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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祎为何乡村读书无用论蔓延
费祎:
为何乡村读书无用论蔓延
费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编者按：
乡村是个复杂的体系。
在城镇化的大潮中，它意味着多种可能性：
或沦落，或文艺，或富裕，或贫乏。
无论在乡村或城市，生活是运动着的，同时又处在当下。
“在时间中运动，在一个家庭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运动，在情感与观念中运动，在关系和决策组成的网络中运动”。
我们希望，借由知识界与现实之间、城市的教育与乡村的生活之间等诸种张力，考察当下乡村的面向与变动。
这关涉城镇化的大命题。
这里是一位博士对乡村教育的观察。
究竟是村人“读书无用”，抑或乡村需要更为先进的教育手法?
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思考。
2015年春节，乡村话题一时成为热点。
我关注更多的是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
这里，我以我的家乡（苏北一个村庄）为观察对象，谈谈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点建议。
亲子教育的严重缺失
在当下的农村，家庭教育严重缺失。
城里的父母大多重视学前教育，甚至不惜花费重金。
我的硕士同学，孩子刚三岁，已有近百本童话书，玩具更是多到放不下。
但在农村，对幼儿的养育却依然停留在“衣食”和“温饱”阶段，在有限的玩具之外，乡村儿童在婴幼儿阶段的阅读和启蒙教育非常匮乏。
很多年轻的父母，只负责生，不负责养，更遑论教。
早几年，村里“赚钱成疯”。
很多年轻父母，孩子刚几个月大，就出外打工，一年回来一两次。
如此这般三四年。
孩子入学前的教育，几乎全由祖辈进行。
祖辈往往还要兼顾家中农活，或到附近工厂做工。
这对孩子成长不利，也给留守老人增加了太多负担。
此外，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在喂养方式、性情培养上，祖父母的教育方式都比较落后，对幼儿成长缺乏良好的引导。
前一阵，看到网上有个妈妈发帖，说孩子奶奶是“潮童杀手”，孩子从城里回农村没几天，“整个人都不好了”，小公主变成野丫头，回帖响应者如潮。
这些被吐糟的奶奶们，大多家在农村，只关心孩子吃饱吃胖，没病没灾，至于更高层次的学前教育和服饰打扮、儿童交际之类，大多不在意，也不在行。
这些“潮童”不过短期居留乡村，“度完假”后就回到城市。
而那些一直在农村和爷爷奶奶相守的孩子，却要长期承受缺乏父母关爱的童年生活。
父母教育缺失会给将来的亲子关系带来很多隐患。
很多孩子在重新和父母一起生活后，往往很排斥，关系非常紧张。
对这一点，农村的年轻父母们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自2001年起实行的“撤点并校”政策，更加剧了农村亲子教育的恶化。
基层乡村老师、农民对其怨言颇多，学界对这一政策也有很多批评。
其实，政策初衷也是好的，不过是想将分散的、质量较差的乡村小学，集中为教学资源比较优质的城镇小学，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同时减轻财政负担和教育成本。
但问题出在执行过于简单粗暴，没有考虑各个自然村与镇中心的距离远近、各村农民经济状况和人口多少等问题，一刀切将绝大多数村小学生强行“拎”到镇上就读。
村小学生到离家十几里地之外的镇中心小学寄宿就读，一周回来一两天。
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与农村的家庭疏远，让本就薄弱的家庭教育更雪上加霜。
对这些孩子而言，爱和亲情成了日常生活中时常挂牵但又远离的东西，导致家庭情感疏离。
与此同时，村里的留守老人也失去了天伦之乐。
我记得，以前，农村大人们常常在做完农活后，聚集到村小操场上，等待孩子午休或放晚学，一边闲话家常。
校园里朗朗读书声对这些围墙外的家长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精神慰藉，其中寄予了众多乡民的希望。
张艺谋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的村小读书场景，和我们那里早些年非常相似。
而最近几年，乡村没有了读书声，像是一下失去了活力，变得寂寞而单调。
村小的衰落
家庭教育有所匮缺，人们往往将希望投诸学校。
作为乡村最重要的文化空间和文化单位，乡村小学理应扮演更重要、更有影响力的角色，钱理群先生早在
用支出。
而在城镇就读的孩子，教育支出明显增多，伙食费、交通费、住宿费，所有这些费用加起来大概需要四五千元。
