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遗址的聚落形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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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遗址的聚落形态

第五章江南地区的西周文化

第一节西周遗址的聚落形态

在长江中游有许多商周时期的遗址，其中不少重要遗址集中在大别山和长江之间的平原上。

早在商代前期，这一区域内就出现了黄陂盘龙城那样的城址。

由于盘龙城遗址的内涵同郑州商城内发现的遗存内涵基本一样，可以认为黄陂一带在当时已成为商文化的直接控制区了。

西周时期，这一带仍是西周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

早在宋代，在长江以北不远的孝感就曾出土过西周青铜器，即所谓的“安州六器”。

据考证，安州始置于南朝刘宋，治在今湖北安陆，管辖孝感、应城、云梦等县；《金石录》等古籍中所记载的“安州六器”应出自孝感，包括3件方鼎、2件圆鼎和1件甗，这些铜器可能是周灭商后由分封在这一地区的中氏留下的。

20世纪中、后期，在长江中游发现了一批西周文化遗存，主要有蕲春毛家咀遗址、蕲春新屋塆铜器窖藏、黄陂鲁台山墓地，以及地处长江以南的望城高砂脊遗址等。

在长江沿岸的黄石、瑞昌等地还发现了这一时期留下的矿冶遗址。

这些发现表明长江中游一带既是西周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又是西周文化与江南地方性文化的交汇地。

