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汇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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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汇总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
概述
东汉末年，各路军阀割据争霸，东汉帝国名存实亡。
公元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试图在汉的旗号下重新实现全国统一，但由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在汉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公元280年西晋统一全国，仅维系了20年便土崩瓦解。
西晋灭亡之后，江南先后出现东晋、宋、齐、梁、陈等五个政权，北方则经历十六国、北魏、东魏、北齐及西魏、北周等政权的统治。
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后与江南的宋、齐、梁、陈形成南北对峙之势。
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三百六十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
这段历史被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缺乏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加上土地集中化和商业资本独占化的愈演愈烈，导致社会阶级斗争的复杂和激烈。
政治集团间的相互倾轧和动荡，使得一统天下的儒学不能维系人心而日益没落。
相比之下，老庄与佛教哲学相混而成的厌世无为、放纵不羁的玄学思想得以发展，清谈之风日炽。
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错综复杂。
玄学是由于当时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号称“三玄”的书而得名。
玄学家崇尚老、庄，用老、庄道家思想学说来解释儒家经典《周易》，形成新的唯心主义体系，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佛教是外来宗教，在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迅速传播，并采取与玄学结合的方式，成为当时重要的哲学思想。
这一时期，文学、史学、科学技术在继承秦汉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文学能够摆脱汉代独尊儒术思想的束缚，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不仅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文学家，而且在文学批评上颇有建树。
此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正如鲁迅所言进入了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
文学开始受到重视，并最终与经学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教育之林。
南朝宋文帝时，学校首设文学馆，主要进行专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活动。
史学不再杂于六艺之末，而自成一家，日益显示出其独立性。
此外，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医学、化学、地学等科学技术也都有很大发展。
在这“离乱”年代，国家不统一，政治不稳定，社会矛盾尖锐激烈，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魏晋南北朝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相反，正是这个动荡的年代成为新生事物不断萌生的时代，上接秦汉，下启隋唐的魏晋南北朝在政治、经济、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形成了许多新的特点。
长期的封建割据战争以及复杂的阶级矛盾，使统治者无暇顾及教育，造成官学处于时兴时废、若有若无的状态。
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使人常生颓废之感，不愿积极从仕。
最重要的是三百多年里始终居于支配地位的“九品中正”制，使士族享有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选官的特权，而寒门庶族纵使品学兼优、才智过人也只能永为下品。
这种取仕制度造成了一种奔驰造情的坏风气，挫伤了人们求学的积极性。
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总体呈现衰落之势。
官学不能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各个朝代在学校设置、教育行政制度和教育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
私学在这一时期颇为发达，尤其是“家学”显得极为重要，培养了许多文人才子。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重视人才的培养，提出人才教育思想。
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使当时的统治阶级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
只要有机会，统治阶级就会办教育、培养人才。
如后赵的石勒，当战争取得胜利而有舒缓机会后，即于公元313年立太学，网罗人才。
又如后秦姚兴，一旦当上皇帝，就即刻兴办儒学，加紧人才的储备，仅长安一地，就有儒生一万几千人在接受教育。
不但实践上在重视人才的培养，而且理论上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人才教育思想。
2、突破儒术独尊，展开教育理论争鸣。
动乱时代使教育领域在学术思想上展开了自由争鸣。
特别是“自然”与“名教”之争，关系到教育的存在与消亡问题。
玄学家提倡“贵无”论，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教”。
