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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章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汇总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 概述 东汉末年，各路军阀割据争霸，东汉帝国名存实亡。公元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试图在汉的旗号下重新实现全国统一，但由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在汉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280年西晋统一全国，仅维系了20年便土崩瓦解。西晋灭亡之后，江南先后出现东晋、宋、齐、梁、陈等五个政权，北方则经历十六国、北魏、东魏、北齐及西魏、北周等政权的统治。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后与江南的宋、齐、梁、陈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三百六十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这段历史被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动

2、荡的时期，缺乏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加上土地集中化和商业资本独占化的愈演愈烈，导致社会阶级斗争的复杂和激烈。政治集团间的相互倾轧和动荡，使得一统天下的儒学不能维系人心而日益没落。相比之下，老庄与佛教哲学相混而成的厌世无为、放纵不羁的玄学思想得以发展，清谈之风日炽。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错综复杂。玄学是由于当时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号称“三玄”的书而得名。玄学家崇尚老、庄，用老、庄道家思想学说来解释儒家经典周易，形成新的唯心主义体系，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佛教是外来宗教，在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迅速传播，并采取与玄学结合的方式，成为当时重要的哲学思想。这一时期，文学、史学、科学技术在继承秦汉已

3、有成就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文学能够摆脱汉代独尊儒术思想的束缚，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文学家，而且在文学批评上颇有建树。此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正如鲁迅所言进入了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开始受到重视，并最终与经学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教育之林。南朝宋文帝时，学校首设文学馆，主要进行专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活动。史学不再杂于六艺之末，而自成一家，日益显示出其独立性。此外，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医学、化学、地学等科学技术也都有很大发展。在这“离乱”年代，国家不统一，政治不稳定，社会矛盾尖锐激烈，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魏晋南北朝并不是中国历史上

4、的黑暗时代，相反，正是这个动荡的年代成为新生事物不断萌生的时代，上接秦汉，下启隋唐的魏晋南北朝在政治、经济、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形成了许多新的特点。 长期的封建割据战争以及复杂的阶级矛盾，使统治者无暇顾及教育，造成官学处于时兴时废、若有若无的状态。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使人常生颓废之感，不愿积极从仕。最重要的是三百多年里始终居于支配地位的“九品中正”制，使士族享有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选官的特权，而寒门庶族纵使品学兼优、才智过人也只能永为下品。这种取仕制度造成了一种奔驰造情的坏风气，挫伤了人们求学的积极性。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总体呈现衰落之势。官学不能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各个朝代在学校设

5、置、教育行政制度和教育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私学在这一时期颇为发达，尤其是“家学”显得极为重要，培养了许多文人才子。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重视人才的培养，提出人才教育思想。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使当时的统治阶级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只要有机会，统治阶级就会办教育、培养人才。如后赵的石勒，当战争取得胜利而有舒缓机会后，即于公元313年立太学，网罗人才。又如后秦姚兴，一旦当上皇帝，就即刻兴办儒学，加紧人才的储备，仅长安一地，就有儒生一万几千人在接受教育。不但实践上在重视人才的培养，而且理论上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人才教育思想。 2、突破儒术独尊，展开教育理论争鸣。动乱时代使

6、教育领域在学术思想上展开了自由争鸣。特别是“自然”与“名教”之争，关系到教育的存在与消亡问题。玄学家提倡“贵无”论，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教”。而儒家从维护“名教”的立场出发，对玄学的思想进行批判。最后，结果以儒教的胜利告终，最高统治者认为教育是必须存在，不能消亡的。当然，玄学家对名教的批判，使人们认识到以儒为主的传统教育的弊端，而且它也对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产生了一些新的影响。 3、玄、道、佛、儒的相互吸收。玄、道、佛、儒四家在教育领域中，通过百家争鸣，反复较量，彼此有了相互的认识和了解，因而进一步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点并融合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这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教育特点。 4、

7、国际文化教育开始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开始与南方及东北各邻邦开始进行国际文化教育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优秀的文化得到传播，如五经论语千字文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到朝鲜、日本的；另一方面，国外文化的引入也促进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例如，印度佛教的广泛传播，对语文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变化对当时的语文教育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使语文教育在识字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颜之推、刘勰等人的语文教育思想为古代语文教育书写了新的篇章。 第一节 识字教学传统的语文教育有着相当完整的一个过程。开始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接下来是进

