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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卫宏论文1修改稿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
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作者：
朱卫宏
学校：
新疆广播电视大学
专业：
汉语言文学
年级：
2013春
学号：
136********54
指导教师：
欧阳伟
2014年11月
目录
【论文摘要】3
【关键词】3
【论文摘要】6
【关键词】6
现代文学就是现代汉语文学，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可以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隐秘关系，也可以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在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得与失、优点和不足、经验与教训，并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如何吸收传统、如何借鉴西方、如何完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上提供有益的启示。
7
一、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学.7
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文学精神上，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古代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是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现实性主义，浪漫史主义精神总是同儒家文化或道家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主要体现于文学精神层次，并没有达到方法论的认识高度，而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只是以现代文化思想作为理论基石，也形成了完整的创作原则和方法论。
特别是现代文学从创建起就同流行于寰宇的现代主义思潮相联系，它既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渗透于现代文学肌体中，又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或艺术技巧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形成互补之势。
增强了新文学的现代性特色。
二是现代文学的文化意蕴虽然也含有传统的人文因素，但其主要文化意识都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或以平民为本位的人道主义，民主意识和个性意识正是古代中国文化所缺乏的，它们来源于西方近现代文化，这正是铸造现代型的“人的文学”的灵魂的主要思想资源，也是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不论现代文学表现的个性解放主题，还是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主题，最终都是为了人的本身解放，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久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少见的。
三是感化文学主要的以文言为信息符号建构起各种文学样式，而现代文学则以白话取代了文言的正宗地位，并以白话为语言符号重建了各种自由舒展，新颖独特的文学体式，从整体上与感化文学审美形式来了个大换班。
四是古代文学的格局是以诗歌，散文为霸主，它们与处于边缘的小说，戏曲并不是平等关系；而现代文学的格局则发生了大的变化，不仅小说移位于中心，新增了话剧文学，并且种种文学样态之间的关系再也不是主从关系而是真正的平等相处，这是现代人文精神在文学格局调整上的体现。
7
二、历史演变。
8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是从白话文学运动开始的，它是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形态的差异是区别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五四”，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可能。
五四文学运动是从语言变革入手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是五四思想先驱者们一致的文学革命策略。
五四文学运动中因此集结了太多的语言学问题，例如，为什么要用白话取代文言，文言的本质是什么，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又是什么，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是什么关系，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为什么从语言变革的角度入手，新文化运动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等等。
立足现代语言观，阐述现在文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白话，也不同于当时的民间口语，它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
它与中国古代白话和现代民间口语的区别不是文字上而是语言体系上。
五四白话就是后来的“国语”，也即现在的现代汉语，它和古代汉语是同一文字系统，但却是两套语言体系。
在语言工具层面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语言作为思想思维和世界观的层面上。
古代汉语体系决定了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古代性物质，现代汉语体系决定了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特质。
在以文言文为基本语言形式的古代汉语体系里，古代白话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存在的，而在现代汉语体系中，现代白话更多的是作为思想性的语言而存在的。
五四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白话代替文言，不只是语言工具的替换，更是思想上的深刻革命。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东西，不是涉及到民族的生存问题，不是迫不得已，这一根基是很难动摇的。
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定型正是语言的定型，文化的转型正是语言的转型。
所以“从发生学上来说，中国现代汉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就形成了，现代文化的现代性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现代语言的现代性。
”8
三、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9
在重审五四白话文理论和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时，尽管五四白话文运动极力主张的语言变革是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但五四思想先驱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在理论上把它阐释清楚。
他们源于传统的语言本质观，认为语言只是工具，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思想的物质性外壳，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学运动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讲清楚。
对于新文学为什么要用白话而不用文言，胡适的理由是很不充足的，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
比如他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这个结论就很有问题，不太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白话文学固然很多，但优秀的文言作品更是数不胜数。
再比如，胡适反复强调“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这些论断也失之笼统和偏颇。
文言文的“死”和白话文根本不是从“字”上来区分的。
语言的死活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被使用，而是否被使用则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思想是否合时宜。
新文化运动之前，文言文是正统的语言，还在被广泛地使用，根本就不能说它是“死”的语言。
可以说，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是走对了路子，发动白话文运动是正确的，但胡适等人的理由并不是关键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不正确的。
文学观念的变更需要深刻的思想革命，而语言变革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
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理论上的成功，而是事实上的胜利。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由只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才能说清楚，只可惜五四先驱者受制于当时的语言学发展状况，无法将它讲清楚，而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受传统语言学关于语言工具观的影响，也未能将其中的道理揭示出来。
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观点出发，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作出的新的阐释，从学理上凸现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9
四、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10
中国现代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翻译文学从语言系统到思想思维上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