而儒家从维护“名教”的立场出发，对玄学的思想进行批判。
最后，结果以儒教的胜利告终，最高统治者认为教育是必须存在，不能消亡的。
当然，玄学家对名教的批判，使人们认识到以儒为主的传统教育的弊端，而且它也对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产生了一些新的影响。
3、玄、道、佛、儒的相互吸收。
玄、道、佛、儒四家在教育领域中，通过百家争鸣，反复较量，彼此有了相互的认识和了解，因而进一步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点并融合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
这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教育特点。
4、国际文化教育开始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开始与南方及东北各邻邦开始进行国际文化教育交流。
在交流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优秀的文化得到传播，如《五经》《论语》《千字文》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到朝鲜、日本的；另一方面，国外文化的引入也促进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
例如，印度佛教的广泛传播，对语文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变化对当时的语文教育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使语文教育在识字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颜之推、刘勰等人的语文教育思想为古代语文教育书写了新的篇章。
第一节 识字教学
传统的语文教育有着相当完整的一个过程。
开始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接下来是进行读写的基础训练；然后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可以说，识字、写字不仅是读写训练的基础，也是语文教育的第一步。
所以传统语文教育是相当重视识字教育这个环节。
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蒙童教育而言，其主要内容仍是识字写字，但在教材和教学方法上则呈现出与汉不同的局面。
一、识字教材
魏晋南北朝的识字教材，最初是沿用汉代的识字教材，据史书记载，西晋和南北朝就非常普遍的使用史游的《急就篇》。
但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原有的识字教材不能满足儿童识字的需要，于是很多人便开始了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
史书上记载的有蔡邕的《劝学篇》、陆机的《吴章》、王义的《小学篇》、束皙的《发蒙记》、王羲之的《小学篇》、顾恺之的《启蒙记》与《启疑记》、颜峻的《始学篇》、马仁寿的《开蒙要训》、陆玮的《悟蒙章》、周兴嗣的《千字文》。
其中除了马仁寿的《开蒙要训》和周兴嗣的《千字文》尚存于世，其它大都佚失，所以我们主要谈一谈这两部蒙学教材：
1、马仁寿《开蒙要训》
《开蒙要训》是晋朝的马仁寿所编，开头为：
乾坤复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春花开艳，夏叶舒展；□秋落，松竹冬青。
接下来主要介绍自然名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动作操作、欲食烹调、耕作、树木、鸟兽等等，最后说“笔砚纸墨，记录文章，童□习学，易难难忘”。
全书一千四百多字，涉及广泛，注重实用，语言质朴，比较通俗。
并且该书以识字为主要目的，多用四言韵语，便于儿童的学习和记诵。
张志公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里说：
“这本《开蒙要训》虽然没有像《千字文》那样风行，但直到五代还在传抄，又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不只一本，说明它还是流行过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再从以后产生的各种杂字来看，好些地方都能看出它的影响，比如，收入日用的俗语俗字，注重实用，分类编排等。
研究古代蒙书，《开蒙要训》是值得重视的一种”。
2、周兴嗣《千字文》
《千字文》为南北朝梁武帝时周兴嗣所著，约成书于公元535-543年间。
关于编著的经过和千字的来源，较早的记载见《梁史》和《尚书故实》。
《梁史》说：
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
上以王羲之书千字，实兴嗣次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
《尚书故实》云：
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事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乱无序。
帝召兴嗣谓曰：
“卿有才思，为我韵之。
”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
赏赐甚厚。
据考证《梁史》应该更可信些。
日本还存有一种李注本《千字文》。
序里说，原有钟千字，晋末搬迁，载书遇雨，几至靡烂，《千字文》亦在其中，于是命王羲之重为编缀缮写，但是文理、音韵不顺，至梁武帝乃命周兴嗣重为灰韵。
然而此书无刊刻年考，李也未知其人。
关于《千字文》的来源及编书经过，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
作为我国使用时间最长的一本识字教材，《千字文》不仅在国内流传数千年，而且远播日本、朝鲜等国家，影响很大。
它共有250句，1000个字，除“洁”字两见外，无一字重复。
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等常见的自然现象说起，接下来叙述上古之事，介绍一些有关历史的名物掌故，如“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
”然后讲到修身持己之理，为人处世之道，以及读书、饮食、居住、农艺、园林、祭祀等社会文化生活常识。
《千字文》涉及内容丰富，通畅可读，没有牵强硬凑的痕迹，在语言和内容上，主要有以下特点：
（1）四字为句，句法整齐，结构简单，大都是普通的文言语法结构，符合儿童的认知水平。
