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五四运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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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五四运动
胡适与五四运动
胡适与五四运动
一、从“高价生”到留学生
胡适，安徽绩溪上庄村人，1891年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的一个官宦人家。
当时他的父亲胡传已经50岁，正在担任上海淞沪厘卡总巡，而他的母亲冯顺弟还很年轻，才22岁。
胡传一生有过三次婚姻。
前两次都因女方去世而中断（第二任妻子留下两个儿子），因此他和冯顺弟虽然年龄悬殊，却异常恩爱。
为了缩小二人之间的差距，胡传亲自写了许多识字卡片，一有空闲就教妻子识字，这也许对胎教大有好处。
胡适出生的第二年，胡传被调往台湾，在台东担任知州，胡适和母亲也陪同前往。
当时台东还是蛮荒之地，当地少数民族连衣服都不穿。
胡传上任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了当地的文明进程。
胡适三岁时，父亲在公务之余开始教他识字。
于是，胡传是老师，顺弟是学生也是助教。
多年以后，胡适回忆与母亲同窗共读的情景时说：
“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
……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
1895年，清政府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中日马关条约”中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因此胡适一家只好离开台湾。
不幸的是，胡传在返回途中因脚气病发作，在厦门去世，当时胡适还不到五岁。
回到家乡后，胡适被送进本家叔叔办的私塾读书。
当时他并没有从《三字经》、《千字文》学起，而是直接读父亲为他编写的三本书。
第一本是《学为人诗》，其中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
第二本书是《原学》，其中简略地介绍了生活的哲理。
第三本书是《律诗六钞》，大概是一本诗集。
很多年以后，胡适在回忆父亲时说：
“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
”
入学之后，母亲为了让老师给他讲解书中的道理，每年都要交双倍学费。
这样一来，读书就不是枯燥无味的死记硬背了。
相比之下，其他同学因为不懂得书中道理，便觉得读书是一件索然无味的苦事。
1904年，为了让胡适接受更好的教育，母亲将他送到上海求学。
临走时还为他订了婚，女方比他大一岁，名叫江冬秀，是个典型的传统女性。
这时，胡适还不满13岁。
初到上海，胡适曾在梅溪学堂和澄衷学堂就读。
1906年夏天，他报考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公学。
当时的作文题是《言志》。
该校总教习马君武先生看了胡适的考卷之后，高兴地说：
“公学得了一个好学生。
”入学后，胡适创办了校园刊物《竞业旬报》，这对他是个很好的锻炼。
1908年中国公学爆发学潮，许多学生被开除。
大家因不堪忍受压迫而集体退学，另外组织“中国新公学”。
当时胡适虽然不在开除之列，但也退了学，并兼任新公学的英文教员。
在他的学生中，有后来成名的杨杏佛、张奚若、饶毓泰等人，因此这成了他一生的骄傲。
遗憾的是，这个学校仅仅维持了一年多就被迫与中国公学合并。
胡适因不愿意回去，便当了一名小学教员。
一天晚上，他因为心情郁闷多喝了几杯，便在回家路上与巡捕撕打起来，结果被带进捕房（警察局）关了一夜。
第二天酒醒后，他觉得这件事既对不起自己的母亲，又玷污了教师的声誉。
于是他辞去教职，决心闭门读书思过。
这时，正好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开始招生，他在二哥的鼓励下报了名。
经过认真准备，他被正式录取，于1910年远赴美国，开始了七年的留学生涯。
初到美国，胡适因为受实业救国论的影响，进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
后来因兴趣不合，又转入该校文学院。
与此同时，他不仅博览群书，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
胡适说，在这些活动中，讲演活动对他是“绝好的训练”。
1915年，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美国的教育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七年间胡适遇到两次大选，他的政治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是时刻关注大选并分析其变化。
因此，胡适对美国政治制度有深刻的认识，这对他的一生影响极大。
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
不久，胡适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投稿，提出“文学革命”等问题，遂引发了著名的白话文运动，即新文化运动。
1917年，胡适学成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影响下，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二、“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访问，同行的还有杜威的学生、北京大学教务长蒋梦麟先生。
当时他们对北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两天后才通过报纸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这篇文章由胡适起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运动的初步反思。
文章说，五四运动之前，他们只是想通过杜威的访问，在思想上提倡科学精神，在教育上输入新鲜理论，“不料事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对于这个运动，胡适认为至少有五大成效：
一是加强了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二是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三是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四是培养了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
文章指出：
“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效应。
与此同时，该文对五四运动也提出批评。
文章认为，以罢课为武器进行斗争，对敌人毫无损害，对学生却有三大危害：
第一，在学生运动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
第二，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
第三，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养成盲目从众的行为模式。
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对学生运动予以充分肯定。
文章强调，五四运动“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
正因为如此，文章对办教育的人提出如下忠告：
“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着有益的路上去……”。
所谓“有益的路”，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注重求知、调查、改革和自修的“学问生活”;二是既尊重自己的主张、又能容纳反对党意见的“团体生活”;三力所能及的“社会服务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章对学生也提出如下忠告：
“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
……学生运动如果要想保存五四和六三的荣誉，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改变活动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
”
作为学生的师长，胡适和蒋梦麟还告诉大家：
学生运动不是常态社会的行为模式，而是变态社会的必然产物。
所谓常态社会，是一个比较清明、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会。
如果成年人不能尽责尽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败，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了。
在这种情况下，“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
于是，本来应该安心读书的学生只好放下书本，走出校园，冒着生命危险去游行请愿，从而酿成大规模学生运动。
因此他们在文章中说：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适全集》第21卷第219-22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三、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的产物
五四运动以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先后出国留学。
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又投入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
