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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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一
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
（一）
一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托尔斯泰研究专家，我所使用的材料只局限于中文资料，我愿意和大家交流我读托尔斯泰作品的想法，这种想法不一定正确，也可能存在知识和材料上的错误。
我的目的是要通过谈论托尔斯泰和他的《战争与和平》，使我们一起有兴趣重新理解一种历史精神传统，这种传统不是局限于俄罗斯的，也是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组成部分。
我们先谈这样一个话题：
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中的托尔斯泰。
我要谈的是一种尚未得到真正解释的阅读经验。
从阅读经验角度来看，当我说托尔斯泰已经被深深地嵌入到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中，估计表示异议的朋友不会太多。
我们不要以为五、六十年代的阅读空间就是《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各种各样的宣传品。
肯定不是这样的。
这不构成那时期中国文化的全部。
有两大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容易遗忘。
第一，那个时代的阅读视野里有重新阐释了的古籍经典；第二，就是翻译作品。
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古籍经典和翻译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效的组成部分。
它们肯定需要经由中国现代的阐释、中国现代的接受。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检查，那些非现代的、非中国的作品被现代中国人持续地阅读，一代又一代，从中获得精神滋养，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托尔斯泰。
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提到欧洲某个作家时说，由于翻译，俄罗斯人充分吸收了这个作家，所以他有俄罗斯国籍，托尔斯泰也是有中国国籍的，影响了漫长的时代，中国对托尔斯泰的兴趣从二十年代开始，它翻译的高潮到八十年代，没有中断过。
当然，大而言之，俄罗斯文学似乎与现代中国文化有较强的亲和性。
1990年代初《读书》上有文章引用勃洛克的诗句，“为什么我们同受煎熬”，来感叹中国人和俄罗斯的共同命运。
但是，如果细分一下，也不是说所有的俄罗斯作家作品都在中国文化中享受同样的地位。
就拿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相比较，我们和前者更亲近一点，后者离我们比较远——这种感觉鲁迅也有，一面感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一面想“废书不看”，对他敬而不爱。
在我看来，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性观并不太能被以前的中国人所分享。
后来情形有点反过来了。
大约是在1985年左右，那时候中国文学界开始闹“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通过西方人的介绍，我们了解到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诸多祖宗里有一个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大学里也开始流行阅读他的作品，后来巴赫金理论传到中国，他的复调诗学理论让很多人着迷，我本人也是从1985年开始热衷于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
