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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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

中国现代作家：

沈从文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

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十四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

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读过两年私塾，正规教育仅是小学，他的知识和智慧更多是自然和人生这部大书给他的。

凤凰城墙外绕城而过的清澈河流，是他儿时的乐园，给予他无穷的享受。

他与小伙伴在这里游水嬉戏，也常常在河滩上看见被处决犯人的尸体。

这美与野蛮的奇异组合，都对沈从文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沈从文十五岁当兵，五年行旅生涯，大部分时间辗转于湘西沅水流域。

河水不但滋养了两岸的生命，也滋育了沈从文的性情。

所以，他的小说、散文，大都与水有关。

可以说，对水的生命体验，培养了沈从文特殊的审美心理，转化成他小说优美的诗意。

1922年，沈从文脱下军装，采到北京，他渴望上大学，可是只受过小学教育、又没有半点经济来源的他，最终只能在北京大学旁听，后来一边在香山慈幼院打工，一边勤奋写作。

在他生活最绝望的时候，曾写信给郁达夫求助，郁达夫登门看望了这位衣衫蓝的湘西青年，慷慨解囊，并写下激愤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1924年，沈从文迎来命运的转机，他的作品陆续晨报》、《语丝》、《京报副刊》上发表。

四年以后，当他迁居上海，与丁玲、胡也频一起创办《红黑》杂志时，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

随着创作的渐入佳境地，他在社会上也渐渐有了令人羡慕的地位。

但是，他发现，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他将这种隔膜称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隔膜。

他与“城市”的隔膜，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悬殊和所谓文明教养的差异，最根本的，他与城市人在生活、经验、知识乃至价值观上，具有后天无法沟通的天壤之别。

他的生命、情感，已经留在了那个给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湘西，他每天坐在屋中，耳朵里听到的，却不是都市大街的汽笛和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拉船声、牛角声……

在沈从文看来，“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化”是人类退化的根源。

他要为现代的都市人呈现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情，在他看来，乡下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才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他要展现这种人生的境界，为民族灵魂的再造提供他独特的方案。

他常常说，他的创作是建“希腊小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我们需注意的是，沈从文所醉心的人性，与五四启蒙主义崇尚的人性是有区别的。

沈从文强调的人性，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自然状态的人性；与浪漫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崇尚的自然人性，又主要不是心灵的自由激情，而是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

沈从文有一部分小说是写都市生活的，如《第二个狒狒》、《如蕤》、《八骏图》等，这类小说讽刺性强，但流于表面化；他还有一类小说，在展示湘西原始的民风和朴素的人性时，暗带对人生的些许哀怜，如《萧萧》、《丈夫》；而《月下小景》、《菜园》等，则对愚昧的习俗和黑暗的现实进行了批判。

但真正奠定沈从文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是《边城》这一类“牧歌”小说——以湘西的人情、自然、风俗为背景，旨在展示淳朴的人性和理想人生情态。

这些小说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诗意的情绪，为我们营造出一派沈从文式的理想世界，宛如清新悠远的牧歌，倾诉着沈从文对湘西的眷恋，对自然的感怀，对至善至美的人情与和谐宁静理想境界的想象。

沈从文特殊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观念，在这类小说中，得到最完美的表现，这是沈从文小说中最隽永的部分。

1943年完成的《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小说叙述的是湘西小镇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人生，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这家人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说在这种极其朴素而又娓娓动人的语调中开始叙述，一开篇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宁静古朴的湘西乡间景致。

小说叙述了女主人公翠翠的一段朦胧而了无结局的爱情，但爱情却不是小说所要表现的全部。

翠翠是母亲与一个兵士的私生子，父母都为这不道德的、更是无望的爱情自我惩罚而先后离开人世。

翠翠自打出生，她的生活中就只有爷爷、渡船、黄狗。

沈从文用平淡的语言淡化了翠翠与爷爷孤独清贫的生活，却尽量展现他们与自然和乡人的和谐关系：

近乎原始的单纯生活，淳朴自然的民风，善良敦厚的本性，与那温柔的河流、清凉的山风、满眼的翠竹、白日喧嚣夜里静谧的渡船一起，构成一幅像诗、像画、更像音乐的优美意境。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

