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史料与记忆性的史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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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史料与记忆性的史料
碩一彭思齊
MemoryandUnderstandingU.S.ForeignRelation
RobertD.Schulzinger
文件史料與記憶性的史料
一如往昔的明顯，歷史它發生了。
人們的記憶有真、有假，亦有虛實參半，而歷史家的工作，就是在於發現了過往發生的事，以及塑造一個協調的敘述。
這項工作，常常伴隨著發掘歷史真實事件參與者的記憶。
然而，史家通常都認為真實事件的同時期檔案證據，要比個人不可靠的記憶來的真實可信。
他們認為，在當時寫下的紀錄是永恆且具有價值的。
傳統訓練下的史家，並不會刻意地忽略或摒棄個人記憶，但在他們謹慎地留意之下，卻認為個人記憶的變化性過大、不穩定，且對實證傳統而言，是最不正確的。
現在我們知道，這傳統視野下的事件、檔案、歷史和記憶間的關係，不是像過去那麼單純而顯著的。
就如同善用大眾記憶及集體記憶的史家PeterBurke再1989年觀察的一樣，「歷史和記憶都漸漸成為有問題的（可疑的）」。
在以往，記憶與書寫過去，被視為是明確、明瞭的活動；今日，「無論是記憶還是歷史，似乎都不再客觀（如實的呈現）」。
史家和其他參與回憶者，都有意或無意地評斷什麼是重要、什麼值得回憶，或什麼是無價值的。
歷史和記憶，已被認為受社會所支配了。
史學家開始注意到三個不同但相關的現象：
（1）人們如何記住、扭曲，或遺忘過去；
（2）這些記憶如何影響當下的思考和行動；（3）握有權力的人，如何利用自身或他人的記憶來處理他們的事務。
記憶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構築了一座橋樑。
在今天，人們選擇回憶、遺忘或改變的過程，構成了人們思考的內容，這是很重要地。
但傳統上，對外關係史家一直都將他們的注意力聚焦在當權者身上。
精英記憶的運用
美國對外關係史家，大多熟悉大量有關官員如何利用個人回憶和集體記憶來處理國家事務的著述。
這些研究解釋了政策決策者個人，或借來的記憶如何影響他們處理外交事務。
記憶有時是隨著環境變化而變化的。
幾個決策者使用記憶的例子，主要來自政治學者利用歷史知識的研究成果。
RobertE.Jervis在《國際政治的認知和錯誤認知》中指出，個人經驗時常「過分影響了個人的偏好」。
他舉了數個政治領導者盲目地將過往經驗用於現在的例子。
但是他也反過來分析，呈現出領導者如何在當下環境的基礎上，改變他們所記得已發生的事。
他解釋，當羅斯福總統接收了有關戰後世界形勢的新資訊後，改變了他對國聯失敗因素的想法。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另一個描述記憶在決策者心中所扮演角色的好例子，出現在RichardNeustadt和ErnestMay的研究中。
在《歷史的教訓》（1986）一書中，Neustadt和May提供了一系列有關決策者利用他們過往經驗的研究實例。
其中一例即是詹森總統及其主要幕僚在決定逐步擴大1965年越戰時，利用了他們對杜魯門總統及其幕僚在韓戰期間的經驗的回憶。
Neustadt和May觀察到詹森總統和他的幕僚間的個人經驗有很多的不同處。
