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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得意须尽欢
三、人生得意须尽欢
一科举制度的起源
大家平时在生活中碰到一些喜事的时候，经常要饮酒以示祝贺。
比如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或者你今天参加了一个比赛并且取得了一个冠军。
这些情况要是放到中国古人的说法，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唐李白《将进酒》），这在唐朝李白的诗歌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
中国古人一般会把什么事情定为喜事呢？
南宋时期，诗人洪迈就对此写过一首《得意失意诗》，整首诗似民俗的口吻概括了人生四大喜事：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们这一章讲的主题“人生得意须尽欢”，就从金榜题名开始讲起。
我们谈到的金榜题名主要是讲从中国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人才选拔。
而早在隋朝之前早已存在对人才的选拔制度，并且历经了数次演变。
在先秦春秋时期及之前的人才选拔制度一般采用的是世卿世禄制。
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世世代代、父死子继，连任卿这样的高官。
禄是官吏所得到的享受财务。
世禄就是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世袭卿位和禄田的制度在古代十分盛行。
身份的遗传造就了以家族作为单位人才选拔制度，这样的人才选拔制度有利于封建社会民族国家的形成、政治的稳固和经济的发展。
但世卿世禄制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身份可以遗传，但是经邦济世的能力却不能代代相传，事实证明，在历史上通过世袭制取得官位的人大多是碌碌无为甚至为官不仁的。
到了汉代，人才选拔采用了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察举制。
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袭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区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察举制一般通过品行的考核推荐。
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对于所谓的“四科”进行了明确的解释：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察举制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
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采用了陈群的建议实施了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这一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
这一制度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存在了约400年左右。
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九品中正制通过在朝官中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
吏部依据中正的报告，按品级授官。
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唯才是举”政策的继承。
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
在两晋时期著名诗人左思的《咏史》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一制度弊端的控诉：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它针对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腐败局面，以"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的强烈对比，反映出寒门与士族的矛盾，暴露出门阀制度的腐朽与黑暗，又引用史实说明有才之士横造压抑乃古有之。
这样的诗歌所评论的就不止是现实，而且包容了历史；所谴责的就不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的痼疾；所抒发的也不只是作者的个人怨恨，而是代表了古往今来寒士们的不平之鸣。
至此，九品中正制成为了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至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渐渐发现了九品中正制对政治腐败与地方割据的影响，因此废除维护门阀贵族地位的九品中正制，并于开皇七年（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
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始置进士科，就此科举制度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
它是隋唐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由于是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唐代在继承隋代科举的基础上加以制度化，影响千余年。
从公元605年正式的开始到1905年清末颁布新政来废除科举，科举制度在中国持续了1300年。