这就导致农村失学儿童增多。
经过十来年的实践，“撤点并校”采取的“集中办学”模式，对乡村儿童的负面影响已初步呈现。
首先是安全问题。
现在集中办学，往往用校车接送学生，但学生太多而校车太少，往往超载，前几年全国校车事故频发，或也是这个原因。
不坐校车也不行，留守的祖父母往往无力远距离接送。
由此，安全就成为集中办学的最大隐患。
其次，孩子容易出现精神危机。
习惯了乡下生活的孩子，到镇上乍一开始集体寄宿生活，会感到不适，尤其是低年级儿童，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又不善于和他人交往，很容易出现孤僻，焦虑等心理。
再次，这也给镇中心小学的教师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从村小集中到镇上后，中小学生数目陡然膨胀，一个年级有八九个班，一个班级通常有六十多个学生，学生人数多、年龄小、自控力不足，给课堂教学带来了很大困扰。
从教学成果上看，也并未实现提高教学质量的初衷，很多从乡村小学转过来的学生，学习反不如从前。
以前在村小，大多一个班二三十人，老师很容易关注到每个学生，师生之间的互动也更多。
这是教学方面的困境。
更麻烦的是在生活管理和后勤上。
镇中心小学为此特别设置后勤老师，每晚轮班，监督学生按时熄灯休息，并处理突发事件和安全问题。
但尚不能自制的小学生，往往嬉笑打闹，有的碰翻热水瓶，有的甚至从架子床上摔下来，让老师提心吊胆。
我一个初中同学告诉我，她再也不想做后勤老师了，看起来不用上课，好像很轻松，其实心理负担特别大，夜里还得给学生盖被子，简直是给人当爹妈，很怕哪个孩子摔了烫了，家里人找上门来闹。
一边是村小没落，一边是在中小就读的孩子面临危机。
“集中办学”对正处于心理成长关键期的乡村儿童而言，负能量爆棚。
更糟糕的影响是，乡村儿童与乡村生活的联系越来越少，与乡村生活经验日渐隔离，很少参与乡村劳作，对乡村文化更是隔膜。
我读小学时，每到放学，常要帮助家人做农活，割猪草，放羊。
我认得许多野菜和野果子，白天学习，傍晚便和大人在田野里晃荡。
有的男孩子便成群结队去河边逮鱼摸虾，捉泥鳅。
村里的大人都认得我们。
现在情况则不同。
孩子们成年累月在中小寄宿，虽然生在乡村，但已和乡村的成人世界非常陌生。
一旦他们进不了更高一级的学校，既不能有乡土的认同感，也很难融入城市，便成了“在而不处于”的“边缘人”。
其“边缘感”和春节回家偶一感到乡愁的博士们，也很不同，他们的心境会更荒凉，更缺乏认同和归属，成为一群“身在乡村的异乡人”。
对村小的发展，村民态度也不一致。
有的家庭比较富裕，觉得村小可有可无，反正有能力送孩子到镇上甚至县里读书。
比较贫困的家庭，则希望孩子能在村里的小学读书。
这些家庭的成员大都是留守老人。
一方面希望每天有儿孙绕膝之乐，心里踏实;一方面也可减轻经济负担。
但让人遗憾的是，作为乡村唯一的公共活动空间，村小这一有限的公共资源也每每成了村民的觊觎之物。
偷盗学校课桌、花木、体育设施的情况时有发生，看守学校的老师常常要严阵以待，以防有人破门而入。
这背后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村小和家庭的沟通缺乏是原因之一。
现在往往是留守的老人接送儿童上学，在教育政策、学费升降等诸多问题上，教师与文化水平较低的祖父母不易沟通，“难缠的祖父母”是乡村老师最头疼的人物。
前段时间，“乡愁”话题一时成为热点。
我更担心的，却是下一代乡村子弟，当他们走向城市之际，将不会有类似80后一代乡村大学生的乡愁。
他们对乡村文化的隔膜和冷漠，将使这一脉微弱的乡愁之念越来越淡。
2015年新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第16条，有“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和教学点”的规定，希望能对现状有所改善。
乡村文化的凋敝
家庭教育主要培养孩子的性情和品格。
H村作为一个公共社区，不缺超市，不缺网吧，缺的是书店和乡村图书室。
记得小时候，姥姥家的邻居是位私塾先生，我曾在他家房子里看到四书五经等很多经典典籍。
现在除了几户教师家庭，几乎找不到像样的书籍。
都市公共空间，学界已多有讨论，现实中也所在多有，书店、咖啡馆、酒吧之类，成为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空间。
但很少有人关注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问题。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谈一谈。
在十几年前，甚至更早的八十年代末，农村的公共文化活动还很活跃。
我邻居家一位老人会说书，每到傍晚，女人们在家炊烟袅袅煮饭熬粥，他家门口的场地就围了一圈人。
说书的题目大多是传统小说经典之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
