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实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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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实践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实践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实践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苏联经济出现了逐步衰退的现象。
在“第九、十、十一”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总值、工业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呈下降趋势。
６０—７０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而苏联的经济发展战略未能得到相应的调整，仍然把增加传统重工业产品（如钢、生铁、金属切割机床等）的产量、产值作为赶超西方国家的战略指标，在新兴产业领域内（如微电子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苏联明显的落伍，导致了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重新拉大，使得苏联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较量中逐步地丧失了速度、数量的优势。
总起来看，２０世纪的苏联，自２０年代后期确立的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指导方针，直到８０年代中期基本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与此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虽然经历了几次改革但是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其弊端也不可能从根本上予以纠正。
随着苏联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需求的增加，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不能适应世界科技进步的潮流。
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加速发展及其对现代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使世界展开了一场新的科学技术的角逐，使各国都把科技进步提到头等重要的地位；由于新科技革命加深了国际分工，使国际性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的联系日益紧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它在世界市场上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而苏联的企业多年来没有吸引新技术的内在要求，许多企业缺乏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产品几十年一贯制，技术长期得不到改进，产品质量低，缺乏竞争能力。
例如，苏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研究生产周期过长，新技术的推广范围狭小，科技成果采用率低。
第二，资源约束成为苏联经济发展的阻碍。
苏联从６０年代开始，经济条件发生了许多变化。
（１）劳动力来源日趋紧张；（２）原材料和燃料动力供应矛盾日趋尖锐；（３）资金不足。
这集中反映在基本建设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由５０年代的７．４％，下降到７０年代的５．３％，８０年代前５年又降到３．２％。
上述经济条件说明，苏联粗放式发展经济的因素已经消耗殆尽。
资源优势已逐步被技术进步滞后所抵消，要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必须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
集约化经营依靠企业内部挖掘潜力，依靠科技进步，这就必须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发挥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获得自主发展的动力，走内含式的集约化发展道路。
勃列日涅夫的后继者们不仅看到了苏联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感受到国际竞争给苏联社会造成的压力，因此都要求通过改革来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
戈尔巴乔夫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掌握苏共的最高领导权。
不幸的是，正是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过程中，在他的任期内，苏共被解散了、苏联被解体了。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仅仅走过７４年就从世界版图上永远地消失了。
一、戈尔巴乔夫时期经济理论的导向 与以往两任的改革有所不同，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是以理论创新为先导的，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理论有了较大的突破，既有为建立新经济体制所做的理论探索，又有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而导致的理论失误。
鉴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终结果是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所以本文着重于其理论失误的方面。
（一）对于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导致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全盘否定 戈尔巴乔夫１９８５年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了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改革。
如何认识苏联已经形成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它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问题不但在改革前，即使在改革开始后的前两年，也没有直接提出来讨论过。
１９８７年１月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指出，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仍然停留在３０－４０年代的水平上，不应当把这些概念当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并奉为不容客观科学分析的教条。
这就提出了重新认识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的问题。
苏联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者：
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参加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破除过时的、教条化的社会主义概念的过程。
如何看待这一过程是判断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性质的关键，换句话说，用什么样的观念指导改革，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是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使之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通过改革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关系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问题。
戈尔巴乔夫把这个关键问题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不仅没有解决列宁遗留的任务，而且把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付诸东流。
1、关于对改革是否背离社会主义的争论 围绕苏联的改革是否背离社会主义，苏联理论界曾经有过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
１９８８年３月，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安德列耶娃在报刊上公开发表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
文章针对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７０周年的讲话，对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左倾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她的观点在社会上得到了反响，不少人投书报社表示支持。
他们认为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几代苏联人所奠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戈尔巴乔夫通过苏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对安德列耶娃的文章的“围剿”。
４月《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指责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是一篇“反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并且指出文章反映出改革的措施使得“有些人头脑中出现了混乱和惊惶失措”的情绪。
