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媒介文化 笔记之欧阳计创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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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媒介文化笔记之欧阳计创编
尼克·史蒂文森，现任教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院。
主要讲授《社会文化学概论》（IntroductiontotheSociologyofCulture）和《公民权利、身份认同与全球化》（Citizenship,IdentityandGlobalization）等课程。
1987年，尼克·史蒂文森以一等奖获得克立大学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学士。
19991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于1995年出版，收录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一书（Avebury出版）。
从1991年起，担任谢菲尔德大学社会研究系讲师。
2001年赴诺丁汉大学任教。
1996年，史蒂文森和他的同事彼得·杰克逊、凯特·布鲁克斯有机会进行一项对男性生活方式杂志的研究。
研究成果于2001年与由政体出版社（PolityPress）出版，书名为《男性生活方式杂志的意义生成》（MakingSenseofMen'sLifeStyleMagazines）。
史蒂文森最近的著作有朗曼（Longman）出版的《媒介转型：
全球化、伦理和道德》和编著的《文化和公民身份》（公司出版）。
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公民身份、世界主义和文化等等。
内容提要《认识媒介文化：
社会理论和大众传播》（以下简称《认识媒介文化》）一书是1995年由塞奇（Sage）公司出版的。
该著作先后被译为西班牙语和汉语，中文版由王文斌翻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002年，《认识媒介文化：
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在英国出了第二版，主要是增补了一些有关网络等新媒体的内容。
《认识媒介文化》对当代社会理论试图探讨媒介在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产中的地位的种种方法做了批评性的审视，阐述了一般社会理论与一系列有关媒介和信息的传播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重新评价了意识形态、结构和行动者以及媒介等等在道德准则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日益全球化的大众传播已经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内容。
然而，媒介文化到底有何意蕴？
和其他研究领域相比，传播领域的重要性有多大？
大众媒介的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其他各个方面有何关系？
不同的传播媒介已怎样改变了时间的和空间的关系？
媒介文化是否再生产了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社会关系？
而电子传播又培育着什么样的身份认同？
最后，在思考上述问题时，我们应当了解的主要理论家都有哪些？
——这些问题，就是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一书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按照史蒂文森的看法，现代文化是依靠大众传播媒介来传达的。
而许多理论家是在对一般的现代文化的分析过程中建立起各自的媒介文化观的。
因此，对媒介文化理论的理解，需要放在一般的学术思想史的语境中理解。
史蒂文森把大众传播研究中的社会理论划分为3种范式。
第一种范式是批判研究，主要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
这些研究认为，大众传播是社会权力的重要资源。
研究主要围绕大众媒介、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注焦点是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以及公共领域等。
第二种范式是受众研究。
研究从受众和媒介文化的关系角度，阐释受众参与的日常实践。
关注焦点有无意识自我认同过程、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符号意义的产生过程等。
第三种范式是媒介研究。
研究集中在传播媒介本身。
加拿大的麦克卢汉是这一范式的典型代表。
其他的理论家还有英国的杰克·古蒂、安东尼·吉登斯和法国的博德里亚、美国的杰姆逊等等。
而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史蒂文森试图阐明这3种范式之间的区别。
并对这3种范式所忽视的公民权利、义务和身份等方面进行了补充。
史蒂文森认为，这些范式各自强调了媒介文化的一个方面，而由于媒介文化的多元性，这3种范式不可偏废。