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翻译活动，提出了翻译本质“二层次”的理论观点，即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
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翻译是技术问题；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翻译是文化问题。
他指出，一方面，借助翻译，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它从文学观念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它不仅输入了西方的富于逻辑的清晰的表达方式（语法或文法），同时还输入了新概念新术语和新范畴，这其实就是输入新思想。
翻译对中国现代语言的影响不仅仅是增加了“形而下”的物质性词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形而上”的思想性词汇。
另一方面，西方文学翻译为汉语时，又受汉语及其汉语文化的制约从而中国化，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归化”。
翻译从根本上是外部力量，外力毕竟是外在的，它的作用主要限于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它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很多新质。
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思想成果何时被中国所吸纳以及怎样被吸纳，还取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实土壤，取决于中国文学从外部到内部的种种环境和条件。
通过对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的揭示，高玉事实上也挑明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不是“全盘西化”的文学，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制约，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第三种文学。
10
五、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11
学衡派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的巨大胜利也就宣判了学衡派的失败，宣判了他们理论的不攻自破。
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对学衡派的认识都存在很大偏误，甚至到了不与理解的程度。
重新评定学衡派，给他们以恰当的历史地位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个案。
学衡派在本质上是现代保守主义，但具有现代品格，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衡派与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有质的差别，封建顽固派站在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反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而学衡派只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所代表的新文化派和新文学派的反对派，他们并不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反对派。
从学理上讲，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似乎比新文化派的激进思想还要合理和公允，但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没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语言的不恰当认识和传达西方思想时所使用的文言表述方式。
由于坚守文言文，学衡派在思想上不是超越了传统而是回归了传统，从而导致了自身的文化悲剧。
11
六、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贡献。
12
鲁迅的创作观念和文学实践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对鲁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的考察与分析。
在分析鲁迅的语言观与他的文学创作的关系时，高玉认识，鲁迅尽管没有系统学习和研究过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但他凭借天才般的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领悟到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鲁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但他反对“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观点，而且主张青年少读甚至不读古书。
在文学创作中，鲁迅主要从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借鉴了古文，也就是说，他主要是受了文言表达方式、修辞艺术、文字技巧的影响，而在思想层面上，他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思想，是基于“拿来主义”主张的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学习与移植。
鲁迅早期也用文言进行过创作，鲁迅的文言作品显示出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的过渡性特征，即一方面试图借助西方思想和精神来破坏和反抗传统，另一方面因为使用了古代汉语的话语表述方式，语言的束缚使他的思想在根本上无法走出他想超越的中国传统，他的文言作品因而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紧张感。
直到写作《狂人日记》，鲁迅才彻底从这种矛盾与冲突中摆脱出来，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变。
鲁迅的转变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转变，在这转变过程中，语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代汉语代替古代汉语不只是语言形式的更换，而是思想思维的更新。
现代汉语发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就决定性地发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才正式确立起来。
12
七、文学联系13
通过五四文学革命所建构的现代文学,并不是以彻底否定中国古代文学为前提的,更没有从根本上切断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联系，实质上两者之间从表层到深层有着诸多的联系。
主要有：
一是从《诗经》始，中国古代文学历经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总是流贯着一种现实主义精神，到《红楼梦》，这种文学精神则放射出灿烂的艺术光辉。
以五四文学为标志的现代文学，不仅承续了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而且在新的美学原则导引下进一步弘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并使之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潮。
自《楚辞》始的浪漫主义文学精神，与以《女神》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的浪漫主义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
二是现代文学的文化底蕴，既有古代文学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又有古代文学的民族英雄主义情结，既有儒家文化的“泛爱众”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道家文化尚自然崇自由的精神；特别是道家这种崇尚自然就是崇尚理想的精神，在屈原的创作里显示了巨大的威力。
他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有光辉的理想，崇高的人格，把最丰富生动的神话想像与最深沉理智的人格完美的融为一体，这种文化精神沉潜于现代文学的意蕴之中。
三是古代文学的重教化的功利传统，各种文学样态如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的某些审美特征与形式，发及擅长抒情，营造意象或意境，虚构传奇性的故事，运用白描手法及技艺，在现代文学创造过程中都行到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
13
【参考文献】13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讲述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联系与区别，主要从文学精神、文化蕴含、感化文学、格局与诗歌等方面阐述。
主要是讲述现代文学的起源，文学语言的变迁以及由此引申到各个学派的语言文学和古代现代之间的区别联系，并且后面举例说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内涵。
【关键词】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文化现代文化白话文语言体系
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就是现代汉语文学，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可以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隐秘关系，也可以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在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得与失、优点和不足、经验与教训，并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如何吸收传统、如何借鉴西方、如何完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上提供有益的启示。
1、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学.