1928年5月4日，正当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洋政府即将垮台的时候，胡适应邀去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说。
当时胡适已经离开北大，担任了中国公学的校长。
中国公学位于上海吴淞口，是胡适的母校，因此他对这所学校感情很深。
胡适最担心的事情就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再加上台下的大学生在五四运动时年龄尚小，因此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背景和经过，然后再分析它的影响和意义。
胡适认为，五四运动除直接导致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最终解决了“山东问题”外，其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过去的学生只顾读书，不管闲事。
五四运动使他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第二，为了参加运动，学生都组织了自己的社团，并创办了各自的出版物。
这对新文学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三，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关心政治，读书看报，许多学校都创办了平民学堂，使平民教育得到很大进步。
第四，中国劳工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并与学生运动遥相呼应。
第五，妇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形成了妇女解放的洪流。
第六，各个政党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为自己的骨干。
为了给他们开辟言论阵地，报纸副刊也由过去的“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改变为谈论“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了。
在此基础上，胡适再次强调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产物。
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这个观点总结成一个历史公式，并且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为了证明这个历史公式，胡适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得出如下结论：
“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都有成功之一日”。
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种民意机构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他们的兴趣，就可以是体育比赛、跳舞看戏、谈情说爱了。
胡适认为，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证明上述公式正确无误。
值得一提的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胡适还充满感情地说：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是不曾放弃自己的责任，总是不断与恶势力作斗争。
为此，“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的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
他还说：
“例如前几天报上揭载武汉地方，有二百余共党员，同时受戮，查其年龄，几皆在二十五岁以下，且大多数为青年女子。
照人道来讲，他们应该处处受社会的保障，他们的意志，尚未成熟，他们的行动，自己不负责任，故在外国，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优待，减刑一等，以示宽惠。
中国的青年，如此牺牲，实在太大了!
”（同上，第363-373页）
四、为个人主义正名
1935年是五四运动16周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纪念五四》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仍然向往常一样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并披露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蔡元培有直接关系。
文章说，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
后来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最初也是以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为主，并且有意不谈政治，从而把思想革命限制在学术文化领域。
但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北京各学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的伟大胜利。
整个北京就像陈独秀所说：
“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
”
由于蔡元培当时是主张中国参战的，因此当胜利来到的时候，他的“兴致最高”。
于是他约请教授们在天安门组织了演讲大会，“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
这样一来，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大体上梳理清楚了。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正是日寇向华北步步紧逼，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形势，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
由于胡适在文章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所以当他看到张奚若在《大公报》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后，“很受感动”。
张奚若早年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
张文的标题是《国民人格之培养》。
当时是不能直接谈论抗日问题的，因此张先生只能从培养国民人格的角度入手，剖析问题的要害之所在。
文章首先指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由于当时的领导人只知道民主政治的形式，并不了解其精髓，所以他们只是抄袭模仿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皮毛而已。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大家才渐渐认识到欧美民主政治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个人的解放。
紧接着，张奚若从专业的角度指出，个人主义政治哲学的精髓有三点：
第一，承认政治是非的最终判断者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或政府;第二，承认个人有批评政府的权力;第三，承认个人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张先生强调：
当一个人拥有这些权力之后，“他才能觉得他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他才能感觉他做人的尊严和价值，他才能真爱护他的国家。
”
在此基础上，张先生又进一步指出，尽管个人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和流弊，但由于“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而个人主义恰恰可以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所以只要不是有意与人民为敌的政体，就应该尊重个人主义。
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却不懂这个道理，总是想统一思想，铲除反动，从而白白“丧失了许多有志气有能力的好国民真人格”，这实在是很痛心的事。
（《张奚若文集》第354-35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在张奚若影响下，胡适又写了一篇的文章，标题是“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
他说：
“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他指出：
个人主义有两种，一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为我主义”，即假个人主义;二是有独立思想、只认真理不计利害的“个性主义”，即真正的个人主义。
胡适还说：
“……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
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
马克斯（马克思）、恩格尔（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
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
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
我们如何配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呢!