试图建立一种统一的宏大理论，对于媒介文化并无实质意义。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对阶级社会中所谓“思想的自由交流”进行了批判。
史蒂文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在于它指出了所有制和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滋长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和表达。
而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劣势，在史蒂文森看来，在于忽视了阶级统治以外的其他统治关系，比如性别和种族。
史蒂文森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媒介理论方面的3种研究成果。
分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对传播制度的研究，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电视新闻中的阶级偏见的研究。
首先是雷蒙德·威廉斯的研究成果。
威廉斯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作品《文化与社会》（1961），他指出了文化的双重含义：
一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二是作为批判标准的文化，即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
显然，是前一种定义使媒介文化研究成为可能。
威廉斯的第二部著作是《漫长的革命》（1965）。
漫长的革命指的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的彼此联系的变化进程。
这一进程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和人类的交流本性之间的矛盾。
劳资关系的再生产阻碍了民众学习和创造文化的机会。
而在威廉斯看来，解放文化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容纳了。
资本主义的主导价值观，是竭力提倡一种肤浅的虚假的通俗文化。
通俗文化要么把严肃艺术边缘化，要么就使之成为仅仅属于上层阶级的精英文化。
在《传播学》（1965）一书里，威廉斯继续发挥他在《漫长的革命》里的思想。
威廉斯提出要对社会的传播体制进行改革，为言论的自由、开放、真实创造条件。
为此，威廉斯简要概括了4种传播体制：
（1）专制式体制简单地传达统治集团的各种指令；
（2）家长式体制意在保护和引导，而不是为了维护统治；（3）商业式体制提供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但混淆了对民主的需求和对商品的需求，并排斥了不能快速销售的文化商品。
（4）威廉斯理想中的民主模式要求大众传播媒介摆脱商业式体制和家长式体制，只有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的大众传播媒介才能为文化做出贡献。
威廉斯的后期作品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改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威廉斯拒绝把上层建筑看作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从而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一书中，威廉斯把霸权定义为统治阶级制造“共识”的连续文化过程，是3种文化过程的结合体：
传统、体制（教育和大众传播等）、各种对抗形态。
其中，各种对抗形态虽然表现为具有对抗性，但却再次肯定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威廉斯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运用于电视的分析。
电视之所以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中心，是因为私人资本的利益支配了传播技术的发展。
电视成为消遣的途径，而不是批判的论坛。
因此，在威廉斯看来，离开了决定电视发展的社会物质关系而单独研究传播“效果”的“科学”探索是注定要失败的！
史蒂文森对威廉斯的观点进行了4个方面的商榷。
（1）威廉斯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2）威廉斯高估了霸权的凝聚力，忽视了现代社会中价值观的离散。
（3）威廉斯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化的多元性，他的“民主现实主义”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语境，过于理想化。
一方面，威廉斯更多地把言论自由看作权利而不是义务，错误地以为只要强调撰稿人的权利就可以实现民主的媒介。
另一方面，威廉斯希望用激进的民族文化反抗美国的全球文化，没有看到两者都必须在跨国资本主义的体系下运作。
（4）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过分关心艺术，以文学研究的方式研究文化，但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方式并不同于学者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