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西方人的评价颇高，并称之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在《英国大百科全书》中对科举制度有这样的评价：
“我们所知道的最早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
”而在美国汉学家卜德的《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认为科举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只是礼物”。
而在当时的唐代，科举制度意义同样深远。
科举取士主要依据考试成绩，普通士人原则上皆可赴京应试（娼妓、伶人、奴仆等贱民阶层除外），中央政府得以网罗天下俊才，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基础。
人才选拔、官员任用的权利完全收归中央后，经科举入仕者都为“天子门生”，如此门阀势力受到有效抑制，地方上的离心因素逐渐消解，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除此之外，因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所以科举的盛行带来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文化、教育、印刷等行业的发展。
因此，相比于之前僵化的九品中正制，唐朝的科举制度带活了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科举的应试条件
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的应试者一般有三种来源：
第一是生徒，第二是乡贡，第三是参加制举的考生。
所谓生徒是指由京师国子监、弘文馆、崇文管和各地方州县学馆出身，通过学校的选拔考试合格后，由学校局举荐到尚书省参加各科考试的考生；所谓乡贡是指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的应试者；所谓制举与唐代科举的常举对应，是皇帝为选拔“非常之人”而开设的选拔考试。
这三种身份的人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
然而尽管科举考试在当时是比较公平的，只要有才能都可以参加科举，但在古代仍然有一些人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
首先，女性是不能报考的。
这个是受科举考试资格限制的最大群体。
“男尊女卑”的意识古已有之，因科举的最终目的是担任官职，而女性自古是不允许参政的，所以女性自然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即使在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掌权时期也从未为女性开设科举考试。
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位，而且也是仅有的一位女状元——傅善祥。
她是受太平天国“男女平等”的感召下，通过太平天国举行的开科女榜获得的，但毕竟太平天国的政权合法性不被史学界所容，因此这位女状元的身份也是非议纷纷。
反观如今男女平等的考试权，这份权利实在难能可贵！
其次，工商之民不得报考。
自古就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
工商阶层是排得比较靠后的，因此地位也相对比较低，所以他们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这一限制到了宋代之后随着“重文轻武”的国策而有所松弛。
第三，曾经犯法者不得报考科举考试。
第四，官司奴婢，州县小吏不得报考。
在过去，州县小吏都是通过非科举手段招募的，很多情况这些吏管都是通过“子承父业”的形式延续的，因此也不算国家“公务员”的编制和待遇。
最后，在居丧期间或犯父祖名讳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古代如果父母去世需要守孝三年，居丧期间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
犯父祖名讳的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些名讳多带有当朝皇帝的名讳或是与科举相关的名讳。
实则这一条限制体现出了古代的避讳之嫌。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案例来感受科举的参与限制。
李白身份与科举
李白作为唐代的大诗人，他为什么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呢？
我们以前谈到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总是强调因为他追求个性自由，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
但事实上，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可能与其家庭的特殊性是有关系的。
首先，李白曾在西域生活过，接受过西域的文化影响。
其次，李白一家是脱离土地的流民，尽管李白在四川生活了20余年，但蜀地并非他家祖籍。
再次，李白的家庭既非官宦阶层，也非庄户农民，极有可能是商户，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这封信里面曾经有这么一段说辞：
“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
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
”由此可见所以说李白是个轻财好施的人。
他家既不是官宦世家，又如此富有，其家庭出身十有八九便是商人阶层。
第四，从李白的文学作品看，李白较少写农耕生活而熟悉商人生活（例如《长干行》），若对商贾生活不熟悉是难以写出生动的作品的。
综上，由此可以推断李白出身商户。
李白对于自身的家室讲得并不清楚，也许他自己本身本就不清楚，或者他自己有苦衷不便明说。
因为他的家庭在隋朝末年的时候，可能因犯罪而被贬责到边地。
据说到了神龙元年（705年）时才逃归遣还。
那么他为何逃归遣还呢？
