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贪能臣两面人.docx

巨贪能臣两面人.docx

《巨贪能臣两面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巨贪能臣两面人.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巨贪能臣两面人

“巨贪”、“能臣”两面人

——和珅是怎样从“清官”变为“贪官”的？

钱昌明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十五日，这是一个阖家欢乐、万家团聚的元宵佳节，一代权臣和珅却在狱中独自向隅神伤。

想起往年元宵，自己在家中受众人侍奉、尽情享受的欢乐，再体味今夜元宵的凄凉与落寞，不由悲情涌起，吟出《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

“夜色明如许，嗟令困不伸。

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

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

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

”

“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

可怜此月夜，分外照愁人。

思与更俱永，恩随节共断。

圣明幽隐烛，缧绁有孤臣。

”

两首诗充分反映和珅预感末日将临的伤感与悲鸣，可是他至死不悟，总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错。

说到底，他认为自己的悲剧是“怀才误此身”，大有一种心犹不甘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客观地说，和珅的想法也很自然。

在封建剥削制度的政治环境下，“升官”与“发财”，原本就是联在一起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

他做大官，捞大钱，这有什么错？

！

和珅认为，他的所得“都是合法的”！

早在雍正时期，清王朝就实施“养廉银”制度。

朝廷公开允许地方官以“火耗”或税赋等合法形式，对百姓进行搜括以作官员的“养廉银”；这是一种合法收入，其幅度甚至可达官员本身俸禄的10到100倍之间。

在清代，下级官员向上级“送礼”也未明文禁止，是“天经地义”的。

和珅要是没有这个“才”，也不会官居一品、当上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当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给他送钱，他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巨贪”，更不会有如此的下场。

其实，作为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他最后“倒霉”，既不是那一椿贪污案东窗事发，也不是那一件“贿礼”被揭发。

所谓20条罪状，多是列数其“大不敬”、“违制”、“狂妄”和“渎职”等，居然没有一条是专门谈贪污受贿问题的。

说白了，和珅“翻船”还是因为政治问题，是他的权势太大了，是新主子嘉庆皇帝容不了他，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必然结果。

和珅是个两面人，他既是个“贪官”，同时也是个“能臣”。

他是封建官员的一个典型，只不过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极端，更为淋漓尽致罢了。

和珅的“能臣”一面

和珅，纽祜禄氏，字致斋，原名善保，满洲正红旗人，生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

父亲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

和珅早年父母双亡，家境贫困。

但凭借其旗人身份与祖上的余荫，于二十五年（1760年）成功进入咸安宫宫学。

其为人聪明好学，不几年，已熟练掌握滿、汉、蒙、藏四种语言，更精通儒家经典。

和珅文采、武功一流，深得老师吴省兰的器重。

三十四年（1769年）己丑科举，和珅参加考试，名落孫山。

他决心另觅进身之途，以文生员身份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入皇宫銮仪卫当差。

和珅仪表俊伟，为人机灵，又胸怀文才，入宫后很快受到乾隆帝注意。

据《庸庵笔记》记载，有一次，乾隆要外出，仓促中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遂脱口责问：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欤？

”（老虎、犀牛跑出笼子来伤人，龟玉在匣子里被毁坏，是谁的过错呢？

）

这是引用《论语·季氏》中的一句话，用来责问“这是谁的过错？

”。

侍卫们都听不懂，只能儍乎乎地吓得不敢出声。

这时，和珅应声说道：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也！

”意为“执掌此事的难辞其咎！

”这正好也是《四书》中对上句话的注解“岂非典守者之过邪？

”现被用在这个场合，显得自然贴切。

还有一次，乾隆正在读《孟子》。

天色已暗，乾隆看不清书上的注，就命和珅掌灯，当时和珅就问皇上是哪一句，乾隆告诉他之后，和珅随即就把书上的注全部背了出来。

和珅的博学，加上他的机敏，确实让乾隆惊喜。

乾隆很快就看上了这个年轻人，从此，和珅时来运转，入宫不到十年，就从三等侍卫擢升至御前侍卫、副都统、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要职。

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和珅也不负乾隆的信任，为政之初谨言慎行，办事于练，也算清廉，成了乾隆身边朝夕不可分离的人。