相形之下，托尔斯泰似乎离我们远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我不太听说有人在阅读托尔斯泰，也不太听说有人在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甚至不太听说有人在阅读俄罗斯。
大概这些都已经离大家非常遥远了吧。
与此同时，我们其实也离中国现代文化非常遥远了。
刚才提到《读书》上的那篇文章，是介绍伯林的著作《俄国思想家》的，那文章在感叹中国以前与俄罗斯同命运的同时，也在批评中国人和俄国人的盲目，而强调要用伯林的自由观来清醒地审视这一切。
这不是中国人以前感受俄罗斯的方式。
但这种方式1990年代初很流行，知识界忙于用伯林的自由观来审视一切，包括审视中国现代文化。
我们现在与中国现代文化中断了紧密的联系，也告别了俄罗斯，告别了托尔斯泰。
1990年代初，来自知识界的“告别”词很多啊。
当然我不是说知识界要为我们告别它们承担责任。
这肯定不是知识界的作用。
知识界只为这种中断说了一通道理，将它合理化了。
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包含着俄罗斯、包含着托尔斯泰的中国现代文化成为历史了。
这到底是预示着危机，还是显示出新的希望？
当我们中断了与它们的血肉关系之后，我们如何重新铸造自己的精神传统？
或者说，我们的精神传统里还有没有俄罗斯、托尔斯泰的位置？
这些问题只能作为问题存在着。
而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托尔斯泰，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化之中的？
但是，在我看来，要回答这个应该回答的问题，也是困难的。
托尔斯泰构成中国现代重要的阅读经验，这是肯定的，但如果阐明这种经验，却并不容易。
好像这种阅读经验是隐秘的，尚未被知识化的，尚未得到充分理解的。
一般而言，我们要理解历史上人们如何接受一个作家，应该去阅读那些历史材料，那些阐释这个作家的文字材料。
但这种方式并不一定充分。
阐释作家的文字材料，在我看来，也不能有效说明阅读经验。
相反，这些阐释性的材料也有待我们重新阐释。
托尔斯泰和中国最直接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06年，托尔斯泰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
辜鸿铭把他的一本书送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了一封比较长的回信。
托尔斯泰临死之前很严肃地说，我一辈子写的书都可以不看，都没什么价值，惟有我给中国人写的一封信非常重要。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在中国现代文化、政治历史上，没有任何位置可以留给他这封信的。
这是大话。
据梅烈日科夫斯基记载，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托尔斯泰对某种无意识的洞察力非常厉害，可是他在智力方面很一般，只往前看，盯住什么就是什么，他要向旁边看的时候，得转动他庞大的身躯才可能看得到。
几乎是一根筋。
托尔斯泰还晚年在从事乡村教学活动，做得非常投入，而且自编教材，把俄罗斯的、欧洲的一些儿童故事、童话，自己一个字一个字重新写、编。
第一个读本编得不是很好，第二个读本成为俄罗斯人很喜欢的一本书，广为传播。
托尔斯泰还教学生写作文，学生是农村里的乡村孩子，托尔斯泰居然这样说学生的习作：
“他写的东西比我好，比歌德好。
”这话谁信啊？
可托尔斯泰是认真严肃地说的。
当然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看成笑话，也许我们还能领悟出一点值得深思的东西来。
这回信里，托尔斯泰很客气地批评了辜鸿铭。
辜鸿铭有两层想法：
第一个是尊王，第二个是攘外。
托尔斯泰说尊王也不好，攘外也不好。