”（《胡适全集》第22卷第285页）
胡适文章发表后，张奚若又写了《再论国民人格》。
文章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只是家族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这种情况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大大改变。
但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刚刚“萌芽的个人解放与人格培养”，在政府的严厉制裁下又日见消沉。
于是，人们还没有脱离家庭束缚，又被压在国家的大帽子底下。
再加上国家比家庭的权威要大得多，因此，“国家（其实就是政府）高于一切，绝对服从，无条件的拥护，思想要统一，行为要纪律化，批评是反动，不赞成是叛逆，全国的人最好都变成接受命令的机械，社会才能进步”云云，便成了整个社会的金科玉律，任何人不得违背。
张奚若毕竟是著名政治学家。
他指出：
由于政府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因此它不会不犯错误。
再加上权力的诱惑，就更容易日趋腐败。
防治的办法，除了“不见得一定有效”的分权之外，“最重要的一种”，就是通过舆论监督，使政府能够“接受批评容纳意见”。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培养明辨是非、敢于负责的独立的人格。
（《张奚若文集》第259-263页）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倡用个人主义来培养国民人格的缘故。
五、论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1947年五四运动28周年之际，胡适为《大公报》写了纪念五四的“星期论文”。
我注意到，胡适每当论及五四运动，都要提到孙中山的一段议论，这篇文章也不例外。
这段议论是孙中山在1920年1月给海外同志的写信时提到的。
当时距五四运动虽然只有八个月，但是在涉及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时，却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这段文字不长，也容易理解，故照录于下：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
各界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
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
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按：
接触、触怒的意思）其锋。
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界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
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
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这里所谓“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与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有密切关系。
因此胡适指出：
“孙中山先生的评判是很正确很公允的。
五四运动在两个月之中，轰动了全国的青年，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数青年感觉用文字来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不是极少数古文家专利的事，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这是五四运动的永久的历史意义。
”（《胡适全集》第22卷第672页）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人以为白话文淡如白水，不如文言文高雅古奥，耐人玩味。
殊不知白话文运动的最大作用，就在于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而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又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在此期间，胡适还分别在北大学生“五四”筹备会举行的晚会和北大校友聚餐会上发表讲话。
他说：
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罪案》中“提出两点，即拥护科学与拥护民主。
因拥护科学而反对孔教、反对旧思想;因拥护民主，而反对专制，反对独裁。
这就是《新青年》的两大罪案，也就是新思潮运动的原因。
”（同上，第675页）至于新思潮的意义，他认为是一种批评评判的态度与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念。
我以为，只有联系张奚若所谓个人是“政治是非最终判断者”的理论，才能对胡适的论述有进一步认识和体会。
六、胡适离开大陆以后
1948年12月17日，既是北京大学成立50周年校庆，又是胡适57周岁生日。
然而，这时的文化古都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
12月15日，胡适以极其沉重的心情写完《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后，乘坐蒋介石派来的“抢救著名学者”的飞机离开北平，但是他的二儿子胡思杜（思念杜威之意）却留了下来。
两天后，胡适在南京参加北大校友会举行纪念活动，他在会上讲话时痛哭失声，认为自己是个逃兵，对不起北大师生。
1949年4月，胡适再度赴美，精神异常苦闷。
据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表示胡适可以回来，给他个北京图书馆馆长的职务。
但是胡适没有反应。
第二年朝鲜战争爆发，胡适写下一篇长文——《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揭露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阴谋。
这时，胡思杜正在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政治部学习。
为了融入新社会，他在递交思想汇报《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以后，才毕了业，并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工作。
不久，这份思想汇报在香港《大公报》公开发表。
文章斥责胡适是“反动分子”、“人民公敌”，并声明要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
1951年，《中国青年》转载这篇文章，从而掀起对胡适的第一轮批判。
1954年，中国大陆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契机，开展对“胡适反动思想”的全面批判。
为此，胡适对一个朋友说：
“这不过是借我的一个学生做‘清算胡适’的工具罢了。
”他还说：
