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与非营利组织研究构想与心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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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与非营利组织研究构想与心得

社會資本理論與非營利組織──研究構想與心得

顧忠華／政大社會系教授

1、社會資本的理論對照

「社會資本」乃是近年來十分流行的新興研究領域，相關論文數量有可觀的成長，應用的層面也愈來愈廣泛。

筆者曾在〈社會信任、社會資本與非營利組織〉一文中，整理過相關理論的對照表，列舉如下：

表一：

「社會信任」與「社會資本」相關理論對照表

社會信任

社會資本

理論根據

Luhmann

信任乃是化約複雜性之社會機制，又可分「個人信任」及「系統信任」兩個層次

系統理論

Giddens

現代社會的信任基礎已由血緣和地緣社群轉換為抽象系統，包括對象徵代碼（貨幣）和專家知識的信任

結構化理論

Granovetter

社會網絡的連結關係可以形成相互信任，經濟交易則是「鑲嵌」在社會文化脈絡及互信關係之中

社會網絡對於組織的資源取得、資訊流通皆有幫助，但關係網絡亦可能產生圍標等負面效應

新經濟社會學/社會網絡理論

Coleman

社會成員彼此的信任關係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凝聚力，有利於生產性活動及其他集體行動，而自然人或法人都會衡量給予或撤回信任所可能導致的利弊得失

個人所擁有、或群體所共享的某些社會資源因為具有生產力，因此可稱為社會資本，其特定形式包括信任、權威、規範、地位、資訊等等

理性選擇理論

Bourdieu

持久性的網絡關係可以產生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如聲望和友誼，這些資源的集合體便是社會資本，與經濟的、文化的、象徵的資本共同決定了個人的階級位置

社會實踐理論

Fukuyama/

Putnam

信任可以表現為「自發社交性」或是「民脈」，信任度高的地區，人們結社頻率高，組織規模大，對於經濟成長及政治民主有正面的貢獻。

反之，人與人間信任度低的地區，合作能力不足，可能妨礙長期的社會發展

社會資本通常透過宗教、傳統、歷史習慣等文化機制而建立起來；社會資本的獲取，則需要自發性社團普遍遵守道德規範，成員具備誠實可靠的美德，以增加值得信任的程度

資料來源：

顧忠華（1999a）

由理論本身的演變來看，「社會資本」已經逐漸吸納對於「信任、網絡、規範」等不同面向的議題，尤其在衡量指標及實證研究上，也不斷推陳出新，整合成為相當具有潛力的分析架構和解釋模式，引起更豐富的討論。

2、社會資本的指標

C.Grootaert曾將有關社會資本的指標項目加以羅列，並分成「水平的協會」（horizontalassociations）、「公民與政治社會」（civilandpoliticalsociety）、「社會整合」（socialintegration）及「合法與治理層面」（legalandgovernanceaspects）四大類，見表二。

表二：

社會資本的指標

以下的指標均是用在實證的研究之中。

水平協會的指標採用了微觀的觀點，並且代表性地蒐集了一國之內的分析。

至於國家層級與跨國的研究則用其他的指標來加以推估。

水平的協會

協會或當地機構的數目與類型工會的信任程度

當地協會會員的總數對社區組織的知覺程度

參與決策的程度對支持網絡的依賴

協會內相似血緣關係的程度家庭收入來自國外匯款的百分

協會內收入與職業同質性的程度比

村民與家屬之信任程度家庭支出用於禮物及移轉的百

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分比

公民與政治社會

公民自由指數

人口面臨政治差別待遇的百分比民主的指數

政治差別待遇的人口百分比腐化的指數

人口面臨經濟差別待遇的人口百分比政府無效率的指數

經濟差別待遇的人口百分比民主機制的強度

人口涉入分離運動的人口百分比人類自由的測量

政治權力的蓋斯提爾指數（Gastil’sindex）政治穩定的測量

政治自由的自由之家（FreedomHouse）指數政府分權化的等級

選民的出席數

政治性的協會

立憲政府的轉變

政變

社會整合

社會動員的指標其他犯罪率

社會張力強度的測量每十萬人的犯人數

族群語言的分裂違法行為的比率

暴動與抗議示威單親家庭百分比

攻擊離婚率

殺人犯比率青年失業率

自殺率

合法與治理層面

官僚品質政府對契約的保證或賴帳

司法制度獨立性合約的強制力

沒收與國有化的風險

3、社會資本理論與非營利組織

就本研究而言，筆者認為社會資本毌寧代表了一種「改造過的社會關係」，在這種具有特定意義的「交往形態」中，人們建立了超越「個人信任」的「公共領域」，並可以透過其產生的「公共信任」效應，銜接到對「系統信任」的審慎態度。