其次是霍尔的研究。
在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霍尔指出：
大众传媒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机器。
但是在分析媒介讯息的阐释实践的时候，霍尔更强调意义的多样性。
他提出了著名的3种解码模式：
（1）以霸权为主导的解码，受众（解码者）以编码者预设的意义来解读讯息；
（2）协商式的解读，解码者和讯息编码进行微妙的讨价还价；（3）对抗式的解读，与文本（编码者）的愿望格格不入。
史蒂文森对霍尔的解码模式也提出了4点商榷意见。
（1）霍尔太强调受众和文本的关系，而没有认真评价经济和国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
（2）霍尔沉湎于符号学的研究，不可能展开媒介民主化方式的分析。
（3）霍尔太注重话语在建立霸权方面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能指的狂妄自大”而忽视了其他因素。
（4）霍尔把主导性话语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混为一谈。
当然，史蒂文森还是肯定了霍尔理论的建设性，话语和意义之间终于出现了张力。
最后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
小组认为，1975年前22个星期的产业电视新闻在3方面存在着偏见：
（1）罢工报道和实际罢工的情况不一致，汽车工人的罢工报道得就比煤矿工人的罢工多；
（2）罢工从来就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工人永远是错的；（3）工人阶级的意见被排斥在大众传媒之外。
而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报道集中于士兵妻子的感受，抑制了反对国家政策的意见。
史蒂文森认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客观性、公正性的要求，是和受众多义性的阐释实践不相干的。
所谓“偏见”，应该是受众的理解，而不是研究小组的判断。
然而，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的结论依然值得重视：
电视被中产阶级出身的媒介工作人员把持，所以重演着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章哈贝马斯、大众文化和公共领域在第二章，史蒂文森讨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理论。
而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的理论仅仅作为背景介绍，并且没有提到马尔库塞。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不过，还是让我们跟着史蒂文森的叙述，来浏览一下哈贝马斯的媒介理论。
哈贝马斯唯一一部关于大众媒介的完整著作是1962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
公共领域是在国家这个公共权威的领域与市民社会这个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批判领域。
公共领域的目的，是让民众有能力对各种公共问题和国家政策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封建社会是不承认公共领域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7、18世纪欧洲的咖啡馆和沙龙里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
后来，报纸成为政治交流的主要社会空间。
但是，19世纪70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崛起使报刊彻底商业化。
原来寻求理性、揭露政治统治的报刊，已经沦为利用经济和政治的各种机制的操纵来加强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而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介更不可能让人参与。
现代的文化是一种漠视公共领域的非政治化的文化——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公共领域被重新封建化了。
当代媒介文化的特征是：
公民不断的个体化、公众关注的各种问题的平庸化和魅力化，垄断集团控制的媒介把公民转变为消费者、把政治家变为免于媒介质询的超级明星。
总之，一种肤浅的符号文化支配着公共领域，而不是公开的民主决策程序支配着它。
哈贝马斯的后期著述较少谈及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而更多谈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金钱和权力等“系统”已经把以理解为导向的交往行动变为以“成功”为导向的工具行为，国家和经济摧残了文化领域。
日常生活的交往行为受到排斥，生活世界的意义丧失了。
史蒂文森认为哈贝马斯的观点摆脱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悲观主义。
哈贝马斯更接近于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有关“韵味”消失、文化距离改变的看法，而比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更保守。
