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作文之南安九日山祈风石刻的作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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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作文之南安九日山祈风石刻的作文
南安九日山祈风石刻的作文
【篇一：
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著名港口】
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著名港口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开辟了国际间文化与物质交流渠道，加速了世界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增进了各国人民的瞭解和友谊。
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中国南方港口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
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便是泉州。
广州：
史上唯一逾二千年长盛不衰的大港
广州古称番禺，位于南海之滨，凭借自身拥有的海上交通中心的优越条件，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
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
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
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
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
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目前保存在广州市内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共有20多处，包括南海神庙、怀圣寺（光塔寺）、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莲花塔、沙面西式建筑等，其中怀圣寺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清真寺。
中山四路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
光学寺，它是中国古代四大佛教翻译基地之一，有宋代羊城八景“光孝菩提”。
位于下九路的西来初地、是印度名僧达摩首登广州的地方，建有西来庵，是今华林寺的前身。
南海神庙，是古代扬帆出海前要祭拜的海神庙，历代皇帝都派人前来祭海，留有许多御碑。
建于唐代的怀圣寺与光塔是古代阿拉伯人来广州经商的重要遗址，在唐宋时期这里曾居住过12万阿拉伯人，是盛极一时的“蕃坊”所在地。
相关的文化古迹还有六榕寺与花塔、琶洲塔、赤岗塔、莲花塔、海幢寺、荔枝湾、长洲岛竹岗外国人公墓、琐罗亚斯德教徒墓地等，文化遗产之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广州港无疑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最重要的港口，世界上亦属罕有。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可以称为“历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发祥地”。
泉州：
元代为世界第一大港
泉州位于福建南部，东濒浩瀚的东海，北、西、南三面环山。
晋江穿过城市南部，注入东海。
自秦至初唐，先后属闽中郡、闽越国、建安郡、晋安郡、南安郡、丰州、武荣州地。
唐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
开元六年（718年）州治由南安县迁至今泉州市地。
后12年建城郭。
五代时节度使刘从效扩城，环城及在巷陌中遍植刺桐，因此别称刺桐城。
至元代拓至周回三十里。
泉州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以白糖、茶叶、陶瓷、绸缎、麻布、酒类、乾果称着。
唐末五代时，造船业已具相当规模。
城东南泉州湾海岸线曲折蜿蜒，与台湾海峡相接，有天然的良港，以后渚港、安海港等最为有名。
在南朝时，泉州就有与海外友好往来的记录。
晚唐成为外贸港。
五代时闽王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彬任泉州刺史17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称招宝待郎”。
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在此设福建路市舶司。
南宋时泉、广常相提并论。
其海舶往来东海、南海，非常活跃。
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提举福建市舶时，已知通商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50余个。
朝廷规定福建沿海的商船都须由泉州市舶司领取“官券”才能出海。
泉州城镇南门附近形成蕃商聚居的“蕃人巷”。
宋廷允许设立“番学”，让“土生蕃客”就读。
高宗绍兴末年，蕃商捐资在东郊兴建公墓。
宋末有阿拉伯人后裔、海商巨贾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
”宋代泉州造船业发达，有“泉舶”之称。
1974年，泉州后渚港古码头遗址发现一艘南宋海船，残长24.2米，残宽9.15米。
尖底椭圆形船底有较好的适航性，外涂以白灰防腐，为有泉州特点的南方型海船。
结构合理，采用双层板和三层板的施工工艺精湛，横舱壁与周边肋骨很好配合。
船内出大批香料木和胡椒等货物。
元世祖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首先准许重建泉州市舶司，有元一代不变。
又命唆都、蒲寿庚“诏谕诸蕃”，委蒲寿庚长子蒲师文为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路市舶提举，旋又命为海外诸蕃宣慰使。
泉州海外交通贸易进入黄金时期。
海上贸易东至日本，西达东南亚、波斯、阿拉伯、非洲。
海舶蚁集，备受称赞“刺桐是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
”出口陶瓷、绸缎、茶叶、钢铁等，进口香料、胡椒、药材、珠贝等。
泉州古代海外交通贸易遗存丰富。
著名的如：
唐代始建的开元寺，唐宋时印度、西域僧人屡居此寺；伊斯兰教圣灵山墓，据明代何乔远《闽书》载，唐武德年间，穆罕默德遣门四人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于此，墓旁现存有元代阿拉伯文碑和明代郑和行香碑；始建宋代的伊斯兰教清净寺；九日山宋代祈风石刻；草庵元代浮雕波斯摩尼佛像；始建于南宋的天后宫等等。
并大量保存着历代阿拉伯人墓。
宁波：
经久不衰的东海大港
宁波，秦汉属会稽郡，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从越州分置明州，以境内有四明山得名。
后曾改为余姚郡，宋为庆元府，元为庆元路，明初改明州府，洪武十四年（1381年）后称为宁波府，今宁波市。
这里地处东海之滨，甬江宽阔，河床发育稳定，内河航运四通八达，地方平坦富饶，港市地理条件优越。
在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发现6支木桨，经c14测定距今约7000年，并出大量鲸鱼和鲨鱼遗骸。
在距河姆渡不远的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又发现4700多年前的木桨和丝织品。
这都为探索浙江海上交通的萌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方士徐福奉秦始皇命赴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求仙人，相传在此率童男女数千人乘船入海。
《汉书?