史书称“高宗（乾隆）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进之。

”善解人意，视君如父。

和珅有才干，又很会办实事。

有些看来难办的事，到了他手里却得心应手。

比如解决乾隆办“千叟宴”难题就是典型一例。

“千叟宴”是康乾时代的一种“尊老”盛宴，康熙时办过一次，乾隆时办过两次，前后办过三次。

前两次都办得不理想。

主要因为，此类盛宴得在春节期间举行，北京的天气冷（其时没有空调），从全国各地请来好几千老人，只能在露天场所一起吃饭，很难解决一个取暖问题。

比如刚出锅的热菜，急匆匆端上来就凉了，结果是越吃越冷，确实大煞风景。

第三次“千叟宴”恰逢由和珅（时兼内务府总管）负责筹办，结果这一难题被他轻松地化解了。

和珅开动脑筋，把主菜改为大“火锅”，他改革了旧式小火锅，发明了加烟囱的大火锅，每桌一个，既吃热菜又取暖；热呼呼的宴席，直让数千位老人吃得眉开眼笑。

此次“千叟宴”后被传为佳话。

和珅通晓多种语言，乾隆与班禅的藏、满上层交流全仗他；连接待英使马戛尔尼的翻译也是他。

据《乾隆英使觐见记》记载，和珅给马戛尔尼这位“洋鬼子”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赞誉他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又据《和珅列传》记载，和珅是当时少有的文武全才。

他的记忆力惊人、聪明决断、办事利索、多才多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一般懂政治的人大多不善经济，可是和珅又偏是个理财能手。

他初任内务府大臣时，内务府库银空虚。

而朝廷办事又得花钱，如修《四库全书》、用兵、修园林、修皇陵、修河、救灾等，哪一笔化费都不能少。

和珅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短短几年里，通过整肃崇文门关税等办法，把空虚的国库变得饱满起来。

他的几位前任就因办不到这一条，一个个都被撤了职罢了官。

这也使得后来乾隆要办事、花钱，都得找和珅解决问题。

为了替朝廷敛财，和珅还搞了一个“议罪银”制度。

所谓“议罪银”制度，是一项以“罚钱顶罪”的制度。

就是说，官员犯罪，允许依情节轻重，以多少不一的“议罪银”罚交内务府，以此来免除一定的刑罚；这可令贪腐官员被揭发后，仍然可以免除死刑。

此法一出台，立即受到贪官污吏们的欢迎，也招致一些直吏的质疑。

应该说，议罪银制度的实施，确实使乾隆皇帝的钱包鼓了起来，解决了财政危机。

但同时，也加速了贪官们敛财的力度和速度，极大地加深了清王朝整个官僚队伍的腐败程度。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和珅人生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是他鸿图大展，充分展现其办案才能——显现其“能臣”的一面；也正是这一年，又让其露出了贪官的贪婪一面——和珅开始滑向贪腐的深渊。

这一年，云贵总督李侍尧贪侵公款案发，和珅受命同侍郎喀凝阿一起前往查察。

李为一代“才臣”，曾为乾隆所倚重。

和珅深知此行之重，视此一差遣是他显示才能、获得进一步拔擢之良机。

一到云南，他先装作懦弱无能，不思公务的样子麻痹李侍尧，暗地里派出得力家人细心查访。

然后设法逮捉李侍尧的亲信仆从大管家赵一恒，软硬兼施，终于获取有关李侵吞公款的具体材料，一笔笔查得个详详实实；后又整顿了云南的吏治，彻底厘清各州、府、县库的亏空。

李侍尧案是个“团伙案”，此案审结，整肃了一大批贪官，李被判斩监候。

乾隆欣赏和珅办案之干练，给了他不少赏赐，又连连给他升官，还把自己的女儿和孝公主嫁给他的儿子。

这一年里，和珅所受殊荣为朝廷众大臣所望尘莫及，百官争相巴结，其权势令人侧目。

然而，恰恰正是在这一年，和珅把李侍尧及其党羽的一大份财产私吞，收入囊中。

他尝到了掌握大权与大贪的滋味，并自觉大胆地一步步迈向“巨贪”的高峰。

和珅的贪官一面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十八日，嘉庆帝“赏赐”和珅白绫一条，令其自尽。