他说一攘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就中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就在于她勤劳朴素，在于她的非常和平，而由于欧洲的侵入，使中国人遭受了灾难，中国只能去忍受这种灾难，而不是去反击它，因为一反击，你就和它一样了，因为当对方出来用暴力，我也用暴力，在这个关系当中，对象也在改变你自己。
托尔斯泰是希望中国人保持几千年农耕文化流传下来的勤劳朴素，这是他构想当中的，他通过阅读中国的典籍，他爱好中国典籍，孔子啊、庄子啊、老子啊他都读过，构想出这样一个非常和平的中华民族。
欧洲来了，你一旦攘外，以恶抗恶，不行。
第二个，尊王，他觉得也不行，中华民族一定要慢慢看清楚，一定要跟自己的政府不合作，只有跟政府不合作，才有可能使人民摆脱政府对他的制约，这是托尔斯泰主义。
托尔斯泰晚年在宣传这种思想，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托尔斯泰主义者，托尔斯泰的太太烦透了这批人，而这批人也讨厌他太太。
托尔斯泰死后，有不少文字说他太太如何对丈夫不好，大多出自托尔斯泰主义者的手笔。
这种思潮影响在俄罗斯影响很大，以至于列宁多次写文章批判它。
可是在托尔斯泰传播到中国来的漫长过程当中，中国不怎么批判托尔斯泰主义，也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精神遗产接收下来。
现代中国文化中有托尔斯泰的位置，可没有托尔斯泰主义的位置。
中国的阅读对这种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
而且去除这个部分，并不意味着去除了托尔斯泰人格、精神和道德。
1928年，中国出现一场革命文学的论战，冯乃超写了一篇文章，引用了列宁的话，说托尔斯泰是一个卑污的说教者。
鲁迅一看就愤怒，马上就反驳他，这个卑污的说教者敢于狠狠地批判俄罗斯的政府，你说他是卑污的说教者，可我们这儿胆怯得连这种事情都不干。
这也引发了巴金的愤怒，也写文章骂冯乃超。
但骂冯乃超并不说明鲁迅和巴金在为托尔斯泰主义辩护。
托尔斯泰以托尔斯泰主义的方式给辜鸿铭写的这封信也不构成中国语境当中的托尔斯泰传统，我们完全可以把他忽略掉。
1914年《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谈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文章把托尔斯泰思想定名为自由的共产主义。
这个说法很奇特。
在俄罗斯，列宁在跟托尔斯泰主义进行争论的时候，他强调了托尔斯泰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面。
而《东方杂志》说他是自由的共产主义，理由在于，他反对私人所有制，说他是社会主义的施行家。
这文章大概是在中国最早最早阐释托尔斯泰的文字材料了。
把托尔斯泰所追求的东西和当初中国语境当中所想象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叠合在一块了。
可这不是托尔斯泰自己主张的，托尔斯泰在晚年的时候对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批评非常厉害，对革命批评非常厉害，可在中国语境中人们对两者的相似性更感兴趣。
这是以中国特有的方式理解托尔斯泰。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面写了一篇文章，讲现代欧洲文艺史。
陈独秀说托尔斯泰尊人道、恶强权，批评近代文明，其宗教道德之高尚，风动全球。
这里边，陈独秀注意到了托尔斯泰对近代文明的批判，这个角度值得注意。
托尔斯泰大量作品内在地包含着对近代欧洲文明乃至文化的猛烈批判，对它的哲学、它的唯物主义、它的科学倾向猛烈批判。
中国人接受托尔斯泰，是把他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批评近代文明连在一块来讨论的。
道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这样一种理解方式被后人们继承下来了。