（2）讲求声律，押韵自然，适合儿童朗读背诵。
韵语是最古老、最有效的记忆方法，《千字文》用韵语的方法恰恰暗合了现代心理学的认知规律。
（3）选字浅显，内容丰富，较为生活化，能够引起儿童的兴趣。
（4）受永明文风的影响，句子优美清新。
如：
“渠荷的历，园莽抽条；枇杷晚翠，梧桐早凋。
陈根委翳，落叶飘摇。
”这样可以在识字教育的过程中融入审美的教育。
基于上述特点，《千字文》才得以成为一本公认的优秀教材，赢得诸多美誉。
明代王世贞称《千字文》为“绝妙文章”。
清褚人获谓《千字文》“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
历代评价《千字文》为“天下第一字书”。
所以说周兴嗣的《千字文》能够久历风行，广为传播，决非偶然。
二、识字教学
1、识字量。
汉字是表意文字，学生必须要认识一定数量的字才能开始读和写，否则易形成儿童“仰天口诵”，不知文意的弊病。
所以为了进一步给读书，读经打基础，蒙童必须在较短的时间里学习掌握一批汉字。
当时流行普及的史游《急就篇》约有2000个字（1953个），后来出现的《千字文》里又收录了最常用的1000个汉字，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识字教学已经规定了相当的识字量，基本接近目前的现代汉语常用字。
2、识字教学法。
汉字有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一书的问世，为识字教育提供了系统的识字教学方法即“六书法”，使得后来的识字教学多用字形法识字。
魏晋南北朝的识字教学继承和借鉴了这种“六书法”，只要求辨认字形，知道读音，至于它的意思及运用则暂时不予考虑。
基本做法是跟着老师认读识字课本，通过熟读、背诵的训练培养认读的能力。
同时，《开蒙要训》、《千字文》等一些蒙书不仅是古代的识字教材，而且其中还有古人发明总结的一套识字方法。
据研究，当时的识字教学已经具有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的雏形，它们通过四言韵文将大量的生字集中安排在一起进行识字教学，同时又以文带字进行分散识字的教学，非常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
可以说，这种教学方法奠定了现代汉语中“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的教学模式。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对于识字教学有非常之意义。
在注音字母出现之前，反切是汉字注音的主要工具。
它不仅有注音的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统一读音的作用。
加上南齐的沈约又明确提出平上去入四声，使得汉字的注音更加准确。
如《千字文》等一些识字教材就是利用声韵，才会朗朗上口、通畅可读。
从《颜氏家训·音辞》一些有关语音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错音现象比较多，急需规范。
而将反切和四声作为认读生字的工具进行教学，就能规范字的读音，解决了上述问题。
为此还出现专门的书籍。
如《声类》、《韵集》、《四声谱》等，对音韵作了详细的总结和归纳。
3、字书。
魏晋南北朝还没有印刷术的发明，文字的应用都靠手写。
这就免不了出现许多异体字、错别字。
为了减少文字书写的混乱状况，许多学者文人都致力于字书的撰写，以求为世人的识字写字树立标准。
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写的字书比较多，有张揖著《古今字诂》《广雅》、吕忱著《字林》、葛洪撰《要用字苑》、殷仲堪的《常用字训》、颜之推的《训诂文字略》、顾野王的《玉篇》等等，据史书记载，这些字书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
它们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帮助书写的人写字正确，减少错误，另一方面是帮助阅读的人识字和了解词义，扫除读书的障碍。
所以，字书是一种重要的用来辅助识字教学的语文工具书。
在魏晋南北朝人编写的诸多字书中，对后世影响最大、并现存于世的是公元543年（南朝梁），顾野王编成的《玉篇》。
它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楷书字典，收字22762个，比《说文解字》的收字多出一倍，大致沿用《说文解字》的部首检字法，按542个部首排列。
另外，还有张揖的《广雅》，此书共10卷，分19类，内容广泛，是对《尔雅》的增补，其价值在于它是一本专供阅读时使用的工具书。
三、写字训练
汉字书法不仅是艺术教育的内容，而且也是语文教育的内容。
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
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
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
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
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
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
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
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
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
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
又有王洵（羲之侄）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
此时书法，也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
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无名书家为其主流。
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唐代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
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
康有为说：
“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
尽合诸家，则为具美”。