听讲的人们有的粗通笔墨，有的甚至大字不识一个，在这样的乡村说书人熏陶下，人们还是或多或少受到了教育。
这样的公共活动空间，尤其是孩子的乐园。
H村另一个较边缘但很重要的公共文化场所，是乡村基督会的活动。
参加活动的大多是老人，男女都有，他们抱着很功利的心态，意在祈福消灾，但在活动中，他们所坚守的道德准则，对乡风的改善仍然有很大帮助。
我奶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在奶奶的影响下，我们整个家族的家风都很好。
起码孝顺、和睦这两点做得很好，是村民常拿来做榜样的。
但近年来，随着乡村经济发展，这些“说书人”、“虔诚的信徒”都已很少，几乎没有了。
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改变了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带走了乡村文化的传承。
孩子们不再环绕老祖母膝下听故事，而是围着电视机，那些口耳相传的属于老百姓自己的“民间文学”，已濒于失传。
问起现在的孩子们，大多不知我小时听过的那些故事。
就我所经历的近三十年的农村生活而言，可以说，农村诸多方面都在发展，但唯有一个方面，没有进步，反而大幅度退化，这就是“文化”。
“文化”的缺失和“文化人”的逃离，是乡村最大的变化。
对乡土文化的凋敝，不少学者将其归因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破坏。
这固然有关，但这种现象其实早在建国前就已存在，并很普遍。
1947-1948年间，费孝通先生曾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后来结集为《中国士绅》出版。
在这本书中，费先生将“农村输出子弟，损失金钱又损失人才”的现象称为“社会损蚀”。
对不回家的乡村子弟，他称之为“逃亡者”。
这个理论对我们分析今天的农村问题依然有效。
当下对农村的“社会损蚀”，最主要体现在“文化反哺”的缺失。
农村输出一批又一批人才，但少有人回来。
农村也很难吸引到城市人才，留守农村的乡村子弟和乡土文化越来越疏离。
这就让农村文化呈现出某种虚空状态。
一面是经济的不断发展，一面是文化的落后，两者严重不平衡，势必影响农村的长远发展。
文化的衰落，对教育的不重视，负面影响之一便是“读书无用论”流行。
送孩子读书的农村父母，最朴素的观念，就是希望通过读书改变“种地人”的身份，获得经济回报的同时，也提高身份地位。
这种期待在中国农村有长久的历史传统，但显然不符合现实。
读书不会带来及时的和丰厚的回报，相反会使家庭经济止步不前甚至每况愈下。
孟子云：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经济并不宽裕的农民，自然不会有耐心为子女漫长的并看不到预期回报的求学支付金钱和时间成本。
于是，“读书无用论”日渐在农村蔓延。
一些建议
缺乏了文化根基的乡村，将沦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标识。
我们如果要重建失落家园，势必要培育和拓展乡村文化。
正如学者指出，“构成乡村文化整体的，一是乡村独特的自然景观;一是建立在这种生态之上的村民们自然的劳作与生存方式;一是相对稳定的乡村生活之间不断孕育、传递的民间故事、文化、与情感的交流融合。
正是在这种有着某种天人合一旨趣的文化生态之中，乡村表现出自然、淳朴而独到的文化品格”（刘铁芳《乡土的逃离与回归》）。
乡村教育理应从以上三个层面，培育孩子对家乡的认知。
让乡村子弟了解乡村的自然地理，尊重它的生活方式，并保存其独特文化。
简单来说，就是要在拓展城市视野的同时，回归乡土。
既可以有“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离乡之志”，也可以有如《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一般扎根农村让其旧貌变新颜的“骨气”。
走得出去，也能自如归来。
改善乡村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乡土教育课程的重新设计。
这一课程的目标，就是重新认识身边乡村的历史和文化。
在乡村子弟的幼年和少年时代，把家乡的地理、历史和文化介绍给他们，让他们了解自己脚下的土地。
我算是对家乡非常有感情的一个人了。
但羞愧的是，直到前几年，我才完整了解到我们村子的地理。
因很偶然的一次散步，我发现村子后竟有如此美丽的一条河，并第一次走近它。
那是一个夏日傍晚，河面上洒满了从林子里漏下的点点阳光，河岸边蚊虫飞舞，在氤氲的水气映照下蓬蓬然而飞，就在那一刻，我好像第一次看清了我生长了多年的乡村的面目，被它的美丽吸引，被自己的冷漠震惊。
也就是那天以后，我才有意识地去了解我们这个村庄的历史，才知道原来自己所在的村庄竟是历史很悠久的古城遗址。
之前，我从未听人说过、谈论过、纪念过它们。
我在村小读了六年书，在镇上读了三年书，从未受到这方面的教育，没有老师引导去了解村庄的历史。
难道是我一个人如此?