8、行读写的基础训练；然后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可以说，识字、写字不仅是读写训练的基础，也是语文教育的第一步。所以传统语文教育是相当重视识字教育这个环节。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蒙童教育而言，其主要内容仍是识字写字，但在教材和教学方法上则呈现出与汉不同的局面。 一、识字教材 魏晋南北朝的识字教材，最初是沿用汉代的识字教材，据史书记载，西晋和南北朝就非常普遍的使用史游的急就篇。但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原有的识字教材不能满足儿童识字的需要，于是很多人便开始了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史书上记载的有蔡邕的劝学篇、陆机的吴章、王义的小学篇、束皙的发蒙记、王羲之的小学篇、顾恺之的启蒙记与启疑记、颜峻的始学篇、马

9、仁寿的开蒙要训、陆玮的悟蒙章、周兴嗣的千字文。其中除了马仁寿的开蒙要训和周兴嗣的千字文尚存于世，其它大都佚失，所以我们主要谈一谈这两部蒙学教材： 1、马仁寿开蒙要训 开蒙要训是晋朝的马仁寿所编，开头为：乾坤复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春花开艳，夏叶舒展；秋落，松竹冬青。接下来主要介绍自然名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动作操作、欲食烹调、耕作、树木、鸟兽等等，最后说“笔砚纸墨，记录文章，童习学，易难难忘”。全书一千四百多字，涉及广泛，注重实用，语言质朴，比较通俗。并且该书以识字为主要目的，多用四言韵语，便于儿童的学习和记诵。张志公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里说：“这本开蒙要训虽然

10、没有像千字文那样风行，但直到五代还在传抄，又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不只一本，说明它还是流行过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再从以后产生的各种杂字来看，好些地方都能看出它的影响，比如，收入日用的俗语俗字，注重实用，分类编排等。研究古代蒙书，开蒙要训是值得重视的一种”。 2、周兴嗣千字文 千字文为南北朝梁武帝时周兴嗣所著，约成书于公元535-543年间。关于编著的经过和千字的来源，较早的记载见梁史和尚书故实。梁史说：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上以王羲之书千字，实兴嗣次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尚书故实云：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事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乱无序。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

11、。”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赏赐甚厚。据考证梁史应该更可信些。日本还存有一种李注本千字文。序里说，原有钟千字，晋末搬迁，载书遇雨，几至靡烂，千字文亦在其中，于是命王羲之重为编缀缮写，但是文理、音韵不顺，至梁武帝乃命周兴嗣重为灰韵。然而此书无刊刻年考，李也未知其人。关于千字文的来源及编书经过，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 作为我国使用时间最长的一本识字教材，千字文不仅在国内流传数千年，而且远播日本、朝鲜等国家，影响很大。它共有250句，1000个字，除“洁”字两见外，无一字重复。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等常见的自然现象说起，接下来叙述

12、上古之事，介绍一些有关历史的名物掌故，如“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然后讲到修身持己之理，为人处世之道，以及读书、饮食、居住、农艺、园林、祭祀等社会文化生活常识。 千字文涉及内容丰富，通畅可读，没有牵强硬凑的痕迹，在语言和内容上，主要有以下特点： （1）四字为句，句法整齐，结构简单，大都是普通的文言语法结构，符合儿童的认知水平。 （2）讲求声律，押韵自然，适合儿童朗读背诵。韵语是最古老、最有效的记忆方法，千字文用韵语的方法恰恰暗合了现代心理学的认知规律。 （3）选字浅显，内容丰富，较为生活化，能够引起儿童的兴趣。 （4）受永明文风的影响，句子优美清新。如：“渠荷的历，园莽抽条；

