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构建适应一带一路定位及目标地区域经济合作新机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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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构建适应一带一路定位及目标地区域经济合作新机制
如何构建适应“一带一路”定位及目标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机制
小组成员：
王婷吕品满婷煜
王佳丽佳赵雅丽
一、“一带一路”的背景与原则
（一）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
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共建原则
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坚持开放合作。
“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坚持和谐包容。
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
坚持市场运作。
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坚持互利共赢。
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二、“一带一路”的定位与目标
（一）“一带一路”的基本定位
1.“一带一路”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
对中国自身而言，“一带一路”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之初到邓小平南方讲话；二是从南方讲话到中国“入世”；三是“入世”的过渡期。
目前，“入世”的过渡期己经结束。
换言之，“入世”所带来的开放红利已经实现，中国经济面临新一轮对外开放及通过开放促进国内改革的强大诉求。
前三个阶段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外开放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开放程度严重滞后。
而这也正是造成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此，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必须是全覆盖的，既要包括沿海地区，也要延伸到中西部内陆地区。
“一带一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在这方面应该发挥独特的作用。
与前三个阶段相比，当前中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有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经济全球化的重心从多边主义转到了区域主义。
ＷＴＯ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一直是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制定与实施的主要平台，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象征。
但进入21世纪以来，ＷＴＯ多哈谈判陷入困境，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更重要的是，世界主要大国都从多边主义的倡导者转变为区域主义的支持者，构建和参与以自由贸易区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已成为一个世界潮流，以至于ＷＴＯ都开始认同区域主义的发展方向。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必须适应区域主义兴起的发展趋势。
“一带一路”实际上就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举措。
2．“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外交的新平台
“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外交的新平台。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外交为经济服务成为一种基本共识。
然而，伴随和平崛起进程的加快，作为一个大国，面对日趋复杂的周边环境，中国要实现稳定周边、经略周边、打造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实践证明，仅仅依靠经济合作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经济外交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一项必然要求。
从外交服务于经济向经济外交的转变需要在对外关系的理念上做出重大调整。
为此，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了“亲诚惠容”原则，它将成为指导经济外交的基本理念。
为落实这一理念，仅仅依靠现有的经济合作机制是无法实现的。
而“一带一路”的“五通”及命运共同体目标则体现了“亲诚惠容”理念。
3.“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机制。
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从低级到高级大致可以划分为五种形式：
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一体化、政治经济一体化。
其中，最常见的是自由贸易区。
显然，无论是从合作的理念、目标，还是从合作载体、合作机制来看，“一带一路”难以归入上述任何一种形式之中。
中国并不期望通过“一带一路”构建一个统一涵盖沿途所有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或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更不期望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排他性的国际组织。
合作机制的多元化将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这既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要求，也是为了适应亚洲发展的多样性。
正是这种发展的多样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涵盖整个地区的自由贸易区或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
（二）“一带一路”的目标
“一带一路”建设就总体而言，应当有助于以下一些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
安全高效的陆海空战略通道网络全面形成，“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目标全面实现；在产业投资、经贸合作、能源金融、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和重大收获，构建一批全面开放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和海上战略支点，打造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拓展发展空间，巩固和延长战略机遇期，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占据主导优势，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建立面向亚非欧大陆和链接三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均衡战略布局，将“一带一路”发展成为同时连接亚太经济圈、欧洲经济圈和非洲经济圈的世界上最长、最大、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国际政治、经济、外交、人文、安全大走廊。
除上述总目标外，“一带一路”战略还应在经济、外交、文化和安全等方面实现如下具体目标：
第一，在经济上，实现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逐步形成以点带线，从线到片，促进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经贸合作方面，重点推进机制建设、自贸区谈判、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及毗邻区规划编制，市场开放度和贸易便利化标准化程度大大提高，逐步扩大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
产业投资方面，重点建设一批工业开发区、产业园区和农业示范园区，逐步扩大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
能源资源合作方面，重点建设一批油气、火电、水电、核电及矿产项目，逐步扩大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石油、天然气的数量，提高能源安全保障水平，增强我国战略主动性和抗风险性能力。
金融合作方面，加快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亚洲债券基金，建设亚洲信用体系研究中心，并使之发挥积极作用，未来十年争取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达成本币互换协议和本币结算协议，争取人民币成为沿线主要国家储备货币。
第二，在外交上，增进与沿线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逐渐做大我国在沿线国家全方位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增强我国外交软实力和巧实力，提高我国经略周边的能力，扩大我国安全战略的回旋空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实现西进、南下、北上、东拓的总体外交布局，形成更为开放、更为包容、更为信任、更为亲和的新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确立我国新型大国地位，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升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西进即增强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关系，特别是与中亚国家关系；南下即扩大与东盟的合作，处理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北上即获取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东拓即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消除日本的疑虑干扰。