地理志》吴地条称，“会稽海外有东鲧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后汉书?
东夷列传》也说，“会稽海外有东鲧人，分为二十余国。
又有夷洲及澶洲。
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
人民时至会稽市。
”《三国志》言，“东鲧人时至会稽货布”。
至迟在东汉初年，宁波地区已与日本有交往。
到了唐朝，明州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
浙江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建造唐舶之所，越窑青瓷产地，还有深受海外欢迎的湖纺和杭缎，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基础。
明州成为日本遣唐使主要登岸港之一。
唐朝政府规定，遣唐使到明州后，在此办理入京手续，需时数月至一年。
民间海外贸易，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把公元782年~1191年间作了统计，中国大商人李邻德、李延孝、李处人等商团由明州启程，来往于日本达百多次，平均三年往返一次。
他们带去大量的丝绸、瓷器、经卷、佛像、书籍、药品出售，贩回砂金、水银和锡。
明州也和新罗、环王（越南）、室利佛逝（印尼巨港）、占卑（苏门答腊）等国商人通商。
丝绸、陶瓷远销海外，易以诸国的砂金、黄铜、人参、药材、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等珍品，再转销各地。
1974年，宁波余姚江唐代出海口附近发现一艘沉船，从中找到几百件越窑青瓷器、长沙窑青釉褐彩器和少量黑釉器，同出一块刻“乾宁五年”款方砖，都证明这是一艘唐船。
可能由此启航赴海外。
韩国曾发现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壶，上有“卡家小口，天下有名”字样；在日本筑野市大门出土的一件青釉壶，腹部呈瓜状，三处施椭圆形褐绿斑，与宁波沉船中长沙窑和越窑青瓷壶式相同，褐彩绿斑也相同。
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多个地点、马来西亚的彭亨、巴基斯坦卡拉奇东郊的班布尔、西南海岸的阿里卡美、在印度河上的布拉明纳巴德、波斯湾的阿拉伯重要港口席拉夫、伊拉克的萨麻拉等遗址、埃及开罗的前身福斯塔城遗址，都发现唐代越窑青瓷碎片，其中不少应经明州外运。
明州海外贸易在唐代尚不及扬州，至宋代则超而过之。
两宋时，靠北的外贸港先后为辽、金所占，或受战事影响，外贸大量转移到明州。
宋代曾迁两浙路市舶司于此，或同时于“杭明广三州置市舶司”，通称“三司”。
南宋建都临安（杭州），明州与之靠近，外贸地位更形重要，因进口货物增多，往往一时不及转运，还建了市舶库。
“天圣十年（按：
1032年），（高丽）遣使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
”高丽来明州的使者和商人日多，北宋官府在此兴建了高丽行使馆，供他们旅居。
又有两艘大型游船，专供他们出海游玩。
同时，北宋使者和商人到高丽也从明州出发。
“商人?
?