詹森總統在政策上因為已由杜魯門所面臨的難題中獲得幫助，所以他自己並未體會到杜魯門在韓戰期間的困惑。
國家安全顧問McGeorgeBundy在1952年當韓戰逐漸損及民主黨的前途時，任教於哈佛大學。
因此此傷害並未阻礙共和黨的Bundy去支持艾森豪任總統。
國務卿DeanRusk憶起韓戰期間中國的介入，因此強調保持中國遠離越南的重要性。
國防部長RobertS.McNamara在1950年代是福特汽車公司的執行長，所以Neustadt和May認為「韓戰或許不要發生比較好」。
副總統HubertHumphrey並無親身體驗過韓戰對杜魯門及其他民主黨員造成的傷害，並且他也反對逐漸擴大戰局。
但因為Humphrey非詹森所喜愛的人，詹森也就未曾對他的意見多加注意。
其他政治學者，也不斷發現決策者如何藉由發生事件的活生生記憶，來塑造他們處理事務的模式。
鄺元芳（YuenFoongKhong）教授檢視了決策者利用類推方法，將韓戰隊比到法國在奠邊府的失敗，以及藉由慕尼黑危機來決定美國在越南擴大軍事行動。
鄺教授區分了公眾和個人記取的教訓。
前者包含了官方對公眾的記載，而後者則包括決策者個人對稍早事件的回憶。
類似地，RichardMelanson也觀察到，卡特政府的決策者亦提供了他們的回憶，以及他們曾閱讀過關於冷戰早期及越戰的書籍，來重新形成他們的外交政策。
RolandParis曾描述美國在1999年科索夫事件中該扮演何種角色的爭論，視之為「隱喻戰爭」。
柯林頓政府及國會的成員，提倡這些隱喻以敗壞那些反對北約（NATO）轟炸塞爾維亞的人。
那些參與者設計出美國在科索夫外交政策的爭論時，他們使用了自己的記憶。
他們也要求其他人去回想最近的過去。
政策的支持者引用了「納粹大屠殺」。
柯林頓總統將塞爾維亞人的殘暴行為比擬為納粹黨人的屠殺。
「讓我提醒各位」，在轟炸塞爾維亞前他向國人宣稱，「七年前當米洛塞維奇總統開啟在波士尼亞的戰爭，國際間沒有很快的阻止他。
我們不能忘記發生了什麼事，無辜的百姓被關入了集中營。
」；而反對者引述了越戰的例子。
共和黨議員SladeGorton警告，「在比越戰更缺乏正當理由的情形下」，不要捲入戰爭。
其他的反對者則力勸國會，「記住奠邊府事件，當時許多重要的幕僚迫使艾森豪總統將我們的軍隊送去幫法國脫困」。
柯林頓政府處理巴爾幹半島問題所引起的爭論，在未來美國對外關係史家研究記憶在政治決策中的角色時，將成為一個突出的例子。
每個人都在論爭中帶入了某些個人或政治上的記憶。
然而，記憶並非是永恆的。
人們利用世紀初的不同記憶來支持他們的立場。
重要人物的自傳，表現了這些要角的思想、行為和言語。
國務卿MadeleineAlbright在東歐中部的歷史中找尋納粹在巴爾幹惡行的迴響。
柯林頓總統記得自己在越戰中的反對立場。
在還沒當總統前，他也曾對詹森在越戰擴大後進退兩難的遭遇表示同情。
「我現在知道當時對詹森而言有多困難了」，在他2000年11月過境月南訪問時脫口而出。
反對柯林頓轟炸塞爾維亞的人，大部份是共和黨員，但也並非全部。
他們都樂於回想當時國會反對詹森越南政策，因而使詹森損及自己的地位。
所有參與科索夫問題爭論的人，都喚起了他人的回憶。
集體記憶
當美國對外關係史家時常發現官方利用個人記憶來處理國家事務時，他們卻鮮少有解釋大眾或集體記憶在其中扮演角色的經驗。
但是，近來歷史學已普遍的注意到一般大眾的聲音。
當作者由下層來寫歷史時，大眾記憶的角色就格外具有意義了。
回憶與遺忘（通常指相對於記憶而言）已經被發掘了。
記憶被視為社會現象的嚴謹研究，開始於1920年代法國社會學家MauriceHalbwach的工作中。
他宣稱，社會群體決定了什麼值得記憶，以及該如何去記憶。
社會的記憶結構是如此強烈。