此種意義下的「社會資本」，其指涉範疇較微觀層次所屬意的一般性人際網絡或信任關係來得狹義，但又較宏觀層次所涵蓋的規範價值來得具體，反而接近「經濟資本」的作用性質。

事實上，馬克思便曾清楚指出：

「與其說貨幣和商品是資本，不如說它們是創造資本和維護資本的手段，它們需要被轉化為資本。

」（引自deSoto著，王曉冬譯，2001:

268）如果將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加以類比，上段話可以改寫為「與其說信任和網絡是社會資本，不如說它們是創造社會資本和維護社會資本的手段，它們需要被轉化為社會資本。

」至於能否轉化的關鍵，則在於有無一套機制存在，能讓個人意識到信任和網絡不只是私人資產，還具有「社會性」和「公共性」，因此願意投注精力參與個人事務以外的「公共事務」，並在家庭關係之外也願意經營各式各樣的「志願性結社」，或通稱的「非營利組織」。

更精確的說，本文希望將「社會資本」定位為一種「能產生公共效益的信任與合作關係，在這層關係的連帶之下，有助於將個人自利的行為，聯結到社會的共同利益，從而減少個人及集體的風險」。

乍看之下，這樣的定位與普特南強調的「水平結社」似乎沒有什麼差別，但是普特南過度拘泥於所謂「第二級結社」，亦即面對面的交往形式，反倒對目前盛行的「虛擬組織」、「網路會員」（他稱作「第三級結社」）不以為然。

筆者的意見則正好相反，因為若依照伊里亞斯（N.Elias）的論點，這類型因應新科技出現的溝通「形態」，其實正是集體創造出來的行為變遷，往往更需要超越小團體或「差序格局」的信任，所以背後存在著「公共信任」的條件，可以視作是「社會資本」的累積結果。

所以社會資本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係，如果綜合上述的分析，可以分成三個層次：

第一、非營利組織對社會資本的「生成」和「轉化」有重大貢獻。

現代社會是一切經濟、政治、社會事務都愈來愈透過各式各樣自主的「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來執行功能的社會，個人參與經濟組織，其勞動力即轉化成為人力資本，結合貨幣資本，創造出商品，類似的過程亦在非營利組織中進行，只是生產出來的不是市場上供作交換的商品，而是種種「公共財」，並於「分享」之中，轉化為社會資本。

這樣的社會資本與經濟社會學研究的「生產性」社會資本略有不同，「生產性」社會資本被認為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組織效率，另一方面，「公共性」社會資本則對社會成員普遍的互信與合作有型塑作用，或如福山與普特南的研究所示，可以促進社會發展或「使民主運轉起來」。

第二、非營利組織乃是社會資本「流通」和「運用」的重要通路。

人類社會除了經濟領域之外，諸多的社會性交往，包括教育學術、醫療衛生、社會福利、文化休閒、宗教慈善、公民倡議、乃至同好聯誼等等，大多數不必非要以「營利」形式進行，現代社會更逐漸經由「組織化」與「制度化」，使得大量社會交往的基礎不再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任，而是屬於「系統信任」的運作範圍（如教育、醫療等專業體系），此時非營利組織本身即是社會信任與社會資本流通的場域，構成公共信任的主要支柱。

第三、非營利組織乃是社會資本「集中」和「累積」的承載單位。

以西方的經驗來看，「公民社會」的演進，實有賴於社會中存在許多具公共性和自主性的非營利組織，如教會、公會、學會、協會、基金會、社區團體等等，並且有效地發展出「公共領域」，對於政治力和經濟力產生制衡作用。

台灣在解嚴之後，非營利組織得以發揮更多「社會自治」的功能，形成公民社會的骨幹。

在傳統社會關係不斷被「改造」的進程中，社會資本──或之前所稱的「社會力」──有可能集中和累積，並如本文定義般，增進了「能產生公共效益的信任與合作關係」。

以上的思考，賦予了非營利組織超過其個別任務和使命的社會角色，並將整個第三部門產生的「公共信任」視作是公民社會的核心質素。

正如個別企業在追求「自利」的目標時，其「資本」在馬克思看來，會逐漸「剝除了私人性質」，而中間的機制則是「信用制度」，筆者認為，社會資本也代表著另一種用來規範社會交往的「社會信用制度」。

馬克思的那段話是這麼寫的：

信用制度的擴展，雖然一方面成為資本主義體制裡「最有效的危機與詐騙的工具之一」，但同時它也將資本的分配由資本家的手中移去，信用制度「剝除了資本的私人性質，也因此在其中，但也只有在其中，廢除了資本本身。