兴贩必先至四明而后再发”，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和通商贸易也有发展。
日本木材价廉物美，进口甚多。
与婆国（爪哇）、占城、勃泥、三佛齐及真里富国（柬埔寨）等各国都有通商交往。
阿拉伯商人来明州渐多，因而建造波斯馆，专门接待阿拉伯人。
他们长期聚居的街巷称波斯巷，附近建有清真寺。
两浙路丝绸生产规模大、技术精、品种增多，宋龙泉窑举世闻名，雕版印刷在全国名列前茅，这些产品不少通过明州（庆元府）远销海外。
宁波在元代亦设市舶司，仍为中国主要外贸港口之一。
商船来往繁忙，故于码头重建来远亭。
1975年夏天，在朝鲜发现一艘沉船，内装瓷器、漆器、铜器等文物12000多件，一铜砝码镌“庆元路”字样，说明此应为由宁波启航的海舶。
宁波建港历史久远，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长期起着重要作用，无疑是东海之滨十分重要的港口。
【篇二：
明清时期泉州商人对台湾的影响】
泉州是福建省东南部的文化古城，与台湾有着一衣带水的关系。
早在公元607年泉州古港便开始了与台湾的通商往来，以后泉州与台湾更是开始了自发的、零散的移民，明代著名学者、晋江人何乔远在其著作《闽书》“方域志”中，征引已佚的宋淳祐《清源志》云：
“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人民侨寓其上，苫矛为舍，惟年大者长之。
不畜妻女，耕渔为业，雅宜放牧。
魁然巨羊，散食山谷间，各厉耳记。
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
府外贸易，岁数十艘，为泉外府。
其人人夜不敢举火，以为近琉球，恐其望烟而来作乱。
王忠文为守时，请添屯永宁寨水军守御。
”这段文字表明，至迟到南宋年间，澎湖岛上已有汉人定居，并有永宁寨水军协助守御。
此时澎湖已成为连结大陆与台湾经济来往的重要纽带。
而到了明清时期，闽台两地经济交往急剧增长，福建沿海漳、泉商人“往来通贩，以为常事”。
这一时期，泉州对台湾的大量移民主要有着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并呈现出其独特的特点，泉州人民与当时的台湾人民共同努力，推进了台湾的开发与社会的发展。
一、泉州人移民台湾的条件与原因
（一）先天的地缘关系
隔海相望的闽、台两地，属东亚大陆板块，在远古时代即连成一体，后来因剧烈的地壳运动，才出现横亘于福建与台湾之间的台湾海峡。
海峡最近处仅135公里，这个地点就在泉州惠安县崇武半岛的突出部。
崇武港渡台的地理优势，还有更重要的方面。
早年两地人民的交往，使用的是木帆船，靠潮流及风力航行。
“朝发夕至”是早年木帆船渡台的基本要求，而由崇武启航最顺。
据台湾《彰化县志》载：
“彰邑与泉州府遥对，鹿港为泉、厦二郊商船贸易要地。
内地来鹿者?
?
北风以崇武为最，獭窟次之。
故北风时渡船来鹿必至崇武，獭窟放洋?
?
鹿泉、厦郊船户再欲上北者?
?
必仍回内地各本澳，然后沿海北上，由崇武至莆田、湄洲、平海?
?