当然，后人们不会继续把他当成自由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但人们往往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他的作品。
他对近代文明的批判，是一个持续的话题。
但我们这样谈论托尔斯泰在中国的位置，并不有效。
这和他的诗学方式构成什么关系呢？
很多翻译家很重视托尔斯泰的艺术特色，但并不重视所谓的艺术特色与他作品的主题，与他的世界观到底构成什么关系。
而如果我们不理清这些关系，我们的阅读经验还是不可能得到说明。
二
在我看来，要理解这种隐秘的经验，需要将目光转向托尔斯泰与西欧文学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都很认同西欧文学的价值标准，以至于非西欧的文学也要通过西欧文学灯光的照引才能被我们看到。
而在托尔斯泰的时代，也是这样的。
简言之，一方面，托尔斯泰身边有一种西欧化的文学力量，这种力量的代表人物是屠格涅夫，力图向托尔斯泰施加影响，而托尔斯泰并不领情，一直抵抗这种影响。
另一方面，托尔斯泰走向世界，也是通过屠格涅夫的作用，他向西欧推荐了托尔斯泰第一部伟大作品：
《战争与和平》。
这部作品经过屠格涅夫之手传递到了欧洲杰出作家福楼拜那儿，我们看一下福楼拜读《战争与和平》的感觉。
福楼拜给屠格涅夫的信是这样写的：
“谢谢您恳请我阅读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
这真是一流的杰作，他是多么擅长描写，是何等高超的心理专家。
前两卷精妙绝伦，但第三卷则一落千丈。
他说话重复，哲学议论太多，最后这位先生——作者和俄罗斯人才露出真面目。
”福楼拜肯定了一半，否定了一半。
同样，这也成了屠格涅夫看待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眼光。
屠格涅夫一开始看《战争与和平》的时候，评价比这个还低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福楼拜这么一说，他改换了自己的看法。
梅烈日科夫斯基记载，有人回忆了在聂赫拉索夫办的沙龙里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关系：
托尔斯泰在中间过道的山羊皮长沙发上面躺着，正在生气。
屠格涅夫则拉开短上衣衣襟，两手插在口袋里，来来回回不断在房间里走动。
有一个人走到托尔斯泰那里说：
“托尔斯泰，您知道他对您评价很高，很喜欢您。
”托尔斯泰说：
“我不许他做伤害我的事！
你看他故意在我眼前走过来，走过去，还摇摆那两条民主主义的大腿……”。
托尔斯泰似乎很反感屠格涅夫，后来两个人差点决斗。
太私人的恩怨我们不用感兴趣，不过托尔斯泰的反感里包含着对屠格涅夫的西欧化倾向的排斥。
你看，那两条民主主义的大腿！
而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的真诚和劝告又确实是西欧化的。
屠格涅夫总是劝托尔斯泰，你写好你的文学作品，别管其他事情。
托尔斯泰不干：
我根本和你是两种人，你劝我这个干什么呢？
如同福楼拜的看法一样，他最擅长描写，擅长表现人的心理，可为什么要这么罗里罗嗦地重复他一点也不擅长的哲学议论呢？
还有更糟糕的是托尔斯泰总在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搞社会调查啊，或者想着怎么把田地给分了，怎么解放农奴，做这种事情。
有时候托尔斯泰不堪忍受财产的罪恶，对太太说：
财产是罪恶，我把财产让给你。
太太说：
那你是把罪恶给我了啊！
他太太也珍爱作为一个文学家的丈夫，最担心丈夫干别的事，有时候闹得满城风雨，她不得不直接向沙皇求情。
屠格涅夫临死前读了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极为真诚地给托尔斯泰写信说：
我已处于死亡的边缘。
我现在亲自给您写信，为的是想向您表明，我成为您的同时代人是多么高兴，并且向您表示我最后的衷心的请求。
如果我能认定我的请求能对您发挥作用，那我是多么幸福啊，我的朋友，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请接受我的请求吧！