尽管如此，他和本雅明仍有重要的区别。
史蒂文森认为哈贝马斯的观点有4个不足：
（1）哈贝马斯过分强调文化的生产和文化形式的内容，而没有区分文化的生产和接受，忽视了受众的阐释视野，就忽视了文化的解放性。
（2）哈贝马斯所说的“非政治化的大众文化”是一种“整合文化”的观点，仍旧保留了有关“主导意识形态”的论点，不能解释现代文化的多样性和离散性。
（3）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的观点是非历史的，过于武断。
（4）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层面，而没有谈到全球性的公共领域和地方性的公共领域。
史蒂文森总结道：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尽管存在若干盲点，对于公共广播事业和公民的权利等方面的研究，哈贝马斯的思想仍然是批判范式的指导思想。
第三章受众研究中的各种批判视点受众研究本来是指各种传播机构为了吸引广告商而了解受众习惯、趣味的调查活动。
但这种活动一直受到受众的日常实践的破坏。
于是，对受众的收看、收听和阅读行为及其愉悦的阐释性研究方法，就构成了受众研究的第二范式，也是媒介理论的第二范式——批判的受众研究。
这一范式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的反拨，它受到了“使用和满足”的研究取向和人类学家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的作者）的影响。
史蒂文森主要讨论了受众研究的3个方面：
（1）戴维·莫利对电视观众的研究；
（2）约翰·费斯克的受众游击活动的理论；（3）女性主义理论对妇女阅读言情小说和观看肥皂剧的解读。
1975年至1979年，和霍尔同属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戴维·莫利试图将霍尔的解码模式运用到时事谈话节目《举国关注》（Nationwide）上面去。
他让不同阶级的受众观看两期《举国关注》节目。
发现银行经理与霍尔所说的“主导性”解读几乎一致，而工会积极分子的解读是对抗性的。
但是和霍尔的模式不一致的是，印刷管理受训人员也形成了对抗性的解读，而接受继续教育的学生之间对文本的解读几乎没有统一性。
莫利认为，霍尔的模式存在几个问题：
（1）与其说存在着主导性解码，不如说信息内容受制于编码者有意识的意图。
（2）与其说存在着三种彼此不连续的解码模式，不如说存在着一条连续的意义的“输送带”。
（3）如果文本和受众没有产生共鸣，其意义就会被忽视。
（4）单一性、封闭性的各种叙事文本的主导意义容易被觉察，肥皂剧等开放性文本可能产生抵抗主导意义的阐释。
莫利后来转向了家庭电视的研究。
和《举国关注》的研究相比，家庭电视研究从“非自然”的语境转入自然的家庭氛围，对受众的阐释也不再局限于阶级向度，而引入了性别的向度。
在考察了18户白人家庭之后，莫利得出结论：
家庭里控制收视方式的大多是男人。
莫利认为，家庭对于男人而言是休闲场所，但对女人而言是做家务、带孩子的“工作场所”。
所以女人只能以负疚的心情看娱乐节目，而且还要受到丈夫的负面评价。
男人总是说自己喜欢事实性的电视节目。
尽管男人和女人都说男人看电视的时间远远超过女人，但是女人比男人更愿意承认自己喜欢谈论电视节目。
安·格雷继续了莫利的家庭电视研究，发现妇女一般不善于操作录像机。
而且妇女对特定电视节目仅仅收看一次，有些男人则会再三观看同一部电影。
史蒂文森认为，莫利对性别化的家庭收视模式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和女性主义的思想一致。
莫利和格雷对家庭（私人领域）的不平等关系与受众的解码策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共领域的不平等的批判。
但是，史蒂文森指出，莫利的研究仍有3方面的困难：
（1）割裂了微观语境和宏观语境，未曾提及取决于阶级和性别的物质资源和象征资源的不平等分配；
（2）莫利更强调受众对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抵抗，而不是反映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生产意义并使之固定化的过程。
（3）莫利和其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理论一样，过分强调媒介内容的影响方式，而忽略了媒介本身就构建着社会生活，电视本身就制造一种休闲的意识形态——这种休闲意识形态不可能在文本中找到。
而和莫利类似的是，约翰·费斯克也试图在霍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通俗文化理论。
费斯克认为，权力集团批量复制的文化产品和“民众”的抵抗性意义生产活动有质的差异。
通俗文化并不是文化工业生产的，而是消费行为中产生的。
费斯克借用了法国理论家米歇尔·德塞图的“文化偷猎”概念，认为消费行为是弱者的一种战术，是不受生产者规约的意义生产行为，从而完全抛弃了霍尔的主导性解读模式。
费斯克认为，民族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意味着生产制度更加遥远，为抵抗留下了空间。
权力集团生产的信息越多，就越是没有能力控制社会主体对信息的各种阐释。
由此，费斯克推向了一种“快感的社会主义”理论。
权力集团的文本缺乏多义性，追求真理和客观性。
而民主主义的文本应当追求生产符号意义而带来的快感，和权力集团的符号生产进行对抗。
费斯克具体分析了新闻生产的三种方式：
严肃性的、替代性的、通俗性的。