”1这样就使泉州与台湾的经济往来有了先天的良好优势。
“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早在先秦时期泉州就得以与台湾开始了贸易。
在属于台湾新石器文化晚期和青铜时代文化早期的圆山文化中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与同时期的泉州出土的有段石锛十分相似，说明这个时期两地人民的经济交往渐趋密切。
（二）明清时期的海禁与朝贡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中叶以后，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泉州的商品经济也有所发展，无论是农业还是工商业都呈现出产量多、范围广、规模大、质量高的特点。
产品不仅供应了国内市场，同时也为海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外销商品。
但是在3多个世纪里（自1368年的14世纪末叶至1624年的17世纪初叶），明王朝实施的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严重伤害了地狭人稠，“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2的泉州百姓的利益，造成了海禁与走私的矛盾与斗争。
因此往日平静的台湾岛就成了泉州渔民、农民和商贩谋生活动的新天地，他们也逐渐成为开发台湾的主力军。
（三）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为泉州人移民台湾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明末清初是我国海上贸易的转折时期，在此以前是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自此以后，私人海上贸易急速发展起来，取代官方朝贡贸易，成为我国海上贸易的主体。
虽然此时的泉州因为元末的连年战乱和倭寇、西方殖民者的侵扰，加以封建王朝的“禁海”和“迁界”，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逐步走向衰落，但这并不影响两地人民的交往，反而为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而这就不能不提当时活跃于泉州安平的郑氏海商集团了。
在明清两代的官私文献和地方志中，有一种被称为“海寇”的集团，实际上是在明海禁政策下，那些迫于生计或其他原因，铤而走险，成为海上武装走私者。
他们“实为拥有武力与经济力量的贸易者”3，故称之为“武装走私集团”。
虽然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但他们要求从事海外贸易活动，到台湾屯驻垦殖，则是值得肯定的。
而驻守在泉州安平的郑氏海商对此时两地的经济交往起了很大的作用。
郑氏海商在郑芝龙为首领时发展到了顶峰。
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郑芝龙在台湾筑寨固守，旋又招其弟芝彪、芝虎、芝豹率晋江、南安沿海居民3000人赴台。
这是中国农民大批移往台湾之始。
之后，福建亲友投奔而至的人日益增多，不仅有他们众盟友的10寨，来此的漳泉人逐渐聚落成村，几近千家。
郑芝龙死后，其子郑成功接替其位，并于1661年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
郑成功的部众中，漳泉两地人数甚众，他们安营扎寨、分区屯垦，许多人成了台湾各地区的开基始祖。
在郑氏政权经营的23年中，其对台湾开发所做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
（四）发达的造船技术和丰富的航海经验为移民提供了保证
海外贸易的发展，远海的航行，需要有坚固耐用的海船。
古代泉州人的智慧卓越超群。
早在一，一直到明朝仍广泛使用。
而明清造船工匠继承了前代的造船技术，并不断加以改进，而使造船的技术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船舶的规模还是制作技术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开展海上贸易，除了要有坚固、众多的船舶，还需要丰富的航海经验。
掌握熟练的航海技术，对于商船的安全航行是十分重要的。
泉州人民在长期的航海活动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地文航海技术、天文航海技术和科学的航海气象
观察。
泉州九日山的祈风石刻反映了当时对季风的认识。
坚固的船舶和丰富的航海经验是泉州人民安全地出海时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是有利的保证。
（五）台湾人口稀少，土田肥沃以及政府的政策是诱因
台湾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肥沃的土壤以及丰富的资源，再加上明清时期台湾尚未完全开发，人口稀少。
施琅收复台湾后直至雍正（1723-1735年）初年，当地仍时“地广民稀，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4。
所以，“漳、泉子弟视为乐土，相率而往者数千人”5。
加之福建在行政建置上长期辖治台湾，澎湖则素有泉州外府之称，这也为泉州人徙台、澎提供了某些便利因素。
二、明清时泉州与台湾人口流动的特点
（一）明洪武至万历年间（1368-1620年）为移民的初创时期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维护其封建统治，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但这并不能完全阻止人民继续迁居澎湖的趋势，与朱元璋的愿望相反，澎湖反而成为泉州民众逃避明朝苛捐杂税的的乐土。
何乔远《闽书》记：
“明嘉靖（1522-1566年）末，东番遭倭焚掠，乃避居山，始通中国。
漳泉人译其语，与贸易，今则日盛。
”说明漳泉人到东番已有一段时间，否则不可能达到“译其语”的熟悉程度。
周婴在他的《东番记》赋中说：
“漳泉间民，渔其海者什七，薪其岭者什三。
言语渐同，嗜欲渐一。
”6不仅具体指明这些来到台湾的汉族百姓是福建漳州、泉州人，并说这些汉族人与当地居民语言逐渐相通了，生活习惯也逐渐相同了。
著名民俗专家林衡道说，台南市的开发很早，明万历（1537-1619年）年间，就有了福建泉州移民的遗址。
这一阶段主要是以男性单身赴台为主，是零星、分散的行动，尚未出现政府组织或民众自发大规模的迁徙举动。
由于明政府的禁海政策，造成泉州人民只能以捕鱼、经商、农耕等方式入台。
（二）明天启年间至清雍正末年（1621-1735年）是移民的重要时期
在这一个时期主要有两次大规模的移民。
第一次始于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以颜思齐、郑芝龙为代表的武装集团，入主台湾开拓疆土，并形成强大的垦殖力量，为汉人开拓台湾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高潮始于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
郑成功部属以漳、泉人士居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入台的郑氏军人及其眷属也逐渐增多。
郑成功还派员赴漳、泉各地，“招沿海居民之不愿内徙者数十万人东渡，以实台地?
