道以濩澤侯均伯正甫之狀與幣來乞銘[五]。
既不得辭，乃敘之曰：
君諱慶安，燕姓，而上世居隴西羌渾部中，莫詳其譜。
金末，徙水洛城[六]，生焉。
國初，又徙定平[七]。
君天資重厚，高朗磊落，尚氣義，武勇騎射絕人。
善天朝及回鶻、北庭諸羌落語。
歲已酉，太皇太后以民三百戶命君主之[八]。
至元初，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申命署鞏昌、延安管民提領，予之印符，就攝其達魯花赤事。
君事上忠勤，取於下有制，民用不擾，分爭辨訟，曲直以明，人愛之，久而不忘也！
至元已卯十二月庚子卒，壽六十七。
娶冀氏、馮氏、楊氏，皆後君卒。
子男三：
璵，打捕民匠長官，歿；珪，承直郎，怯連口隨路諸色民匠、打捕鷹坊副都總管，方為之，楊出也；璘，襲職，亦歿。
女五，皆適名族。
孫男三：
思誠，興元、鳳翔等處打捕鷹坊長官；擇善，宣授打捕民匠長官；勤禮，襲鞏昌、延安管民提領。
君所子曰添兒，亦歿，葬縣之杜村；有男子江，今子孫蕃庶，恩好不衰。
君事親孝，交人以信，睦姻舊，禮儒士，治家嚴肅，雖諸子侍側，未嘗假以色辭，故大小內外，罔不畏敬齊一，理生有方，田農畜牧之饒，歲入埒封君，而自養甚約。
憙賓客，樂周人之急。
嘗見賣宋俘、離其骨肉者，曰：
“吾不忍也。
”力為贖之，或多方調護，脫置民伍，凡數十家。
癃疾惸鰥者，時以帛米賑贍之。
其在鄉里，是是非非，善者知勸，而惡者不敢肆。
其歿也，遠近奔赴者，蓋以千數；感恩惠者，或為之哀，亦數十百，人皆哭之哀。
尹吉甫之《詩》曰：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信哉！
維古《大司徒》有“保息”之政，寬養賑恤其老疾窮貧者。
《閭胥》：
“書其民之任恤者”，蓋王政之所與也。
是宜銘，其辭曰：
維昔召公國于燕，滅也子孫因氏焉。
朅去幾世雄西邊[九]，遙遙有以承蟬嫣。
君生海寓森戈鋌，倜儻瑰瑋皆其天。
事上臨下無頗偏，輕財好施尤所便。
奇褱不作貪鄙悛，鄉曲武斷豈其然？
教子問學思齊賢，盡忠補過恒拳拳。
諸孫鼎貴方聯翩，奄忽零落歸丘山。
親朋遐邇泣涕漣，欵辭貞石揭新阡。
流芳播惠無窮年。
大德癸卯三月己丑朔清明日珪建
安西等處採石副提舉段德續刊
校勘：
[一]“
”字，甚为生僻，读音为（jū）[3],梁文作“□”处理。
“蕭
”，《元史》有传，“字惟斗，其先北海人。
父仕秦中，遂为奉元人。
”[4]元代笔记小说《至正直记》有“萧
讲学”[5]、《南村辍耕录》有“萧先生”[6]，都是文献对其事迹的记载。
[二]“马绍庭”，梁文误作为“司绍庭”,元代尚书马亨之子。
《元史·马亨传》有其简略介绍，“子绍庭，曾担任云南诸路肃政廉访司副使。
”[7]。
[三]“既襄事”，梁文释为“即表事”。
此乃古代墓志文中常用语，意为下葬结束。
如：
《顺安县令赵公墓碑》有：
“安世既襄事，访某于镇阳，涕泗百拜，请曰：
“先大夫之葬，棺椁、衣衾不能无悔，顾已无及矣。
”[8]又《征行百户刘君墓姐铭》有：
“兄中瘴毒死，君扶其柩而北葬，既襄事，辄屏迹田野，课僮种树，畜牧耕桑，衣食以自给。
”[9]
[四]蒙哥汗三年（1253年），忽必烈以皇弟身份，“出王秦中，”[10]史称秦王。
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
”[11]至元十年，“诏安西王益封秦王，別赐金印，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者为开成，皆听为宫邸。
”[12]“一藩二印，两府并开。
”[13]忙哥剌（又译作忙阿剌、忙兀剌、忙安、忙哥歹等），乃元世祖忽必烈正后察必皇后所生第三子，一人封二王号，掌两金印，可见地位尊荣。
至元十五年冬，忙哥剌病死。
[14]至元十七年，其子阿难答嗣安西王王位。
[15]至元二十四年（1287），中书省奏：
“今嗣王阿难答任袭安西王印，弟按摊不花则用秦王印，……一藩二王，恐于制无宜。
”[16]可见，忙哥剌死后，长子阿难答掌了安西王印，另一子按摊不花掌秦王印。
直到至元二十七年，“罢秦王典藏司，收其印。
”[17]结束了“一藩二印”局面。