如果是因为遭到隋炀帝的迫害，那么经历了改朝换代，他一定会被平反，不需要逃回来。
所以他之所以要遣还，可能是反了其他的刑事罪。
因此，李白不管他的家族身份背景是商户，还是因为有犯了刑事罪，只要有其中的一条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按照唐朝的规定，李白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所以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追求个性自由而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或许有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李贺避讳与科举
由于避讳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情形，在著名的“短命诗人”李贺身上显得比较明显。
李贺为什么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呢？
因为在乡贡的名单上，有人看到李贺的父亲名叫李晋肃，而“晋”字与“进”（进士）同音，因此李贺不得举为进士。
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各地“乡贡”而来的举子至京师报道，首先需要递交“文解”。
所谓文解，通常指各州府在送奉贡物的同时所进献的章表等文字。
而在科举中，则指各州府发给举子们的荐送证件（类似今天的“推荐表”和证明材料）。
文解一般由举子向尚书省有关机构投递。
在报道时举子还需要呈递“家状”，亦即举子本人的家庭状况表，表内包括了举子的籍贯及祖上三代名讳等。
李贺在当时投递“家状”时需要把父亲的名字李晋肃填上去。
晋肃的晋与进士的进，因为同音的关系，所以有些人就提出了反对，认为李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那么反对者是谁呢？
有人认为是著名的诗人元稹。
唐代康骈的《剧谈录》卷下《元相国谒李贺》章节里面曾经记载过这个故事：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气知重。
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
时元相国稹年老少，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
常愿交结贺。
一日执贽造门，贺揽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
“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
”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
李贺文采斐然而名扬四方，深受韩愈喜爱。
当时明经擢第的元稹希望与李贺结交，然而李贺觉得元稹因明经擢第而拒绝见他，元稹非常惭愧。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所谓明经，类似于现在的古诗词填空，完全看考生的背功如何，相比而言进士科比明经科的质量更高。
……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目，当要路。
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祢讳“进”，不合应进士举。
贺亦以轻薄，时辈所排，遂成轗轲。
文公惜其才，为着《讳辨录》明之。
然竟不成事。
后来元稹飞黄腾达担任要官，正值李贺要考进士，就提出李贺的父亲李晋肃，晋和进谐音，所以李贺不应该参加进士考试。
当年韩愈非常爱惜他的才华，听闻此事后还为李贺写了一篇文章《讳辩录》，说如果因为父名叫李晋肃而导致儿子李贺不能考进士，那么其他人父亲名字叫李仁，仁义的人，他自己就不能做人了吗？
这个辩驳非常有力。
尽管韩愈的文章合情合理，但也无法改变最终的结局。
这个故事后来在宋代的时候，又被王谠收录了《唐语林》，虽然字句上有些变动，但是大体意思差不多且传播很广，由此元稹就留下了为泄私愤而不择手段的小人形象，同时也成为了不让李贺考取进士的罪人。
然而在事实上这个故事记载有很多可疑之处，元稹在人品方面虽然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通过历史依据为元稹作一些辩解。
原因有五：
第一，元稹登明经科时年方十五，正值青春年少，怎么能说是“年老”？
第二，元稹登明经科的时候，李贺才4岁，元稹去拜访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娃娃，显然不合常理。
第三，根据史籍，元稹一生从未当过礼部郎中，倒是担任过祠部郎中，而元稹担任祠部郎中之时已是元和十五年，这时李贺已经去世了，从时间上来说也对不上。
第四，李贺举进士是在元和五年的冬天，此时元稹正被贬谪于江陵府。
一个被贬谪的官员怎么可能去为这事儿跑到京师毁谤李贺？
第五，元稹与韩愈是朋友关系。
根据张固《幽闲鼓吹》的记载：
“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
从辈分来看，李贺如果拜访韩愈，那么也有可能拜访元稹，而元稹没有必要去拜访李贺。
就此说这件事情可能不是真的，而元稹也是被冤枉的。
但是李贺的的确确因为他的父亲名叫李晋肃而导致自己无缘参加进士考试，所以在这个事件中李贺本身也是冤屈的。
这倒是清晰地显示出当时科举的避讳限制。
父亲叫什么名字我能管得着吗？
三行卷与温卷
在唐朝，如果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在参加考试之前一般会采取一个行动——行卷。
因为唐朝科举考试的礼部试的规定还不是非常严谨，它不糊名，因此如果考生考答好考卷，批卷的人是可以看到试卷的答题者的。
所以如果考生之前在民间、士大夫阶层或在主考官员那里声名鼎盛，那么之后当阅卷者看到这位考生的名字时可能会对他有好的印象。
唐朝“知贡举”等主试官员除了详阅试卷之外，还有权参考这些举子平时的作品和才遇来决定是否录取他，所以当时在政治上、文坛上有地位的人，以及那些跟主考官关系比较密切的人都有可能推荐人才并参与决定名单的名次，这叫做“通榜”。
因此那些应试的举人为了增加及第的可能，或是为了争取理想的名次，经常把自己平时写作的诗文再作编辑并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送给那些有地位人物，让他们来推荐自己。