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沈从文被徐志摩发现，将这位小青年推荐给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

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着，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早年有人劝沈从文入党，他冷笑：

没兴趣。

建国后一番改造，让他惶恐无地。

57年反右，他竟然诬陷自己的弟子萧乾是特务。

但是萧乾不敢跟老师计较，多年后去看望沈从文，发现他住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就出面替沈从文要房子，不想沈从文大怒，吼曰：

我还要入党呢！

从此他就与弟子绝交。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

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

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凉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要说沈从文先生的书法，是可以写一篇长长的论文的。

因为他不仅能写很好的章草和行楷，还对书法艺术有一套完整的属于自己个人的理论。

沈从文小的时候，就十分爱好习字，临过许多帖。

青少年时代就能写很好的楷书了。

虽然沈先生一直爱好书法，而且在圈子里颇有声名，但从来视书法于自己是件好玩的事情，从没想到卖字，以此谋利。

只是有一回例外。

抗战胜利以后，沈先生从云南回到北平，其时，他在当教授之余，利用一点时间为一家报纸编辑副刊。

有一个诗歌作者叫柯原的，因为家庭困难，不得已给经常发表自己诗作的编辑沈从文先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的帮助，沈从文知道情况后，也因为自己当时手头不宽裕，就在1947年9月20日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了一则启事：

“有个未谋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个作家卖二十幅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

这种字暂定为十万元一张。

我的办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

”

同时，他还想推而广之，“你们若觉得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

”

1949年后，柯原做了广州军区的专业作者。

因种种原因，1980年，他才知道沈从文的下落，于是专门到北京找到沈先生，说当年如何如何帮了大忙。

可是沈从文自己却早忘了此事。

1982年5月，沈从文携夫人张女士一起去张家界，头一天看了山下的金鞭溪，第二天要上山去，他因腿脚不太灵便，夫人和陪同的人去了，他留在宾馆里，张家界管理处的同志拿来纸和笔要请他题字，他答应了。

说到要派人陪他时，他说，我写字有个习惯，要一个人写，不愿意别人在旁边看。

管理处的同志想，你一个八十岁的人了，我们让你一个人住在宾馆，怎么放心。

所以说了句，怕你一个不方便。

沈先生敏感得很，说，至于身体，我最近才检查的，没什么大毛病，你们放心吧。

玩了大半天，夫人和陪同的人回到宾馆时，看到沈先生写了“张家界”、“金鞭岩”、“展卷”等好多幅。

这时，他已是一身疲倦，见了夫人就说，今天是真正写累了。

看到了这一沓题字，管理处的同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说，真累了你老人家了。

对于要出书请他题写书名的，他常常要写好几幅寄给人家，让人家去选。

沈从文先生写字，从来不讲究笔和墨。

我收到的两幅和一些朋友收到的字大多用墨浅浓不匀，用纸也没什么好的宣纸。

1981年，他在给作家彭荆风信中说到，我用的笔通只值一毛三分中小学习字笔，纸也只用一毛五分的糊窗高丽纸……墨是沉淀后加水的墨汁，所以无光彩，应叫死墨，用书行家看来就知道是外行。

他也常常不满意自己写字。

1982年2月9日，在给赵瑞蕻夫妇一信中说道：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对于写字，我恰恰相反，写来写去，总觉得不满意，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剧性的徒劳，等于自讨苦吃。

永远得不到写字人应有的快乐。

因此给字时，他总要交待，不要裱，找块大一点的木板贴在上面也行。

沈先生完整地谈论书法的文章有三篇:

1937年4月4日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谈写字

（一）》；1948年7月1日发表在《论语》半月刊上的《谈写字

（二）》；还有一篇写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叙章草进展》，此文沈先生生前未发表过，后来在家人编辑他的全集时被收了进去。