写碑文时间为“大德已亥”，即大德三年（1299）[18]，时忙哥剌已死，又大德十年（1306年）八月，“开成路地震，王宫及官民庐舍皆坏，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
”[19]屠寄注曰：
“所谓秦王指忙哥剌。
”[20]屠氏判断无误，故碑文中“王”应为嗣王“阿难答”，“秦王妃”，应为忙哥剌妃也里完。
[五]“
”为“示”的异体字，见《玉篇》“
部”，“以事告人曰示，
古文。
[21]”，梁文释读为“尔”字，不仅与古体“爾”字形不合，且用在句中文义不通。
郎中令韩进道，应为安西王府属官，如“陕西运司郭同知、王相府郎中令郭叔云盗用官钱。
”[22]可知韩进道系燕氏在安西邸同僚。
濩泽，故地名，在今山西省阳城县西，《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濩泽城，阳城县西三十里，战国时魏邑也，……汉置濩泽治于此。
”[23]候均，字伯正，山西晋城人[24]，晋城即碑文中“濩泽”。
“状”，即行状，旧时死者家属叙述死者籍贯、生平、生卒年月、世系、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作史立传的依据。
本句义为：
于是让郎中令韩进道带着濩泽人候均所写的行状和纸币来请求写铭文。
[六]“水洛城”，据《宋史·地理志》载：
秦凤路德顺军，下辖“县一：
陇干，县一：
水洛。
”[25]宋仁宗庆历三
年（1043年），宋名将刘沪在原址上增筑，补葺，成新水洛城。
[26]同样《金史·地理志》：
凤翔路条下有“德顺州，
宋德顺军，国初隶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来属。
”辖下县六，其中有水洛城。
[27]
[七]“宁州定平”，《元史·地理志》“巩昌等处总帅府”条下，有“宁州，下，唐初改北地郡为宁州。
宋金因之。
元至元七年，并襄乐、安定、定平入州。
领县一：
真宁。
”[28]
[八]“岁已酉”，指元定宗四年，即1249年。
“太皇太后，”梁文校释为“托雷妃唆鲁禾帖尼”，不符合史实。
立碑时间为成宗大德七年，成宗后为皇后，以此类推，裕宗真金后当为太后，忽必烈后“察毕”应此时为太皇太后。
[九]“朅来”，梁文释作“竭来”。
“朅”，助词，用于句首。
如《诗词曲语辞汇释》“朅
来，犹云来也。
”[29]朅为发语辞，略同聿来。
苏轼：
《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有：
“朅来震泽
都如梦,只有苕溪可倚楼。
”[30]
二、羌浑部和燕氏族属
对于燕氏家族的族属，碑文叙述不甚明确，仅说其先祖“居陇西羌浑部中，莫详其谱。
”要弄清其族属和“羌浑部”之义，先要弄清羌、吐谷浑、党项三者之间的历史关系和活动区域的演变。
西羌首先作为民族出现在历史上，应劭的《风俗考》谓：
“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31]。
自后汉以来，散居于陇西、河湟地区。
吐谷浑原属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史载：
“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
”[32]后与慕容部之间冲突，时西晋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
[33]”对于吐谷浑的活动区域，《宋书》记载更为明确：
“出罕秆，西零。
西零，今之西平郡（治今青海西宁）。
”[34]也就是说吐谷浑进入河湟地区，与统原居住民族羌族混杂居住。
那么羌与党项又是啥关系呢？
史载：
“党项，汉西羌别种。
魏晋后微甚。
……其地故析支也，东距松州，西叶护，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
”[35]同样《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赐支河，在（西宁）卫西南塞外，应劭曰：
在河关之西，东去河关千余里，即《禹贡》所云析支也，亦曰析支河，羌人居此，谓之河曲羌。
”[36]赐支河曲，即青海南黄河河曲处，这里是羌族活动的地区。