他认为，严肃性报刊同时生产着“客观事实”和“意识形态”；替代性的报刊则传播各种激进观点，是边缘性的权力集团成员对统治者的批判；通俗小报则要比严肃大报更鼓励受众的批判态度。
煽情主义的新闻报道的意义不在于是否真实，而在于对官方的真理体制的对抗态度。
根据费斯克的观点，左派报刊应拒绝“说教”，而要给人快感。
这种快感可以抵抗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诱惑。
史蒂文森认为费斯克的著述带有无可弥补的缺陷。
理由有五：
（1）他不够注意文化生产的商业机构；
（2）他排斥了意识形态理论；（3）他对通俗报刊的观点没有结合对报刊内容的具体考察；（4）他关于替代性报刊的观点忽视了公共领域的离散性和重要性；（5）他以自己对通俗文化的解读取代受众的解读。
至于女性主义理论，荷兰女学者伊恩·昂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达拉斯》的研究仍旧是一个经典。
荷兰舆论认为，《达拉斯》的成功表明一种美国的全球文化压抑各种民族文化，《达拉斯》是媒介帝国主义和文化工业的统治胜利的结果。
言外之意，受众是在接受文化麻醉品。
昂在一家妇女杂志上登载广告，希望读者写信告诉她，为什么喜欢《达拉斯》或者为什么不喜欢它。
昂对《达拉斯》迷的回信做了阐释，得出结论：
《达拉斯》虽然缺少现实主义感，但是却具有情感上的真实性。
《达拉斯》在家庭生活的结构中体现了一种“情感的悲剧性构建”，与受众们关于苦难的经验产生了共鸣。
另外，昂既不像费斯克那样对女观众的抵抗发出民粹主义的欢呼，也没有把妇女的快感统统算在意识形态的帐上，她寻求的是居于两者之间的批判路径。
昂注意把分享《达拉斯》的快感与一种女性主义的乌托邦政治联系起来，《达拉斯》体现了有关“男人不再凌驾于女人之上”的想象的政治。
美国的珍妮丝·拉德韦则把女性阅读言情小说的快感和妇女在父权制家庭的从属地位联系起来，和妇女自我确认的心理过程结合起来。
拉德韦研究了美国中西部一个叫史密斯的小镇上的言情小说迷。
她的论点是：
言情小说的社会意义是读者的文化生活世界、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三者相互作用的产物。
阅读言情小说是妇女们的“浪漫的逃避”，冷漠、落寞、孤独的男人在小说中被转变为怜香惜玉、善解人意的男人。
拉德韦注意到，女读者根本不会去读那些不是“大团圆”结局的言情小说！
小说中的社会空间是对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偿性乌托邦。
无论丈夫们的嘲笑会使妇女们产生多么大的内疚心理，她们都无法抑制阅读言情小说、欣赏这种乌托邦的欲望。
史蒂文森认为，对妇女快感形式的研究应当被整合进一个更广阔的、批判性的媒介社会学之中。
也就是把女性主义的关注焦点和公共领域的需要重新联系起来。
虽然民众使用通俗文化的方式会产生某种颠覆性，但是不应把消费主义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身份的认同混为一谈。
媒介帝国主义论忽视受众文化的复杂性，固然不对；但是费斯克和女性主义者无批判地欢呼差异性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它们都是以消费主义的话语形成的。
莫利、费斯克和昂都推崇消费主义的身份，而不是政治身份的认同。
史蒂文森认为这种想法类似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乌托邦”思想，只不过从指望精英文化转为指望大众文化。
但是，文化的商业形式并不能带来一种激进的政治——无论是“快感的社会主义”还是“女性主义政治”。
大众文化并不是激进的、民主的公共领域的替代品。
除了提供快感，大众传媒还有义务使公民们投身批判性的对话。
第四章马歇尔·麦克卢汉与文化媒介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认为，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义建构，是不得要领。
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才是要素性的。
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起源于他的同胞英尼斯。
英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有利于维护历史传统、中央集权、宗教和道德，偏倚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世俗制度、非集权化政治、现在和未来。
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文化的兴起培植了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电子文化使得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与口语文化相似的、共同的全球文化。
这些思考导致了麦克卢汉的“内爆”概念。
印刷的专业化，划分了美学、政治、经济等领域，划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但是电子传播使得各个文化等级和各个社会领域的分离消除了，全球在纵向、横向和时间上都发生了内爆——大众传播内爆为政治，公共领域内爆为私人领域，娱乐业内爆为教育。
根据麦克卢汉的看法，最终将产生既有娱乐性又有教育性的混合文化形式。