另外，在蕲春新屋塆、黄陂鲁台山和望城高砂脊这些西周遗存中，又都含有部分可能相当于商代末年的铜器。

这部分铜器应是从中原流入江南，并被埋藏在西周时期的墓葬中。

它们可能同殷遗民南迁等史实相关。

一、蕲春毛家咀遗址

在长江中游的西周遗址中，具有一定规模、又保存有一定遗迹的是1957年在湖北蕲春发现的毛家咀遗址。

该遗址位于湖北蕲春县城东北约30公里处，面积约2万～3万平方米。

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

毛家咀遗址中最重要的遗迹是大片的木构建筑。

这些木构遗迹位于3个大小不一的水塘的底部，从试掘与钻探情况看，木构遗迹的范围应在5000平方米以上。

根据分布情况，可将这些木构遗迹分为东、西两组。

西组遗迹位于一个中型水塘内（图一），暴露在水塘底部的木构遗迹约有1600平方米，共清理出木柱109根，柱径多在0.2米左右。

有的木柱和柱洞排列整齐，可清楚地看到其分布是纵成行，横成列。

在木柱和柱洞的两侧还残留有部分排列整齐的木板墙。

有的木柱上凿有榫眼，用以横向插置木架以固定墙板。

残存的木板宽0.2～0.3、厚0.02～0.03米。

根据木柱、柱洞和残留的木板墙角，可以复原3座房屋，并可了解其大致形制。

F1位于该组遗迹西南角，共有9根木柱、9个柱洞，木柱粗细不一，直径为0.1～0.3米，等距排列成纵3行、横6行，纵距为2米、横距2～3米。

其中西南部木柱的横距较窄，东北部的横距较宽。

方向为130度。

在西南角、西北墙和东北墙都保存有部分木墙。

整个房屋长8.3、宽4.7米。

F2位于F1的西北，距F1不足2米。

F2内共有7根木柱、8个柱洞，作纵3行、横5行排列。

木柱、柱洞的排列方向和格局与F1相同，且纵向木柱与F1木柱在一条直线上。

F2的木柱和柱洞排列更为整齐，4根粗木柱与南墙平行，3根粗木柱与北墙平行，8根细木柱中除西南角、西北和北墙中部各有1根外，其余5根等距分布在房屋的纵中轴线上。

木柱间的纵距和横距均为1.7米左右。

房屋的西南角和东北角都残留有较长的木墙。

房屋长8、宽4.7米。

F3位于F1的东北，距F1亦不足1米。

F3有7根粗木柱，排列为纵2行、横4行。

方向与F1相同，横向木柱与F1的木柱基本在一条直线上。

木柱的纵距为2米，横距约为3.4米。

F3的木柱四周未发现木墙。

从F3木柱的排列来看，可能有的木柱已被完全毁坏。

F3已不能完全复原，残长约6.8、残宽约5米。

这3座房屋都因墙板破坏严重而未发现门道。

3座房子的形状、大小相若，距离相近，每座房屋之间只有宽约1.3米的甬道。

但房内的布局却不完全相同，如F1东南部的木柱较密，可能有小的隔间；F2的木柱分布较疏且间距均匀，可能隔间较大；F3内部则没有木柱，或许是一座不带隔间的大房子。

由此看来，结构上的不同，可能是用途有所不同的缘故。

这几座房屋虽都自成单元，但它们更像是一组建筑的组成部分。

在F2西北还发现大片建筑遗迹，包括45根细木柱和一段长达4米的弧形木板墙。

在这部分遗迹的南部，发现有木制楼梯形的残迹。

另外，还发现很多生活用具，如黑地红彩的漆杯、木瓢和陶片，以及卜骨、卜甲等。

在F1的东部也发现有大块平铺的木板。

从这些迹象观察，这些建筑有可能是木构的楼房。

另外，在F2的北部还发现一口水井。

东组建筑距西组建筑78米，遗迹位于一大一小两个水塘内（图二）。

大水塘内的木构遗迹范围很大，共发现木柱171根、木板残迹13处。

小水塘在大水塘北边，两者仅隔1条宽0.8米的土脊，水塘内只发现5根木柱。

根据大型水塘内的木柱、柱洞和残留木板等，可以复原2座房址，并知其大致形制。

F1的平面近梯形，西端较窄，东端较宽，基本为东西向。

房内有15根细木柱，均紧靠木板墙。

靠南墙的一些木柱上还凿有槽形榫口，并横架一条长3米左右的木棍以扶持木板墙。

推测其他三面墙也是这样的结构（图三）。

在房内西部发现一块带榫的长方形木条。

F1东西长4.6、西墙长2.2、东墙长3.3米。

F2在F1西北，只残存东南角的墙板，东墙残长4、南墙残长1.6米。

东墙方向为348度。

在F1北边和F2东边也都发现大量的木板墙残迹。

在F1东边发现的一处木板残迹，系由3块长2.15、宽0.5米的长方形木板和1条长2.8、粗0.1米的木棍组成。

木板平铺，东部用木棍穿过榫槽将木板连接在一起，整组遗迹长2.15、宽1.65、厚0.05米。

距木板的东北角不足1米处发现有可能是支架地板用的木柱。

在F1的南边，还有大量的木柱和柱洞，它们的排列也有一定的规律，或成直线，或成直角，或相互平行，这都应与木构建筑有关。

只不过由于破坏较严重，这些建筑的形制、结构和布局等都不是很清楚。

从东、西两组木构建筑可以推测，这一建筑群是经规划后起建的。

从遗迹现象观察可知，房屋的四周为木柱，起支撑屋顶和墙板的作用，四周木柱外置竖立或横放的木板作为墙壁，在墙板和木柱之间往往还有横放的木柱，插置在立柱的榫眼中，起加固立柱和墙板的作用。

