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成也立宪派败也立宪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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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也立宪派败也立宪派

辛亥革命：

成也立宪派，败也立宪派

（小标题）四支政治力量的离合主导中国历史走向

　　一直以来，辛亥革命的成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被视为最大的功臣。

当然，革命党的功劳是怎么夸赞也不为过的。

但是，革命党为什么能成功，尤其是为什么在起义九次之后，才在1911年10月10日由武昌首义成功？

具体到历史的现场，我们才会发现，是因为这一次起义得到了立宪派几乎全国性的“襄赞革命”，才让革命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立宪派的支持配合，辛亥革命不可能成功。

　　然后，我们再来讲，为什么这场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攫取了？

孙中山的抗争，包括二次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

具体到历史的现场，我们仍然会发现，是因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拒斥立宪派，把他们赶到了袁世凯一边，与革命党作对，最终让革命党处于孤立无援之地，痛失革命成果。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的是，在清末，存在这样几支政治力量，一支是清政府，当慈禧和光绪相继驾崩后，清廷已没有支撑危局的人，慑政王载沣并没有解除危急，在个时候，只好请被自己下令革职归田的袁世凯重新出山。

袁世凯想到自己此前差点就被清廷要了小命，怎么可能还为这个政府卖命？

何况形势已是此一时彼一时，他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自成一派力量。

　　因此，另一支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这是时当最强大的力量，既操纵清政府，又操纵枪杆子，加上袁世凯个人的政治操控能力，是临驾于当时任何一种力量之上的政治力量。

　　再有一支就是以梁启超为导师的立宪派，虽然梁启超不在国内活动，但国内的立宪派基本上以他的立宪思想为指导，以他为马首是瞻，这也是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甚至可以说，既有广泛的组织，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力量，既能通天，又能下地。

这一股力量，我们从他们在立宪运动中的三次请愿和请愿之后的组党（宪友会）见出。

　　再有一支力量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主要以同盟会的主要成员为领导，以新军为资本，是实力相对较弱的一支。

　　其中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袁世凯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中坚人物，袁世凯在任地方任大员的时候就搞了许多新政，其中包括地方自治，倡导国家搞立宪等。

当他进入清政府决策层之后，在是否立宪问题上，尽管有人怀疑他另有私心，但袁确实是出力最大的推动者之一，因此，把袁世凯归入立宪派也未尝不可，他跟立宪派高层，比如张骞等人关系非同寻常。

　　我们可以看看这四支主导中国走向的政治力量，就可以看出，虽然清政府力量不算强大，但是无论是从正统性，统治根基来讲，都绝不容忽视。

可以说这样来形容，那就是，袁世凯是凶悍的老虎，立宪派是温厚的大象，清政府是即将瘦死的骆驼，革命派是一匹斜刺里杀出的黑马。

　　就个人能力而言，由于宣统皇帝太小，不能主持政务。

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把持朝政，并没有把年富力强、而又有能力的皇戚，像溥伟这样的选为接班人。

而宣统皇帝的父亲慑政王载沣又是一个庸碌之辈，他撑权后的一系列行动，如加强中央集权，搞“皇族内阁”，都是逆民心而行，受到立宪派的强烈反对。

　　孙中山是一个政治浪漫主义者，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很少，革命成功之前，也没有在中国官场上任过一官半职，虽然有远大而美好的政治理想，以及理论论述，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上，很难说有大的作为。

他虽然亲自上过战场，但更多时候，他是以一个先行者，一个象征的身份出现在革命之中。

　　梁启超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他还是一个言论家，影响力非常强，尤其在立宪派中有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为熊希龄内阁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并不逊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

就我个人之见，他的能力在孙中山之上。

我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有两个事情可以比较出来，那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由于自己的鲁莽告失败了，而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精密策划领导的“护国战争”胜利了，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

　　袁世凯的能力则远在三者之上，他得到充分的政治锻炼，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技术官员、政治家和野心家。