“所谓胡适的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
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胡思杜响应中央号召，给院领导提了些教学改革的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
他无法承受如此打击，终于上吊自杀。
这时他还是孤身一人，年仅36岁。
胡适有两儿一女，女儿素斐很小就夭折了。
大儿子祖望，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后入美国康乃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
毕业之初曾在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国航空公司工程师、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职务。
他1980年退休，2005年去世，享年86岁。
胡祖望的妻子叫曾淑昭，二人的独生子叫胡复，也是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
胡适祖孙三代都毕业于这一学校，也是中美文化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后来，胡适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他对医生说：
“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在上半世里把下半世的事情都做好了，就是把下半世的精力都透支了。
”
1962年，中央研究院在台湾举行院士会议，胡适因为自己的学生、著名美籍物理学家吴健雄等人的到来十分高兴。
吴女士的丈夫袁家骝是袁世凯的孙子，也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
当时他们都被中央研究院聘为院士，在场的还有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
因此胡适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说：
“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
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
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
”
随后，他请李济和吴大猷讲话。
二人讲完以后，胡适又接着说：
我去年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讲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对我进行文字“围剿”。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
“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
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说到这里，他似乎有些激动。
因为有几位海外归来的学者在场，所以他接着说：
我们这里“的确有言论和思想自由。
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
立法院新建了一座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的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
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非常自由。
还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
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言论的自由。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81页）正当胡适大声疾呼言论自由的时候，他突然把话煞住，急忙说：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
酒会在6点半钟结束，与会人士在欢笑中陆续离去。
胡适慢慢走到袁家骝跟前，和他闲聊起来。
正在这时，“胡博士突然面色大变，他的头曾在放着茶点的方桌上撞了一下，然后平躺在地上，这一突变，震惊了尚未离场的人，连已经跨上汽车的人也都匆匆地赶进来。
”（《纪念胡适之先生专集》第7页，台北丰稔出版社1962年出版）
七、巨星殒落，天地同悲
附近的医生闻讯后很快赶到，给胡适注射了三支强心针，并进行人工呼吸。
经过一段沉闷的等待，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出现奇迹。
7点25分，一辆出租车送来台大医院的主治医生，他在胡适的胸部听了一下，随即宣布胡适在十几分钟以前已经逝世。
这一判断，让“所有的人潸然泪下，中央研究院的职员们都痛哭流涕……”（《纪念胡适之先生专集》第7页）
胡适去世以后，他的遗体于2月25日一早移入台北极乐殡仪馆的灵堂，王云五、张群、王世杰、罗家伦、莫，德惠等政界要人或生前好友前往殡仪馆吊唁。
26日，胡适长子胡祖望从美国赶回台北，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到殡仪馆瞻仰胡适遗容之后，还到福州街慰问胡夫人江冬秀女士，劝她节哀保重。
随后，“数以千计的大学、中学的在校男女学生，冒着大雨跑到台北市极乐殡仪馆瞻仰一代学人胡先生的遗容并鞠躬致敬，他们大部分旭成群结队前往，并在灵堂外签名薄上写下‘台大学生’，‘师大学生’或‘北二女初二学生’……等然后离去。
”（《纪念胡适之先生专集》第8-9页）
下面是关于胡适后事的一些报道，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台北那些天一直在下雨。
真可谓巨星殒落，天地同悲：
廿七日是故胡先生移灵极乐殡仪馆，设灵供人吊唁的第三天。
台北市一直落雨的天气显然没有阻碍了国人对胡先生的崇敬。
廿八日，胡先生前友好和从未晤见过的民众，仍自朝到晚络绎不绝地到灵堂，吊唁这位一代哲人。
三月一日广大民众的人潮冒雨涌进台北市南京东路的极乐殡仪馆，瞻仰一代学人胡先生的遗容。
这个广大的人群，包括各阶层的人士，以及少数的外国友人。
估计人数超过三万人。
一日虽然整天阴雨，并没有影响这些人对胡适之先生的敬爱与瞻仰他遗容的热诚。
尤其是傍晚时，瞻仰遗容的人们拥塞在灵堂前的竹棚里，一分钟进入灵堂的达七十人以上。
（《纪念胡适之先生专集》第8页）
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安排，胡适的遗体于3月1日移入殡仪馆的极乐大厅，供世人瞻仰。
大家看到，大厅中央悬挂着胡适69岁生日的巨幅照片。
遗像上方是蒋介石亲笔书写的“智德兼隆”挽额，两旁挂着陈诚的挽联。
上联是“开风气而为之师，由博涉融合新知，由实验探求真理”;下联是“瘁心力以致于学，其节慨永传寰宇，其行谊足式人群”。
胡适躺在布满鲜花的灵台上，和蔼、慈祥……，与外面的天气形成显明对照。
直到3月2日举行公祭的时候，天气才由阴转睛。
公祭从上午8点开始，美国、日本、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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