13、枇杷晚翠，梧桐早凋。陈根委翳，落叶飘摇。”这样可以在识字教育的过程中融入审美的教育。 基于上述特点，千字文才得以成为一本公认的优秀教材，赢得诸多美誉。明代王世贞称千字文为“绝妙文章”。清褚人获谓千字文“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历代评价千字文为“天下第一字书”。所以说周兴嗣的千字文能够久历风行，广为传播，决非偶然。 二、识字教学 1、识字量。汉字是表意文字，学生必须要认识一定数量的字才能开始读和写，否则易形成儿童“仰天口诵”，不知文意的弊病。所以为了进一步给读书，读经打基础，蒙童必须在较短的时间里学习掌握一批汉字。当时流行普及的史游急就篇约有2000个字（1953个），后来出现的千字文里

14、又收录了最常用的1000个汉字，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识字教学已经规定了相当的识字量，基本接近目前的现代汉语常用字。 2、识字教学法。汉字有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一书的问世，为识字教育提供了系统的识字教学方法即“六书法”，使得后来的识字教学多用字形法识字。魏晋南北朝的识字教学继承和借鉴了这种“六书法”，只要求辨认字形，知道读音，至于它的意思及运用则暂时不予考虑。基本做法是跟着老师认读识字课本，通过熟读、背诵的训练培养认读的能力。同时，开蒙要训、千字文等一些蒙书不仅是古代的识字教材，而且其中还有古人发明总结的一套识字方法。据研究，当时的识字教学已经具有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的雏形，它

15、们通过四言韵文将大量的生字集中安排在一起进行识字教学，同时又以文带字进行分散识字的教学，非常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可以说，这种教学方法奠定了现代汉语中“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的教学模式。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对于识字教学有非常之意义。在注音字母出现之前，反切是汉字注音的主要工具。它不仅有注音的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统一读音的作用。加上南齐的沈约又明确提出平上去入四声，使得汉字的注音更加准确。如千字文等一些识字教材就是利用声韵，才会朗朗上口、通畅可读。从颜氏家训音辞一些有关语音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错音现象比较多，急需规范。而将反切和四声作为认读生字的工具进

16、行教学，就能规范字的读音，解决了上述问题。为此还出现专门的书籍。如声类、韵集、四声谱等，对音韵作了详细的总结和归纳。 3、字书。魏晋南北朝还没有印刷术的发明，文字的应用都靠手写。这就免不了出现许多异体字、错别字。为了减少文字书写的混乱状况，许多学者文人都致力于字书的撰写，以求为世人的识字写字树立标准。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写的字书比较多，有张揖著古今字诂广雅、吕忱著字林、葛洪撰要用字苑、殷仲堪的常用字训、颜之推的训诂文字略、顾野王的玉篇等等，据史书记载，这些字书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它们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帮助书写的人写字正确，减少错误，另一方面是帮助阅读的人识字和了解词义，扫除读书的障碍。所以，字书是

17、一种重要的用来辅助识字教学的语文工具书。 在魏晋南北朝人编写的诸多字书中，对后世影响最大、并现存于世的是公元543年（南朝梁），顾野王编成的玉篇。它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楷书字典，收字22762个，比说文解字的收字多出一倍，大致沿用说文解字的部首检字法，按542个部首排列。另外，还有张揖的广雅，此书共10卷，分19类，内容广泛，是对尔雅的增补，其价值在于它是一本专供阅读时使用的工具书。 三、写字训练 汉字书法不仅是艺术教育的内容，而且也是语文教育的内容。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

18、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又有王洵(羲之侄)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此时书法，也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无名书家为其主流。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

19、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唐代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继承智永笔法取法六朝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书写材料和工具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广泛需要和推崇，书法学习日益盛行。写字作为初步的书法学习，成为学童日常的主要作业。先是请书法好的人写成范本，然后再让学童临写。虽然写字训练与识字教学是否同步的问题没有确切的考证，但是加强写字训

20、练肯定有利于学童对汉字的学习与巩固，而且在写字中融入书法艺术，既是一种文化审美的熏陶，又能培养儿童对汉字的感情，让他们热爱语言文字。 第二节阅读教学一、阅读教材 1、论语孝经等经学教材。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的官学都以培养儒士为目的，以经学为课程。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性质与西汉政权并无二致。不仅基本的政治制度与西汉一脉相承，而且在教育上同样以儒学为先。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在教学内容上仍以经学为主。儿童学完第一阶段的字书之后，接下来就要学习论语孝经。南史儒林传中有“梁五经博士孙挺家学董陶，七岁通孝经论语。”颜氏家训勉学云：“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