屠格涅夫至死也有这种请求，托尔斯泰至死也不接受这种请求。
他会说，谢天谢地，我没听屠格涅夫的话，他屡次向我证明，文学家应当只做文学家，这不是我的天性。
什么才是托尔斯泰的天性？
一个极为普遍，几乎全球通行的处理托尔斯泰的方式是，把他一分为二。
一个是伟大的艺术家，一个是说教者。
由此，他的作品也可以一分为二，就是把他的议论部分和他的作品分开来。
阅读《战争与和平》不太能忍受里面的大段议论，从第三卷开始，到第四卷末尾那一大段议论。
这是从福楼拜的评价就开启的两分法。
前者证明了托尔斯泰的伟大，后者则是浪费，在福楼拜看来是由于作者没有克服俄罗斯的特性。
托尔斯泰自称的天性就是有待克服和超越的俄罗斯的特性吗？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托尔斯泰作品与西欧作品的差异只是在于，托尔斯泰在作品中有议论，在作品之外有非常多的用西欧的眼光看来是非文学的行动，因而也是浪费文学才华的行动。
那这种差异实在太容易看出来了。
而且在中国的阅读经验中也存在这个倾向，愿意把他的从《战争与和平》到《复活》的大段议论撇在一边。
这样的差异是皮相的。
因为根本不涉及作品的诗学方式。
诗学方式的差异才是最关键的吧。
仅仅从结构角度看，西欧文学对托尔斯泰的意见是很大的。
让我们说一些有趣的细节，在《战争与和平》,这些细节遍地开花，布满整个作品。
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说，这部作品写得最有灵性的应该是娜塔莎和安德烈。
娜塔莎一出场是拿着一个布娃娃四处乱窜。
再出场是她发现自己的哥哥尼古拉和索妮娅两人在拥抱接吻，她想自己也尝试一下，拿着布娃娃对保里斯说，你亲亲它。
保里斯莫名其妙。
然后她站在台阶上亲了他一下。
觉得自己已经爱上他了。
这两对小情侣，被薇拉看到，很生气，薇拉是一个很刻板的人物。
再后来的一个场景是哥哥尼古拉在军队寄信回来，娜塔莎跟索妮娅谈话，鼓励他们俩的爱情，但她自己已经想不起保里斯的样子了，她这个时候已经爱上一个会唱歌的艺术家了。
再后来尼古拉回家同时带回来军队里的好朋友杰尼索夫。
娜塔莎对这个杰尼索夫有点兴趣，这个兴趣慢慢在上升。
到了一个大的舞会上面，人们在跳一种民间舞蹈，这是杰尼索夫的强项。
可没人请他跳，他脚踩着节奏，手拍着军刀，心里直发痒，跟尼古拉说看，跳得很好！
尼古拉才想起这位是跳舞的高手，马上对妹妹娜塔莎说你和他跳。
杰尼索夫说，饶了我吧。
可接下来两人就满场狂飞了。
飞得娜塔莎开了花。
一停下来就想，怎么回事？
有点喜欢他了。
后来杰尼索夫跟娜塔莎求婚了，娜塔莎缠着她母亲，晚上睡觉前跑到母亲的房间里，在床上打滚，说杰尼索夫喜欢我了，怎么办啊？
（母亲说）你想怎么样？
（娜塔莎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母亲说）那你就喜欢他吧，（娜塔莎说）那不行啊。
（母亲说）那你别喜欢他，拒绝他。
（娜塔莎说）不行啊，人家又这么喜欢我。
她母亲只好出面，把求婚的事情中止了。
杰尼索夫走了。
到后面看到安德烈。
安德烈原本厌倦了日常生活，抱着野心上战场。
野心非常大。
奥斯特里茨战役发生之前他在狂想，什么都不管了，要追求荣誉，甚至狂想库图佐夫被皇帝解除了职务，让他成为总司令。
刚开战，俄军溃退，他举着一面旗子带领士兵重新冲杀。
非常勇猛。
但是，托尔斯泰没有讲述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
接下来，一炮就把他给轰倒了。
倒地后，看到了天空。
天空是多么大、多么永恒，人的一切都非常渺小。
他追求荣誉也是多么没有意义。
拿破仑是靠土伦之战成名的，安德烈总是在寻找自己的“土伦”。
奥斯特里茨战役来了，他的“土伦”也来了。
但倒地后，真看到英雄拿破仑了，拿破仑形象一下子变矮小了。
他回来时正遇到妻子也难产死亡，她睁着眼睛，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受苦，为什么会死。
从此，安德烈心情非常灰暗。
春天来了，他经过一片树林，树林里叶子都发绿了、百花盛开，他看到一棵老橡树，老橡树说话了，我已经看穿这一切了。