在《谈写字

（一）》里，沈先生说应把写字看成是一门艺术。

他认为，社会组织复杂时，所有事业就得分工。

任何一种工作，必须要锲而不舍地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

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

在这个问题上，有天才，但极少。

一般人对于某种专门艺术事业，无具体了解，难产创造；无较深认识，决不能产生奇迹。

在论述写字是一门艺术时，他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甲骨文，当时的造字者除了注意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还注重到它的个别与群体的装饰美和图案美。

而商时的文字如画，周时文字极重组织。

秦篆雄秀，汉隶章草都讲究造型美观。

字的艺术价值历史上有承认的时候。

蔡邕写石经时，来参观和摩写的人、车填塞满了街道。

王羲之更是奠定了行草的艺术价值。

但是后来因为写字的人重摹仿，加上它的实用性，所以它的艺术性不及图画、音乐、雕刻那样地位固定了。

沈先生的另两篇文章，一篇是对宋和近代书家的分析评价，再一篇是对章草由来的看法。

我认为惟有第一篇反映了他书法艺术的基本观点。

有趣的是，他六七十年前写的文章，今天看来，仿佛是针对当下书坛的怪现象，有人专门向他约稿的。

关于沈从文和丁玲的传说的确是有些离奇的。

其实沈、丁两人都是近代有名的作家，尤其是沈，现代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

但是对他两人的事迹，一般人都不熟悉，忘了在哪本书上看过一个掌故，就是鲁迅误会丁玲是沈从文的事。

事情过程是这样的，丁玲初到北京，举目无亲，生活无着，走投无路之下，就给鲁迅写信，希望鲁迅给她找到一份工作。

那时，丁玲还没有走上文学之路，从没有写过，更没有发表过作品，鲁迅当然是没见过这个名字，就问一个朋友，朋友看了说：

这笔迹看上去像休芸芸（沈从文笔名）。

于是鲁迅误以为沈从文换一个女性的名字来骗自己，不但不理，还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沈从文作了讥刺和挖苦。

鲁迅是无形的文坛领袖，对人作褒贬，影响都极大。

后来，才弄清确有丁玲其人，鲁迅对此事颇为自责，觉得丁玲回乡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的帮助之故，却忽略了此事对沈从文做成了伤害，对一个初闯文坛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受到一个前辈的指责，打击一定不少。

鲁迅只是在日记中说了句“即不是休芸芸的鬼”，没有表示歉意。

从此，他们两人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却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的交情竟然是这样好，远超出其他人的意料之外。

从认识到1930这五年间，除了短暂的分开，三人似乎朝夕相处。

那时沈、胡是好友，胡、丁是恋人，丁玲和沈从文自然也成了好友，且是同乡的关系，总是有说不尽的话，甚至有时两人用家乡话说得热火朝天，胡也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好在一旁发呆。

沈、丁的关系这样好，以至胡也频也曾怀疑过他们，而外面更是谣言满天飞，说三人出即同行，睡就同眠，对三人同住，关系亲密作了许多暧昧的猜测。

其实，沈从文和丁玲从没有男女之情，更没有过什么出轨的事，由始至终两人都异口同声说只是朋友的普通关系。

这是可信的。

胡、丁是恋人，胡也频怎能容忍沈、丁在自己的眼皮下，当着自己的面有私情？

胡、沈一直无比信任，也就反证了沈、丁的纯洁。

那时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有共同话题，而且年轻人有梦想，有希望，有热情，总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讨论，所以，即便沈丁的性格完全不同，当时却能聊得来。

胡、丁为革命献身精神让人钦佩，沈从文的侠气仗义也叫人敬佩，而沈胡丁三个的友谊，更让人感动。

要是故事一直是这样发展下去，这将是一段让后人心仪的故事：

近代两位大作家感人的情谊，高尚的情操（当然，后来的破裂，只是有损情谊，未必损及情操）。

但遗憾的是，结果竟然是大出人意料之外，四十多年后，两位曾很要好的朋友，不但彻底破裂，而且破裂的方式是这样让人遗憾。

建国初年，丁玲过了一段颇为风光的日子，但是56年，当了右派后，更在文革期间，饱受催残的丁玲，在1980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突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