和珅知道死期已至，不禁感慨万分，临死前在衣带间占上“七绝”绝命诗一首：

五十来年梦幻真，今朝撒手撇红尘。

他时唯口安澜日，记取香魂是后身。

诗的前两句，系感慨自己似梦似幻的人生，无可奈何地宣告“永别了！

”更多的是充斥一种愤懑之情。

后两句诗中，“唯口”，指说话；“安澜”，宁静、太平之意。

“他时唯口安澜日”，就是等到人们可以不受政治环境影响说真话的时候，定能给我一个肯定的评价——“记取香魂是后身”。

说明和珅至死认为自己是“香魂”，而不是“丑类”，是一个忠于皇上的“好人”。

此诗还有另一版本：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日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实际上是改了后两句。

笔者认为这是后来文人精心的篡改，主要是为了强化了诗的不满与仇恨情感。

所谓“他日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就是说：

来世再生，我和珅一定要牢牢控制住你皇帝（“含龙日”），永远成为我手中的玩物（充满了对嘉庆的仇恨！

极大地增加了“复仇”的隐喻）。

绝命诗经这样一改，耗费了不少后来史家特别是附会者的心血。

他们附会“女祸乱国”之说，把此诗聚焦到和珅的“前身”和“后身”上。

说和珅的“前身”是乾隆宠爱的妃子马佳氏，而“后身”便是世人不齿的慈禧太后。

据野史记载，乾隆未登基时，曾与父皇雍正的妃子马佳氏暗生情愫，但被皇后钮祜禄氏撞破。

皇后恼怒万分，赐马佳氏自尽，乾隆闻讯，赶去相救未成，只能眼睁睁看着相爱的人死去。

出于留恋，乾隆咬破手指，滴血在马佳氏额头，约其20年后转世再相聚，并以此印记相认。

乾隆当了皇帝后，一直怀念马佳氏，苦等20年，且南巡好几次，始终未遇见额头有红记之人。

没想到于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他在侍卫中无意发现额头上有红记的和珅，就此认定和珅乃马佳氏投生，一直宠幸和珅，并加以擢升和重用。

野史还渲染和珅与乾隆亲密无间，甚至有同性恋关系。

此故事经不起推敲，有人查证过，皇后与马佳氏根本不同时，明显属于杜撰。

但仍流传极广，后世一些文人更是承袭了这种说法，以此来解读和珅的绝命诗，解释和珅受乾隆信任的原因。

和珅得乾隆宠幸，长期掌握朝政，实际上控制了皇帝那里的“话语权”。

这种客观上的权势加上其主观上的贪婪，终于造就了这个官场“巨贪”。

据《清史稿·和珅列传》载，和珅当道，同僚中凡有不依附于他的正直官员，就别想有好日过。

他往往会“伺隙激上怒陷之”，伺机挑动乾隆的不满加害之；反之，凡是臣服于他、主动向他行贿的官员，即使犯了事，也不要紧，他会“为周旋，或故缓其事”，帮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就使得朝廷上的大官们，不得不把和珅“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

”

开始尚有一些勋臣如首辅阿桂、言官钱沣等相牵制，后随阿桂等逝去，钱沣以劳瘁死，曹锡宝、尹壮图皆获谴，“益无顾忌”。

一句话，满朝文武为了保住自己的“功名富贵”，均对下大肆搜括以奉和珅。

和珅通过任用官员索取贿银的的方式搞贪腐，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司道，凡是敢不向和珅纳银献宝的，凡不是同和珅沾亲带故的，都别想当上官。

形成了“和相专权，补者皆以赀进”，“政以贿成”的国殃民严重局面。

清王朝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上层主要官员的一举一动，对下层各级官员具有极大的影响。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和珅的贪腐直接导致乾隆晚期全国各级官员的贪腐，形成了整个官场全面腐败，从而成为清王朝走向衰落历史性的一个转折。

仅以当时国家最为重大的“国政”——河防而言，由于此一公共事务每年投入巨大，主管官员“河帅”一职，历来被视为“肥缺”。

和珅以此为买卖，所任之人，均出其私门。

“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言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楼诸决口，其患尤倍于昔，良可嗟叹”。