无论小事的安排，大局的谋划，内外关系的处理，谋略手腕的运用，都胜三人一筹。

最为典型的，就是他软硬兼施，把清帝逼退位，改朝换代因此没有流血漂橹，杀尽前朝皇家贵族，袁世凯立了一大功。

　　如果把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实力派和以梁启超为导师的立宪派的力排除在外，单让以载沣为首的清政府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单挑，那么，革命派胜算几何？

客观地讲，胜算的可能实在太小。

就算革命派以“排满”的民族主义为革命的旗号，能够赢得汉人的支持，但说实话，经过两百多年的融合，满族对汉族的怀柔，并不像《革命军》里讲的那么恶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满清垮台，坊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杀害满族可窥一斑。

相反，“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首先一条，革命得有资金支持，孙中山四处筹款之难足见手头紧张，而清政府财政再怎么捉襟见肘，也有能力应对革命派的小股造反起义力量。

更何况，革命派跟中国广大的底层民众没有太多的联系，也没有进行广泛的发动，可谓势单力薄，单地靠一些乌合之众式的会党难成大器。

要是清政府不把北洋军交给袁世凯指挥，革命派胜算的可能性更小。

　　当然，社会争斗是复杂的，革命也是复杂的，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实力派、以梁启超为导师的立宪派不可能置身历史时局之外，他们必然在一场争斗之中扮演各自的角色，或者支持清政府，反对革命派，或者反对清政府，支持革命派，或者坐山观虎斗，或者坐收渔利，总之，他们的任何态度行为都可能导致争斗起变数，决定双方的胜负成败，以及中国历史的走向。

　　事实上，抛开袁世凯暂且不论，在武昌起义前后，立宪派从反对革命，最后变成同情和支持革命，甚至直接与革命派合作，这样的变化，对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正因为立宪派同情和支持革命，与革命派合作，才让清政府与革命派的对立发生了民心的向背和力量大小的转变。

最后，革命派许诺袁世凯将来可以当民国总统，袁世凯这样一个有立宪身份色彩的力量“站”在革命派一边，革命成功已是理所当然。

　　（小标题）立宪派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我们知道，清政府决定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清政府的决策不仅得力于立宪派的支持，而且是在立宪派的推动下进行的。

在预备立宪之前，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就建议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于是立宪之议大动。

等到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俄国，国人更是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战胜俄国，就是因为日本实行宪政，而俄国是专制国，要求清廷立宪，报章上也纷纷议论立宪之必要，立宪派以此为千载难逢的推动机会。

半信半疑的慈禧太后只好表示，“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

　　在这个时候，立宪派大兴——以君主立宪政府为共同理想，采取一致行动，并为之而奋斗的政治集团。

立宪派是些什么人呢？

革命党人谭人凤对咨议局议员的批评正好指出立宪派的构成，“他们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的大。

”事实确是如此，据台湾历史学家张朋园先生统计分析当时咨议局和资政院成员的背景发现，咨议局接近90%的人都有传统功名，10%的人接受过新式教育，且不乏日本留学生，其中大部分曾任政府职官，且家境都不错。

而资政院的人身份地位家财更高更多，自不在话下。

资政院是居庙堂的立宪派，以亲王奕匡、袁世凯为代表，咨议局是处江湖的立宪派，以梁启超、张骞为代表，上下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们的人，何止是潜势力非常大，显势力也非常大。

　　总而言之，立宪派以官员士绅富商为核心，居庙堂的立宪派官员，影响力自不必多言。

处江湖的立宪派则是民间社会的中坚，在民间社会是相当有身份和影响力的，能够号令乡间，他们甚至可以率民间力量与政府对抗，地方官员对他们都不能不敬畏之三分，地方官员每到一地方上任，都得拜会这些“地方神仙，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当然，他们也是稳定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政府在构建地方社会秩序和地方自治时有赖他们，甚至常常就是依靠他们来维护。

　　并且，与康有为那一拨主张宪政的老派官僚士绅相比，此时的立宪派既继承了老派的士大夫情怀，又有世界眼光，既能继承传统好的东西，又能学习西方的长处，包括宪政这一先进的生产关系，其社会地位、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决定了他们是当时的中国精英，是比较理想的一代人，完全有能力主导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走向。