?
”7。
台湾文献丛刊第十五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年编。
）
这个时期人口流动呈现的特点是大量饥民赴台就食以及以军人和破产农民为主赴台。
（三）清乾隆初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736-1895年）
迁的现象。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随着清政府入台禁令的逐渐松动（雍正末首次弛禁，之后禁、弛多次反复）移民从单身男性入台过渡到举家合迁入台。
泉州官渡总口蚶江，至今仍保留有嘉庆七年（1806年）九月由泉州蚶江海防通判郑奎书写的《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对台正口及台运的兴盛。
移民入台之后的迁移路线与分布范围也值得注意。
他们主要以台南地区为中心，分别向北、向南流动，主要分布于台湾西海岸的平原地区及东部的宜兰平原一带。
至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已完成了向全台湾的迁徙、开发、流动和扩散。
他们分散在台湾的每个角落为台湾各地区的开发不懈努力着。
三、明清时期泉州移民对台湾开发的作用及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明清时期泉州人前往台湾从事开发的人数日渐增多，不论是零散的自发移民还是有组织的移民都最终改变了台湾社会民族人口，经济和社会结构，推动了台湾向前发展。
高山族是台湾的土著居民，明代以前高山族依然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经济发展落后。
明代前期，高山族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高山族社会的原始公社制度开始走向瓦解。
此时泉州与台湾的贸易往来已经非常普遍，高山族人民用鹿脯、皮角，交换泉州人从大陆运去的玛瑙、瓷器、布之类的物品。
更有许多的泉州商人渡海到台湾定居。
他们与高山族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改变了台湾原始的民族成分；他们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资金、铁器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对台湾开发做出了贡献。
同时，他们和高山族人民一道，在不同时期共同反对倭寇、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的侵略，体现了民族和睦、民族团结的中国传统精神。
明清时期的台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离不开泉州海商集团——郑氏海商的经营。
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降明，恰逢福建旱灾肆虐，灾情严重，《台湾通史》卷二十九载：
“芝龙言于巡抚熊文灿，以海船徙饥民来台湾，人给三金一牛使垦荒土，建成邑聚。
”于是官方开始组织向台湾大规模移民，安排灾民从事农业垦荒，做为一支重要力量的泉州人民发挥了他们勤劳勇敢、爱拼才会赢的不服输精神，在台湾的土地上开发出一片片的绿洲。
此次移民入台，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奠定台湾农业经济的坚实基础。
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了台湾，保卫了了祖国统一。
他在治理台湾时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等措施。
政治上，将赤嵌地方改为东都，设一府二县：
府为承天府，县为天兴县和万年县。
把大陆的封建制度移植到了台湾，促进了台湾的发展。
经济上，组织士兵屯田，奖励垦荒。
郑氏政权规定，每番社派去汉族农民一名，给熟牛一头和一些农具等，将铁犁牛耕等生产技术传授给高山族人民，加速了台湾社会的民族融合，提高了台湾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深深地根植于台湾的土地上。
文化上，郑氏政权还开设学校，提高台湾人民的素质，使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散开在台湾的每一寸土地上，对台湾民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郑成功对台湾的经营促进了汉族和高山族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其部属在台湾土地上的辛勤劳动更是加速了台湾的开发，使台湾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迅速得到发展。
郑成功及其所带领的部属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地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缅怀。
大陆汉人移民台湾岛定居开发始于明代中后期，清代统一台湾后，设置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管辖，闽粤沿海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移民入台垦殖热潮，台湾由烟瘴之地一跃而成为清代的米糖生产基地。
大陆移民进入台湾后，必然会和分布在岛内各地的土著居民发生交流与冲突。
移民一开始在台湾的锐意垦拓受到了土著居民的抵抗，汉番矛盾比较尖锐，后来在汉族移民的不断强力开垦下，原先居住于西部沿海平地的平埔族最先逐渐汉化，一部分“生番”逐渐汉化转变为熟番，另一部分则退守内山，仍保持原有生活习惯。
汉族移民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关系说明，清代边疆国土资源的开发是各民族在长期交流往来的基础上共同完成的，移民与少数民族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
一
生番与熟番只名称已成为清代官府对台湾土著居民共通使用的一种行政性用语。
对其划分问题，主要以归化为依据，雍正六年（1728）九月，台湾总兵王郡奏称：
“台湾自我朝开辟以来，则有生、熟二番。
其向西一带山脚服役纳课者为熟番；而分散居山不入教化者为生番。
?