他跑到罗斯托夫家，晚上住在罗斯托夫家，听到娜塔莎唱歌，娜塔莎非常开心的，觉得这个天空这么美、星星这么亮，叫索尼雅快来一起唱歌，睡什么觉啊，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她要睡觉的时候会说，真美好，我可以睡觉了；她不想睡觉的时候说，真美好，睡什么觉啊。
一唱歌，让安德烈听到了，安德烈心有所动，回去的时候经过这片树林，发现老树发新芽了。
在卢卡奇的《叙述与描写》一文里说，老橡树之变化，显示出了安德烈心情的变化，所以景物和人之间体现了有机的联系。
这叫“叙述”而不是“描写”。
他和左拉相对照，左拉写赛马就仅仅是赛马。
但《安娜·卡列尼娜》写赛马，构成事件的一个有效环节。
看台上的安娜的心被骑马的渥伦斯基抓住了，她的惊慌被卡列宁看出来了。
赛马就影响了以后整个事件的发展。
所以这个赛马是一个有机部分。
在左拉那里，赛马就是赛马，房子就是房子，这是自然主义的写法。
而安德烈一去一来，去的时候老树和他一样的心情灰暗，回来的时候老树和他的心情一样也发新芽了。
接下来是两人正式见面。
娜塔莎第一正式次参加大型舞会，但一开始没人找她跳舞。
皮埃尔懂心思，跟安德烈说你跟她跳舞。
又是一次满场飞。
两人相爱了。
安德烈跟皮埃尔说：
我心中产生爱情了，你看我这么大年龄了，她又这么小，我是不是可以向她求婚啊？
皮埃尔鼓励他。
安德烈来到她家。
那个场景大家印象一定深刻。
母亲对忐忑不安的娜塔莎说他向你求婚了，你快去和他见吧。
娜塔莎出来了。
那种渴望的眼神，那种急不可耐地说出我愿意我愿意的样子。
安德烈有点不安，热情一下子有点凉。
觉得这个女孩子还不够成熟。
跟她相约一年后娶她，而这一年里，不订婚、不公开，你是自由的，随时可以解除婚约。
娜塔莎一开始无论如何接受不了：
不不，我会死掉的，我还要等你一年，如此漫长，怎么行啊。
回去后，安德烈跟自己父亲一讲，父亲大怒：
你怎么要娶一个小女孩？
你娶小女孩，我可以娶布丽安小姐。
到后来他把对儿子的怒气发在女儿身上，还不断和布丽安小姐调情，一直到安德烈和娜塔莎中止关系了，他再也不和布丽安小姐调情了。
娜塔莎后来和父亲哥哥们一起去打猎。
跑到一个远房大叔家吃饭，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很好吃。
大叔弹琴，娜塔莎跳舞。
托尔斯泰就非常感慨地说，这么一个受过欧洲教养的人，身上还有非常强的俄罗斯气息和味道，也是大叔他们非常喜欢的。
可是她想念安德烈啊，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不知道怎么办，就支配仆人说，你给我抓一只鸡来，到后来就忘掉了，仆人说鸡抓来了，她说你把它放掉吧。
这些细节有些我们读第一遍能记住，但细节太多了，各种人物形象，都有细节伴随着。
当差的、女仆、法国军官、外交官，等等。
如果你不注意它们，它们会跑得无影无踪。
依照刚才卢卡奇的判断，这些细节都应该是有效地参与到事件的进程中，但这里面更多的细节并不和主题、核心事件相连。
这是托尔斯泰的写法，会不断延伸出去。
有人说，这样的安排如同“置水在平地，东西南北流”。
这个比喻用得好。
水的自然流动，与托尔斯泰观念中人的自由意志有关。
在作品的议论中，托尔斯泰说我们假如把一个历史事件往近处拉，变成现在发生的情况，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可是把它往远处拉，把整个事情的相关性联在一起判断，会发现所谓的自由又是一种必然。
人的自由意志根本干预不了历史进程。
拿破仑也干预不了。
波罗迪诺战役打完以后，库图佐夫后撤了，这个时候拿破仑兵临莫斯科城下。
他说假如拿破仑这个时候要班师回朝，他会被士兵打死。
箭在弦上，不能不发，这些在高处的人物，越高越不自由。
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史观，而这个史观是在和西欧史观争辩的过程中出现的。
所以这种细节安排，不符合西欧小说的方式。
如果说它们是有机的，那我们首先得明白，这不是在西欧诗学意义上的有机。
相反，西欧文学家倾向于指责他小说在结构上的散漫。
托尔斯泰的不少长篇都受过这样的指责。
保尔·布热尔说托尔斯泰根本不会安排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只是一些报告，其中一件事接一件事，没有层次，没有透视，也没有计划，每一场与另一场都是同等重要。
但是，结构的散漫或者严谨，并不能准确表达出托尔斯泰和西欧文学的差别。
