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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史资料
奈良时期（8世纪）
最早的文学典籍是《古事记》、《日本书纪》及《风土记》。
前两部著作追记了日本国史，后一部则记载了日本各地自然状况、风土人情。
两者均收录了丰富的神话传说和生动的古歌谣。
稍后出现的汉诗集《怀风藻》标志着文人诗歌创作的肇始，而和歌集《万叶集》的编撰成功则代表着日本诗歌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平安时期（8～12世纪）
受中国唐代文化影响，大量汉诗文集相继问世，汉文学热持续一个世纪之久。
敕撰诗集《古今和歌集》恢复了日本民族诗歌的地位。
与此同时，散文创作硕果累累：
《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开辟了传奇物语和歌物语两条道路，《宇津保物语》开长篇物语的先河，这就为物语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源氏物语》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长篇写实小说《源氏物语》出自女作家紫式部之手。
作者以沉郁、凄婉的笔调抒写了源氏苦乐掺半的一生及宫廷妇女不幸的命运，表达了作者人生无常的佛学观和以哀为极至的美学观。
除紫式部外，许多女作家的作品都于此时脱颖而出，如《蜻蛉日记》、《和泉式部日记》、《更级日记》等。
这些日记成为日本后世文学中私小说的滥觞。
女性散文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作者观察之敏锐细腻，用笔之纤柔清丽，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此期散文创作的最后收获是佛教说话集《今昔物语》和历史物语《大镜物语》。
这些物语一改王朝物语的纤弱文风，拓展了物语文学表现的范围。
镰仓室町时期（12～16世纪）
随着武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贵族和歌文学走向衰落。
1205年完成的《新古今和歌集》虽与《万叶集》、《古今和歌集》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毕竟是强弩之末，取而代之的是连歌和俳谐的兴起。
二条良基、山崎宗鉴等人确立了连歌、俳谐的文学地位。
散文方面也出现了描写新兴武士生活的军记物语和抒发隐遁者之情的僧人随笔。
军记物语中臻于成熟的经典之作是记述平、源两大武士集团兴衰始末的《平家物语》。
小说刻画了平清盛等骁勇善战的武士英雄形象，再现了他们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客观上反映了贵族社会向武士社会转变的时代本质。
僧人随笔中的传世之作是鸭长明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
两篇随笔各具特色，被誉为随笔文学的双璧。
该时期诞生的能与狂言是日本戏剧史上辉煌的开端。
“能”着重演唱、舞蹈表演，具有庄重典雅的正剧特点，“狂言”以幽默滑稽的科白为主，体现轻松诙谐的笑剧风格。
世阿弥（1363～1443）在能乐的表演艺术和创作理论等方面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江户时期（17～19世纪）
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町人阶级（市民阶层）作为社会的主体逐渐成为文学作品的欣赏者。
适应他们的审美要求松尾芭蕉在贞门、谈林俳谐的基础上，推出了世俗化的蕉风俳谐，井原西鹤铺写了町人的商业生活和享乐生活，丰富了浮世草子（风俗小说）的创作内容。
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木偶戏）更广泛地表现了社会下层人物的生离死别、喜怒哀乐。
这种以俗为美的美学追求，导致轻文学（戏作文学）的产生，给后世文学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明治时期（1868～1911）
1868年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文学开始的标志。
坪内逍遥（1859～1935）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神髓》的发表，具有近代文学启蒙的性质。
二叶亭四迷写出近代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浮云》，森鸥外相继发表近代最早的浪漫主义小说《舞姬》，确立了近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砚友社作家群的代表尾崎红叶（1867～1903）的名作《金色夜叉》是19世纪末最畅销的小说。