?
各种生番，其每社多则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性虽嗜杀俱皆不识不知，而所怯者惟枪与炮耳。
”[⑤]王郡奏折说明，清代对生番、熟番的界定颇为明显，生番是指不服从官府统治、不服役纳课者，而熟番则是指服役纳课、服从官府统治之人。
随着汉人移民与熟番的垦殖不断深入，生番与汉人及熟番的矛盾愈益激烈，生番杀害汉人的“番害”、“番乱”事件层出不穷，雍正年间最为频繁，仅雍正四年（1726）八月至十一月就发生了8次生番袭击汉人事件，杀害汉人及熟番60余人；雍正九年（1731）至十年（1732）台湾中部又屡
台湾移民与土著居民关系的紧张引起了官府的高度注意，乾隆中期以前，台湾西部海岸平原的平埔族原有土地在汉族不断垦殖下，已几乎流失殆尽，随后清廷重新配置平埔族土地于西部平原东侧沿山附近生番边界一带，加以保护，并利用平埔族“熟番”防守“生番”的出草杀人及镇压汉人在台湾的动乱；对高山族的“生番”则实行消极的隔离封禁政策，直到晚清才对番地进行积极的保护开发。
清代对台湾土著居民的管理，往往根据其教化程度，对熟番设官管理，“台湾僻处海外，向为土番聚居。
自归版图后，遂有生、熟之别。
生番远住内山，近亦渐服教化，熟番则纳粮应差，等于齐民。
凡社中皆择公所为舍，环堵编竹蔽其前，曰公廨（即社寮），通事居之，以办差遣。
土官之设，系众番公举，大社四、五人，小社二、三人，给以牌照，各为约束。
”[⑧]所谓“内山”大约是指汉人绝少进入之地，“凡山之绵缈阻绝、人迹不到者，统称内山”。
[⑨]而这些内山大多居住着“生番”，他们与汉人接触不多。
史实表明，台湾土著居民的汉化并非由清朝官府直接推动汉番融合的结果，主要是汉族移民一开始不断向熟番占垦租赁土地耕种，与平埔族发生冲突、交流到逐渐融合，然后又逐步与“生番”发生往来，从而导致台湾土著居民的汉化出现多个层面的现象，形成熟番、半熟生番和生番的格局。
熟番已基本汉化，半熟生番则处于向汉化转变的阶段，生番则基本保持原有的生存状态。
乾隆时的《闽政领要》卷中《台郡情形》对这三种情形有较详细的表述：
“台属番民有熟番、半生熟番、生番三种。
熟番向化已久，与齐民无异，以耕种为生计，充铺兵、走递公文、应徭役、运送官米，颇为驯良；半生熟番则附山为居，亦知耕种，第不与民人交涉，往往有窜出抢夺杀害之事；生番则在深山之中，遍身刺绣，不穿衣服，不知耕作，惟以捕鱼猎兽而食，语音不通。
北路淡水、彰化等处生番尤为凶悍，性嗜杀人，往往潜出戕害庄民，辄行割去头颅，以示勇力。
”可以断言的是，半生熟番正是一部分生番在与汉人和熟番的不断交流往来中，一步一步地向熟番转化，他们开始改变原先以“捕鱼猎兽而食”及“不知耕作”的游牧生活逐渐向半生熟番“亦知耕种”的农耕生活转变，但又不时发生杀人行为。
还有一部分生番则仍然固守着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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