21、不失诗、论。”正如王国维所说：“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有一师专授者，亦有经师兼授者。”因而论语孝经等都是当时诵读的必读教材。只不过此时的经学存在严重的玄学化倾向，而且“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 2、老子庄子等玄学教材。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经学充斥着谶诽迷信，而且繁枝缛节、经义乖离、陈旧僵化，不再能够激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和热情；加之出仕道路受阻，读书无用，所以人们把注意力纷纷转向老庄之学，“学者皆以老庄为宗”，“为学穷于柱下，博物只于七篇”。颜氏家训勉学有云：“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泊于梁世，兹风复阐，老、庄、易总谓三玄。”随着“三

22、玄”成为显学，玄学书籍也成为世人阅读和学习的必读内容。 3、诗赋文章等文学教材。蒙童虽经过千字文等字书的学习，集中认识了一批字，但若直接进入典籍的学习阅读还比较困难。相比之下，诗赋文章显得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的初级教材。魏晋南北朝作为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诗歌方面五言古诗一派丰硕，有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等等。辞赋散文方面，摆脱了汉代铺陈堆砌的陋习，王粲、鲍照、李密等佳作层出不穷，流芳百世。小说方面也颇有建树，志怪小说开一代先河。左思的三都赋，一时间“豪贵之家竞相抄写，洛阳为之纸贵”；南朝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每写一首，人

23、们争相传抄。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诗赋文章等文学教材受到学生们的重视和欢迎。 早在东汉，就已有人尝试着把别人的文章按作者编在一起，“以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后人学之，将自己的文章编成专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若干部总结性的文学著作便纷纷问世。如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精彩最丰富的文学总集；钟嵘的诗品是汉魏以来五言诗的总结；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著作。这些文学总集不仅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而且有些后来成为历代学校的教科书或重要的参考书。特别是昭明文选一成书就成为古代语文教材的典范。 文选由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现存的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总集。它共收录

24、了自西周至梁代七、八百年间的一百三十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共七百多篇著作，分成三十八类，蔚为大观。它不仅为古文读写训练提供范本，而且还在教材的编制上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萧统在文选序中曾说明他选文的标准：首先，他从文学概念出发，把经、史、子的文章和文学作品区别开来。除了从“史”中选择那些“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史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选入文选外，其余的都不列入文学作品，概不收录。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其次，他对文学作品的具体遴选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就既要求作品的立意和题旨要精湛，又要求文章的文采和风格能感染人、吸引人，强调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的统一，体现了“文质兼美”

25、的选文标准。此外，文选主要以文体归类进行编排，详近略远，注重选文的时代性。 由于文选总集了梁以前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后世阅读和借鉴梁以前各家各体的作品提供了方便，因而受到历代文人的重视。特别是自唐以后，由于实行以文章取士的科举制度，此后千余年间，文选几乎成为操觚染翰之士“俯首降心，问津借道，”的必修课本。唐文选注的作者李善在上文选注表给皇帝时曾推崇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宋代也流传着“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实际上，人们早已把它当作范文选本。文选的研究、注释也发展成为一项专门学问文选学。至今，文选在编选原则、选材范围、编排次序和体制上，仍不失为一本值得借鉴的的参考书，为后世语文教材的编写所借

26、鉴。 4、史书、佛经等其他阅读教材。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国内各民族之间大交流、大融合的时期，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与西方、南方及东北各邻邦交流频繁。印度的佛教于此时传入中国，并在统治阶级的扶植推动下深入人心。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传播，佛学逐渐和儒学、玄学相结合，营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当时许多人兼通儒、玄、释之学。陈书马枢传记载梁陈间人马枢，六岁学儒经及老子，成年时已“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郡陵王萧纶请马枢任学士，让他同时开讲佛经维摩、老子、周易，“道俗听者两千人”。部分佛经成为了语文的阅读内容。 佛学不仅丰富了语文教学的内容，而且义疏（一种逐条注释原文，辅助文章阅读的