较大的房屋内，正中常有一排平行的立柱，以支撑上部的屋顶或其他构件。

从出土类似楼梯的木构件推断，有的房屋分上下两层。

在两组建筑中都发现有木地板的残迹，均由长方形的木板平行排列，上凿榫槽，然后从榫槽中横穿木棍将木板连接起来。

这些木地板是直接铺在地面上，还是上一层建筑的地板，已不太清楚。

可以认为，毛家咀这样的木构建筑应是南方地区常见的干阑式建筑。

在建筑遗迹中还发现了许多遗物，主要有青铜器、陶器、木器、石器等。

青铜器中最重要的是1件爵，出自东组建筑群内，其形制为长流，长尾，靠流处有带菌状钮的柱，腹较深，一侧有鋬，圜底，三锥形足直而高。

据报道爵腹部饰回纹，鋬上有兽头纹，鋬内侧有铭文“酉”（图四）。

此外，还出土铜镞、斧、锛、刀。

陶器以泥质黑陶居多，也有泥质黄陶、褐陶、灰陶和夹砂黑陶。

以鬲最多，其他器形有鼎、簋、爵、盘、尊、罐、器盖、纺轮等。

陶器纹饰以细绳纹为主，附加堆纹和弦纹也较普遍。

石器主要是斧。

另有漆杯、木瓢、骨锥，以及竹席等物的残迹。

在西组建筑中还出土有卜骨和卜甲，上面有钻、凿、灼痕。

在东、西两组建筑附近都发现有成堆的稻谷遗迹。

毛家咀遗址位于水塘底部，上部的地层已遭破坏。

从水塘四周的剖面上看，遗址的第3层以上出土东周的铁剑，铜镞和陶鬲、豆、罐，以及汉代的板瓦和筒瓦。

上述的木构建筑群及其遗物都出自第3层，从层位上看，其时代早于东周。

从出土遗物分析，建筑群内出土的陶器多具西周陶器的风格，如鬲与西安普渡村出土的同类器相近，铜爵具有商末周初爵的特点，因此，蕲春聚落的时代应不晚于西周早期。

据报道，在蕲春毛家咀村西北约3、4公里处，在湖北荆门县等地，也发现有类似的木构建筑遗迹，表明在长江中游一带，这类聚落并非仅此一处。

二、蕲春新屋塆的铜器窖藏

1996年，在东距毛家咀聚落遗址仅600米处的新屋塆发现1个青铜器窖藏。

铜器出土地点原为一较高的土丘。

窖藏坑为不规则的圆形坑，直径1～1.4米、残深1.1米。

坑内共出土7件青铜器，包括方鼎5件、圆鼎和斗各1件。

发掘简报认为窖藏与毛家咀聚落相距不远，应与聚落同时。

铜器的时代为西周早期，不会晚于康王之世。

这一铜器窖藏在鄂东地区是首次发现，因此显得较为重要。

发掘者推定铜器窖藏的主人应为周王朝的方国国君或高级贵族，并认为以毛家咀木构建筑及铜器窖藏为代表的西周前期文化遗存说明，蕲春地区既是周王朝在越人区域内的政治、军事据点，又是保留了当地文化与风俗的越人聚居区。

有学者着重论证了这批青铜器中的盂方鼎，并认为这是文丁之子盂向文帝母日辛奉祀所用之器，这批铜器的制作年代不晚于商周之际，埋藏年代距此也不太远。

这批青铜器出自窖藏，其组合以方鼎为主，另有圆鼎和斗。

铜器的器形和纹饰等均具典型的中原铜器风格。

方鼎在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遗存中均有发现。

尽管两个时期的方鼎大体相同，但在形制、纹饰和铭文等方面仍有一定差别。

蕲春的5件方鼎中，2件盂方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基本上相同。

鼎身为长方形，平折沿，方唇，立耳，直腹，平底略下弧，四柱状足。

鼎口沿下四周均饰双身龙纹，龙体上下有圆涡纹，以云雷纹为地；龙纹下为凹字形分布的乳丁，鼎腹部正中为素面，腹部四隅有扉棱；足上部饰独立兽面纹。

腹内壁一侧有铭文2行8字：

“盂文帝母日辛尊”（图五，1；图六，1）。

与这2件方鼎相近的器，李学勤先生曾举出数例，如1975年陕西扶风白龙村商代晚期墓出土的康方鼎和藏于美国的西周初期的妇方鼎，它们都与盂方鼎大致相同。

黄陂鲁台山M30出土的4件方鼎，较盂方鼎小，但形制和纹饰也都非常接近。

同类的鼎在陕西宝鸡茹家庄M1中也有出土。

另外，1984年山东滕州也出土1件类似的西周早期方鼎。

但这几件西周方鼎的扉棱上部都有二个尖突，而盂方鼎则没有。

盂方鼎腹部饰双身龙纹，由两条曲体卷尾的夔纹构成的兽面纹在殷墟时期较多，在西周早期铜器上也有发现。

一些商代晚期铜器，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方壶，所饰的这类兽面并不突出，也无大张的口。

但西周早期的铜器，如陕西淳化史家塬出土铜鼎，这种纹饰有突出的兽面，口大张。

从这点看，盂方鼎上的龙纹与商代晚期铜器的纹饰更接近。

盂方鼎上的龙纹既无突出的双足，背上也无扉棱，同一些南方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相同。

如安徽阜南和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虎食人纹大口尊，在肩部都有双身龙纹，龙纹都无足和扉棱。