　　当然，立宪派内部也有矛盾和冲突，最为典型地表现在丁末政潮这件事情上。

应该说，立宪派总体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

但一旦实施起来，就有可能触及一部分立宪派官员的利益，这就像载泽早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所说：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最不利于官”。

此话怎讲？

就拿立宪的重要环节官制改革来说，就遇到了重重困难，原因就在于会损害一些官员的利益，而这些官员中就有不少是立宪派。

　　官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是精简合并原来政府部门，增设具有现代意义的行政机构，比如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资政院、行政裁判院、审计院等，努力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责任，互不统属”。

立即遭到上至醇亲王载沣，下至太监的反对，也遭到了立宪派瞿鸿禨的反对，矛头直接立宪派奕匡和袁世凯。

　　瞿鸿禨是慈禧太后的亲信，曾经极力促成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也是促成最高统治者最终宣布预备立宪的功臣之一。

瞿袁两人对立宪没有分歧，但是，在争夺立宪领导权上，他们发生了分歧和争斗，瞿就与在地方颇有声高的岑春煊联合起来，攻击奕匡和袁世凯，立宪派划为两派，互相攻讦，这就是所谓的“丁末政潮”。

事情弄到最后以瞿鸿禨和岑春煊被开缺而告终。

　　立宪派的政争，牺牲最大的不是立宪派，而是清政府的统治资源，官僚立宪派的冲突分裂，消耗了改革的力量，也让处江湖之远的立宪派和民众对政府的改革大为失望，并由失望而产生不满，也阻滞了立宪派政治理想的实现。

但是，即便立宪派处在这样的分裂之态，立宪派仍然是一支不可小窥的力量，能够影响政治走向。

　　（小标题）立宪派视革命党为“盗贼”

　　与那些只能在地下活动的革命力量相比，立宪派这样一支政治力量肯定要强大和稳固得多。

要是革命受到这一支力量的反对，基本上很难有所作为。

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的历次起义都没有得到这样一支力量的支持，尤其是当清廷有立宪之心和预备立宪之时，像张骞这样的立宪派领袖，甚至把立宪作为消弥革命的重要手段。

　　1905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动身时，革命党人吴樾在火车站用“人肉炸弹”袭击考察团，炸伤三个考察大臣，出洋行程被迫推迟。

对于此事，我们看看当时的舆论会发现，基本上对革命党人一片指责之声，而且上至政府下至民众，更加坚定了立宪的决心和信心。

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联合发出慰问电就是很好的证明，立宪派对革命的反对更不待言。

立宪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张骞更是因为此事称革命党是“盗贼”，希望政府加紧立宪，以立宪来防止暴力革命发生。

　　立宪派对革命派的反对，更集中地表现在两派的论战之上，尤其是梁启超与革命党的论战，重点在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上，梁启超认为，革命难免流血破坏，破坏后建设不易，因此，主张和平改革实现政体转变。

革命党则认为中国的政治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必须用暴力彻底推倒重来，推翻满清政权，建立新的政体。

　　双方的争论无所谓输赢，但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争，促进了中国的民众更加深人地了解民主宪政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并更加深人地思考在中国如何建立民主宪政的问题。

至少，人们知道，除了寄望于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还可以有一种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实现政治的转型，达成自强的目的，关键是看选择哪一种方式。

　　立宪派与革命党势同水火，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派不会有大的作为。

如果不是因为立宪派对清政府的失望和反感，造成离心和背叛，革命何时成功真的还不好说，至少不会发生在1911年的10月。

　　之所以1911年10月10日暴发的辛亥革命能成功，就是因为立宪派从与革命派的对立走向了与革命派的同情与合作。

这不能不说与立宪派三次请愿失败和清政府将铁路国有化有关。

虽然清政府在推行预备立宪的过程中，给人缺乏诚意的印象，但是，从颁行仿行宪政诏，以及改革官制，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普设巡警，成立立宪编查馆、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尤其是颁布宪法大纲，确定召开国会期限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确实给国家带来一番新兴景象。