唐中后期，党项作为部落群体开始强盛，时而也活动于这一地区。
从活动的区域上看，党项与羌浑所领有之地发生了交集。
南北朝时，汉籍始称吐谷浑为“浑”，“羌浑”，作为统治民族吐谷浑和被统治民族羌族的联合体出现。
[37]但从唐中后期开始，其含义在不断变化，兹以时代为序，抄录若干条如下：
﹝1﹞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及羌浑、党项战于泾、陇，败之。
”[38]于是有于邵言：
“今凤翔近甸，秦陇雄藩，北有党项之虞，西有羌浑之患”。
[39]
﹝2﹞广德元年（763）“天下所有诸邑结聚，羌浑、党项，但能悔过自陈，各归生业，一切并舍其罪。
”[40]
﹝3﹞唐代宗大历四年（769），“（仆固）怀恩既反，引羌浑、奴剌为边患，永泰中，病死于灵武。
”[41]
﹝4﹞唐德宗贞元三年（787）“结赞以羌浑众屯潘口，傍青石岭，三分其兵趋陇、汧阳间，……虏又剽汧阳、华亭男女万人以畀羌浑，将出塞，令东向辞国，众恸哭，投堑谷死者千数。
”[42]
﹝5﹞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吐蕃、羌浑犯塞，诏禁大马出潼、蒲、武关者。
”[43]
﹝6﹞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田缙为夏州刺史，性贪虐，多隐没军赐。
羌浑种落苦其渔扰，遂引西蕃为寇。
”[44]
﹝7﹞辽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张俭：
“开拓疆场。
廓静寰瀛。
东振兵威。
辰卞以之纳款。
西被声教。
瓜沙繇是贡珍。
夏国之羌浑述职。
遐荒之乌舍来宾。
惟彼中土。
曩岁渝盟。
[45]
﹝8﹞《太平寰宇记》：
“鄯州（西宁）风俗：
深入羌胡（浑），习俗全是故吐浑可汗子孙，其先是狼种，今旌旗皆为狼形，备卫人亦称附离，即彼谓狼也。
”[46]
﹝9﹞至元八年（1271），袁裕拜监察御史，授西夏中兴等路新民安抚副使，言：
“西夏羌、浑杂居，驱良莫辨，宜验已有从良书者，则为良民。
”[47]
﹝10﹞“盖义武公（汪世显）以金亡，明年乙未，开壁天门山来归，而有陇西廿有四州之地，介于羌浑、氐凉之间，将其众首残全蜀。
”[48]六盘山“介乎凉陇、羌浑之交。
”[49]
从上面文献记载看出，唐代中后期，吐谷浑失国，但“羌浑”残余力量仍然不容小视，时而与党项并列出现，在西部威胁着唐王朝的统治，如﹝1﹞、﹝2﹞；时而以吐蕃统治下的附属民族形式出现，如﹝3﹞、﹝4﹞、﹝5﹞、﹝6﹞。
宋元以来，“羌浑”的使用比较随意，时以西夏建国之主体民族代替者出现，如﹝7﹞、﹝9﹞，反映了吐蕃衰落以后，党项统治羌浑部族的历史现状；时而以羌浑部族出现，广泛地分布于河湟地区，如﹝8﹞，反映了北宋与西夏两股政治势力在此地区的角逐。
元代，“羌浑”开始作为地域概念出现，即“羌浑”活动的区域，如﹝11﹞。
再看碑文的表述：
以“陇西羌浑部，”似在追述其籍贯，又似在叙说其族属背景，语焉不详，反映了元代以来羌浑部族逐渐消失的现状，其族人近汉族者，融入汉族；近吐蕃者，融入吐蕃；近党项者，融入党项，对于统治者而言，其已丧失了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的自觉实体。
那么燕氏到底属于何种民族，我认为是带有羌族血统的吐谷浑民族，理由如下：
其一，从羌浑活动的区域来看，早期的羌族和吐谷浑国活动的区域犬牙交错，考虑到吐谷浑曾作为主体民族一度统治羌族，故吐谷浑涵化羌族可能性更大。
其二，从碑文后颂辞判断，“维昔召公国于燕，灭也子孙因氏焉。
”据唐代《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记载，“史记召公奭，周同姓，封燕，传国四十二代，至王喜为秦所灭，子孙以国为氏。
”[50]清代河西张澍氏按:
“燕出自姬姓,召公奭封于北燕,传国四十二世,至王喜为秦灭,当春秋初,燕地小,常为山戎侵,子孙出仕中国,以国为氏。
”又按“后汉鲜卑有燕氏,燕荔阳是也。
”[51]即南北朝时期，慕容鲜卑先后建立四个以燕为号的国家，史称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诸国失国之后，国民以“燕”为姓。