“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改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

。

。

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

。

。

甚至不惜漫骂：

“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真的让人敢不相信，丁玲骂的是沈从文，不知情者还以为作者在义正词严正痛骂一个汉奸走狗。

越看越让人难过。

或者，对错，不是我们可以评定的，更有可能对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十年的酷劫对人性，灵魂的摧残和造成人与人间的信任的极大破坏。

但是我个人还是较倾向和同情沈从文，丁玲的指责实有点过火、过分，也是不合情理的。

就算他们当年确实存在政见的不同，沈从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也毕竟只是个人的倾向，他并没有从事什么敌对的工作和进行破坏，事后的追究及大义除了借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又有什么作用？

造成丁玲后来政治失意难道是以前的朋友沈从文？

作为朋友，沈从文对胡丁是人至义尽，而丁呢？

49解放后，沈从文因一直和左联不合，处景甚艰，那时的丁玲却是高官，沈携次子访丁，想丁玲一施援手，但丁玲不但对故人冷冷冰冰，对请求也置若罔闻。

绝望的沈从文惶惶不可终日，曾经一度神经出现问题，甚至自杀。

要不是沈从文自杀，丁玲还不会亲自回访呢。

唯一让人们觉得好过一点的是，对这种横加的指责和辱骂，沈从文一直沉默，没有发表过任何回应，只是在给朋友的信中，流露出不平的心情----这些信件沈从文死后，才由友人公开发表。

沈从文用大度包容了一切，没有让遗憾变得更遗憾：

昔日的好友，相互指责，口诛笔伐，情何以堪？

从此，沈丁彻底破裂，形如陌路人。

据说，沈、丁的友情，自从丁玲的被软禁期间就出现了裂纹。

1935年，沈母病危，沈从文回乡探母，途经丁玲的家乡常德，因心急如焚，只住了一晚，来不及看望丁玲母亲，而一到家又逼于因当地的情形，不敢久留，三天后就直接返回北京。

后来就有人自称是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告诉丁母，说当晚沈从文住在第二师范学校，该校学生建议沈从文去看丁母，而沈从文拒绝，因为当时沈从文的《记丁玲》当在报纸上连载。

但事实上，当地根本没有所谓的第二师范学校，而沈从文当晚在常德也不是住学校，而是住在一个朋友开的旅馆，事见于当年所作《湘行散记》中的《一个带獭皮帽的朋友》。

丁母听信谣言，后来又告诉丁玲，于是产生了误会。

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其事，沈母病危，沈从文有如到奔，心急回去，来不及看丁母，也是人之常情。

丁玲是求全责备了。

还有就是丁玲误会沈从文拒绝出面营救自己，又加深了误会。

据后人分析，光这些还不足这样，主要原因可能是《记胡也频》《记丁玲》中，沈从文作为旁观者，对一些事实的记述可能有些偏差，甚至是错误，让丁玲觉得感情受到伤害。

而且作为朋友，就事论事，沈从文对胡丁两人没有太多过高的称赞，让五十年后的丁玲觉得不快。

而且，后半生苦于政治的丁玲，却更在意政治上的定位，最不愿意人们提到她和冯达的事，沈从文的纪实，也就等于揭人创和私隐一样。

而且经过三十年苦难的丁玲，变得草木皆兵，也许是需要找个突破口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也许是压抑了太多的愤慨，也许是出自对前夫的爱护，就这样《记胡也频》成了罪状······

掩卷无言。

我真的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这样一个温情的题目，内容竟是两人的恩怨，沈丁两人在别人的误会中结识，最后却在彼此的误会中反目，直到双方去世。

看着两个同是时代的受害者，都是善良的人，发生这样的误会，倍令人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