布尔拉茨基在《人民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分析，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从斯大林手中接过来的，在斯大林观点的影响下３０－５０年代的经验被绝对化，成了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
而安德列耶娃正是把斯大林时期当作社会主义的范本，而把公开性、民主化、经济改革等看作是从社会主义的倒退。
因此每当生活中出现新的有效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形式，就会有人出来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指责说“这不是社会主义”。
因此另有学者指出，只有对那些已经过时的成为进步道路上的障碍的观点作有根据的批判，才能使改革的不可逆转性获得思想上的保障。
当时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梅德维杰夫明确指出，“批判地认识过时的社会主义概念并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概念是与改革紧密相关的。
” 这场争论，反映出苏共内部以及苏联理论界对改革的方向的关注。
争论中所反映出的苏联社会对改革的看法的极端对立的观点，究其根源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命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因此，改革之初，苏联学者特别强调是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直接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进行。
而戈尔巴乔夫不仅压制了党内的不同意见，还用“新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外衣实行舆论欺骗，遮盖了改革与已往社会主义的对立的实质，使苏联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不可逆转。
2、对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
（1）变了形的社会主义 苏联对于社会主义再认识问题的讨论，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且直接涉及到如何评价苏联的历史，尤其是评价在斯大林时期宣布建成的社会主义。
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导致苏联社会已普遍（少数人除外）“从毫无保留地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为把它理解为变了形的社会主义社会”。
当时苏联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几乎都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念同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念是相违背的，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同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
他们用“变形”这一范畴（或者是“社会主义的变形”，或者是“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来评价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制度。
认为苏联“已形成的社会关系不能看作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其中“某些具体过程背离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路线”，是“从已定的发展方案的倒退”。
而且认为，所谓变了形的社会主义，即官僚主义的、国家行政的社会主义，是从斯大林时期一直延续到勃列日涅夫时期。
对所谓变了形的社会主义，苏联学者有许多表述，如“国家社会主义”、“兵营社会主义”、“行政官僚的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的社会主义”等等。
所谓“国家社会主义”：
其一，根源于斯大林的国家学说，“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具有自身最高利益，对国家的‘最高’利益，社会的公民只有服从并在必要的时候作出牺牲。
”其二，国家社会主义是在国家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三，国家社会主义的产生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起始的发展水平愈低，社会主义要素便愈受到国家极权主义的压制”。
社会主义的早期形式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所谓“兵营社会主义”：
即马克思所说的“兵营共产主义”。
其特征是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统治，大规模的镇压，没有起码的民主和公开性。
人们需要的满足是千篇一律的，少数“革命领袖”实行专制统治，整个社会联系官僚主义化，人被看作是盲目的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
这是否定人的个性的制度 限于本章的主旨，我们姑且不对“国家社会主义”、“兵营社会主义”等概念进行证伪，单就上述材料来看，足以在以下几点引起人们认识上的混乱：
第一，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理论上错误，实践上无成就可言。
第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所理想的真正社会主义”的。
既然斯大林时代的一切都错了，那就推翻了重来。
既然苏联社会是一个变了形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对其进行根本地改造，就是顺理成章的。
有人认为，这是苏联改革过程中理论上的一大变化。
而笔者认为，恰恰是这一理论变化，又一次掀起了对斯大林的批判，使苏联社会涌现出否定苏联社会制度的思潮，况且这又是在“只有在把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国家行政的社会主义改造成符合马克思、列宁理想的真正社会主义时，改革才完成自己的使命”的口号下进行的。
还有什么样的宣传比这更具有蛊惑性或煽动性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不是引导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成为引导苏联从经济改革逐步走向毁灭的第一步。
（2）苏联建立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对苏联的社会制度否定的更彻底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发生的变形已导致社会主义关系的完全蜕化，苏联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并没有搞成列宁在２０年代所设想的社会主义。
苏联建立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其主要观点是：
（１）斯大林建立的是类似杜林制度的社会主义模式。
其衡量社会主义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是行政的生产公有化的程度。
不符合列宁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即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比议会制的自由水平更高的苏维埃基础上的民主制。
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社会消灭了私有制，工业中的全部生产资料国有化并保证农民经济百分之百的集体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实行国家强制，而且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但是没有资本家，并不就意味着社会主义。
（3）在３０年代苏联并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
有人认为，苏联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只能解决为过渡到社会主义或为直接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所不足的物质生产的和文化的前提（只是前提），苏联现在还只处在过渡时期。
斯大林宣布苏联人民顺利结束过渡时期并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是“一大谎言”。
“任何革命，如果没有为新的占有关系准备好成熟的物质前提，即新的更高类型的生产力……那么革命将以失败告终”。
对于工业和文化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曾预见要有“长久的阵痛”，“那么对于象１９１７年的俄国和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大多数不发达的国家，这种‘阵痛’应当更加长得多。
把苏联“现社会冒充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同时又在公开性的条件下揭露社会的许多弊端，这就使社会主义理想本身威信扫地”，因此，“承认我们还没有成长到社会主义，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阵痛’阶段，即还处在过渡时期的范围内，则更合理一些。
苏联是否建成社会主义，这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争论得很激烈的又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苏联学者对苏联社会主义发生变形的判断应该说在当时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然而同样是承认社会主义变形，却产生了不同的结论：
一种认为，苏联社会虽然发生了变形但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认为，变形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不能再说是社会主义了。