我问了几个村小的同学。
无一例外，他们对详细的村庄历史都不知晓。
我想，这或许是乡村教育严重失范的一个症候了。
我心里起了一个朴素的愿望，想为我的村庄写一本历史，想告诉村里后来的孩子们，我们这个村子发生过什么，有过哪些故事，有哪些人对它做过贡献，又有多少人远离了它，以及他们为何离去。
我想，这份对家乡历史和文化的介绍理应是乡村教育的题中之义，这正可以弥补以城市取向为中心的教材设计所导致的乡村学生对家乡的疏离感。
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倡议过类似主张。
早在20世纪40年代，潘光旦先生就对乡土教育的沦落十分忧心。
他说：
“近代教育下的青年，对于纵横多少万里的地理，和对于上下多少万年的历史，不难取得一知半解，而于大学青年，对于这全部历史与环境里的某些部分，可能还了解得相当详细，前途如果成一个专家的话，他可能知道得比谁都彻底。
但我们如果问他，认识什么一回事，他自己又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家世来历如何，他的高曾祖父母以及与母党的前辈，是些什么人，他从小生长的家乡最初是怎样开拓的，后来有些什么重要的变迁，出过什么重要的人才，对一省一国有过什么文化上的贡献，本乡的地形土质如何，山川的脉络如何，有何名胜古迹，有何特别的自然或人工的产物——他可以瞠目结舌不知所对。
我曾经向不少青年提出过这一类问题，真正答复的有些要领的，可以说十无一二，这不是很奇特么?
个人家世出外后，其余的问题都属于所谓乡土教育的范围。
”
70多年后，潘光旦先生的担心，成为乡村教育广泛存在的现实。
学校以分数为重，以指定教材为准，以升学为目的，以离开乡村适应城市为导向，学生对自己的家乡缺乏基本了解，这显然是走错了路的教育。
前几年，钱理群、刘铁芳等教授都曾倡议“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将学术研究和乡土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可以说，也是三四十年代潘光旦等先贤呼吁的遥远回声。
我认为，这份“重新认识”不应局限于学术研究阶段，更应走向课堂的教学实践，成为乡村教育最基本的一环。
对于乡土，如果没有了解，何来热爱?
这个了解的过程，我们就可以通过适合本乡本土的乡村课程的教育实践来解决。
首先，在教学过程中，乡村学校可以充分利用广阔的自然环境来丰富教学活动。
在此介绍一下叶嘉莹先生的教育方法。
叶先生是著名的诗词研究大家，有一次我听叶嘉莹先生讲座，叶嘉莹先生讲，她教小朋友作诗，她先作了前两句：
“林中多松鼠，相见不惊人。
”然后说：
“作诗很容易，眼中看到的，心中想的，都可以写成诗。
你们看，比如我们附近树林子里就有好多松鼠啊，这么多松鼠见了人也不害怕，我就写了这两句诗，你们回家也写两句好不好?
把你们心中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
”过了一晚上，她的学生，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就接了“松树爱松果，小松加白云”后两句。
是什么意思呢?