因此Halbwach強調，個人時常「記得」他們未曾直接經歷的事件。
1898年PaulConnerton在《社會如何記憶》一書解釋，一般被視為個人能力的記憶，如何的也成為社會進程的一部份。
人類群體互相分享記憶，而記憶也加強或破壞了社會秩序的存在。
社會記憶因此成了強大的政治力。
Connerton也指出，精神分析學上的中心主題，如何運用於記憶的政治重要性。
人們將過去帶入現今，是藉著實際行動或回憶。
與搜尋或解釋事件源頭相反，人們是在無意識的希望或幻想的的控制下回想過去的。
當某人付諸行動，他或她是在重覆著舊的經驗（通常是不被承認的），換句話說，他們蓄意地遺忘來源。
事實上付諸行動反而會抑制回憶。
而記憶在另一方面，卻時常有治療的效果。
藉著承認過去的事件（不論是好是壞），人們都能適當地將他安置，且繼續生活於當下。
Connerton強調，大眾在紀念慶典中重演過去，凝視著歷史加工品，或對紀念碑投以敬意，是幾個世紀來人們回憶過去的方式。
另外他也提到，一個神聖的、具宗教性或神秘性的公眾紀念慶典，傳達了情感的意念給參與者。
自1989年起，關於記憶的研究，在政治、文學、電影和藝術等領域中激增。
有一本在特拉維夫大學編輯的期刊，名為《歷史與記憶》。
1999年文學理論家WojiechH.Kalaga及文化理論專家TadeustRachwal在西里西亞大學觀察，得到「到了千禧年，記憶浮出成為當代典型的重要觀點」的結論。
傑出史家DominickLacapra觀察到歷史和記憶的魅力，1998年曾如此記述：
「近年來對於記憶問題的關心劇烈擴張，以致於人們試圖對它投以懷疑的眼光，並給予關注。
」Lacapra警告，大部分群眾專注於記憶的狹隘類型，有時會走向過分情緒化的感傷中。
儘管大眾記憶將危險地陷入美化的過去（如迪士尼世界文化一類），記憶的印象還是展現了過去存在於當下。
國外的歷史與記憶研究
許多歷史和記憶的理論研究，在傳到美國之前即有大量的作品呈現了特殊點，這些包括大眾記憶、歷史書寫和現時政治政策間的相互影響。
簡單瀏覽這些文章，將有助於我們透視記憶研究會如何提升我們對美國對外關係史的研究。
於美國之外有關大眾記憶的研究，包括了發生在大眾身上戲劇性及傷害性事件對今日的影響。
大部分戲劇性和傷害性的事件是戰爭，在此二戰就特別醒目。
數百萬的生還者都還懷著記憶。
而戰爭的傳奇故事，決定了無數冷戰決策的發展。
一位荷蘭籍的日本現代史專家IanBuruma，在其《德國與日本的省思》一書中提出一個二戰記憶影響往後事件的佳例。
Buruma發現，對戰爭的罪惡感，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一直影響著德國人。
另一方面，在日本卻鮮少民眾或政治領導者對於他們國家在戰爭期間的不當作為表現出自責之意。
Buruma討論了同盟國的欺騙行為如何在日本被看待。
原子彈對廣島及長崎的轟炸，給予許多日本人意識到去控訴勝利者的野蠻行為。
Buruma提出日本當局在戰後不情願地表示遺憾。
二戰後的日本教科書，也很少承認他們該為戰時的殘暴行為負責。
Buruma另外對比了德國及日本在戰爭紀念活動、紀念館及紀念碑所採的不同路徑。
德國在二戰記憶的建構上，強調他們非人性的戰責及戰罪。
而日本人則強調他們戰士的英勇行徑，卻對他們的戰責輕描淡寫，或加以忽略。
東京靖國神社今日就成了日本最重要的紀念館。
Buruma對於神社用以光榮百萬獻身日本帝國的軍人靈魂的行徑加以責難。
1986和2001年，日本首相參拜神社的行為，使日本左派、和平主義者，即中國和南韓政府感到震驚。
納粹大屠殺的生還者，已經成了廿世紀了解戰爭及暴力政治的最主要途徑。