后来这就慢慢形成了一种风尚，称之为“行卷”。
我们今天在生活中通常以“行贿”来描述那些怀着目的给人家送礼的不耻行为，不过在唐代说到给达官显贵送诗文的“行卷”行文，在当时可谓蔚然成风，并无不妥之处。
如果第一次行卷不行，那么考生会隔几天再把这些作品进行投递，这种做法就叫“温卷”。
顾名思义，就是再温习一遍“行卷”的流程。
行卷的内容一般贵精不贵多，少的一卷或几首诗歌就足够了，多的可能连篇累牍。
比如杜牧呈送的行卷诗歌共一卷一百五十首；皮日休更甚，把《皮子文薮》十卷两百多篇作品作为行卷。
在行卷时也讲求方法，一般考生会把最精彩的作品放在行卷的最前面来引起阅卷者的注意。
行卷主要是为了引起有名望之人的关注，但是行卷如果行得不好呢，可能也会适得其反。
在这里有一位考生的行卷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崔颢是唐朝的一位著名诗人，他的《黄鹤楼》诗闻名遐迩，然而当时人们对他的人品口碑不佳。
对于此其实他也比较冤枉，只是因为当时人们的评判标准使然。
在当时人们对崔颢的评价如下：
第一，“行履稍劣”，稍劣的主要表现在于喜欢有些彩头的小游戏（好博）、喜欢饮酒（嗜酒）、以美择妻（娶妻择美）。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三条罪状都是可大可小的。
文人好博嗜酒者在古代数不胜数娶个漂亮的妻子也不至于是罪过。
然而当时人们就因此给崔颢扣上了“文人无行”的大帽子。
在古代，若对一个文人的评价是“文人无行”，那这是一个非常重的、比较恶劣的一个评价了。
当时崔颢在开元十一年（723年）中进士之前也进行过行卷，行卷时献上的诗歌第一首是《王家少妇》：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
自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
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
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
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李邕看了这首诗后，当场就斥“小儿无礼”，原因在于首句就提“十五嫁王昌”。
最终崔颢的行卷以失败告终失败。
所以行卷有风险，投递须谨慎！
不过行卷成功者终究是多数，其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就是朱庆馀的行卷诗。
朱庆馀于宝历二年（826年）考中进士，在科考前曾经写过一首诗歌《闺意献张水部》作为参加进士考试的通榜。
张水部就是著名的诗人张籍，而且张籍跟当年的主考官韩愈还是好朋友，所以朱庆馀就写了这首诗进行通榜，旁敲侧击以求得增加中进士的机会。
这首诗歌很有意思：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歌就是写闺意，就是写唐朝的一个婚俗场面。
如果仅仅从字面意思上看，这首诗歌就写得很不错。
特别是“低声问”三个字，把新嫁娘的自矜妩媚和谨小慎微刻画得非常细致。
洞房昨晚红烛高烧，红烛并没有吹灭。
因为新嫁娘知道，到了第二天早上要去堂前拜见公婆，所以今天晚上她就连夜在化妆，化妆化好了就低声问自己的丈夫说：
“你看我的眉毛化得时尚吗，会不会讨得公婆的喜欢？
”这话只能低声去问，因为新嫁娘担心如果她高声问会被公婆听到，那公婆会怀疑自己的热媳妇是不是要刻意迎合？
仅仅从婚俗场面的角度来考察，这首诗歌就写得非常的有意思。
事实上这首诗歌它还有一个背后的意思——朱庆馀把自己比作新嫁娘，把张籍比作夫婿，而把今年的主考官比作舅姑：
我马上要拜见主考官（舅姑）参加科举考试了，我不知道我的文章写得怎么样？
所以我就问问张籍（丈夫），我的文章和诗歌是否符合今年的考试要求？
据说张籍读了之后大为赞赏，给他回了一首诗：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唐张籍《酬朱庆馀》
在这首诗中，诗人将朱庆馀比作一位采菱姑娘，相貌既美，歌喉又好，因此，必然受到人们的赞赏，暗示他不必为这次考试担心。
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行卷诗歌，而果不出所料，朱庆馀通过自己的真才实学和优秀的行卷轻松摘得进士的荣誉。
四省第诗与及第诗
等行卷这一准备工作做好后，考生接下来面对的就是真正的科举考试。
按照唐朝的科举制度，各州县选拔士子选贡京师，于尚书省举行，并由礼部主持的进士考试，叫做“省试”，因为参加尚书省的考试也叫“会试”。
考试时所写的诗歌是“试帖诗”。
试贴诗一般是五言六韵，并且有严格的格律规定，所以这类诗很难写好。
但是总有一些人善于“戴着镣铐跳舞”，其中在如此繁多的省试诗中最精彩的，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试贴诗，是天宝十年（751年）钱起参加进士考试所写的《省试湘灵鼓瑟》：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这首诗的最后两句言外之意非常深刻，中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曾经在《谈“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里评价这两句“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
“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这是从艺术哲学的角度所作的理解，所以最终归结为“永恒”：
青山永在，瑟声永在，湘水永在。
钱起能在考场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要求内写出如此出众的诗歌，实为难得！
省试结束后还有殿试，殿试需要考生在金銮殿上接受皇帝的亲自面试。
录取分为三甲：
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有若干名，并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
其中二、三甲的第一名皆称为传胪，一、二、三甲统称为进士。
得到进士出身在中国古代就算作高中了，获得进士称号的人会在朝廷里面安排相应的职位。