吐谷浑人知其祖先的历史，汉化后，必以“燕”为姓。
其三，考稽元代文献，有少数民族诗人燕不花，字孟初，《竹枝集》称之为张掖人，且《竹枝集》称其：
“出贵胄而贫，贫而有操，不妄接于人。
”[52]考虑其籍贯为元代甘州，甘肃行省省会，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道，其地羌浑、回鹘等民族杂居，且《竹枝集》说其出自贵胄，当为吐谷浑后裔无疑。
最后，燕庆安“善国语、回鹘以及北庭语”，而吐谷浑族母语属蒙古语族，能掌握三种语言，与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极为相关，故燕庆安与燕不花属于同一个民族。
三、燕氏家族的勃兴
燕氏家族原籍陇西羌浑部，先世迁徙至水洛，时值金元之际。
关于燕氏先世因何故迁入
水洛，碑文语焉不详，仅说“金末，徙水洛城。
”《元史》载：
“岁乙丑（1205年），征西夏。
”[53]“乙丑年”实为金泰和五年，即“金末”。
到成吉思汗八年（1213），蒙古军先后夺取甘、肃、积石、临洮、洮、河、西宁等州府，招降金属秦巩等二十余州。
[54]这种背景下，燕氏迁入水洛城。
金亡，燕庆安始受到蒙古统治者的赏识，从碑文分析，主要还是由于燕庆安本身实力使然。
首先，燕庆安继承了吐谷浑尚武的传统，“武勇骑射绝人。
”鲜卑族属游牧民族，“随逐水草，”以庐帐而居，其地出良马。
而且吐谷浑生活的区域民族成分相当复杂，自南北朝以来，民族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相互劫掠随时上演，尚武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重要条件，吐谷浑也不例外，恰好蒙古征服者来自草原，尊崇尚武文化，需要的是攻城拔寨的人才，可以说燕庆安适逢其会。
其次，燕氏文化程度高，“善多种语言。
”吐谷浑活动区域地处中西陆路交通要道，北与蒙古，西与西域、中亚，南与吐蕃、印度，东与黄河、长江流域相接，加上西北民族繁多，有羌浑、党项、回鹘、哈剌鲁等民族，文化语言相近，周伟洲先生认为：
“有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及突厥语族的，也有属汉藏语系羌藏语族的，也有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等。
其中作为统治民族吐谷浑的语言，即属蒙古语族的鲜卑语。
”[55]这种地域的优势和多民族杂居交往的事实，使其族人能够掌握多种语言，故文献有吐谷浑“颇识文字”的记载[56]，正如碑文所说：
燕安庆“善天朝及回鹘、北庭诸羌落语。
”显然燕庆安具备多文化间的沟通能力，蒙古人在征服和统治多民族地区时，不仅要使用武力，还要依赖外交。
自征西以来，畏兀儿、哈剌鲁等西域民族先后来降，[57]可能与中间人的有效沟通有莫大干系。
由尚武和较高的文化修养推测，燕氏先世绝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吐谷浑贵族的后裔，良好的家庭出身和传统，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才使得燕庆安得以继承这种传统，受宠于蒙古统治者。
燕安庆，根据“卒于至元乙卯年（1279）”,以及“寿六十七”，推断其生于金末卫绍王崇庆年（1212），相当于成吉思汗七年，也就是这段时间蒙古国征服了陇西羌浑部。
碑文对燕庆安仕宦追述有两处：
一处是“岁乙酉”（1249），太皇太后“以民三百户命君主之。
”依前述，此处太皇太后为忽必烈后察必，《元史》载，“凡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邑分地，其路府州县得荐其私人以为监，秩禄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岁月通选调。
”[58]但文献对于察必的封地没有明确的记载，考虑到碑文有燕氏从水洛迁徙到宁州的追述，推测察必封地当在宁州一带，当然这还需要相关材料的进一步佐证。