三星堆尊龙纹的曲折处也饰有涡纹，与盂方鼎的纹饰非常接近。

或许无足、无扉棱的龙纹相对要早一些。

2件宠方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也基本上相同。

鼎身为长方形，平折沿，方唇，立耳，直腹，平底，四柱形足。

耳外侧饰卷曲的条形纹；腹上部正面为四只相对的小鸟纹，中间有一扉棱，侧面则只有两只小鸟；腹下部为凹字形的乳丁纹带，腹部正中填菱形纹，腹四隅仍出扉棱；足上部为以扉棱为鼻的独立兽面纹（图五，2）。

腹内壁一侧有一“宠”字（图六，2）。

与宠方鼎相近的铜鼎有1990年安阳郭家庄西160号墓出土的亚址方鼎、1950年安阳郊区出土的父己方鼎和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父戊方鼎等。

其中，前2件鼎的大小，形制，耳部、腹部的纹饰等几乎都与宠方鼎相同。

区别在于，那2件鼎足根部的兽面纹为卷云状角，而宠方鼎的兽面为尖叶形角。

父戊方鼎的耳部外侧没有纹饰。

这3件商代鼎在器内壁或器底铸两个简单的铭文。

宠方鼎腹部的这类小鸟纹主要流行于商末周初。

与此相同的纹饰，在中原主要出现在殷墟时期的铜器上。

西周时期也有这类形制和纹饰的方鼎，如1981年陕西长安花园村西周墓出土1件方鼎，但该鼎耳外侧为两道凹槽，腹下部饰两只蚕纹，腹四壁和四隅的扉棱上部有尖突，器内壁铸有关于铸鼎祭祀的30字铭文。

宠方鼎与长安花园村的这件鼎相比有一定差别。

因而，从形制、纹饰和铭文等多方面看，宠方鼎的年代也应相当于商代末期。

另1件酋方鼎，身为长方形，平折沿，方唇，立耳，深直腹，底略向下弧，四柱形足比上4件鼎略短。

鼎耳外侧饰“S”形纹；腹上部纹饰布局同宠方鼎相同，但鸟纹不同；腹下部为以云雷纹为地的连体兽面纹，以扉棱为鼻；足上部为云纹，下部为蝉纹（图五，3）。

腹内壁有一“酉”字（图六，3），同毛家咀遗址出土铜爵上的铭文相同。

酋方鼎的器形和纹饰在中原商代铜器中也很常见，如1984年安阳戚家庄东269号墓出土的爰方鼎，耳外侧亦饰变形云纹，腹上部为四只鸟纹，腹下部为连体兽面纹，足上部为云纹，下部为蝉纹。

不同之处仅在于腹部的鸟纹和兽面纹不完全一样。

1979年安阳孝民屯南2508号墓出土的1件子韦方鼎，形制和纹饰布局与酋方鼎相近，两者腹部的鸟纹完全相同。

酋方鼎腹上部的鸟纹多流行于殷末周初；腹下部的连体兽面纹，躯干和尾部竖立如刀刃状。

这种兽面纹多出现在殷墟时期的铜器上，在西周中期也有发现。

西周早期也有同类方鼎，如辽宁喀左2号窖藏出土的方鼎，上为鸟纹，下为身和尾向外下卷的连体兽面纹。

但喀左鼎不仅纹饰与酋方鼎有所不同，而且扉棱上有二个尖突。

其他如台北“故宫”所藏的康侯丰鼎等，扉棱上也都有尖突或为鱼尾形扉棱。

有学者认为双龙纹方鼎和上为鸟纹、下为兽面纹的方鼎多出自相当于殷墟四期的墓中。

新屋塆5件方鼎除在形制、纹饰和铭文上与商代晚期方鼎更接近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扉棱上都没有尖突。