20世纪初，受西方影响，自然主义文学兴起。
代表作家岛崎藤村的长篇小说《破戒》具有强烈批判现实的倾向，田山花袋的小说《棉被》却不乏自然主义文学的特点，受到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家的赞许。
卓立于这一运动之外的作家夏目漱石，其代表作《我是猫》以嬉笑怒骂的讽刺给予近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以有力抨击。
大正时期（1912～1925）
近代文学进入末期，以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为首的白桦派作家和以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新思潮派作家等，为文坛主流。
芥川的小说以怀疑主义对“人性的自私”等社会现实进行考察，悲观的结论导致其自杀，也意味着大正文学发展的终结。
昭和时期（1926～1988）及其后
日本现代文学开始形成并得以发展。
初期文坛的主流是无产阶级文学。
1928年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成立，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成熟。
小林多喜二和德永直（1899～1958）的小说《蟹工船》和《没有太阳的街》是典范之作。
与革命文学并立的是新感觉派作家，其代表横光利一（1898～1947）和川端康成等在当时有一定影响。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许多作家被征集从军，文坛冷寂不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学流派竞生，作家辈出。
进步作家宫本百合子（1899～1951）的小说《知风草》、《播州平野》（1946～1947）和德永直的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以及老作家志贺直哉的《灰色的月亮》、井伏鳟二的《遥拜队长》等优秀作品，都获得好评。
战前即已成名的川端康成以《雪国》、《千鹤》和《古都》3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战后新作家中，野间宏的《真空地带》、井上靖的《天平之甍》、水上勉（1919～）的《越前竹偶》、松本清张的《日本的黑雾》、司马辽太郎（1923～）的《龙马奔走》等作品有较大影响。
60年代中期，文学发展进入新时期。
除一些严肃作家写出许多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外，小松左京（1931～）的科幻小说《日本沉没》及一些破案推理小说等也颇有读者。
70年代，内向文学的代表作家阿部昭（1924～）等人的作品，及描写当代商潮的经济小说等，都对文坛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
城山三郎、高杉良、安土敏等一批作家活跃在80年代，他们的创作把日本经济小说提到一个新高度。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大江健三郎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现实主义文学重新受到重视。
草纸文学
日本文学中的一种体裁。
草纸，又名草子。
草纸文学的含义有两种说法，一说指用假名（日本字母）写成的物语、日记、随笔等散文，以区别于用汉字写的文学作品。
另一说是指日本中世和近世文学中的一种群众读物，一种带插图的小说，多为短篇。
前说物语、日记和随笔与民间口语相结合，发展成为新鲜的更具有日本民族特点和具有文学意味的散文。
最早的作品有纪贯之的《土佐日记》（935）,后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约996或1004）、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约1004～1009）等。
室町时代（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末）出现的大众小说统称御伽草子。
它的出现标志着平民阶级的物语体裁登上文坛和长期占领文坛的贵族文学进一步衰落。
作者包括僧侣、隐士、连歌师、町人等。
主要有童话、信仰物语、恋爱物语、儿物语（又名稚子物语）、继子物语、武勇谭、复仇谭和孝顺谭等。
作品多取材于民间故事，描述平民的幸运巧遇,注重情节的发展,但作品的主题思想等方面多受王朝文学的影响。
著名作品有《文正草子》、《一寸法师》、《浦岛太郎》等。
江户前期，即以17世纪初到17世纪80年代为中心兴起的一种几乎全用假名书写的通俗文艺作品，称假名草子。
它的读者广及妇女儿童。
体裁以小说即物语为主，包括童话和随笔等。
小说有恋爱故事、佛教故事、笑话以及日本、中国、印度的传说。
作品的思想内容包括儒家教育思想、佛教的出世思想等。