弔詭的是，歐洲猶太人的遭遇，卻在美國引發了對記憶與歷史交叉作用的興趣。
生還者的記憶，遠比毫無結果地爭論大屠殺在20世紀是否是獨一無二或最要緊的來的重要。
從歐洲到以色列到美國，大屠殺的生還者在1960年代中期後，開始述說他們的故事。
數千位生還者在錄音訪談中進行這項工作。
而這些訪談都成了耶魯大學和1993年成立的美國大屠殺紀念館中的檔案。
受訪者敘述他們在戰爭中所遭遇的痛苦經驗，並讓訪問者了解，回想這些記憶對他們而言一直都是很痛苦的。
這些大屠殺生還者的故事，提供了大量有關記憶和遺忘如何變動的例子。
許多生還者再大屠殺後數十年間，都未曾提及他們的故事。
拖延許久才記下的回憶，使學者在爭論這些集體記憶的「有效性」、「正確性」和「實用性」時感到困惑。
一些大屠殺的研究者也對使用埋藏已久的記憶提出警告。
在ArnoMayer的大屠殺歷史《為什麼天堂沒有變暗》中，對照了他所謂的歷史女神與記憶女神。
對史家而言，「證據的可信賴和可靠」，是最重要的。
事件發生數十年後的個人回憶，是較當時的檔案紀錄難以去證實的。
相對地，訪問過多位生還者的LawrenceLanger相信，對於這些記憶真確性的過分嚴謹檢視，是被誤導的。
他說明這些證據，「真人的檔案要比只有歷史檔案來的好」。
Langer宣稱，這些受過納粹暴行受難者的故事，也許會含有事實的錯誤，或無法回想特殊事件，但這些看起來相較於完整回憶顯得瑣碎的故事，卻可幫助目擊者定義自我認同。
在這些研究中具象徵意義的是，Mayer早先重要的研究是傳統的外交史，他的研究法包括發現和詮釋當代文本。
而另一方面，Langer是一個處於時代之外的文學評論者。
美國對外關係史學者對記憶使用的興趣，提供了一個發現過去和現在複雜關係的機會。
記憶發生在現在，但他們卻和過去發生的事有著複雜的關係。
藉著透過記憶的鏡片，來解釋現在和過去相碰撞時發生了什麼事，史家可以更加理解外交事務上什麼一直都是較重要的，以及為何或如何這些重要的觀點會有所改變。
文化遺蹟與歷史記憶的研究
歷史理解中，記憶扮演角色的大量討論，已經對歷史遺跡、紀念館和紀念日做了解釋。
這些文化記憶的遺址，為美國對外關係史學家提供了很好的例證。
他們解釋了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建立的象徵意義。
數千位大屠殺生還者在1977年協助成立美國納粹大屠殺紀念委員會，在美國公眾生活中有極大聲望的猶太人也對委員會的成立付出貢獻。
1993年緊鄰華盛頓國會山莊的美國納粹大屠殺紀念館正式開幕。
令人驚奇的一面是，一個以紀念在發生在歐洲歷史事件的博物館，竟會成立於美國首府。
1977年一部短系列的「納粹大屠殺」電視紀錄片，提升了大眾的體悟。
當EdwardT.Linenthal在《保存記憶：
建立美國納粹大屠殺紀念館的努力》中細微地記述紀念館的興建時，他將功勞歸於對美國在二戰中共謀暴行的歷史重審。
重視人權推動，並將人權視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卡特總統，簽署了建立紀念館的法案。
紀念館於1993年4月成立後，關於館方專心於歐洲事務上而與其它美國紀念館不一致的憂慮，打從一開始就存在了。
但它很快地就成了華府最多人參觀的景點。
許多種族的訪客視之為聖殿。
歷史學家已經在公眾慶典中找到了世俗宗教。
Linenthal和其他學者也論及各種戰場、紀念館和紀念碑的參觀者，有將這些地方視為聖地的傾向。
他從萊星頓、康科特、阿拉摩、蓋茲堡，觀察到小巨角、珍珠港，發現這些神聖化的遺址如何運用於政治目的上。
這些地方通常是被用來組織或存留「確保持續的忠誠愛國正統」。