忽必烈妃察必任命其为封地上的官员，从封户看，显然是一个下级官员，但这显示了对燕庆安的信任与重用，也使得燕氏与投下主皇室结成了一种从属关系。
另一处是：
至元初，燕庆安任“巩昌、延安官民提领，”并代理达鲁花赤一职。
达鲁花赤是蒙语，其本义是镇守者、制裁者、掌印者，即为地方实际长官。
有元一代，政府对达鲁花赤一职有严格的规定：
“其长则蒙古人为之，”[59]在缺少蒙古人时，允许由"有根脚"的色目人充任，据《元史·百官志》记载：
“下路，（达鲁花赤）秩从三品。
”[60]作为两路的达鲁花赤，至少三品以上，显然忽必烈继位以后，“家臣”受到了重用，使得燕氏家族也进入色目勋贵行列。
蒙古人重视“根脚”，即家世，强调私属主从关系和勋臣世袭的权利，即“取仕用人惟论根脚。
”[61]一旦功勋家族与皇室结成这种关系，则朝廷一切侍从、宿卫、怯薛等官员多系功臣子孙。
1268年，政府对秃鲁花（质子）规定：
“随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总管及掌兵万户合令充当。
”[62]可见，三品以上官员其子弟除一人因袭父职外，其余可以例选子弟充当怯薛、秃鲁花，在担任怯薛、秃鲁花（质子）以后，便可入仕。
第三代中，除第三子燕璘，袭父职，任巩昌、延安官民提领，并代理达鲁花赤一职外；燕玙，任打捕民匠长官；燕珪，安西邸总管、怯连口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坊副都总管。
怯连口，又称为怯怜口，是蒙古语，义为“家中的儿郎，”原指草原部落贵族的僮仆。
蒙古皇室、诸王、贵族后来通过虏获、分封、招收、影占等方法占有人户，特别是各种工匠，作为私属人户，有了怯怜户称呼，即“自家人也。
”[63]是不直接受国家控制的私属人户，专为投下主（封君）服务，从事手工造作、农耕和放牧。
元代各投下还设有打捕鹰坊总管府或提领所，专管捕猎户和鹰房户，前者职责是为皇室、宗王等捕猎禽兽，并提供毛羽、皮张等；后者从事捕鹰、养鹰事务。
显然，第三代中，除燕璘外，而燕玙与燕珪则有可能是通过怯薛、秃鲁花的途径入仕的。
并且到了这一代，燕氏家族把自己的权势和安西王藩紧密结合在一起，分别在其投下任“匠人、打捕户、鹰房子”的长官。
[64]
到了第四代，燕庆安的三个孙子，继续通过家世享有这种的权力，燕思诚，任兴元、凤翔等处打捕鹰坊长官；燕择善，任打捕民匠长官；燕勤礼，袭巩昌、延安管民提领。
总之，燕氏家族的勃兴，显然符合元时世家发展的一般规律，即蒙古征服时期先辈依附、归顺，然后子孙以承荫、怯薛宿卫等途径继续维持和扩大这种权利。
随着安西王藩卷入皇位争夺，并且以失败告终，燕氏家族的势力也走向衰落。
四、燕氏家族的社会关系网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今社会中，人际交往是必不可少的，故研究家族历史必要考查其家族的社交网络。
元政府强调“国家以风俗为本，人道以忠孝为先。
”[65]某种程度上燕珪合葬其考妣，迎合了统治者的这种需要，为了嘉奖燕氏“忠于国、孝于亲。
”在安西王阿难答和秦王妃也里完的积极支持下，参与者除了统治者外，还有官僚和儒士，为我们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文字材料。
1.与安西府邸关系
燕氏家族最早入元者，即为碑文中的“先世”，推测可能参与了蒙古人的西征，可惜史料缺乏，具体情况难于考证。
第二代燕安庆有“太皇太后（察必）以民三百户命君主之”之事，推测其已被忽必烈延揽于潜邸，入仕“秦中”，在“秦中”与忽必烈潜邸分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到了第三代，“秦中”，成为安西王的封地，燕氏即与安西王邸结成宗主从属关系，在燕氏丧葬活动中，秦王妃“锡银三百两”，秦王妃即安西王忙哥剌妃也里完，前以考证，《史集》记载更为详细些：
忙哥剌“有个长妻名叫忽难，为忻度（印度）语‘公主’之意，是弘吉剌惕部阿勒赤那颜的侄女。
”[66]此处“忽难”即秦王妃“也里完”。
蒙古弘吉剌部与蒙古皇室原本就是两个世代通婚的部族，1237年，窝阔台汗重申：
“弘吉剌部生女世为后，生男世尚公主……世世不绝。
”[67]安西王阿难答“锡楮币两千五百缗”，以嘉燕氏“忠于国，孝于亲。