假名草子继承了御伽草子的传统，但比后者接近现实，孕育着日本近世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萌芽。
著名作者有如儡子、铃木正三、乌丸光广、浅井了意等。
重要作品有《可笑记》、《两个比丘尼》等。
江户时代元禄前后，以京都、大阪一带为中心流行的大众小说称浮世草子。
流行时间从1682年《好色一代男》问世开始，前后约80年。
浮世草子摒弃了假名草子的说教和仿古形式,从正面描绘现世生活和人,即描绘町人（市民）生活的现实社会。
它的出现表明町人文学的确立。
从取材性质看，浮世草子包括好色本、町人本、武家本怪异小说、传奇小说等。
作者以井原西鹤最负盛名，还有西泽一风、都锦、江岛其碛等。
重要作品有《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日本永代藏》、《西鹤置土产》等。
江户中期到后期盛行一种叫草双纸的通俗小说，包括被称为青本、赤本、黑本的儿童读物及其后兴起的黄表纸和合卷等，由短篇逐渐演变成多卷长篇，成为大众文学的主流。
它的发展多和町人的时尚爱好联系，某个时期以讽刺、滑稽为特色，甚至包括政治讽刺。
代表作家有山东京传、恋川春町、式亭三马、十返舍一九、曲亭马琴等。
重要作品有《金金先生荣华梦》、《江户生艳气桦烧》、《心学早染草》等。
物语文学
日本古典文学的一种体裁，产生于平安时代（公元10世纪初）。
它是在日本民间评说的基础上形成，并接受了中国六朝和隋唐传奇文学的影响。
创作于10世纪初的《竹取物语》是日本最早一部物语文学。
故事写一位伐竹翁在竹心中取到一个美貌的小女孩，经3个月就长大成人，取名“细竹赫映姬”。
5个贵族子弟向她求婚，她答应嫁给能寻得她喜爱的宝物的人，可是这些求婚者都遭到失败。
这时皇帝想凭借权势来强娶她，也遭到拒绝。
赫映姬在这些凡夫俗子茫然失措之中突然升天。
与《竹取物语》差不多同一时期写成的物语文学《伊势物语》，由125篇短篇汇集而成,各篇自成独立的故事，但全篇由原业平一个人物贯穿起来，写原业平在宫廷和外地经历的种种恋爱故事。
物语文学在产生之初就分为两大类，一为虚构物语，它是将民间流传的故事经过有意识的虚构,并加润色,提炼成完整的故事,具有传奇的色彩,以《竹取物语》、《落□物语》为代表。
另一类为歌物语，以《伊势物语》、《大和物语》为代表，以和歌为主，使和歌与散文完全融为一体，成为整部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两类物语都是脱胎于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是向独立故事发展的一种文学形式，它们的不足之处是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和艺术的完美性。
作为物语文学的高峰的《源氏物语》（产生于11世纪初）和《宇津保物语》（产生于10世纪末），是两种不同的典型。
《源氏物语》最先把虚构物语与歌物语结合在一起,并在创作方法上继承了物语的现实主义传统,摒弃了物语只重史实、缺少心理描写的手法，促进了物语文学的发展，对日本散文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宇津保物语》的故事结构仿效《竹取物语》，只是求婚者都是皇太子和宫廷中的显要，并将贵族社会的婚姻矛盾放在他们争夺权利的场面上来描写，批评了宫廷贵族的骄奢淫逸的生活。
它的特色是大胆接触现实，从本国文学遗产和传统出发，同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
但它
不象《源氏物语》那样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完整的作品。
《源氏物语》以后，物语文学逐渐趋于衰微和没落。
有的如《荣华物语》、《大镜》、《今镜》等历史物语，暴露和批判贵族的腐败，《今昔物语》等评说物语的内容以佛教故事居多，世俗故事也写得比较出色。
中世纪日本封建社会武士阶级兴起，文学上出现了以《平家物语》为代表的战记物语。
它同古代物语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描写中世纪社会的没落以及封建主义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变革。
它们使用汉语、佛语、俗语混合的新文体。
这种文体在《今昔物语》中已试用过,但到了《平家物语》才臻于成熟,成为一种叙事诗。
战记文学是文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此后的叙事文学以及其他各种文学都是从战记文学产生发展而来。
战记物语，尤其是《平家物语》，使日本古典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级。
日本日记随笔文学
日本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
奈良时期（8世纪至9世纪间），贵族们使用汉文写日记,这类日记属于实用性质。
日记作为文学作品，繁荣于平安时期。
最早出现的是纪贯之（?
