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师中国古代汉语文学二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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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师中国古代汉语文学二分析
第二章汉代论说散文与史传散文
第一节汉代论说散文发展概说
一、贾谊和晁错与西汉政论文。
1、西汉论说文的特征：
是奏、疏、表、策之类的应用文，是探讨政治问题、表达政治见解的说理散文，多从治国、修身、笃学等方面切入。
它以先秦诸子散文为基础，但与之又有明显的不同。
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分裂历史转折时期，汉代文学家则处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他们的文章比先秦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却严谨质实，武帝后向着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轩为本经立义。
2、陆贾的《新语》
3、贾谊：
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其散文58篇，收录于《新书》。
政论散文的代表作《过秦论》，有战国纵横之遗风；疏牍文的代表作《论积贮疏》，《陈政事疏》中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4、晁错的代表作：
《论贵粟疏》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还有《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
5．贾谊、晁错文章风格比较：
贾文语言精练而形象，多用排比句、感叹句和反诘句，显得言辞激切，感情饱满，气势充沛，富有文采。
晁错文章朴实而流畅，议论严密而较深刻，切合实用，但文采略逊于贾文。
二、经学文风与西汉其他散文
1、董仲舒：
影响最大者是《贤良对策》，从政治上提出了“更化”主张，从思想上提出了推尊儒术、抑黜百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
《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为汉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之作。
2、刘向：
《说苑》《新序》上承《韩非子》，下开六朝《世说新语》类小说之先河。
政论散文《极谏用外戚封事》《谏营昌陵疏》。
3、刘安与《淮南子》：
共21篇，东汉高诱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刘熙载说“《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
4、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第一篇反“今学”、复“古学”的文章。
5、桓宽《盐铁论》、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解难》
6、书信体散文：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枚乘《谏吴王书》、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
三、王充与东汉论说散文
王充、王符与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
1、王充与《论衡》：
宗旨疾虚妄，撰写本文的目的是要使语言的表达轻重得体，合乎实际，提出辨别真伪的标准。
共85篇，现存84篇。
作者用事实说话，援引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文字接近汉代口语，准确精练又通俗易懂。
2、王符与《潜夫论》。
文章在议论政治上的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手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语言朴实无华，准确简练。
3、仲长统与《昌言》。
其文言无不尽，挥斥自如，骈散相间，颇有气势，风格似贾谊。
第二节司马迁和《史记》
一、关于《史记》的一些基本常识
1、记事时代：
黄帝至西汉武帝3000年，成书于BC91年，历时14年。
2、体例：
12世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10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8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30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70列传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
二、《史记》的叙事艺术
1、沟通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
《报任安书》说其修史的目的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2、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本书最有文学价值的部分人物传记体现了这一特点。
根据传主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存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
如合传就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
3、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他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其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得略写。
每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是详写的对象。
4、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不同的场面有不同的气氛，他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
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和重大场面，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三、《史记》的人物刻画
1、闾巷之人的入传：
迁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
出于这种心态，他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
2、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
书中人物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
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
同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族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经以恰如其分的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
使书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书中的人物形象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既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
书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
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人物的共性主要有：
（1）知恩图报，以德报德
（2）以牙还牙，以怨报怨
（3）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4）富贵还乡的理想和追求
3、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笔法：