倘使清政府坚持改革的方向，立宪派能够沉得住气，没有那么急躁，按照既定的时间表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清政府在收回铁路国有这一事上有所退让，双方都学会妥协，以立宪派上通天下通地的政治能量，主导立宪走势，假以时日，中国未尝不可以迈上宪政之国，而不是军阀割据，战乱频仍。

　　梁启超甚至制定了这样一个政治策略：

今天我们党和政府死战，还是第二位，与革命党（同盟会）死战，才是第一位的。

有革命党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革命党。

可见两派之势不两立。

在如此水火不融的情形下，立宪派即便不站在清政府一边，而是给革命派使些绊子，革命派也受不了，会在这种争斗中透支力量，更不要指望推翻清政府。

　　（小标题）立宪派与革命党“亲密合作”

　　立宪派本来是反对革命党搞革命的，认为革命会破坏立宪远动，即便在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指责孙中山的革命，因为他们而使中国失去了和平变革的机会，陷入长期混乱这中。

但是，当立宪派的努力在清廷那里碰壁之后，失意的们他走向了极端，由支持清政府而变为敌视清政府，由反对革命党而同情革命党。

　　尤其是立宪派“匍匐都门，积诚罄哀”的三次请愿失败（立宪派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其中的理由，就是说这样可以消除革命），便对清政府失去了信任和耐心，极端的失意立宪派喊出：

“消灭政府假立宪之威焰”，“破除假立宪之狡猾”，把一部分立宪派人士推向了同情革命，与革命合作的道路。

　　第一、第二次请愿失败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气愤不已，他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历数政府之无德无能无信无行，称清政府为“恶政府”，这个政府竟然对于国民的吁请循而不改，对这个恶政府，他认为要“并力以图推翻”，“诚能并力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

”梁启超在跟革命党论战的时候，是反对革命的，认为革命破坏不易建设，而此时他竟主张“并力推翻”，这跟暴力革命何异？

可见他对清政府失望之极，并很快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革命党的立场上去了。

　　当时的《时报》指出，请愿不遂，“革命党日得利用时机，相为鼓煽，谓民权之路不得立宪之终……不如及早自图，颠覆政府，别立新政府之为愈。

”而梁启超更是大胆预测，“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也。

”真是一言而命中，变成了事实。

　　其实，早在的激烈党争之中，就已经让海内外立宪派对对清政府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大骂“政界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有些立宪人士甚至“公决密谋革命”，或“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其离心之象已经表露无遗。

为此，袁世凯、端方、程德全等纷纷上奏，希望清政府“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

这一方面显示了立宪派的人心已开始转向，另一方面，显示了革命压力已十分严峻。

　　就在立宪派人心渐失的当口，发生了四川的保路运动，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由此公开化，立宪派更加倾向于与革命党合作。

　　四川保路运动有这样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人把修铁路当成兴国的策略之一，而长期以来，中国的铁路主要控制在外国列强手中。

对外国列强的仇恨也表现为排除外国的干涉，中国人自己修铁路的争气行为。

修铁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民间修筑，一种是国家修筑。

由于四川总督锡良和湖广总督提出民间集资建设铁路的方案得到光绪帝赞同，并成为国策。

民间商办铁路才大兴地木地搞起来，但是铁路商办以来，成绩并不理想，各地官绅都不能统筹全局，内斗频频，人才缺失，又由于监管不力，集资款经常被贪污挪用，乱象丛生，有的铁路款根本就集不到。

所以，虽然全国已有十多家商办铁路公司，修了三年，才修了不到100里的铁路，在当时的情况下，商办弊端可见一斑。

　　鉴于这种情况，张之洞不得不反思民间商办的可行性，转而主张国有官办，而且这是有先例的。

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德国、日本都曾走过商办的道路，在失败之后，最终收归国有借款修建。

并且，当时也还有一个正面例子，1898年和比利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修建的长达1209公里的卢汉铁路9年完工。

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借外债建设，签订了四国借款协议。

　　现在看来，铁路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交通设施，牵扯不同省份，投入甚巨，政府出面修筑并无不可，但需要保证其公益性最大化。