戰場遺址的參觀者，都帶著崇敬、信仰，以及宗教朝聖者的敬畏之心，這樣的奉獻具有直接的情感價值。
但是，這也使史學家在面對某些認識、重新解釋及再審視時，花費不少心力在考慮他們自己的責任。
Linenthal指出，各種展現在戰場回憶的尊敬形式，「都是愛國正統，以及象徵性反對各種意識形態（異端邪說）惦污的結合」。
歷史再解釋與歷史記憶的衝突
歷史的再解釋與個人或集體記憶的政治衝突，反映在史密森尼博物館下轄的航空與航太博物館舉辦名為「最後的行動：
原子彈與二戰終結」展覽失敗而引發的爭論中。
美國對外關係史家提供了大量有關記憶的理論研究來解釋這場論爭。
1993年和1994年，航空與航太博物館館長MartinHarwit及其幕僚，試著由展示原子彈來體現近來歷史學者的發現。
他們想由敘述和可見的材料來描寫，在美國人和日本人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而退伍軍人團體、專業史家及官方，都檢閱過展覽企劃書的草稿。
當數位史家研究這些爭論後指出，無論如何，這戰覽引起了不滿的爆發。
國會保守派議員很快地聲援，這項展覽侮辱了退伍軍人們的成就。
對於展覽的批評還譴責了提供材料的日本公司，懷有美國的罪行近似於野蠻行為，以及美國具有攻擊廣島民眾的戰罪的心態。
當共和黨在1994年國會選舉贏得參眾兩院的大勝利後，他們迫使史密森尼博物館中止展覽的計畫。
並更改為由航空與航太博物館展出運載原子彈的EnolaGayB-29轟炸機的部份機身。
展示中唯一的文字記述，是一塊列有EnolaGay全體機員的飾板。
消失的，是廣島一片荒頹的照片、太平洋戰爭發展的冗長敘述、戰略轟炸的概念，以及原子彈背後的科學研究。
史密森尼博物館負責人C.MichaelHeyman指出，博物館應當展出在太平洋戰爭中「英勇與犧牲」的退伍軍人紀念展。
Heyman使史學家對於國家博物館，並非一個表現複雜學術分析的地方，感到憤慨。
歷史和記憶是相互關聯的，但他們並非完全相同。
他們之間的關係複雜，有時會成為不同立場爭論的起因。
在某種實質面上看，史密森尼博物館將「最後的行動」展覽取消的動作，顯現了政治利益團體因操弄大眾記憶而壓過專業史家的現象。
在這場論爭中，對美國對外關係史家較嚴肅的教訓，即當他們謹慎檢視檔案中的材料時，不該對大眾眼中二戰末期的決策毫無印象。
杜魯門總統預期入侵日本本土後會造成的美軍傷亡人數，是一個重要的爭論點。
愈多美軍傷亡，就更加堅定杜魯門認為投下原子彈可拯救數以千計美國人生命的記憶；愈少傷亡，則在美國人心中，超過15萬的廣島、長崎亡魂，使他們燃起了更多的道德不安全感。
謹慎的學者在1980年代證實了，當時並未認真的考慮過大量的死傷人數。
事實上，百萬美軍傷亡的數字，或許是二戰後幾年才出現用來作為原子彈攻擊的事後藉口。
但是，這也很難成為問題。
入侵日本本土所造成百萬美軍死傷的意念，已經固定在大眾的印象中，且成了都市歷史傳奇，很難再被專業史家改變。
除此之外，二戰老兵還譴責美國對外關係史家，利用檔案修正原子彈使用決策的早期錯誤意念，是為不愛國的行為。
歷史記憶的變動性
不只是歷史研究與大眾記憶有複雜，或偶而敵對的關係。
就連記憶本身都會隨時代而改變。
現今事件改變過去記憶的方式，是了解記憶於美國對外關係中扮演角色較有效，且較少見的方法。
舉例來說，大眾對於二戰經驗概念的變動，給予了深刻的理解。
再1945年後的數十年，二戰記憶影響了現今的意念。
相反地，現今的事件也改變了二戰經驗的回憶。
二戰後的半個世紀以來，二戰老兵一直被讚許為拯救文明的英雄。
一段時間後，二戰的記憶不再只有英雄，而且是純潔的。
在戰爭電影中，男人死了，愛人隨之崩潰，寡婦也跟著悲傷，這看起來還算是好的事例。
傷痛似乎比現實來的少，或至少是可以承受。