考中进士，金榜题名乃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喜事！
孟郊四十六岁时才中进士，在中进士之后写了一首诗《登科后》，把自己的得意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大家耳熟能详：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想想也不容易：
孟郊四十六岁才考中进士，想必在这之前他肯定考过许多次了。
最终终于考上了，怎么不春风得意啊？
考中进士是件好事，所以难免要炫耀一下，亦是人之常情。
有一位考生名叫章孝标，他在元和十四年（819年）的时候考中进士。
中举之后，写了一首诗歌寄给他的朋友——此时担任淮南相的李绅（《悯农》作者）。
诗中充满着中举后的得意之情：
及第全胜十政官，金鞍镀了出长安。
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
——唐章效标《及第后寄广陵故人》
李绅看到章孝标的来信，也回了一首诗，但是诗中却充满着讽刺：
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
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
——唐李绅《答章孝标》
章孝标在之前诗中提到“金鞍镀了出长安”，意思是说我章孝标考中进士之后就等于给自己镀了一层金。
李绅于是在诗中讽刺道，只有假金才会用真金把它镀起来，如果你章孝标是真金的话根本就不需要镀。
你在长安待了十年才中进士，何必那么洋洋得意呢？
我们今天有一个词语叫“镀金”，“镀金”一词就出自于此。
今天看来文人之间的拌嘴十分有趣：
人家章孝标考中进士嘚瑟一下，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李绅却好好地把他嘲讽了一番。
晚唐的杜牧在考中进士后也写了首诗——《及第后寄长安故人》。
杜牧在洛阳中举，心情舒畅，藉此寄诗给远在长安的故人。
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
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在洛阳高中进士。
当年中进士者共33人。
尽管这个数量相对成千上万的赶考者而言是凤毛麟角，但在当时这一年的中举数还是偏高的。
唐朝前期及第人数一般是17到19名，中唐以后才上升到30名左右。
据统计唐朝290多年间，进士总共有6427人，平均下来每年是22人，人数很少。
因此考中进士后便能一朝成名天下知。
正如张籍所言：
东风节气近清明,车马争来满禁城。
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万里尽传名。
——唐张籍《喜王起侍郎放榜》
这一年的春天是属于杜牧的。
他正月参加考试，二月登第，闰三月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第四等及第，随即授官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
此正是春风得意也！
按照惯例，新科进士会被皇帝赐予前往曲江赏游，因此曲江是非常热闹的场所。
尤其在暖春之时，曲江边通常是摩肩接踵。
当时姚合曾经大发感慨：
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
欲待无人连夜看,黄昏树树满尘埃。
——唐姚合《杏园》
要想到曲江从容赏花，非得到日薄西山的时候才行。
不过到了那个时候，花儿都已经被看了一天，精神已萎靡不振了，色彩也暗淡了。
可见曲江当时非常热闹，人流如织。
其实进士就二三十个人，那为什么人会那么多呢？
因为大家都想在第一时间目睹进士的容貌，甚至有达官显贵希望能把新科进士招赘过来。
在唐朝，高中进士，金榜题名，万人空巷。
进士们接受众人的祝贺羡慕，真乃人生得意的事！
五文人入幕的原因
在唐朝，即便考中进士后想要当大官，有时也遥不可及。
因此除了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入朝为官之外，文人也会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尝试——入幕，这是许多文人可能会走的道路。
入幕亦即进入幕府，虽然进入幕府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是能入幕也是一件喜事，至少入幕意味着以后可能获得升迁。
若要了解文人入幕，首先得了解一下“方镇”。
方镇是指掌握兵权、镇守一方的军事长官。
唐代的“方镇”一般是指节度使、观察使等等。
唐代的方镇制度以安史之乱为界，前后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安史之乱前，所谓节度使一般都是在边疆地区，内地是没有的，但是安史之乱给唐王朝的统治者非常深刻的教训，所以节度使由边防发展到内地，并且以内地为主。
节帅由也由武人充任慢慢地变为由文人来充当，并且以文人为主。
因为文人不会习武用兵，充当主帅对最高统治者的威胁会小一些。
由外至内，由武至文，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些方镇下面一般都有幕府，因此渐渐会形成一套幕府制度。
唐代因为有幕府制度，所以文士在仕宦的道路上可以分流。
那些高中进士的在上之人可以在朝为官，仕途亨通，而那些在下的人可以受辟入幕，俟机入朝，曲线达到最终目的。
因此幕府制度对文士的分流作用很明显。
而文人入幕多数经由这么一个过程：
科举及第只是第一步，服务方镇、入幕是第二步，最终是为了入朝为官。
从这个意义上幕府为文人的入朝升迁提供了重要的一条途径。
文人进入幕府主要要考量两个因素：
仕进与生计。
首先考虑我如果进入你的幕府，是否有利于我以后进入上层？
其次考虑我进入你的幕府，是否会改善我的生活？
毫无疑问文士首先选择的对象是所谓的盛府。
所谓的盛府是指府主贤，宾客精，声势大的幕府。
使府的僚佐一般有文武两大系统，其中文职系统主要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支使等职务可供这些文人担任。
唐代文人的入幕我其实是有规可循的。
首先，文士入幕在安史之乱前后有较大的变化，盛唐入幕人数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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