每年国库投入，皆入大小贪官腰包，兴修水利，有名无实，仅为欺上压下，贻害百姓而已！

和珅一生究竟贪敛了多少财富？

这是一个难解的谜。

据《清史》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被参劾，列二十大罪状；其家被查抄，抄获的家产竟有：

夹墙藏金26，000余两；私库藏金6，000余两；地窖藏银300余万两；通州、蓟州当舖、钱店赀本10余万两……。

查抄清单共109号，包括各种奇珍异宝，值银2亿2千多万；另有土地80万亩；当舖75座；银号42座，总计查抄资产相当于5年的国库收入。

有的版本的数字更大，有认为总数达8亿两之钜，超过清廷10年国库收入的；也有认为相当于当时20年国库收入的；等等。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确实不假，那就是：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就依照最低数字估算，即《清史》版本相当5年国库收入的说法，如按其时清朝年国库收入为7，000万两计，那么，也达3亿5千万两之数！

综观和珅为官30年，敛财白银竟有3．5亿两之数，平均每年高达1,000多万两！

假设他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承办李侍尧案件以前，还曾是个清官；那么，他的贪墨是自那得势以后的事，实际时间则为20年，按其平均算，每年贪墨敛财数就是年1,700多万两！

简直不可想象，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号的特大“巨贪”！

多行不义必自毙

和珅的一生，非常值得人们回味。

作为一位“能臣”，和珅能文能武，原本尽可以为国、为民做出贡献，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他都有这方面的条件。

对他的才能，其同时代的人，几乎一致于以肯定。

乾隆对他的评价是：

“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勤劳书旨，见称能事。

”“平萨拉尔，亦曾督战。

赐爵励忠，竟成国干。

”（《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图赞》）

曾任直隶总督的大学士英廉，早在和珅入宫前就把他看上了，认为他“机敏且善察言观色”，“少有大志，他日前途不可估量”，并把自己最宠爱的孙女儿冯氏嫁给了他。

至于后来成了和珅敌人的老师朱珪，也不因恶而讳言：

“珅早年好学，唯其为官后日渐贪婪，后手握权柄，挟百官于朝廷”，“令吾感叹”！

可见，和珅有才能是公认的。

但有才能的人却不能做一个好人，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悖论与遗憾。

根据现有的史料看，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查办李侍尧案件之前，已为官10年，在人品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说是一个清廉的官员。

那么，为什么在查办李侍尧案件这一年，他这个人就突然变了？

发生了由一个“清官”向“贪官”的转变？

这就值得我们对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这一年作一番研究，看一看这一年对和珅来说，究竟发生了什么？

正月，和珅赴云南查李侍尧案；

在回京路上，和珅升户部尚书；

随即被任命“在议政大臣上行走”；

五月，和珅被实授御前大臣；

随即补镶蓝旗满洲都统；

其子被赐名丰绅殷德，被指定为乾隆帝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额驸（驸马爷），待时完婚；

六月，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皇帝贴身警卫的指挥官，正一品）；

十月，任《四库全书》总裁官，兼办理藩院尚书事。

显然，这一年对和珅来说，就是福星高照，连连加官进爵。

更为重要的，这一年还使他成了乾隆帝的“亲家”，改变了身份——变成皇亲国戚。

这些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和珅的官阶升高，权位加重，地位巩固。

用《易经》的话说，就是“飞龙在天”！

然而，这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规律，叫做：

物极必反。

和珅所以会在这一年从“清官”变为“贪官”的道理同样如此。

位高权重，必然带来依附者众，拍马、送礼的人自然多了；地位巩固，胆子自然会大起来，必然无所顾忌。

如此，外界的制约因素大大削弱，而自身私欲却不断膨胀，最后，在私欲的驱动下，“清官”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向“贪官”的转化。

其实，在“政以贿成”的封建政治制度下，和珅即使成了“贪官”，也并不必然会有身败名裂的下场。

问题还是他太“顺”了，太过张狂了，他只知“进”而不知“退”，连“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最起码的道理也不懂，这才会有他最后悲惨的下场。

归根结底，这是：

多行不义必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