～945）写的《土佐日记》（935）。
作者是平安时期有名的歌人，《古今和歌集》的编选者。
《土佐日记》是第一部使用纯粹日文（“假名”）写成的作品，内容写一个任职于土佐地方的老“国守”（地方长官）夫妇任满乘船归京途中艰难的航海过程。
作品着重写了这对老夫妇追怀在任上失去的女儿的感情，也写了长途旅行中的种种苦乐悲欢。
作品虽采取了日记体裁，但却假托了一个妇女的口吻，将老国守（即作者本人）作
为客观对象来加以描写，说明作者是有意识将这部日记作为文学作品来写作的。
这部作品表达了饱尝忧患的老年人的一种超脱的生活态度，语言平易洒脱，带有幽默感，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后于《土佐日记》几十年，1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藤原道纲母的《蜻蛉日记》（974）。
“蜻蛉”这个词是“浮生”的意思。
作者所以称为道纲母，是因为当时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不传其名，而借用其子藤原道纲来称呼。
作者是大贵族藤原兼家的众多妻子之一，是有名的女歌人。
这部作品共3卷，纪录了她与兼家结婚后20年间的生活。
作者在作品中倾诉作为一名贵族妇女在一夫多妻制下精神上的痛苦。
由于这部作品是用作者的切身体验写成，具有揭示平安时期男贵族荒淫无耻的生活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处于被压迫地位的贵族妇女对自身地位的反省，真挚动人。
除此之外，平安时期的贵族妇
女还写过许多日记文学。
11世纪初期出现的《和泉式部日记》，也是一部用第三人称写的作品，叙述作者与一条天皇的皇子敦道亲王的爱情生活。
作者以110首爱情赠答歌为中心，倾诉了她的感情奔放、无所顾忌的恋爱心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平安贵族妇女的精神面貌。
与《和泉式部日记》大致同时，还出现了《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所写的《紫式部日记》。
这部作品纪录了作者作为一条天皇皇后、藤原道长的女儿彰子的侍从女官时的宫中生活。
作者一方面描写了宫中和大贵族道长一族的豪华生活，同时又对这种生活感到怀疑，表现作者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
11世纪中叶，出现了菅原孝标女所写的《更级日记》。
这部作品没有连贯性，写这个贵族妇女年轻时期的种种冥想和老年时期的宗教生活。
作品带有宗教色彩，反映了处于没落时期的贵族阶级的空虚不安的精神世界。
日本的随笔文学和日记文学有相似之点，不过它不受日记那种系日系年形式的拘束，内容广泛。
它包括纪行和日记式的文章，也包括对自然、人生、社会各方面的观察、纪录与评论，以及记载考证、研究的成果。
随笔文学是日本文学中与诗歌、说话、戏剧等相匹敌的一种形式。
随笔文学也是在平安时期繁荣起来的，最初代表作品是《枕草子》，作者清少纳言。
她做过一条天皇的皇后藤原定子的女官。
《枕草子》是各段互不连属的杂文，前后顺序容易改动，经过后世的辗转传抄，出现了很多异本，文字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作品纪录作者任女官时的生活、见闻和对人事、自然的感想与评论，处处显示了她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与非凡的纤细的感觉，以及作者驱使语言的才能。
但作者对自然的审美观与对事物的好恶评价都是从当时的贵族趣味出发的。
另一有名的随笔集是平安末期鸭长明（1155～1216）写的《方丈记》。
这部随笔成书于1212年。
作者生于神官之家，以歌人知名，50岁时因失意出家。
他的一生正值源平动乱的时代，经历了平氏一族的灭亡和古代天皇制的衰落，他在这部随笔集中流露出对时代变幻无常的感慨和消极思想。
作品大体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作者从慨叹世事多艰出发，记述了平氏统治时期的天灾、人事之变（如安元年间的大火、元历大地震、养和年间的大饥馑、福原迁都等等），后一部分叙述了作者的家系、出家隐居后的清贫生活。
《方丈记》的文体是和汉混淆体，文笔生动。
在《方丈记》之后，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部有名的随笔集《徒然草》。