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继承智永笔法取法六朝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书写材料和工具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广泛需要和推崇，书法学习日益盛行。
写字作为初步的书法学习，成为学童日常的主要作业。
先是请书法好的人写成范本，然后再让学童临写。
虽然写字训练与识字教学是否同步的问题没有确切的考证，但是加强写字训练肯定有利于学童对汉字的学习与巩固，而且在写字中融入书法艺术，既是一种文化审美的熏陶，又能培养儿童对汉字的感情，让他们热爱语言文字。
第二节 阅读教学
一、阅读教材
1、《论语》《孝经》等经学教材。
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的官学都以培养儒士为目的，以经学为课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性质与西汉政权并无二致。
不仅基本的政治制度与西汉一脉相承，而且在教育上同样以儒学为先。
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在教学内容上仍以经学为主。
儿童学完第一阶段的字书之后，接下来就要学习《论语》《孝经》。
《南史·儒林传》中有“梁五经博士孙挺家学董陶，七岁通《孝经》《论语》。
”《颜氏家训·勉学》云：
“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正如王国维所说：
“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有一师专授者，亦有经师兼授者。
”因而《论语》《孝经》等都是当时诵读的必读教材。
只不过此时的经学存在严重的玄学化倾向，而且“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
2、《老子》《庄子》等玄学教材。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经学充斥着谶诽迷信，而且繁枝缛节、经义乖离、陈旧僵化，不再能够激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和热情；加之出仕道路受阻，读书无用，所以人们把注意力纷纷转向老庄之学，“学者皆以老庄为宗”，“为学穷于柱下，博物只于七篇”。
《颜氏家训·勉学》有云：
“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泊于梁世，兹风复阐，《老》、《庄》、《易》总谓‘三玄’。
”随着“三玄”成为显学，玄学书籍也成为世人阅读和学习的必读内容。
3、诗赋文章等文学教材。
蒙童虽经过《千字文》等字书的学习，集中认识了一批字，但若直接进入典籍的学习阅读还比较困难。
相比之下，诗赋文章显得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的初级教材。
魏晋南北朝作为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
诗歌方面五言古诗一派丰硕，有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等等。
辞赋散文方面，摆脱了汉代铺陈堆砌的陋习，王粲、鲍照、李密等佳作层出不穷，流芳百世。
小说方面也颇有建树，志怪小说开一代先河。
左思的《三都赋》，一时间“豪贵之家竞相抄写，洛阳为之纸贵”；南朝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每写一首，人们争相传抄。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诗赋文章等文学教材受到学生们的重视和欢迎。
早在东汉，就已有人尝试着把别人的文章按作者编在一起，“以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
”后人学之，将自己的文章编成专集。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若干部总结性的文学著作便纷纷问世。
如《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精彩最丰富的文学总集；钟嵘的《诗品》是汉魏以来五言诗的总结；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著作。
这些文学总集不仅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而且有些后来成为历代学校的教科书或重要的参考书。
特别是《昭明文选》一成书就成为古代语文教材的典范。
《文选》由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现存的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总集。
它共收录了自西周至梁代七、八百年间的一百三十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共七百多篇著作，分成三十八类，蔚为大观。
它不仅为古文读写训练提供范本，而且还在教材的编制上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萧统在《文选》序中曾说明他选文的标准：
首先，他从文学概念出发，把经、史、子的文章和文学作品区别开来。
除了从“史”中选择那些“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史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选入《文选》外，其余的都不列入文学作品，概不收录。
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其次，他对文学作品的具体遴选标准是：
“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这就既要求作品的立意和题旨要精湛，又要求文章的文采和风格能感染人、吸引人，强调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的统一，体现了“文质兼美”的选文标准。
此外，《文选》主要以文体归类进行编排，详近略远，注重选文的时代性。
由于《文选》总集了梁以前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后世阅读和借鉴梁以前各家各体的作品提供了方便，因而受到历代文人的重视。
特别是自唐以后，由于实行以文章取士的科举制度，此后千余年间，《文选》几乎成为操觚染翰之士“俯首降心，问津借道，”的必修课本。
唐《文选注》的作者李善在《上文选注表》给皇帝时曾推崇说：
“后进英髦，咸资准的”。