在作年代判定时，一组铜器的共同特点比单件器物的特点更具说服力。

新屋塆圆鼎为平折沿，方唇，口微内敛，立耳略外撇，腹下垂，圜底，最大径在腹部偏下，三柱状足。

腹上部有一周以扉棱为鼻的连体兽面纹（图五，4）。

这样的鼎具有商代晚期风格，还不见西周鼎腹下垂和底较平的趋势。

腹部上部的连体兽纹为细阳线构成，卷云状角，以窄条扉棱为鼻，尾外卷，背上有刀状装饰，属于殷墟时期常见的纹饰。

西周早期虽有近似的圆鼎，如宝鸡竹园沟M4出土的圆鼎，但仔细比较，新屋塆鼎腹较深，竹园沟鼎腹已渐浅。

新屋塆出土的斗为敛口，深鼓腹，圜底，一侧有上翘的柄，柄末端有銎可以纳木柄。

腹部为素面，柄端有兽面纹，斗内底有一徽记（图五，5）。

这件斗的直径和高度较殷墟出土的斗要大得多，比较少见。

从总体上看，这批铜器尽管出自蕲春，但这些铜器的特点与中原商代晚期的同类器相同，它们都是中原系统的铜器。

至于埋藏铜器的窖藏，其年代相对要晚一些，或许在西周早期。

这可以同毛家咀聚落结合起来考虑。

三、黄陂鲁台山的西周墓葬

1977年在黄陂鲁台山发现两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在清理的35座两周墓葬中，有5座西周墓葬。

这5座墓均为南北向的竖穴土坑墓，最大的M30还有墓道，平面为“甲”字形。

5座墓中，M28、M30、M3有棺和椁，M31、M34则只有单棺。

棺和椁的周围有二层台，墓室内铺有朱砂，有的墓底还有腰坑。

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主要是陶瓷器、青铜器和玉石器。

陶器主要有鬲、簋、罐、碗、豆、爵、缸，另有少量瓷豆。

玉器有瑗、戈，以及鱼、鸟、象、蚕和人头等的造型。

随葬品中最重要的是青铜器，5座墓共出土47件。

器类包括鼎、甗、簋、爵、尊、觯、觚、卣，另外还有一些兵器和车马器等。

从青铜礼器的组合看，5座墓中均有爵，其中有2座墓是爵、觯组合，1座墓是爵、觚组合，还有2座墓只出爵。

在随葬品较丰富的墓中，除此组合外还有圆鼎、方鼎、甗、簋、卣，或圆鼎、尊等。

这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礼器的常见组合。

4件方鼎的形制大体相同，都为方唇，立耳，腹四角有扉棱；腹上部为双身龙纹，下部和两侧为乳丁纹。

这同蕲春新屋塆出土的2件盂方鼎的形制和纹饰非常相近。

只是鲁台山这4件方鼎形体略小，龙纹有足，这种龙纹可能比没足的龙纹稍晚。

3件圆鼎有两种形制，一种为敛口，圆角方形立耳，腹壁外鼓，圜底，柱足，腹上部饰涡纹。

另一种敛口，索状长方形立耳，腹下垂。

甗有2件，侈口，索状立耳，分裆柱足。

口下和袋足上都饰兽面纹。

簋有2件，敞口，束颈，鼓腹，圈足，双兽首耳带珥。

口沿下饰夔纹和涡纹，圈足上饰夔纹。

爵是出土最多的一种礼器，共有9件，大致有两种类型。

一种腹较深，下腹较圆，菌状钮柱；另一种腹稍浅，伞状钮柱。

腹部多饰细线云雷纹组成的兽面纹。

觯有5件，均为扁垂腹，高圈足，饰云雷纹或弦纹等。

尊和觚都只有1件。

尊为觚状，只在颈和圈足上饰弦纹。

觚饰夔纹。

卣仅存残片。

从器形和纹饰上看，鲁台山出土的这批青铜礼器多与西周早期的同类器物相同，少数器物的铸造年代也许可以早到商末。

发掘者根据这批铜器的时代特征，将这几座墓葬的时代定为西周前期，并推断M28相当于成王前后，M30或当康王前后，M31则为昭王或穆王前后。

但也有学者认为，M28当于成康之际，M34、M36为康王时期墓，M30、M31为昭王时期墓。

鲁台山这批铜器的重要性还在于有9件带有铭文，这些铭文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这批西周墓，以及这一地区的西周文化有重要意义。

9件带铭铜器中有7件出自M30，包括4件方鼎、1件圆鼎、1件簋和1件卣。

另外，M28出土的1件觯和1件采集的爵上也有铭文。

从铭文的内容看，M30中至少有3件方鼎和1件簋是公大史为姬所作。

据张亚初先生的考察，其他传世或出土铜器上也有大史的铭文，而从西周金文材料看，大史仅见于王官而不见于诸侯国，M30铜器上铭文中的公大史可能是西周毕公高之子，也可能是召公之子。