这还只是西欧文学的一种说法。
我们需要从形式主义的诗学观念里解放出来，将诗学作为结构世界的方式来看待，也就是说，将诗学看作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而不是纯形式的东西。
也许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找到两者的差异。
《蝇王》的的作者戈尔丁说《战争与和平》中任何六个人物都可以组成一部简·奥斯汀的小说。
这样是挺有意思的说法。
如果由简·奥斯汀以她自己的方式随意从《战争与和平》里选取人物，谁最可能成为她小说的主人公？
简·奥斯汀的小说中会出现有道德感的、并不强势的平民，她赋予这样的人物以理想、道德，一个最后可以感动别人的人，同时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生存位置。
在《战争与和平》哪个形象和奥斯汀小说这样的形象最相似？
是索妮娅。
她是一个非常克己的人物。
她爱尼古拉，可是一旦家庭遭难了，需要尼古拉娶别人的时候，她就主动放弃和退出了。
另外，由于她的存在使得娜塔莎和阿纳托里私奔的计划破产了，她无私无畏，奋力解救，中止了可能给娜塔莎带来灭顶之灾的行动。
可在《战争与和平》中，索尼雅并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并不处在奥斯汀小说中的核心位置，她最后的位置也很不美妙。
还有一个人物可能成为简·奥斯汀小说的核心人物，是安德烈的妹妹玛丽雅。
可托尔斯泰的方式和简·奥斯并不一样。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
瓦西里带着他的儿子到庄园来向老公爵求亲，瓦西里很实在，老公爵家有钱啊，瓦西里爱财如命。
老公爵一听说瓦西里要来非常恼火——这个庸俗人，这个牛皮大王！
那天下雪，因为瓦西里公爵要来，仆人把路上的雪扫清。
老公爵非常恼怒，打骂仆人——谁叫你们把雪扫清的？
把雪再扫回来！
玛丽雅出来，化了一下妆。
老公爵说你不化妆还好，一化妆更难看。
逼迫玛丽雅表态。
玛丽雅的矛盾出来了，她知道自己父亲不喜欢，可是那个漂亮的小帅哥阿纳托里她挺喜欢的。
后来她撞见了这个小帅哥和布丽安小姐——老公爵路上拣到的、成为玛丽雅女伴的一个法国女子——在后花园幽会，玛丽雅突然转变了——要成全他们的好事。
这笔写得是有点生硬的，这么一来，她可以表态了：
愿意跟父亲一辈子，不想这门婚事了。
老公爵非常开心。
这个细节和简·奥斯汀的处理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如果她笔下的有道德的女性形象一见帅哥而不考察他的人品就动心，怎么能承担起奥斯汀赋予她的任务呢？
很多人看过好莱坞版的电影《战争与和平》。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
皮埃尔留在莫斯科不走，拿了一把枪，而且化妆成车夫的样子。
一个晚上，莫斯科大火，前面来一批人，拿破仑骑在马上。
皮埃尔（亨利·方达扮演）戴着一副眼镜，躲在窗子后面，端起枪，准备要杀拿破仑。
突然听到拿破仑说，告诉军队去救火，他就把枪收起来了。
这个电影我读本科的时候看的，看到这个细节我非常懊恼，我读小说的时候怎么没注意这个细节呢？
怎么看得这么粗心？
其实《战争与和平》是没有这个细节的。
这个细节可以说是好莱坞模式的，我们拟想一下，在西洲的作家中谁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写？
雨果。
雨果的《九三年》革命者追杀一个反动派、一个恶魔，可这恶魔从火里救出一个小孩。
革命者后来把他放走了，按照雨果的思想，革命之上得有人道主义，这个恶魔也是杀人无数，突然一发善心，顿悟或是其他，救出一个小孩来，那就不能杀他了。
电影里拿破仑一说救火，也不能杀他了，这个模式是有点相似的。
而且在西欧小说家里边，托尔斯泰说对他有重大影响的就有雨果，还有一个是狄更斯。
我们再想一想，用狄更斯或者雨果的方式来写这个小说会是怎么样的？
托尔斯泰没有用雨果的方式来讲故事，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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