”而燕氏也不负君望，以“田农畜牧之饶，岁入垺封君”作为回报。
2.与同僚关系
燕氏“交人以信”，从碑文中出现有限人物来看，由于早期相同的经历，其与忽必烈潜邸幕僚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马绍庭，其父为马亨，《元史》有传。
窝阔台时，转运司副使，后“太保刘秉忠荐于世祖，召见潜邸，甚器重之。
[68]忽必烈征云南，留马亨为京兆权课所长官。
中统元年，立陕西、四川宣抚司，以马亨议宣抚司事，寻赐金符，迁陕西四川规措军储转运使。
中统四年，迁陕西五路廉访都转运使，从马亨履历来看，自忽必烈揽入潜邸，一直活动京兆一带，和燕庆安结成同僚、故交关系，而他们的关系也延续到了子辈，马绍庭，一度担任云南诸路肃政廉访司副使，为燕碑撰写碑额。
段德续，任安西等处采石副提举，主持了墓碑撰刻。
其事迹文献没有记载，稽查碑刻，搜集到两条相关的记载，一条是元贞元年（1295），皇子安西王特遣提举段德续，立《古楼观系牛柏记》碑于宗圣宫山门内东侧[69]，立碑者京兆等路副提举。
另一条是立《全真教祖碑》，功德主之一为京兆等路副提举段德续”。
[70]从这两条可以看出段德续曾任官于京兆，推测其可能为燕氏同僚故交。
3.与儒士关系
碑文说：
燕氏“礼儒士”，说明其家族与儒士群体相互往来，保持了很好的互动关系，可能与其家族汉化有很大关系。
蕭
，燕庆安碑文撰写者，为元代关中大儒。
《元史》载：
蕭
，“字惟斗，其先北海人。
父仕秦中，遂为奉元人。
”而《墓志铭》对其身世叙述相对详细一些，说萧氏，益都人，国初落籍京兆，他的曾祖蕭彦，任金国益都府孔目官。
父亲萧瑜，”才而略，金季转徙陕、洛之郊，屡佐戎幕，活人有功，终京兆路总管府经历，因留家焉。
”[71]据《元史·地理志》载：
“益都路，潍州，下。
元初领北海、昌邑、昌乐三县及伺候司。
”[72]可见萧氏祖籍益都北海，其祖父仕金，父亲于金末入世祖潜邸分藩，与燕庆安结为同僚。
侯均，《元史》载：
“侯均者，字伯仁，亦奉元人。
”[73]但《阳城金石志》根据《候君墓铭》认为，侯均，另一字为伯正，号清涧老人，且该铭称：
“吾祖父避难内乡，既而家关中”，[74]奉元正属关中，即今之蒲城。
侯均为燕庆安写行状，也许与燕氏长期“礼儒士”有关，也许双方本身是故交，显然关系不一般。
侯均，字伯正，《元史》所记载的字“伯仁”显然是笔误，可以说是《元史》仓促成书，错讹极多的一个例证。
4.姻亲关系
在一个多元门第社会中，族际通婚甚为常见，考述一个家族婚姻对象，不仅有助于了解其政治地位之高低，亦可以反映其民族认同及文化取向。
燕氏属于元代陇西色目人，实行多妻制，其族人一般人可以娶二、三房妻室，甚有更多的，完全根据个人的财力所定。
[75]燕庆安娶妻冀氏、馮氏、楊氏，碑文记载甚为简略，从姓氏上还区分不出于何民族，婚姻对象汉族可能性很大，但少数民族也不能排除，西夏人也有杨崇喜者。
[76]燕庆安有五个女儿，“皆适名族”，可知其婚姻关系仍重视门户观念，但其家族逐渐汉化的倾向非常明显。
5.乡邻关系
元代地方基层组织为村社。
政府将社众置于社长管理之下，至元二十八年，元政府对社长的权利和职责进行了规定：
“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
”[77]社众的一般诉讼纷争，都应在社内由社长解决。
根据碑文推断，燕庆安告老还乡以后，作为退休的官吏、有权势的家户成员担任了社长，“凡乡里纠纷，庆安言出即断，人人敬服，使善者知劝，恶者不敢肆意妄为。
”同时燕庆安在乡里，待人诚信，轻财好施，并常以布匹、粮食赈赡老弱疾病、孤独鳏寡。
总之，燕氏家族为我们考察元代西北少数民族吐谷浑遗民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标本，该家族由于与蒙古贵族保持着良好的主仆关系，因而得到信任与重用，这也是吐谷浑遗民作为色目人成为元朝第二等级的典型事例。
同样，燕氏家族也是内迁，逐渐被汉化，融入中华民族的典型事例。
注释
[1]a.刘得帧、李红雄主编: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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