采用多维透视法一方面能把握人物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使笔下的人物显露出多方面的性格特征。
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如对刘邦的描写即是。
（刻画复杂人物性格方法06年论述题2、3条）
四、《史记》的风格特征
1、害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形成雄深雅健的风格：
人物传记绝大多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
他不是一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朝廷深刻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
2、浓郁的悲剧气氛：
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悲剧人物形象，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按其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分，有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如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有些人物是则是相信旧制度的合理，如田横。
按其品格分，有完美型（如程婴）和缺失型（项羽）。
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心脏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
3、强烈的传奇色彩：
（1）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荒诞不经的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
（2）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如鲁仲连；
（3）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
（4）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形疏荡多变，忽起忽落，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
五、《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1、传纪文学的开端：
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开创了纪传体，成为后世正史之祖，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
2、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融汇：
对诗、楚辞、战国散文都有借鉴。
3、人文精神的弘扬，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人文精神主要有：
积极入世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勇于牺牲精神、人道主义精神、价格自尊精神。
4、后代散文、小说、戏剧与《史记》的渊源关系：
（1）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影响到后来的唐宋古文八大家、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
（2）书中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小说塑造人物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
（3）书中的许多故事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
5、考信求实精神，确立了史学的优良传统。
故鲁迅称之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第三节班固与《汉书》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断代史，与《史记》在思想、体例、取材、历史人物描写、语言、风格方面进行比较。
一、主角：
西汉士人宦海沉浮的艺术再现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涌现出的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的精华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所写的人物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他们的阅历虽然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如朱买臣。
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沉浮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了一幅幅惟妙惟肖的画面。
二、家族兴衰史的展示
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长盛不衰。
《史记》除《世家》外，其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族的兴衰史。
对酷吏揭露深刻，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
《汉书》则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张汤、杜周。
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
虽然也批判酷吏，但在揭露其本人的同时，对他们子孙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三、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
《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师悲剧人物的传记。
《汉书》中悲剧人物的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和《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畅淋漓，悲剧气氛很重，塑造出苏武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四、精密的笔法：
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1、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
2、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3、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
和《史记》一样，《汉书》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
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中间或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
班固则把几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使作品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
第四节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东汉赵晔撰的《吴越春秋》今存书10卷，主要叙述吴越争霸的故事。
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开志怪小说之先河。
具有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荒幻离奇的浪漫色彩，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外貌描写，以伍子胥的形象最为丰满，对后代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有很大影响。
东汉的另一部历史散文《越绝书》的许多内容和《吴越春秋》相同，二者可以相互印证。
二者都以吴越争霸为主要线索，皆出自吴越文士之手，具有鲜明的吴越文化的特点，如重剑轻死、信巫淫祀，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