毕、召都是姬姓，这组铜器当是公大史为其女所作的媵器。

M30出土的垂腹圆鼎铭文为“长子狗作文父乙尊彝”。

对此，有学者认为，长氏铜器在陕西普渡村也有发现，西周长氏可能是殷箕子的后人，其始封地当在山西一带。

箕子后人的铜器和墓葬出自长江中游的黄陂，可能同昭王的南征有关。

这进一步可以说明殷和周统治阶层的融合过程，以及在昭王南征过程中西周对殷贵族力量的吸收。

也有学者认为长子二字也可能是国邑名为氏，据史书所载，长子是辛甲在周初时的封国。

1997年在河南鹿邑太清宫发现一座西周初年的带两条墓道的大墓。

该墓出土了235件具有商代晚期风格或西周初年特征的青铜器，其中就有39件礼器有“长子口”铭文，另外还有9件带“子”和“子口”铭。

大墓的发掘者认为，长子口应是生活在商末周初的殷人，在商为高级贵族，在周则为一地的封君；根据大墓的情况等又进一步推断，长子口原为东夷后裔，受商王册封在鹿邑一带，商亡后又被周封于该地。

无论学术界对长氏持何种看法，带这一铭文的铜器发现于黄陂一带，说明那里在西周早期已成为了周人的分布区。

四、湖南望城的西周遗址与墓葬

长江以南的西周文化遗存，以湘江流域的发现最为重要。

1996年在湘江边的望城高砂脊发现一处遗址，并清理了19座墓，其中有3座出土了青铜器，其余墓葬则出土了大批陶器。

这些墓葬和陶器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高砂脊青铜器的年代和文化面貌，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商周时期湘江流域的文化面貌。

高砂脊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釜、鼎、罐、盆、簋、罍形器、钵、碗、器盖、尊、鬲等。

也有少量硬陶，主要是釜、罐、瓮。

这些陶器与岳阳费家河遗址出土的陶器有相近之处，发掘者由此判断遗址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和中期，有的可能早到商末。