叶先生问他。
小男孩说，松树喜欢松果啊，所以有“松树爱松果”这一句。
叶先生又问，那第二句是什么意思呢?
小男孩答道，小松就是松鼠的名字，他想爬到树上去，这样就离天上的白云很近了。
所以说“小松加白云”啊。
叶先生笑说，你们看，他写得多好!
——这个故事让我深受启发，我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儿童教育。
我们的乡村教学，也需要根据孩童心理，让他融入到身边的自然中，教他观察、思考和感受，引导他去理解生命的美好和不如意，培养他健全的人格与不卑不亢的性情。
而不是现在这样，用书本或知识，代替孩子的真实心境。
每个孩子的心里，都有一个缤纷的世界，需要呵护和尊重。
我们以往的模式，往往是照书本“填鸭”，孩子们的作文毫无童心童趣。
记得我小学时每次写作文，都遵照老师指导，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现在的学生似乎依然如此。
这一点亟需改变。
教育出呆板无趣的学生，是教育的最大失败。
一旦这些人无法通过考学进入城市，乡土于他们也将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无法适应和生存，反不如那些不读书的学生。
其次，教师可以自编适合本乡本土特色的讲义，作为正常授课之外的辅导课程。
这个课程是为乡村学生了解自己的故乡文化和历史专门准备的。
目前，全国已有不少乡土教材问世，但大多以市县为单位，其实，不仅一个市可以有乡土教材，小到一个镇，一个村庄，都可以有一本适合本乡本土特色的教材。
仍以H村为例，根据以上教学目标，我们就可以拟定这样的一个纲目：
《我们的家乡》（还可以以县、镇、村为对象）
一、H村在哪里?
（教育孩子了解村庄的地理常识）
二、村里的庙;（教育孩子了解村庄的民俗文化）
三、村庄里的树和村后的大河;（教育孩子了解村庄的自然风景）
四、我的小伙伴们;（与儿时伙伴的交流很重要）
五、我养了一只小鸭子;（参与到农村的生活中去，有活生生的乡土生活体验）
六、爷爷奶奶给我讲故事;（了解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
七、H村的历史;（对村庄历史的了解，扩充阅读视野）
八、植物辨认比赛;（利用乡村天然的植被优势，既让孩子了解乡村，也培养他们对植物学的兴趣）
通过这样“小范围”的教材（或还可以是更简单点的讲义）编写，将孩子们身边的日常生活纳入课本，并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师生互动，充分调动孩子的参与积极性，在编写过程中，不妨给孩子们设立任务，让他们去搜集村里老一辈人那里流传的故事，或是老一辈人自己的故事，共同谱写“一个村庄的历史”。
一村有一村的历史，一个镇有一个镇的故事，这样推广起来，对乡土文化的传承一定是个大贡献。
再次，针对乡村教育的独特性，还可以选择一些和乡村文化、乡村生活方式相关的课外读物，一些田园诗，就是最好的乡村辅导读物，像写家畜的诗《鹅》，关于农业劳作的诗《悯农》，写田园风光的诗《归园田居》，等等。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这些诗描写的场景，在乡村是举目可见的日常生活，读到这些，孩子自然觉得亲切，只要教师稍加解读，便会融化于心。
大量写牧童、写小荷、写钓鱼、写星星月亮的诗，都可入选。
此外，联系现实中的“打工潮”，也可选一些写城乡对比的诗，如《蚕妇》：
“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写工人心理的诗《陶者》：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等，让孩子们理解父母外出打工的艰辛和不易。
此外，一些乡土小说也可以引入阅读视野。
这些田园诗和乡土小说，都和乡村孩子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有了一定乡村生活体验的孩子，对这些诗歌的理解会比城市里的孩子更深刻。
在教师的引导下，这些作品一定会获得学生的强烈共鸣。
学生借此也可以认识农村的美和诗意。
更重要的是，和学生十分贴近的教育内容，更容易让乡村学生产生兴趣，培养起对学习和生活的自信。
“知易行难”，说了这么多，都还是“理想”。
乡村教育往哪里去?
现在在乡村的少年们，将来会如何?
依然充满了不确定。
我只能祝愿，乡村教育能获得更多关注，乡村能更接近想象中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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