另外，当时签定的四国借款协议也还算比较公平，甚至可以说还算优惠。

但是，却被四川上上下下的民众指为卖国条约，主要原因是这一行为侵害了立宪派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立宪派必然要站出来反对，并且利用他们在地方的影响力，利用民众对列强（借款）的反感，挑动民族情绪，反政府情绪，结果，保路运动搞得如火如荼。

　　保路运动终于让立宪派与清廷公开绝裂，而此时，革命党在武昌偶然发动的起义，既借了保路运动的时机，也得到了立宪派的同情和支持。

当武昌首义，革命党人请立宪派湖北咨议局汤化龙等人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来，形成革命党与立宪派的亲密合作，其他省份纷纷效尤，得到立宪派支持，比如，浙江汤寿潜在革命党的拥戴下宣布独立，就任都督；湖南立宪派人首领谭延凯就任湖南都督，积极援助湖北的革命军；在张謇的推动下，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等。

这样，革命如星火燎原，燃遍中国大地，最终埋葬了大清王朝。

　　本来，面对种种冲突，清政府只要对社会有足够的权威和控制力，自然可以强行推行铁路国有。

等到几年之后正面效果显现，民众自然会接受。

而彼时的清政府由于接连发生重大政治失误和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其合法性已经非常脆弱，对社会的控制力全面衰竭。

因此，虽然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却成了埋葬清政府的导火索。

　　有趣的是，一年后，袁世凯做总统，派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决定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借外债修建，此时再也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骂袁世凯和孙中山为卖国贼，历史就是如此诡谲得令人感叹，总是此一彼一时，选择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才容易成功，总是一条难变的规律。

　　总的来说，在革命期间，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得相当好。

我们可以从立宪派领导人，如四川的蒲殿俊，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江苏的张骞与革命党人的合作窥出一斑。

　　武昌起义第二天，明知道自己无力撑控时局的革命党人很聪明地邀请湖北咨议局的立宪派共商大事，汤化龙是湖北咨议局的议长，是立宪派的首领，他很快就接受了：

“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

这样，革命党负责军政，立宪派主持民政，而这一模式成了其他省份的榜样。

汤氏出任民政总长，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成则共图勋名，败则生灵涂炭，我汉人从此扬眉吐气，在此一举；我汉人万劫不复，亦在此一举。

”

　　立宪派对革命推动的作用立即显现出来，比如，汤化龙做了民政总长之后，通电各省，呼吁响应革命；为军政府草拟组织规程，稳定时局；与驻汉口的各国领事馆交涉，获得列强的支持，这些都是革命党人不可能轻易完成的任务。

即便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样的革命党高层，也不可能跟全国的立宪派和地方民众有广泛的联系，能够调动起广泛的力量参与，革命党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会党，这些力量总显得力难从心。

　　张骞刚开始时是反对革命的，但是当革命已成大势，他又自觉地站到革命一边。

由于他与袁世凯非同寻常的关系，在促使袁世凯与革命党的调和中起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张骞被孙中山邀请入阁南京临时政府后，新生的政权财政捉襟见肘，是张骞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盐商借到了大笔钱，用自己的纱厂作保向国外银行借款，解政府燃眉之急。

　　汤化龙和张骞的事例足以说明，单是革命党自身的力量起义，不要说很快被清政府扑灭，单是立宪派感觉不高兴，设一些障碍，革命恐怕也不能成功。

基于此，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依靠了立宪派，是两派合作的成效是不可否认的。

这正像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次年10月在一次报界欢迎会上所说：

“这两派用的手段虽然不同，但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从去年起义到现在，没有一件事不是两派同心协力办成的，就是最好的证明。

”

　　（小标题）立宪派与革命党“闪电离婚”

　　如果我们把在革命期间，比喻成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蜜月，那么，这个蜜月期并不长，很快两派就离婚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立宪派人士都与革命党离了，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汤化龙和张骞与革命党的分手看出立宪派与革命党的分道扬镳。