关于墓葬，根据墓坑的开口层位，出土青铜器的3座墓都是较早的一批，时代可能为西周早期或更早。

这3座墓中，最多的一座出土8件鼎和1件尊，以及一些青铜工具和兵器。

另两座墓分别出土1件鼎和1件矛。

这些鼎中有2件较大，一件为立耳，圆腹，底较平，柱足，腹上部饰兽面纹和夔纹，下部饰由蝉纹组成的蕉叶纹。

鼎的内壁也有一个“酉”字（图七，2）。

这件鼎与殷墟妇好墓的中型圆鼎差别不大。

另一件大鼎为索状立耳，垂腹，足中部稍细，腹上部饰涡纹和四瓣花纹。

类似的鼎在殷墟四期的墓葬中也有发现。

高砂脊的7件小圆鼎仅高10多厘米，大小与妇好墓中的小型圆鼎相当。

其中有3件为直口鼎，腹上部多装饰上卷尾的连体兽面纹，下部饰蝉纹组成的蕉叶纹。

这种鼎的整体风格也与妇好墓的小圆鼎相同。

另有3件为侈口鼎，束颈，鼓腹，腹部饰兽面纹、涡纹、四瓣花纹和蕉叶纹（图七，4）。

妇好墓中也有这类装饰涡纹和蕉叶纹的束颈鼓腹小鼎。

还有一件小鼎被称为盘口鼎，即颈部收缩更多，形成盘口，其余特点与其他小鼎相同（图七，3）。

与这件盘口鼎整体风格相近的鼎，在殷墟也有出土。

尊为喇叭口，折肩，高圈足，颈部和足上有弦纹（图七，1）。

这件尊的器形与殷墟出土的大口尊相同。

高砂脊出土的其他青铜器中，具有商代晚期铜器风格的器物还有矛、戈和刀。

青铜刀的刀锋上翘，背上有扉棱，装饰斜列的云纹，与殷墟出土的铜刀基本相同。

综上所述，高砂脊出土的这批铜器的风格和特征都比较一致。

考虑到索状立耳鼎腹下垂的特点较为明显，小鼎的足已接近蹄足，这些铜器的年代比妇好墓中出土的同类器物要晚，或许相当于商末，正好接近这几座墓葬的年代上限。

从文化面貌上看，除了少数刮刀以外，高砂脊的青铜器大多是商式器物。

高砂脊的墓葬形制也同中原商周墓葬有相同之处。

比如有的墓葬带有腰坑，这也是中原商代和西周墓葬的特有葬俗。

望城地处湘江下游，这一带正是湖南出土商周青铜器最为集中的地区。

目前在以宁乡为中心的湘江下游一带发现的商代铜器，均出自窖藏或零散出土，还没有出自墓葬者；器类也多为铙和以各类动物造型的尊和卣为主，鼎很少。

那些铜器的时代多相当于殷墟二期，仅有少数相当于殷墟晚期。

从文化面貌上看，宁乡一带的青铜器大多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器物形体高大，铸造精美。

相比之下，高砂脊的这批铜器在埋藏方式、器物组合、时代和文化面貌等方面都与以宁乡为中心的湘江下游地区的商代铜器有差别，而与殷墟晚期铜器相近。

这说明高砂脊与宁乡一带的铜器应有不同的来源，可能属于不同的民族。

具体而言，高砂脊青铜器的所有者有可能是商遗民。

除高砂脊外，湘江下游一带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址有岳阳费家河、铜鼓山、对门山等。

其中，铜鼓山的时代最早，相当于二里冈时期，出土陶器有鬲、甗、簋、盆、斝、爵、大口尊等，这些都是较为典型的商式陶器。

而小口高领罐和硬陶器等当地器物则比较少。

时代晚一些的是费家河遗址，相当于殷墟时期，遗址中还有部分鬲、簋等商式陶器，但数量已不如铜鼓山那样多。

在费家河遗址中，从早到晚，地方型陶器的比例也是在不断增加的。

由此可见，二里冈时期商文化在湘江下游一带占有重要地位，但在殷墟时期，地方性文化占据主导地位。

在洞庭湖西岸的石门皂市遗址中，这样的变化趋势同样很清楚。

这表明，湘江流域和洞庭湖沿岸的青铜文化在二里冈时期受到了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到了殷墟时期和西周，当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获得发展，并逐渐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时代相当于商末至西周早、中期的高砂脊遗址中，出土了商式铜器和带腰坑与二层台的墓葬，说明其主人很可能是南迁的商人。

除高砂脊外，1981年还在湘潭青山桥发现一个窖藏，出土了14件铜器，包括1件尊、2件觯、6件爵和3件鼎。

其中，尊为觚形，腹部饰兽面纹，两侧有倒立的夔纹和鸟纹，尊底有“旅父甲”三字。

这件尊的时代特点明确，为西周早期铜器。

其中有2件铜鼎的形制与高砂脊的侈口鼓腹鼎相似，腹部也饰涡纹和夔纹。

另一件较为特别，鼎足的横截面为半环形，带这种足的鼎主要见于长江流域。

觯和爵的器形和纹饰也都与西周早期的同类器相同。

青山桥窖藏出土铜器的时代特征和文化面貌也都比较一致，绝大部分器物都是中原型铜器，可以认为这批周初的铜器也是从中原地区传到这一地区的。

五、长江中游西周遗址的聚落形态

长江中游的这些重要发现应当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最明显的是蕲春毛家咀聚落与新屋塆铜器窖藏，这两地相距很近，时代大体相当，又都出土有中原型铜器，说明两者都同西周文化有关。

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器时代和文化面貌一致，组合比较完整，不像因交换或其他原因零散流落至此的。

这样，这批铜器很可能是由其拥有者携带至此的，而拥有者的居址有可能就在毛家咀聚落。

说明这一点的还有聚落中出土的那件铜爵，鋬内也有一个“酉”字，与酋方鼎上的铭文相同。

因此，可以认为新屋塆的窖藏铜器是这一聚落遗址内涵的一部分。

蕲春的建筑遗迹具有相当的规模，已知有两个大的建筑群，每个建筑群又由多所排房组成。

这些房屋按不同用途有不同的结构，在整个建筑群中排列有序。

在建筑群附近还发现了水井，生活设施比较完备。

在聚落的附近还有铜器窖藏，这也同中原西周早期的聚落相同。

这一聚落中出土的遗物虽然不多，但包括了青铜礼器，各种质料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以及占卜用具和粮食等，表明人们曾长期在这里生活居住，并从事宗教活动。

这些现象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