第三章汉代赋体文学
第一节赋体名称的来源
1、赋的特征
内容侧重于叙事，多用陈述性、叙事性和描绘手法，形式上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不能入乐歌唱，只适宜于朗读。
2、诗和赋的关系
诗可歌，赋是不歌而颂的。
3、楚辞与赋的关系
取刘勰说，“辞”（或称作“骚”）与“赋”是不同的文体，“赋”是由“辞”演变而成。
4、汉赋的分类
分为骚体赋、散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三类，各具特点，也是汉赋的三个发展阶段。
汉赋的发展变化和当时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第二节汉初骚体赋及其流变
一、汉初骚体赋：
汉代君臣多为楚地人，他们在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和审美感受付诸文学时，便不自觉地采用了楚辞所代表的文学样式，从而创造出汉代文坛独具风貌的赋。
1、骚体赋的特征：
继承《楚辞》“怨刺”传统，抒写贤人失志，忠奸不分，怀才不遇之情；形式上弃散用整，通篇用韵，句中带“兮”字，大抵保持了《楚辞》于整饬中见变化，情与辞相宛转的特点。
在手法上，尚铺陈，又借用楚辞“香草美人”式的比兴手法。
2．贾谊
贾谊是汉初骚体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其《吊屈原赋》是骚体赋的第一篇，也是汉初赋的代表作，认为屈原的悲剧在于“彼寻常之汗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
”，主张“远浊世而自藏”，以保全自己，才合乎“圣人之神德”。
《鵩鸟赋》是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与比较完整的以四言诗句为主的问答体赋。
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表现出鲜明的道家倾向。
二、骚赋变体
武帝时代，赋体有所突破。
淮南小山《招隐士》在句型、用语及意境方面多有创新。
西汉成帝时，班婕妤作《自悼赋》、《捣素赋》，亦为骚赋变体。
《捣素赋》的句型特点，是取消“兮”字，以其他虚字协调音节，抑扬声调，又以三、四言杂糅于骚体句式，以虚字统率之，很能见出散体赋的影响。
三、骚赋的规范化
西汉中叶以后，骚体赋在内容与形式大抵走上规范化、类型化的道路。
刘向《九叹》与班彪《冀州赋》是这类赋的代表。
第三节汉代散体赋
一、散体赋的文体因素
散体赋是汉代的代表性文体，是汉人在前人文学成就之上进行创造的成果。
荀卿的《赋篇》、《成相》，屈原的作品，对其形成有直接影响。
兴起于武帝时代。
不拘篇制，时空容量大，句型丰富，韵散结合，富于韵律美。
二、汉代主要的散体赋作家
1、枚乘生平及其作品
枚乘是梁园文学团体（梁孝王刘武）的杰出代表。
《汉书·艺文志》载“枚乘赋九篇”，《七发》是劝戒膏粱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是散体赋的奠基作，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
其主客问答的形式和七段的章式，已成为一种定势、模仿之作不断出现，乃有“七体”。
它借鉴了《吕氏春秋》，在体制上沿袭了楚辞的《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
2、司马相如生平与作品：
（1）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晚年居茂陵。
《汉书·艺文志》载“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今仅存6篇：
《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哀二世赋》《美人赋》《难蜀父老》。
（2）《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典范之作，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
是大赋的典型作品，奠定了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确立了“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是后世摹拟的标准。
《子虚赋》《上林赋》描写帝王生活，为汉帝国壮国威、颂皇权，表现出盛世的气象和雄心，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赋末委婉致讽，稍存劝戒。
扬雄说：
“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聘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汉书·司马相如传》。
盛世景象的艺术显现、奢华生活的生动描绘、讽喻的宗旨、恢宏壮丽之美、汪洋恣肆与法度的和谐。
艺术特点：
一、结构宏伟，富丽堂皇。
二、绘形绘声，穷形尽相。
三、韵散结合，韵与不韵相间，体现了赋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特征。
四、利用方块字的特点，推砌奇词偏字，造成视觉刺激。
用字造异的怪异、重沓，令人生厌，被讥为“字林、字窟”。
《长门赋》以骚体写成，表现失宠宫人复杂感情，真挚而细腻，为历代宫怨作品之祖，是受历代文学家称赞的成功之作。
3、王褒的《洞箫赋》是西汉文坛具有“辩丽可喜”“虞说耳目”特点的代表作，它以善于描摹物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另外，王还有《圣主得贤臣颂》《甘泉赋》。
4、扬雄：
字子云，成都人。
其《蜀都赋》开京都赋之先河。
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最为著名。
扬雄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
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相比，呈现出另一种风格。
以模仿相如为主，但有一些新的变化。
一、拓展了题材来源。
二、加强了“讽劝”色彩。
三篇幅相对缩小，描摹对象更为集中。
5、班固的生平与作品
《两都赋》为东汉建都洛阳而作，是一篇典型的汉颂，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
其创新表现为改变了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这是他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章结构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他推动汉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可贵贡献。
以往的赋，对所不赞成的社会现象常常是极尽铺张描写之能事，而髡的正面主张则在文章结尾处画龙点睛，这被称为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
6、张衡的生平与作品
存《张河间集》，有赋13篇。
张衡完全模仿《两都赋》作《二京赋》，假托凭虚公子和安处先生，描写了长安、洛阳的都市生活，是前此的都城赋所不及的。
《二京赋》的讽刺性有所增强，其创作宗旨是“敬好剿民以喻乐，忘民怨之为仇”。
以其规模宏大被称为京都赋之极轨。
在京都赋作家中，王延寿以《鲁灵光殿赋》而赢得了“辞赋英杰”的声誉。
三、散体赋的艺术特征：
1．结构为宾主问答体，作品中均为寓言式人物，多以序——主体——讽谏三部分组成。
2．运用排比铺陈、夸张渲染的手法细腻地描写事物。
3．运用华美而丰富的词藻描绘物象，追求时空两个方面的完整，五彩缤纷，形成了具有图案化倾向的艺术特征。
4．体制宏伟，篇幅庞大，一般都在千字之上。
5．结构、题材的类型化、公式化的倾向。
6．用字造语的怪异重沓，同偏旁字的联绵堆砌，具体名词的连续排列等。
大赋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股逆流。
第四节赋的抒情化与小品化
一、西汉与东汉赋的比较：
1、创作题材的变化：
东汉士人贫了作为文学侍从参与上层统治集团重大活动的条件，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给予他们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现实生活的动荡不安也给他们以极大的震撼。
他们所关注的热点已跨出宫廷苑囿，从更广阔的范围寻找有价值的题材。
于是，各个时期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往往成为他们创作的直接、间接诱因。
2、创作宗旨的变化：
在司马相如时代，赋的讽喻效果同赋家的主观愿望之间存在着差距。
东汉时，讽喻不仅不起作用，甚至还可能招来灾难，这就迫使辞赋家们考虑如何处理赋的社会作用问题。
社会现实的黑暗及统治集团所采取的党锢政策，使士人普遍受到压抑，他们越来越多地运用赋这种文学样式来抒发自己的不平。