」（引自Giddens著，簡惠美譯，1994：

109）

不同的是，由社會資本建構起來的「社會信用制度」（或前文所稱「系統信任」），可能正是用來匡正「危機與詐騙」的最有效工具。

4、結論

從理論上來看，晚近大量出現有關「社會資本」的討論，似乎已經使得此一概念日益遠離它理論中最具「社會學想像」的核心隱喻，也就是「資本」概念：

「資本」不是有形的貨幣、甚至也不宜化約為一種固著化的資源。

「資本」是經濟運作的過程中整合資源的力量。

更進一步來說，它是整合個體的生產力，協調、組織集體行動的力量；透過此一過程，經濟領域（乃至於全社會）得以進行「生產」與「再生產」，同時「資本」自身也在此一過程中不斷積累並且持續擴大積累──正是這樣的一種「隱喻」，孕育了當代「社會資本」如此深刻而廣泛的經驗意義與理論潛能。

然而，也正是這樣一種抽象的理念根源，使得「社會資本」在定義上充滿困難。

歷來學界進行定義時，大都以「網絡」、「信任」、「規範」等等相對上較為具體的概念來充任「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這一方面當然有將此一概念「具體化」的意圖，另一方面，多少也是試圖在實證上建立可供測量的操作性定義。

然而，這些要求也不免讓這個具有豐富內涵的理念成為一個高度「應用性」的概念、甚至出現了「實體化」與「庸俗化」的危險。

正因如此，本文希望能夠先儘可能深入檢視此一概念的理論意義，同時以非營利組織為例，進一步分析它運作上的形態特徵。

首先，本文強調，社會資本的核心內涵在於它提示了一種「不斷改造的社會關係」、這種關係體現在非營利組織的場域中，代表了人們的互動模式可以「生成」及「轉化」為有利「公共財」生產的社會資本。

另外，過去討論社會資本多著重在它如何「積累」以及積累的「量」；然而，從社會資本運作的形態上來看，我們還應該注意「流通性」與「擴大積累」的問題。

「流通性」意味著形成社會交往與社會關係的「機會結構」、以及某種「信任機制」的存在：

封閉性的團體容易形成內聚力、群體內的信任及規範──以Coleman的眼光來看，就是容易形成「社會資本」；然而，在此社會資本的積累只是侷限在特定的範圍，因此缺乏高度的「流通性」。

反之，在所謂的「弱連結」中，儘管個體之間比較不容易形成強有力的聯結，但各類社會交往的機會卻很高，所缺乏者則為穩定化的機制。

據此，現代社會中「自我組織」的趨勢，一方面意味著高度的流通性，另一方面，也導引出另一個問題：

在複雜而多元的社會交往之中，如何穩定各種協調行動的機制、如何降低行動選擇的風險──這就是我們所謂「公共信任」的問題。

簡言之，在自我組織的機會結構大幅擴張的同時，個體之間的「信任」就必須超出私人關係中的信任模式，發展出更具一般化的「社會信任」乃至於「系統信任」之機制。

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會出現社會資本的「擴大積累」。

總結說來，對於社會資本理論內涵的重探，以及將其應用來理解與解釋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現象，在在令我們有機會去思考：

「社會資本」的概念可以如何豐富我們的「社會學想像」。

社會資本如果要成為「活的資本」，它不能被少數社會階層或集團壟斷，它也不應該一再被詐欺、不實和相互猜忌所破壞。

如近年台灣多次政治選舉中，政黨與政治人物經常不惜甘為社會信任的殺手，不斷鼓動社會的對立；反觀台灣的人民在過去經濟和社會發展經驗中，卻已普遍建立起政治以外的協同合作關係，這些共同的信任資產並沒有全被政治競爭揮用掉，還可以維持著社會秩序的正常運作。

回想普特南的論述，或許他也會承認：

正因為台灣民間的「經濟力」與「社會力」有一定的成熟發展，才使得這幾年的民主政治「運作起來」；換句話說，是社會資本創造的條件使得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成為可能，反之，公共信任的嚴重缺乏，將使任何改革寸步難行。

處在當代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社會資本」內涵的理論啟發與經驗意義，也就顯得彌足珍貴了。

參考文獻：

顧忠華，1999a社會信任、社會資本與非營利組織，宣讀於「非營利組織與

社會信任」研討會，中研院社會所與政大社會系合辦。

顧忠華，1999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實踐，台北：

允晨。

DeSoto著，王曉冬譯2001資本的秘密，台北：

經濟新潮。

Giddens著，簡惠美譯1994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台北：

遠流。

Grootaert,C.2001Socialcapital:

Themissinglink，inPaul,D.andE..Uslaner（eds.）Socialcapitalandparticipationineverydaylife，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