作者是吉田兼好（1283～1350），或简称兼好法师。
作者兼通儒、佛、老庄之学，是有名的歌人。
《徒然草》的书名，按日语的字义讲，是“无聊赖”的意思，可译为《排忧遣闷录》。
这部随笔集也是由互不连属的、长短不等的散文组成。
全书共分243段，有杂感，有评论，有小故事，也有一些属于记录或考证性质的作品，涉及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以及公卿贵族、武士、僧侣、樵夫、赌徒等人物，说明作者的社会视野比较广阔。
作者对当时日趋灭亡的贵族命运投以批判的目光，认为这是顺乎“变化之理”。
作者还写了许多带有寓意性质的小故事。
由于这部作品内容丰富，语言简练刚劲，描写生动精确，长期被认为是日本随笔文学中的佳作。
江户时期，随笔作家辈出，形态纷繁，内容有社会纪录、考证、类纂和小故事的集录等，大多偏重于给读者以知识。
由于印刷术的发达和其他原因，作品的数量也随之增长。
日本古典文学中日记、随笔文学的基本特点在于纪录个人生活和作者的感怀。
这种文学体裁成为日本民族文学特色之一，它对日本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近代和现代文学中的“私小说”与日记、随笔文学的基本精神有一脉相承之处。
日本谣曲
日本古典歌舞剧“能”的台本，或简称谣。
能是室町时代在猿乐（类似中国唐代的散乐）的基础上经过改革、提高而创造出来的综合性舞台艺术；题材多取自文史典籍，也有一些是取材于社会现实。
按其内容可分为祭神戏、武士还魂戏、女幽灵戏、社会写实戏、鬼怪戏等几类。
谣曲所用文词典雅优美，讲求韵律音节，据江户时代学者新井白石、荻生徂徕等人的著作，认为谣曲是模仿中国的元曲，由禅僧作词，由能剧演员谱曲。
谣曲的结构有固定层次，一般分为序、破、急三个阶段。
序段大多是叙述角色由某地来到戏剧事件中心的过程，以使观众产生悬念。
破段分为前、中、后三个段落，展开故事情节。
急段是故事的煞尾，形成高潮，旋即结束。
由于故事的展开和情节的变化主要是靠演员和舞蹈来表现，不需很多上场人物，一般是仕手（主角）一人，胁（配角）一人，有时主配角各带副手一人或数人。
因此，台本的文学性和音乐性极为重要，常常是以叙事诗和抒情诗的形式来表达剧情的发展并刻画人物的性格，所以也可以说谣曲就是剧诗。
现在保留的台本,各个流派合计共有240个剧目,其中半数以上是世阿弥的作品（一说可以证实的有40个），其他著名作者有观阿弥（世阿弥之父）、金春禅竹（世阿弥之婿）、十郎元雅（世阿弥之子）。
代表性的作品为《熊野》、《松风》、《高砂》、《忠度》、《清经》、《隅田川》等。
近世也有人试作新的曲目，但流行者不多。
狂言
日本古典剧种之一，创始于室町时代（1392～1573）初期，于江户时代（1600～1867）发展成熟。
原在能剧演出的间隙中插演，所以能和狂言合称为能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狂言逐渐摆脱对能剧的从属地位，趋向于独立演出。
狂言与能同出于农村祭神的猿乐（类似中国唐代的散乐）。
能发展成为歌舞剧，演员均戴面具演出，而狂言则以科白（表演和对话）为主，原则上不戴面具，也有些剧目穿插着简短的歌谣和舞蹈，由大鼓和小鼓伴奏。
能剧题材多取自古典文学，台词典雅，多以著名人物为主人公；而狂言则取材于普通人物的身边琐事，以当时的口语演出。
因此，狂言被称为庶民的戏剧。
狂言是小型喜剧，情节简单，每出戏不过2至4个角色,演出时间大约20至40分钟。
上场的主角称为仕手,配角称为胁。
具有代表性的演出程式，一般是先由仕手或胁上场报名，然后主配角一问一答，逐渐展开情节，酿成矛盾，当局面激化，对立达到顶点无法解决时，便由对立的一方逃走了事。
狂言剧目按其主角的类型分为侯爷（地方豪绅，称为大名）戏、新娘新郎戏、僧尼戏、盲人戏、鬼怪戏、神佛戏等。
狂言在兴起的初期并无固定台本，靠师徒之间口传，后来有了备忘的剧情纪要，由演员在台上即兴发挥。
到江户时代才形成固定的台本，所有台本都是由狂言演员（狂言师）创作，经过多年演出逐渐定型的。
现在保留的剧目共有260个，大多定型于江户时代。
大藏流一派的保留剧目有180个，和泉流一派有254个,其中有174个是两家相同的。
江户时代另有鹭流一派，到明治时代逐渐失传。
狂言的戏剧内容，除祈福祝颂的神佛戏外，基本上都是笑谑幽默的喜剧。
它以当时的社会习俗为背景，针对世事人情中的纰缪，痛加讥刺和嘲讽，因此可以把狂言看作是中世纪时期日本社会的风俗画。