第三，在文化上，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全面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弘扬和传承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精心打造中外文化交流的品牌，努力搭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长效机制，密切我国与沿线国家在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卫生、科技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人文交流合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巧实力，形成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整体合力，占领世界文化的制高点，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让相互尊重、平等包容的理念深入人心，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使沿线国家广大民众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建设者和真正受益者，为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全面合作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民意基础。
第四，在安全上，除了传统的军事领域之外，在信息、灾害、食品、航道、环境保护、公共卫生、跨国犯罪、恐怖袭击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努力开展国际合作，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提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近期要维护好国家能源安全，满足反恐战略需要；远期要增强和巩固我国在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优势，从根本上破除追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武力至上的旧安全观，积极宣传和践行我国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对话机制，构建安全合作模式与架构，建立与主要沿线国家的安全合作新方式与新机制，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共同担当起维护沿线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任，通过合作满足成员国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需要，保障沿线各国持久安全，推动相关国家形成责任共同体，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沿线地区安全之路。
三、构建适应“一带一路”定位及目标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机制
（一）以自贸区为基础的合作机制
当前，世界经济融合加速发展，区域合作方兴未艾。
未来一段时期内，随着东亚、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自贸区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制度一体化与“一带一路”的“五通”举措完全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且并行不悖。
“一带一路”的多元特征本身就决定了其可以容纳更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是中国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目前中国建成的最大的自贸区。
未来十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和中国与东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区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将从地区战略目标转化为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战略手段之一。
1.“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路径和优化方向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10多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得益于相互关税减让的制度红利，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最大亮点。
不过，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的逐步落实和实施，单纯的关税削减效应，即贸易创造效应和刺激效应逐渐式微，非关税壁垒和边境内措施的抑制作用却愈发明显。
目前，在中国-东盟自贸区中，中国与东盟各国的通关效率和通关时间差距非常明显，其对各国的负面贸易效应也不尽相同。
鉴于此，在未来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中，中国与东盟双方有必要以降低通关时间和通关费用作为贸易便利化的突破口。
而贸易便利化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起恰恰也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和链接纽带。
中国与东盟有必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以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为基础，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自由化和市场一体化，为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持续增长、供应链的延伸创造新的条件。
换言之，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完善和提升或许更应成为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核心目标。
中国与东盟可以把“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合作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自贸区战略与东盟一体化战略的对接效应。
2.“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与东盟成员国将“东盟经济共同体”设定为经济一体化的终极目标，并将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作为《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的重要支柱一样，“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也是要与沿线国家一起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而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同样也是中国构建“一带一路”的最基本尺度。
鉴于中国与东盟地缘上的相近、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强大需求，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有必要以构建“一带一路”为契机，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平台，在现有东盟互联互通、APEC互联互通、中巴经济走廊等的基础上，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一起打通欧亚交通网、泛亚铁路网东南亚走廊和饭呀能源网，构建横贯东西、连接南北的欧亚海陆立体大通道。
建议以东盟互联互通促亚太互联互通，以亚太互联互通补东盟互联互通，以海陆丝绸之路“五通”连接亚太、欧亚与东盟互联互通，做到三个互联互通合作进程相互促进、协同增效。
（二）以次区域为基础的合作机制
所谓“次区域经济圈”，即是以一些国家地理上相近或毗邻的地方经济为主体的跨国（地区）的经济合作区，通过加强区内产业、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相互合作，实现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获得共同发展的利益。
1.次区域经济合作下的“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沿线涉及到的国家之多、各国的地区差异性之大，显然是一般的区域双边或多边经济合作机制所难以应对的，更适用于采取次区域经济合作方式。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区域是沿线国家的部分地区，并不覆盖整个国家，因此以地方经济体为主体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成本较低，而政治和经济风险也相对较小；第二，“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重点主要包括相关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及经济增长等，使得次区域经济合作方式更加切实可行；第三，“一带一路”建设并不涉及削减或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FTA的合作领域，相对容易得到各国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的支持；第四，“一带一路”建设初期主要采用以点连线的推进方式，以点带面（向相关国家腹地扩展）是后续的建设目标，建设初期更加适合各国相关地方政府的合作；第五，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者的周边国家相关地区，都有一定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尤其是边境贸易活跃，为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必要条件。
然而，次区域经济合作方式也存在以下瓶颈：
一是非制度化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容易产生机会主义及“搭便车”现象，参与方履行承诺的约束力较弱；二是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组织约束，成员国相关地区之间的协调较难，影响合作的整体进程；三是尽管次区域经济合作奉行互利互惠的原则，但各国之间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矛盾、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利己性与利他性的矛盾难以避免；四是各国中央政府虽已注意到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但缺乏有力的政策引导，也不愿意充分授权给地方政府；五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缺乏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及跨国经营的经验，又没有相关的机构作后援，影响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2.依托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建设“一带一路的具体实施步骤
20世纪90年代以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际区域合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自20世纪90年代初亚洲开发银行倡导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以来，日本、欧美、东盟及其它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先后介入该地区，形成了几个较有影响的合作机制。