飢餓、疾病、受傷的士兵，以及戰俘，看起來都像是演員。
但是對二戰清淨的視野，在越戰的混亂中改變了。
口述史家StudsTerkle在越戰後為「GoodWar」一詞做了研究。
他為這兩個字加了引號，因為他懷疑是否有戰爭可被視為好的。
那些提供戰時回憶的男男女女，記得的爛泥、沙礫、艱苦和戰時的荒誕行為，要比光榮的事來的多。
當文學評論家PaulFussell在1989年寫《戰爭時刻》一書時，在全書中譴責他所相信的虛假、令人倒胃的樂觀主義、謊言，以及英美當局在二戰時的宣傳活動。
越戰的經驗遍布了此書的每個章節，他指稱，在1970年代高度懷疑論，「由行刺甘迺迪和馬丁路德‧金恩……以及越戰所引起。
」使得百姓不再相信政府所提有關戰爭的事。
回顧一下他與其他人的二戰經驗，他否認了所有高層的因素。
唯一相關的，只有人們的個人經驗，而這些幾乎包含了監禁、骯髒和卑賤。
另一個文學評論家PhilipBiedler，在他之前對越戰文學發掘的基礎上，展現了對二戰回憶的文學、電影、和電視的大規模抨擊。
在他1998年的研究成果《大戰爭的巨大衝擊》一書中，他認為出版業和電影、電視產業的行政部門，提供了二戰情感上的觀點。
然而，越戰改變了這點。
當大眾觀賞到電視畫面中戰爭的醜態，並了解到哪些人被無目的的送去越南，哪些人又安然的待在家中時，這似乎意味著二戰不再可能在今日呈現出有意義的一面。
誠如Biedler所述，越戰帶來的震撼，意味著二戰不再被視為光榮，二戰英雄視野的重生因而顯現。
電影《搶救雷恩大兵》利用現代科技呈現了戰爭的恐怖。
裡面的角色死於真正的痛苦。
觀眾也看到了戰爭中是如何的髒亂；吵雜和困惑。
但高層因素卻依然存在。
TomBrokaw的《最偉大的世代》（1998）也描述了經濟大恐慌及二戰中的男女，獻身於一個比他們自身更高目標的英雄。
二戰的英雄回憶，加強了在國會山莊建立二戰紀念碑的運動。
Brokaw、《搶救雷恩大兵》製作人史蒂芬史匹柏、劇中主角湯姆漢克、歷史學家StephenAmbrose，及許多書本的作者都讚美二戰英雄的精神。
前參議員RoberDole及數千位二戰老兵前往國會請願加速通過紀念碑建立的法案。
國會也在2001年紀念日週末，《珍珠港》電影首映期間有所行動。
隨後評論家強烈批評，專欄作家甚至指出，《珍珠港》如何置珍珠港攻擊行動於政治意識中。
一項民掉顯示，幾乎每個人都聽過這齣電影，但卻不到一半具有1941年12月7日所發生事件的歷史知識。
毫無疑問地，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事件後，珍珠港事件的回憶在美國人意識中激增是很正常的。
當人們尋找著理解911事件意義的途徑時，珍珠港事件後，美方迫使突擊者無條件投降的回憶，給予了此時國難一些慰藉。
關於記住911事件適當方式的爭議，興起於911攻擊後一年內。
學校匆促的進行教導攻擊的意義、關於美國和穆斯林世界及中東的關係的解釋、美國的對外政策、公民於國內的自由、多元文化社會的涵義是什麼等問題。
部份（大部分是政治保守者）評論家譴責這些用來教育911事件的課程規劃，在面對不可言喻的邪惡勢力時，展現了一種懦弱的失敗主義心理。
一位著名的保守份子WilliamBennett叱責，催促學校教師去鼓吹愛國心的解釋，要比強調一文化的誤解或公民自由的威脅來的有用。
公眾越戰個人記憶的印象，以給了學者注意過去事件如何在今日被重塑的豐富脈絡。
史學家RobertJ.McMahon主張，在1975年後25年間，許多美國領導者尋求著鎮壓在越戰期間美國的錯誤、惡行和被控訴的相關記憶。
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肯定美國現今的外交政策而辯護。