史蒂文森首先回顾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批判——媒介分析是非社会化的，麦克卢汉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的技术决定论是在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的借口；然后指出，这些批判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麦克卢汉的意义。
史蒂文森认为，虽然媒介技术不能决定文化意义，但它确实重塑了生活世界。
史蒂文森随即转向了对麦克卢汉的另外两种批判意见。
杰克·古蒂同意麦克卢汉有关书面语带来批判性的观点，但他不认为是“印刷文化”取代“口语文化”，而认为是从“以口语为主的文化”过渡到“文字/口语文化”。
与其说书面语取代了口语，不如说改变和修正了后者。
印刷补充了口语文化，而不是取代了口语文化。
显然，古蒂更强调的是媒介文化发展中的连续性，而不是麦克卢汉式的断裂和非连续性。
安东尼·吉登斯也确认现代社会中时空分离的演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体系的分离。
吉登斯认为，时空的重构使得发生在远处的各种事件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现代媒介的内容表现为“拼贴”。
但是，吉登斯认为，时空的分离为现代性的反思特性创造了条件。
各种传播媒介使得受众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最终使得没有任何东西——包括理性本身在内——是毋庸置疑的。
媒介在促进反思性的现代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而麦克卢汉没有将媒介与反思性的质疑联系起来考虑，这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史蒂文森认为，在书写现代性历史的时候，既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还原论，又要避免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
麦克卢汉的误区是以技术的研究取代体制和意义的研究。
史蒂文森具体指出了对麦克卢汉的4个批判层面：
（1）麦克卢汉认为有意义构建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全球化的媒介所瓦解，是一种极度的夸张。
（2）技术不仅如麦克卢汉所言创造了各个领域的一体化，也在促进着各个领域和文化等级的离散化。
（3）媒介技术不仅可能迎来更为民主的生活方式，也使得国家能够监视民众的行为；通俗报刊也常常使用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惩戒性权力”的技巧，将规范的行为准则强加给大众。
（4）麦克卢汉认为电子传播消除了反思性的公共领域的观点是误入歧途的。
第五章博德里亚的暴风雪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博德里亚，被史蒂文森称为“法国的麦克卢汉”。
史蒂文森指出，麦克卢汉和博德里亚的共同点是强调技术在主体间性关系形成中的作用，又都坚持认为公共领域已经崩溃。
但是，在史蒂文森看来，如果说麦克卢汉对于媒介技术的看法过于乐观的话，那么博德里亚的看法就过于悲观了。
博德里亚的社会理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而转向符号分析。
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这两本书里，博德里亚认为：
商品在被消费之前必须先成为符号。
人们消费商品并不是为了满足事先存在的需要，而是为了显示社会差异。
在博德里亚眼里，意识形态的主要机制就是消费资本主义。
在《生产之镜》中，博德里亚指出：
马克思的经济生产理论无法解释不反映生产规律的各种社会实践。
他认为20世纪后期最紧迫的政治斗争并非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而是将排他性的主导代码强加于人。
马克思主义恰恰无法与这种象征性的社会斗争联系起来。
博德里亚试图表明，对文化代码的分析才是批判理论的中心课题。
对此，史蒂文森一针见血地指出：
博德里亚使资本主义象征化有余，物质性不足。
博德里亚的文化代码分析借用了人类学家毛斯在《礼物》一书中的理论。
毛斯研究了一些古老社会，发现部落首领借助赠送多于回赠的行为来巩固其地位。
假如某个部落成员只接受礼物而不回送，就将失去成员资格。
毛斯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象征性交换过程能够给冷冰冰的商品交换过程提供有机的协调形式。
博德里亚进而提出：
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不是通过剥削维系的，而是依靠提供劳动这一工人无法回报的礼物来实现的。
电视影像、无线电广播信号和劳动礼物一样是一种单向的权力关系。
博德里亚举例说，巴黎的博堡艺术中心是官方向民众展示的文化礼物，由于民众没有能力偿还这种礼物，唯一合适的革命口号就是“关闭博堡”，民众应当涌入博堡中心，直至将它压塌。
博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物质上被推翻，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其操作原则的象征性否定。
博德里亚对遍布纽约的毫无意义的涂鸦表示了赞赏。
在《致命的策略》一书中，博德里亚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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