宋代也流传着“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实际上，人们早已把它当作范文选本。
《文选》的研究、注释也发展成为一项专门学问——文选学。
至今，《文选》在编选原则、选材范围、编排次序和体制上，仍不失为一本值得借鉴的的参考书，为后世语文教材的编写所借鉴。
4、史书、佛经等其他阅读教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国内各民族之间大交流、大融合的时期，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与西方、南方及东北各邻邦交流频繁。
印度的佛教于此时传入中国，并在统治阶级的扶植推动下深入人心。
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传播，佛学逐渐和儒学、玄学相结合，营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当时许多人兼通儒、玄、释之学。
《陈书·马枢传》记载梁陈间人马枢，六岁学儒经及《老子》，成年时已“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郡陵王萧纶请马枢任学士，让他同时开讲佛经《维摩》、《老子》、《周易》，“道俗听者两千人”。
部分佛经成为了语文的阅读内容。
佛学不仅丰富了语文教学的内容，而且义疏（一种逐条注释原文，辅助文章阅读的方法）也源自佛教。
汤丹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记载：
释道安的师傅浮调，取前人已注释的或没有合集的经文，解释其意旨，逐条加以注释。
佛学义疏于是兴起。
魏晋南北朝的儒士们也沿用了义疏体裁来注释经典，于是经典的义疏作为大师的讲义在教学中就常作为教材使用并流传，如魏晋何晏的《论语集注》，南朝崔灵恩的《左氏春秋义》和北朝李铉的《三礼义疏》等。
从此，文章注释的方法就保留下来，成为语文教材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义疏还发展成为一种语文的教学方法—评点法。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也较为繁荣，一些有眼光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史学，特别是南朝各政权选官取士的标准逐渐偏离儒学，倾向文史。
《梁书》有云：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
”这就使得学子们在儒、玄、文学之外也颇为注重历史书籍的研读。
而《史记》、《汉书》等历史书籍本身亦具有广泛的语文教育作用。
既可以宣传正统的史学观念和忠君思想，又可以传播一些历史知识，以古鉴今，同时一些优美的传记篇章还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所以历史书籍也成为一种很好的语文阅读教材。
二、阅读教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生读书多以自学为主，“既未师受，或不识一字，或不解一语,要自重之,不知厌倦。
”当时学生自学的方法，首先是读书。
读书有口治与目治之分，所谓口治指朗读与吟咏，而目治则指浏览快读，即默读。
其实这是传统语文教学中常见的一种“熟读精思”的阅读训练方法。
自学之外，还要辅以教师的讲解。
因此，有些人想要深造就要外出访师求学。
时值官学衰退，私学成风，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是儒玄双修，不再定于一尊，所以语文教学呈现出自由、创新、多样的风格。
1、讲经阅读，多求会意通旨、要言不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文教育虽以儒学为主，但实际上，儒学经典已经渗入了老庄思想。
魏晋玄学崇尚清谈，讲求剖析义理，得意忘言。
受其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阅读教学也由汉代的习章句演变到通旨意。
汉儒讲经，每每死守章句，注重文句的解释，朴实说理较多，不免会陷于拘泥。
这是章句之学的流弊。
而魏晋玄学家提倡“不言之教”，结果魏晋南北朝讲经阅读，多求通旨会意、要言不烦、不拘泥于文字，即所谓“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寄言出意”。
《世说新语·文学》有证“汉后期，传经重章句，结果支离烦琐，使人不得要领，魏晋清谈，崇尚‘言约旨远’，话语简要，道理透彻。
”当时的玄学思潮主要流行于魏晋和南朝，北朝风尚纯朴，受两汉经学影响较大，所以南北教学有“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差异。
2、阅读教学采用辩论式和启发式。
玄学以清谈为长，风靡士林，经学家也以清谈为资，坐而论道。
清谈中，各家地位平等，门户开放，相互汲取，不囿于传统和权威，不固执己见，力求标新立异，形成平等、开放、创新的学术氛围。
清谈多辨，与讲学融合便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之间常常是互相诘难，自由辩论，运用问答法和启发式，进行多向交流。
这与两汉讲授法志趣相左。
辩论式的教学模式，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口才、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而且还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阅读教学注入新鲜的活力，它以平等、开放、创新的教学风气打破了经学教育专制、封闭、保守的局面。
第三节 作文教学
一、 作文教学与训练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文学形式都得到长足发展，不仅韵文开始逐渐成熟，成为文人非常青睐的一种文体，而且应用文也有广阔的使用空间和实用价值。
此时正值我国书牍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书牍文可以说是当时一种很普遍的应用文体。
所以学童多是从韵文和应用文两个方面练习写作。
初学写作有以下几种形式：
1）拟作，即模仿别人的文章来练习写作，是一种写作练习的重要形式，为了写好文章，就要先读别人的好文章，然后再仿写。
《文选》集先秦两汉的精美文章于一身，可以说为拟作提供了范本。
2）自拟题或由师长命题作文，这也是初学作文的一种常见形式。
3）自作或代长辈作应用文，比如写信，代长辈回信等。
从应用的角度说，它是一种创作的实践；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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