ChristianAppy寫說，重拾越戰記憶的努力，使我們獲得歷史了解的象徵代價。
他在《工人階級》一書中指出，「越南不僅僅是回憶，它根本就是我們歷史的一部份」。
在他書中的其它部分，提供了許多工人階級青年在越戰累積大量身體和心理傷痕的例子。
Appy相信，這些摧殘可藉由紀念行動來治癒。
越戰的歷史記憶
當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的建立尚未聚焦於記住越戰的討論之前，許多歷史學者、社會學者和文化學者已經解釋，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或更簡單只是一面牆）比鄰於林肯紀念碑的供俸作用為何。
越戰退伍軍人紀念活動成員，建造列有美國越戰殉難者姓名的紀念碑的努力，是在1978年後結合社會大眾及公司老闆的贊助而成的。
但設計的過程很快地又陷入論戰。
一次一位21歲的藝術系學生MayaLin提出的設計，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但許多當初支持美國參戰的保守份子，卻公然批評此一設計像是個反戰活動觀點的紀念。
其中TomCarhart最刺耳的批評，稱lin的V型設計，擦亮了黑色花崗岩牆，「一個羞恥的黑色傷痕」。
另一比較小，但又有象徵意義的批評來自一般民眾，他們對美國政治領導者因加入戰爭而摧毀如此多越南人及美國人的生命感到氣憤。
對於某些退伍軍人，或越戰期間反戰運動的支持者而言，Lin的設計確實留有傷痕，因為它讓參觀者帶來他們的記憶，及對戰爭的意見。
紀念牆的公眾成就，戰勝了許多對Lin的設計的爭議。
每年有百萬人參觀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它成了世俗愛國宗教中最重要的聖地。
人們視之為聖殿。
一但人們由紀念牆前的緩坡往下走，他們變的肅靜和恭敬。
他們將他們的心靈傾洩於勾起的回憶，以及他們遺留在牆上的隨意書寫的便條紙上。
管理記念牆的國家公園管理處隨即收集並保存這些遺留記憶的紀念物。
訪客在牆上留下一些東西，已成了習慣。
學者指出，甚至是戰後很久才出生的學童，他們對越戰毫無經驗記憶，也被鼓勵在離開牆前，不得不寫下一些東西。
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及其他作家都指出，退伍軍人的個人回憶如何跟隨著這些標準形式。
退伍軍人回憶事件的方式，成了社會的期待。
這個越戰記憶的社會形成，確認了MauriceHalbwach早先對社會記憶研究的有效性。
Halbwach指出，何以人們有時會表達出一些他們自己未曾經歷的事，當作自己的記憶。
1980年美國心理學協會新增了一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病例，以順應心理失調的診斷。
許多越戰老兵，都曾在退伍軍人俱樂部的設施中尋求治療PTSD。
標準的療程包括老兵在群體療法聚會中敘說自己的戰時經驗。
人們會浮現他們在戰鬥經驗中的苦痛，有時他們會承認被控訴惡行。
臨床醫師在治療團體領隊，使習慣上接受所有回憶時，也有相同的效果。
記憶是記憶，它們停留在那。
如果某人提供了記憶，那會是真的。
團體中的老兵嚴厲地區分他們扮演、修飾的「戰爭故事」與他們真實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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