多数人的观点认为，由于当时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社会主义变形“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虽然斯大林的镇压活动违背了列宁的遗训，在经济和政治的建设中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给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威信带来巨大的损失，但由于党和人民的巨大努力，社会主义还是建成了。
“必须明确区别为社会主义理想所鼓舞的人民所做大于斯大林领导所犯的错误和罪行。
如果没有这些错误和罪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还会更加牢固得多。
” 应当指出，在苏联“建立的是不是社会主义”和在苏联“是否建成社会主义”这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命题。
后一个命题涉及到如何认识苏联七十年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本章不予述及。
而前一个命题则关系到对苏联社会性质的判断。
《真理报》曾经对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发表过编者按，表示对这样的观点“不能保持沉默”，因为持这些观点的人“忘记了我们制度的那些决定性的特点，如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失业，忘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最初几步起就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特点。
”应该说，《真理报》的表态基本上代表了当时苏联官方的态度，即认为苏联建立起了以上述特征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历史的事实表明，苏联官方并没有坚守这一立场，而是容忍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泛滥。
从前述苏联理论界的观点可以看出，其中也有对苏联社会制度存在的问题的中肯分析，如果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则有利于推动改革朝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深入。
但是那些认为“苏联建立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占了上风，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的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从而否定了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为最终导致联盟的解体埋下了定时炸弹。
（4）从否定斯大林到重新审视列宁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变形或斯大林模式产生的原因，在苏联理论界也有一场争论。
苏联学者一般都认为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是违背列宁的思想的。
但是在苏联报刊上也出现过下述观点，即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根源于列宁思想中的某方面的因素。
有的学者认为，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另外一条道路建立起来，即先夺取政权，在发现没有这种政权的基础时，便借助这一政权开始建设相应的经济基础，由此出现靠行政权力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的形象。
根据列宁的这种思想，只能得出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某种行政模式的结论。
这种观点还认为，尽管列宁的公式具有进步意义，因为它使劳动者和党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去争取新社会，但是由于“使新制度胜利的期望超前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可能性，这方面稍稍的冒进，有可能产生重大的不良后果”，即已经发生的这种情况。
上述观点虽在苏共内部遭到批驳，指出重新认识过时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建立革新的社会主义概念“不能容忍表面性”，不能追求轰动效应。
提出行政命令体制起源于列宁的观点，这是“不负责任的企图，使列宁遗产、使社会主义的根基和价值遭到损害。
”但是很显然，从否定斯大林到重新审视列宁对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列宁是苏联共产党、苏联的缔造者，列宁主义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旗帜。
否定了列宁、否定了列宁主义，也就不可避免地摧垮了苏维埃大厦的根基。
从这个意义上说，原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８０年代后期的改革中普遍掀起了否定执政党的领袖、否定执政党的思想的浪潮，不能不说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示范效应。
3、社会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 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讨论中，涉及到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
苏联理论界不少人反对所谓斯大林的标准，即以公有化的程度来判别社会主义是否建成。
他们认为消灭生产资料大私有制，对于建成社会主义来说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
也就是说，不应当简单地把所有制的改造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唯一的条件。
从《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标准出发：
社会主义应该是这样的社会，即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换言之，是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公正。
对于社会主义的胜利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形式上（法律上）确立公有制，而首先是在这种形式中存在实际的经济内容，是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生产开始有计划地运行以造福于劳动人民，保证真正人道主义的实现。
苏联学者在批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人和人道主义的意义。
他们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念是把人作为建设新社会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把人看作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普通的螺丝钉，是社会主义变形的思想根源。
而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观念的实质在于把劳动的人、人的利益和权利放在这一观念的中心。
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有简单明确的目的，即劳动者的福利和文化。
工业化、公有化都不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只有真正保证劳动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福利和文化的才能叫做社会主义，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
“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不为人服务就无权存在”。
苏联学者把“在社会主义发展现阶段人的现实地位”看作是“社会主义成熟程度的主要的、实质性的标准。
”《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人及其利益和需要置于优先地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
“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它使人摆脱剥削与压迫，把人置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
”文章认为，“在谈到劳动者的解放是社会主义的使命时，常常把这种解放局限于消灭人对人的经济剥削，而对摆脱政治压迫和社会压迫几乎只字不提。
要知道，剥削和压迫不是同一个东西：
剥削指的是占有别人创造的剩余产品，而压迫指的是压制和控制人的意志。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描绘通过改革将要达到的社会主义时，举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
“社会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
在这一制度下，人真正是衡量‘万物的尺度’。
社会的整个发展，从社会的经济到精神意识形态领域，目的都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
”并且说，“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在其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
”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以往历次改革的最大区别就是，在倡导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修正了社会主义的观念，突出人、突出人道主义，将其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的标准，或者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其结果是在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号召下改变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