狂言作者对剧中的嘲讽对象并非一律给以辛辣的讽刺，对于社会下层人物,如管家、僧尼、盲人，甚至小偷、无赖等,往往是在嘲讽之中含有宽容的微笑，寓有劝善戒恶的意思。
但在不少狂言剧目里却也夹杂着封建糟粕，例如对封建统治者的屈从、阿谀，对生死轮回和宿命的迷信，把人世间的贫富等级视为天经地义等。
由于狂言是从庶民生活中产生的，很多剧中人物表达的思想感情与人民群众息
息相通，所以直到现在，狂言作为一个独立的传统剧种，仍然在一定范围的观众中流行。
俳句
日本古典短诗，由17字音组成。
原称俳谐（也写为诽谐）。
俳谐一语来源于中国，大致与滑稽同义。
它在日本，最初出现于《古今和歌集》（收有“俳谐歌”58首），至江户时代（1600～1867）则有从“俳谐连歌”产生的俳句、连句、俳文等。
俳谐连歌同中国近体诗联句相仿。
它的第1句为5、7、5句式的17音，称为发句（起句），胁句（配句）为7、7句式，第3、第4句以后为前两种句式轮流反复，最后一句以7、7句式结束，称为结句。
俳句，即取其发句（起句），加上“季题”（表现写作俳句季节的词语）和“切字”（一定的断句助词或助动词），使之成为独立的17字音的短诗。
日本著名俳句家,室町时代（1392～1573）后期有宗鉴、荒木田守武，二人是俳谐连歌作者；江户时代有松永贞德,他提倡俳谐的娱乐性和教养性,号称“贞门”，可谓倾向于古典的一派。
当时俳谐尚处于进入俳谐连歌的阶段。
另一方面又有西山宗因，主张俳谐的滑稽性，强调创作上的自由奔放，称为“谈林”派。
具有这一派特色的还有著名俳句家井原西鹤。
一般被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把松永贞德的古典式技巧和西山宗因的自由奔放的散文风格熔铸一炉，并加以发展，摒弃滑稽、娱乐等文字游戏成分，使俳谐成为具有艺术价值的庶民生活诗。
17世纪日本俳谐曾一度中落，至18世纪下半叶,与谢芜村号召“回到芭蕉去”,再度呈现繁荣景象。
江户时代胁句（配句）以下各句逐渐失去生色，但小林一茶在发句（起句）的创作上表现了突出成就。
正
冈子规作为明治时代（1868～1912）的俳谐复兴者，明确提出连句（即俳谐连歌）非属于文学的主张，提倡以连句的发句（起句）为“俳句”文学，依然保存了发句的格律，使它发展成为日本民族最短的诗歌。
此后，俳谐连歌逐步衰落,现代虽有少数人加以提倡,依然未见复兴。
后来曾有人主张废除“季题”（称为“无季俳句”），否定定型（称为“自由律俳句”），但未成为主导力量。
俳句较多地采取象征和比喻手法，崇尚简洁、含蓄、雅淡，比和歌更为精练。
由于诗短，容易背诵和随时随地吟咏，日本从事业余创作的人很多。
现代俳句也很发达。
和歌
日本古典格律诗歌的总称。
自奈良时代（710～784）起，也称“倭歌”、“倭诗”或“大和歌”。
和歌这一名称，是因为要和自古以来在日本流传的汉诗相对而言，大意就是大和之歌，即日本诗歌。
和歌包括长歌、短歌、旋头歌、片歌、佛足迹歌等。
和歌在形式上有一定的格律。
长歌，以五、七音为一联反复吟咏，最后一联以七音结束。
一首长歌一般以三联以上、全歌形成奇数联为常见。
长歌一般为叙事诗。
歌后附有一到数首“反歌”。
日本专家认为它来源于中国春秋时代赋的反辞。
反歌的任务是概括地吟咏长歌的主要内容，或补足其歌意未尽之处。
这种反歌同时也是独立的短歌，它们的格律相同。
长歌的篇幅长，为了不流于单调而增强变化性，多用对句、序言和枕词（一般与歌意并无直接关系的垫词）等。
同时，要自始至终保持一气呵成的紧凑感，需要统一全面的构思，写作较难。
一首长歌往往形成前紧后松、感人的力量逐渐减弱的情况，因此它的存在时间并不很长。
类似这种长歌的作品初见于《古事记》（712）和《日本书纪》（720）中，称为“记纪歌谣”；继而，在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中始臻完成，并在它的前中期出现著名的歌人柿本人□（约662～约706）、山上忆良（约660～733）和高桥虫□（生卒年不详，732年是他的壮年期）等，及至晚期的著名歌人大伴家持（718?
～785）已乏长歌的佳作。
905年成书的《古今和歌集》刊载的1,100首作品中，仅有长歌五首。
近世，除个别人尚有吟咏以外，几乎濒于绝迹，其他各类歌也相继消亡，只剩下短歌与后起的俳句遗留下来。
后来,特别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短歌便成了和歌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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