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文学精神上，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古代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是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现实性主义，浪漫史主义精神总是同儒家文化或道家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主要体现于文学精神层次，并没有达到方法论的认识高度，而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只是以现代文化思想作为理论基石，也形成了完整的创作原则和方法论。
特别是现代文学从创建起就同流行于寰宇的现代主义思潮相联系，它既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渗透于现代文学肌体中，又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或艺术技巧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形成互补之势。
增强了新文学的现代性特色。
二是现代文学的文化意蕴虽然也含有传统的人文因素，但其主要文化意识都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或以平民为本位的人道主义，民主意识和个性意识正是古代中国文化所缺乏的，它们来源于西方近现代文化，这正是铸造现代型的“人的文学”的灵魂的主要思想资源，也是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不论现代文学表现的个性解放主题，还是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主题，最终都是为了人的本身解放，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久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少见的。
三是感化文学主要的以文言为信息符号建构起各种文学样式，而现代文学则以白话取代了文言的正宗地位，并以白话为语言符号重建了各种自由舒展，新颖独特的文学体式，从整体上与感化文学审美形式来了个大换班。
四是古代文学的格局是以诗歌，散文为霸主，它们与处于边缘的小说，戏曲并不是平等关系；而现代文学的格局则发生了大的变化，不仅小说移位于中心，新增了话剧文学，并且种种文学样态之间的关系再也不是主从关系而是真正的平等相处，这是现代人文精神在文学格局调整上的体现。
2、历史演变。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是从白话文学运动开始的，它是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形态的差异是区别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五四”，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可能。
五四文学运动是从语言变革入手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是五四思想先驱者们一致的文学革命策略。
五四文学运动中因此集结了太多的语言学问题，例如，为什么要用白话取代文言，文言的本质是什么，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又是什么，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是什么关系，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为什么从语言变革的角度入手，新文化运动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等等。
立足现代语言观，阐述现在文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白话，也不同于当时的民间口语，它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
它与中国古代白话和现代民间口语的区别不是文字上而是语言体系上。
五四白话就是后来的“国语”，也即现在的现代汉语，它和古代汉语是同一文字系统，但却是两套语言体系。
在语言工具层面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语言作为思想思维和世界观的层面上。
古代汉语体系决定了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古代性物质，现代汉语体系决定了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特质。
在以文言文为基本语言形式的古代汉语体系里，古代白话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存在的，而在现代汉语体系中，现代白话更多的是作为思想性的语言而存在的。
五四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白话代替文言，不只是语言工具的替换，更是思想上的深刻革命。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东西，不是涉及到民族的生存问题，不是迫不得已，这一根基是很难动摇的。
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定型正是语言的定型，文化的转型正是语言的转型。
所以“从发生学上来说，中国现代汉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就形成了，现代文化的现代性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现代语言的现代性。
”
3、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在重审五四白话文理论和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时，尽管五四白话文运动极力主张的语言变革是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但五四思想先驱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在理论上把它阐释清楚。
他们源于传统的语言本质观，认为语言只是工具，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思想的物质性外壳，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学运动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讲清楚。
对于新文学为什么要用白话而不用文言，胡适的理由是很不充足的，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
比如他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这个结论就很有问题，不太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白话文学固然很多，但优秀的文言作品更是数不胜数。
再比如，胡适反复强调“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这些论断也失之笼统和偏颇。
文言文的“死”和白话文根本不是从“字”上来区分的。
语言的死活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被使用，而是否被使用则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思想是否合时宜。
新文化运动之前，文言文是正统的语言，还在被广泛地使用，根本就不能说它是“死”的语言。
可以说，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变革入手是走对了路子，发动白话文运动是正确的，但胡适等人的理由并不是关键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不正确的。
文学观念的变更需要深刻的思想革命，而语言变革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
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理论上的成功，而是事实上的胜利。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由只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才能说清楚，只可惜五四先驱者受制于当时的语言学发展状况，无法将它讲清楚，而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受传统语言学关于语言工具观的影响，也未能将其中的道理揭示出来。