两派的鸿沟也可见一斑。

　　两派的分手主要是对权力的分配各怀不满。

具体拿汤化龙来讲，在革命党看来，汤化龙贡献没有他们大，却高居大位，这显然令一部分革命党人不高兴，在局势稍为稳定，改组军政府之后，立宪派纷纷被革命党人换下来，分明是将立宪派边缘化，赶出利益分配的格局之中。

更何况，两派本来主张不一，稍有矛盾就会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去讲话，加剧矛盾。

比如汤化龙主持民政，就有革命党人不满，“政事部人选，革命党原无一人，遂激起一部分人之反感，谓其曾主张君宪，固与革命主义不兼容。

疑继以毁，化龙因感不安。

”一旦拿立场、主义说话，彼此的怀疑与矛盾就难免。

这个时候，在革命队伍中受排挤的立宪派自然会有意见，当矛盾表面化公开化时，不离婚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汤化龙与革命党的合作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罢了。

　　汤化龙与武昌革命党发生矛盾后，离开武昌去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为法制局副总裁，辞而未就，后来虽然因为与黄兴关系不错而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的秘书长，但仍因武昌那边的革命党人的指责而无法见容于南京政府，这时他只有投奔袁世凯了。

　　与汤化龙不同的是，张骞本来就与袁世凯关系不错，在与革命党的合作中，有很多因政见不同的摩擦，觉得革命党不能容纳立宪派，处处排挤他们，在南京临时政府借款一事上有意见，张骞干脆拔脚走人，寄望于袁世凯，与革命党的结合不过三个月。

　　立宪派与革命党合作的根本原因，是对清政府的失望与不满，两派联手，轻而易举推翻满清统治，而分手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理想的分歧，立宪派在乎政体不在乎国体，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在承认皇权的合法性的前提下，扩大民众（绅士）的政治参与机会，希望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促进政治转型。

革命派则主张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以此伸张民权。

　　立宪派本来是不认同革命党的暴力方式的，而革命派也不认同立宪派保持君主的办法，是因为一致对满清的不满才走到一起，当他们的共同不满的对象消失之后，彼此的分歧却并没有消失，并在争夺新政权的领导权上发生了矛盾，立宪派对革命党的政治理想则表现出冷漠和怀疑。

袁世凯与革命党矛盾激化后，对于那些在革命党掌控的政府之中的立宪派来说，无疑面临着一次重新站队的问题。

立宪派很自然地站在了袁这一边，两派重修旧怨，他们抵制和憎恶革命的情绪又开始暴露无遗。

　　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做出选择，对立宪派来说是很容易很自然的，某种意义上说，立宪派与袁世凯本来就是同一阵营，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本来就是在庙堂的立宪派首领，而立宪派与革命党本来就有前嫌，立宪派对袁世凯有一种本能的亲近，对革命党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当袁世凯与革命党成为对立的双方时，立宪派的立场已不言自明。

　　从深层去讲，立宪派是旧制度与新形势结合的产物，是温和的改良主义，他们对旧政权有感情，也有怨气，他们在革命前要求立宪，他们在革命中附从了革命，有进步的一面，他们在革命之前照顾旧政权，采取折中的虚君权充民权的改革，他们在革命之后找袁世凯作为他们政治理想的继承人，又有保守的一面。

当然，进步固然好，保守未必是一定是坏事，立宪派的折中政治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或许更为合适，但是他们的折中之梦，满清也不能让他们做，这就非常的无奈了。

　　由于他们这样一种矛盾的结合，使他们注定不是彻底的政治革命者，但他们毕竟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他们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会赢得胜利，他们倒向革命党，革命就赢得胜利，他们倒向袁世凯，袁世凯就春风得意。

事实上，他们倒上了袁世凯，袁世凯又一步步地抛弃革命党那一套。

　　袁世凯当权后，立宪派把他们的政治理想都寄托在他的身上，立宪派的领袖梁启超放下与袁世凯的恩怨，把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吾自信，项城（袁世凯）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

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趋于中立，由中立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

分途赴功，交相为用。

”立宪派对袁世凯的巴结之意、和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