于是，东汉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赋。
3、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的变化：
铺张扬厉、汪洋恣肆为主调的风格和豪放昂扬的气势，已被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风格所扬弃；散句单行的语言，演变为骈俪对偶的句式。
杜笃的《论都赋》是东汉赋风转变的重要标志，它把以往天子王侯生活的题材转化为关乎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4、创作主题的变化：
西汉赋家把“悲士不遇”作为抒情的主题，感慨自己未能遭逢历史的机遇；而东汉的抒情赋则以知命为解脱，反映出对人生的理发态度，同时流露出个人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惆怅。
二、抒情赋的特征：
形式趋向短小，不用问答体，不务铺排堆砌。
内容多以讥时讽世、抒情咏物为主，甚至借谩骂讪笑，以发泄心中的愤闷。
以赋抒情是汉代作家对屈原艺术创作的直接继承。
代表作家是张衡、蔡邕和赵壹等人。
三、抒情赋作品：
（一）西汉时：
贾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扬雄《逐贫赋》。
（二）东汉纪行赋：
源于西汉刘歆的《遂初赋》。
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
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
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蔡邕《述行赋》
（三）东汉述志赋：
指赋家在社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
1、冯衍《显志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赵壹《邪世疾邪赋》《穷鸟赋》
2、《归田赋》表现的是对世事的厌倦和对恬淡生活的追求。
它是现存东汉第一篇比较成熟的、完整的骈体抒情小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它是赋风转变的标志。
3、《刺世疾邪赋》不事雕琢，词气峻急，思想和艺术已超过了以往的贤人失志之作，而更接近于“诗人的愤怒”他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在整个汉赋之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第四章汉代乐府民歌与文人诗歌
第一节汉乐府民歌
一、乐府与乐府诗的含义：
1、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是继《诗经》《楚辞》后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新诗体。
2、乐府和太乐是西汉朝廷设置的音乐管理部门。
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掌管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
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17章。
武帝时，强化了乐府的职能，广泛搜集各地歌谣。
自哀帝始，汉代再无乐府建制。
3、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分太予乐署和黄门鼓吹署两个系统，后者实际上发挥了西汉乐府的作用。
二、乐府诗的分类：
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整理，分为12类，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歌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中，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
三、思想内容
（一）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与统治阶级的横暴奢侈，苦与乐的深刻揭示。
《汉书.艺文志》说西汉乐府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时，兼顾到对象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
而《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任斜行》三诗对富贵之家的展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
表现平民百姓疾苦和反映富贵之家奢华的乐府诗同被收录在相和歌辞中，在客观上引导读者遍历天堂地狱，领略到人间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有国风、小雅的余韵。
（二）反映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爱与恨的直率表白。
爱情婚姻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多是来自民间或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在表达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
如鼓吹歌辞中的《上邪》《有所思》。
（三）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的愿望。
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掘，把创作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得特别充分。
如《蒿里》《薤露》《战城南》在描写死亡的凄惨悲哀时，表现出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死亡的疏远和拒斥，死亡被写成是无法回避而强加于人的残酷事件。
在传达对死亡的厌恶之情的同时，乐府诗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如《日出入》《艳歌》。
把神和人置于同一层面，神灵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人神同游、彼此亲近。
通过人的神仙化、神仙的世俗化，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理想。
显然是《庄子》《离骚》的遗响。
（四）反映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四、汉乐府民歌的文学史地位：
汉乐府民歌在文学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特别是对后代诗歌产生着巨大影响。
（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
（二）新的诗歌形式的创造，以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的叙事技巧、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范本。
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三）在艺术手法上，特别是在叙事诗的写作技巧上，积累了宝贵经验。
1、生活镜头的选取：
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
既能别具慧眼选择常见生活情节，又能很有新意地捕捉偶然性、突发性事件。
如《羽林郎》《上山采蘼芜》。
2、故事情节完整曲折：
多数叙事诗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
如《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
3、人物形象各具特色：
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各具特点，绝无雷同。
4、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
遵循以下规则：
（1）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
（2）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3）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显示出由形似向神似演变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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