27、方法）也源自佛教。汤丹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记载：释道安的师傅浮调，取前人已注释的或没有合集的经文，解释其意旨，逐条加以注释。佛学义疏于是兴起。魏晋南北朝的儒士们也沿用了义疏体裁来注释经典，于是经典的义疏作为大师的讲义在教学中就常作为教材使用并流传，如魏晋何晏的论语集注，南朝崔灵恩的左氏春秋义和北朝李铉的三礼义疏等。从此，文章注释的方法就保留下来，成为语文教材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义疏还发展成为一种语文的教学方法评点法。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也较为繁荣，一些有眼光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史学，特别是南朝各政权选官取士的标准逐渐偏离儒学，倾向文史。梁书有云：“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这

28、就使得学子们在儒、玄、文学之外也颇为注重历史书籍的研读。而史记、汉书等历史书籍本身亦具有广泛的语文教育作用。既可以宣传正统的史学观念和忠君思想，又可以传播一些历史知识，以古鉴今，同时一些优美的传记篇章还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所以历史书籍也成为一种很好的语文阅读教材。 二、阅读教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生读书多以自学为主，“既未师受，或不识一字，或不解一语,要自重之,不知厌倦。”当时学生自学的方法，首先是读书。读书有口治与目治之分，所谓口治指朗读与吟咏，而目治则指浏览快读，即默读。其实这是传统语文教学中常见的一种“熟读精思”的阅读训练方法。自学之外，还要辅以教师的讲解。因此，有些人想要深造就要外出访

29、师求学。时值官学衰退，私学成风，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是儒玄双修，不再定于一尊，所以语文教学呈现出自由、创新、多样的风格。 1、讲经阅读，多求会意通旨、要言不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文教育虽以儒学为主，但实际上，儒学经典已经渗入了老庄思想。魏晋玄学崇尚清谈，讲求剖析义理，得意忘言。受其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阅读教学也由汉代的习章句演变到通旨意。汉儒讲经，每每死守章句，注重文句的解释，朴实说理较多，不免会陷于拘泥。这是章句之学的流弊。而魏晋玄学家提倡“不言之教”，结果魏晋南北朝讲经阅读，多求通旨会意、要言不烦、不拘泥于文字，即所谓“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寄言出意”。世说新语文学有证“汉后期，传

30、经重章句，结果支离烦琐，使人不得要领，魏晋清谈，崇尚言约旨远，话语简要，道理透彻。”当时的玄学思潮主要流行于魏晋和南朝，北朝风尚纯朴，受两汉经学影响较大，所以南北教学有“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差异。 2、阅读教学采用辩论式和启发式。玄学以清谈为长，风靡士林，经学家也以清谈为资，坐而论道。清谈中，各家地位平等，门户开放，相互汲取，不囿于传统和权威，不固执己见，力求标新立异，形成平等、开放、创新的学术氛围。清谈多辨，与讲学融合便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之间常常是互相诘难，自由辩论，运用问答法和启发式，进行多向交流。这与两汉讲授法志趣相左。辩论式的教学模式，不仅可以锻

31、炼学生的口才、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而且还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阅读教学注入新鲜的活力，它以平等、开放、创新的教学风气打破了经学教育专制、封闭、保守的局面。 第三节 作文教学一、作文教学与训练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文学形式都得到长足发展，不仅韵文开始逐渐成熟，成为文人非常青睐的一种文体，而且应用文也有广阔的使用空间和实用价值。此时正值我国书牍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书牍文可以说是当时一种很普遍的应用文体。所以学童多是从韵文和应用文两个方面练习写作。初学写作有以下几种形式：1）拟作，即模仿别人的文章来练习写作，是一种写作练习的重要形式，为了写好文章，就要先读别人的好文章，然后再仿写。文选集先秦两汉的精美文章于一身，可以说为拟作提供了范本。2）自拟题或由师长命题作文，这也是初学作文的一种常见形式。3）自作或代长辈作应用文，比如写信，代长辈回信等。从应用的角度说，它是一种创作的实践；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