高玉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观点出发，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作出的新的阐释，从学理上凸现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4、中国现代文学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中国现代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翻译文学从语言系统到思想思维上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
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翻译活动，提出了翻译本质“二层次”的理论观点，即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
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翻译是技术问题；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翻译是文化问题。
他指出，一方面，借助翻译，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它从文学观念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它不仅输入了西方的富于逻辑的清晰的表达方式（语法或文法），同时还输入了新概念新术语和新范畴，这其实就是输入新思想。
翻译对中国现代语言的影响不仅仅是增加了“形而下”的物质性词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形而上”的思想性词汇。
另一方面，西方文学翻译为汉语时，又受汉语及其汉语文化的制约从而中国化，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归化”。
翻译从根本上是外部力量，外力毕竟是外在的，它的作用主要限于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它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很多新质。
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思想成果何时被中国所吸纳以及怎样被吸纳，还取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实土壤，取决于中国文学从外部到内部的种种环境和条件。
通过对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的揭示，高玉事实上也挑明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不是“全盘西化”的文学，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制约，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第三种文学。
5、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
学衡派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的巨大胜利也就宣判了学衡派的失败，宣判了他们理论的不攻自破。
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对学衡派的认识都存在很大偏误，甚至到了不与理解的程度。
重新评定学衡派，给他们以恰当的历史地位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个案。
学衡派在本质上是现代保守主义，但具有现代品格，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衡派与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有质的差别，封建顽固派站在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反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而学衡派只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所代表的新文化派和新文学派的反对派，他们并不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反对派。
从学理上讲，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似乎比新文化派的激进思想还要合理和公允，但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没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语言的不恰当认识和传达西方思想时所使用的文言表述方式。
由于坚守文言文，学衡派在思想上不是超越了传统而是回归了传统，从而导致了自身的文化悲剧。
6、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贡献。
鲁迅的创作观念和文学实践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对鲁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的考察与分析。
在分析鲁迅的语言观与他的文学创作的关系时，高玉认识，鲁迅尽管没有系统学习和研究过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但他凭借天才般的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领悟到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鲁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但他反对“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观点，而且主张青年少读甚至不读古书。
在文学创作中，鲁迅主要从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借鉴了古文，也就是说，他主要是受了文言表达方式、修辞艺术、文字技巧的影响，而在思想层面上，他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思想，是基于“拿来主义”主张的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学习与移植。
鲁迅早期也用文言进行过创作，鲁迅的文言作品显示出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的过渡性特征，即一方面试图借助西方思想和精神来破坏和反抗传统，另一方面因为使用了古代汉语的话语表述方式，语言的束缚使他的思想在根本上无法走出他想超越的中国传统，他的文言作品因而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紧张感。
直到写作《狂人日记》，鲁迅才彻底从这种矛盾与冲突中摆脱出来，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变。
鲁迅的转变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转变，在这转变过程中，语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代汉语代替古代汉语不只是语言形式的更换，而是思想思维的更新。
现代汉语发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就决定性地发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才正式确立起来。
7、文学联系
通过五四文学革命所建构的现代文学,并不是以彻底否定中国古代文学为前提的,更没有从根本上切断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联系，实质上两者之间从表层到深层有着诸多的联系。
主要有：
一是从《诗经》始，中国古代文学历经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总是流贯着一种现实主义精神，到《红楼梦》，这种文学精神则放射出灿烂的艺术光辉。
以五四文学为标志的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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