其中，中国参与的主要是以下三大合作机制。
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简称GMS），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简称AMBDC），以及湄公河委员会。
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湄公河开发三个国际合作机制中起步较早，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机制。
未来可依托GMS全面推进次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关贸易投资政策等软环境建设。
依托AMBDC推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农业、矿产资源开发、工业及中小企业发展、旅游、人力资源开发和科学技术等八大领域的合作。
事实上，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组织核心实际上就是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的区域合作格局。
依托湄公河委员会推进在包括河流资源、河上航运、洪水控制、渔业、农业、发电及环境保护等所有可能产生跨越国界影响的领域进行合作。
（三）以设施联通为基础的合作机制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同各国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一带一路”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这包括在公路、铁路、管道、航空、航运等多方面的互联互通，也有电力、电信、邮政、边防、海关和质检、规划等新领域的联通。
这将对相临产业、货物贸易、资源能源等领域均提供直接的合作。
如建立昆明—曼德勒—达卡—加尔各答的铁路或高速公路；打通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瓜德尔港以及中国云南与缅甸皎漂港的交通线等等。
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提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第一，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
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
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
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在利用和完善现有本地交通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提升或扩大“一带一路”通道的运载能力、运行速度、运行效率和运载内容，提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
第二，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动荡和全球能源危机的凸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在加强能源领域合作、应对能源挑战及保障能源安全方面达成共识。
中国能源进出口战略与中亚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家利益互补格局，所以完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
第三，紧紧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铁、新能源等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的机遇，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
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
（四）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机制
近年来，海盗、海上恐怖主义、海上跨国犯罪、海洋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沿线国家在应对上述问题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诉求。
为沿线国家提供海上公共服务和产品，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另一重要目标。
要务实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海洋科技、海洋环境保护、海洋预报与救助服务、海洋防灾减灾与应对气候变化的交流与合作。
实施“海洋科技伙伴计划”。
在现有各类海洋合作中心和观测平台的基础上，重点推动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中国—印尼海洋气候中心及其联合海洋观测站、中国—泰国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国—巴基斯坦联合海洋研究中心、中国—斯里兰卡海洋与海岸带联合研究中心及其联合观测站等海洋合作平台建设，打造海洋科技合作网络。
建立“海洋生态伙伴关系”。
突出生态文明理念，推进与沿线国家在海洋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共建绿色海上丝绸之路。
建立健全有效对话机制和联动机制，规划实施一批各方共同参与的重大项目，统筹推进区域内生态建设和海洋环境保护。
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监测及海洋污染防治、低碳发展和适应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跨境海洋生物多样性廊道和跨境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
开展联合区域海洋调查，建设海洋灾害预警合作网络，提供海洋预报产品，发布海洋灾害预警信息，使相关区域及次区域民众能够更多享受海洋带来的福祉。
（五）以资金融通为支撑的合作机制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降低流通成本，可以增强一国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有效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
1.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
拓展中国金融机构在资产托管、资产管理、海外银团贷款、出口卖方信贷、贸易融资、国际结算、海外人民币理财等产品的服务范围与领域，搭建起服务中资企业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供应链。
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
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
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
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
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
2.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作为贸易计价货币越来越得到国际经贸活动的认可，有利于降低各国对华贸易成本，便利贸易结算，同时规避双边贸易使用第三方货币的风险。
中国正在推动实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直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货币流通，对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目标、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发挥关键作用。
第一，利用沿线国家对华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在金融机构和期货市场方面的优越条件，积极推动沿线大宗商品实现人民币计价结算。
第二，利用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和资金动员上的能力，大力促成人民币成为沿线基础设施融资的关键货币，特别是在政府援助、政策性贷款、混合贷款和基础设施债券发行中应当更多使用人民币。
第三，利用产业园区在贸易创新、产业集聚等方面的特有优势，在园区规划和建设中积极引导人民币的使用，促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合理布局，形成全球人民币交易网络。
第四，利用沿线各国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地理优势和文化优势，大力支持电子商务的人民币计价和跨境支付，积极争取根植于民间的对于人民币的广泛认同与接受。
3.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
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4.加强金融监管合作
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
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
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
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六）以经济发展政策为保障的合作机制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
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加强政府间交流，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其基本目的就是通过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对话，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以此来实现政策和规划的洽谈基础。
通过领导人、部门、地方等各层次进行政策对话，推进协商制定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这就要求我们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南亚、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签订相关双边或区域性贸易协定。
通过贸易协定的谈判，实现双方在国际经贸文化与政治方面的政策沟通，为“一带一路”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近年来，中国已经先后与东盟、巴基斯坦等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贸区协定，与海合会、澳大利亚、挪威、韩国、中日韩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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