关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问题，本章将在下一节探讨。
在这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在社会主义的观念之中加入人道主义的内容，有对苏共历史上搞肃反扩大化、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等错误的反思，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将社会主义仅仅等同于人道主义，就抽掉了社会主义与以往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抽象地讲满足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而不讲满足哪些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就抛弃了共产党人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从而为个人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口实，为从社会主义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选择了一个突破口。
（二）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认识导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趋同 １９８８年苏联出版了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本书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中，苏联最有影响的一部经济学著作，是对那个时期苏联经济理论发展的总结。
其中与本题有关的有以下几点。
1．从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看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推翻了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党性的论断，删掉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内容 苏联自１９５４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世至８０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结构主要就是两部分：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
在资本主义部分前有篇幅不大的前资本主义部分。
新的教科书改变了这个框架，把全书分为：
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世界经济等四篇。
对这一结构性变动，该书主编解释说，新思维首先是关于全人类价值和阶级价值的相互关系问题的新的提法，推动作者去探索政治经济学教程的新的结构观点。
第一，教科书从《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篇开始，以《现代世界经济》篇结束，它是“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观点、从一般理论的层次出发，最后回到了社会发展在整个现代世界经济的各种形式的统一的思想”。
第二，设置独立的《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一篇取决于这样一种看法：
人类文明是在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在一系列共同的经济规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统一的整体现象。
教程从一般经济理论开始，然后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掌握反映人类社会的前进发展的共同的经济规律和范畴，有助于认识历史地更替的各种经济制度。
这可以免得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经济时造成不可避免地重复，而在研究各该制度时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它们的特点上。
现代世界经济一篇也不同于过去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即在资本主义部分中讲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部分中讲世界社会主义经济。
而是认为，“世界经济现象的总体性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要求把这些问题分出来成为单独的一篇”，在这一篇中作者把现代世界看成是一个多姿多态的、存在矛盾的、但仍然是不断发展的整体。
作者认为，“现代生产力日益增长的国际性质，全世界分工的加深，以及世界基础设施在保证全面合作和以和平交往方式解决全球问题中的作用的提高，都加强了现代世界经济作为相互联系和存在矛盾的整体的物质和社会的基础”。
教科书的上述结构体系在苏联经济学界引发的争论集中于两点。
第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党性和阶级性问题。
肯定这个结构体系的认为，不应当把政治经济学机械地分割为实际上彼此不相接触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部分。
在两个世界体系斗争的条件下，居于第一位的是为这两种对立的经济所共有的概念。
虽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深刻的区别，但是在研究对象和叙述方法以及研究方法上有许多共同点，如劳动生产率、集约化、商品、货币、利润、级差地租等经济关系的要素在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中都是必要的。
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如果说过去我们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截然对立，那么新教科书的作者过分热衷于现代生产发展中基本特点和规律性的共同性、世界经济问题的统一性。
结果社会主义的特点和它的优越性似乎就退到了第二位。
”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党性，“但如果教程从‘一般经济理论’开始，这一论断便立刻被推翻了，因为第一篇的对象不是阶级的，而是全人类的关系和经济问题。
因此把一个抽象的社会的经济基础提出来放在教程的首位是需要认真讨论的。
” 第二，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新教科书还有一个与过去不同的特点，就是删去了讲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内容。
苏联自１９３８年宣布进入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以后，一直把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苏联强调当前的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本身，把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搁置了起来。
为了加强同现实的联系，教科书不叙述属于遥远未来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教科书删掉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内容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指责。
他们认为教科书是给应当学习共产主义的青年们用的，“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应当通过发展着的生产关系来考察社会进步”，但“在教科书中找不到共产主义的任何地位”。
教科书作者应该考虑“我们骄傲地自称是共产主义者，讲共产主义的前途，教科书应当教导青年一代怎样掌握这一前途。
但我们打开教科书却发现书中实际上没有一个字讲到共产主义。
是的，现在共产主义比我们在某个阶段认为的更远了，它的轮廓比我们在一二十年前设想的更模糊了，但这一切决不是说不会有共产主义，我们已放弃达到这一目标。
” 苏联理论界对这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同反应表明，这些争论决不简单地是围绕一本教材的结构框架问题，而是涉及到苏共及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
它一问世就成为无产阶级挣脱资本的锁链，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因此，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
梅德维杰夫在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
他领导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抹杀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删去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内容，表明了苏共理论上的蜕变：
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抛弃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这也就不难解释，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为什么从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寻找改革的理论依据。
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苏联年轻一代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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