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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博客经典文章集
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近来中国的媒体在讨论一个在世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即“摔倒老人，要不要扶？
”对数千年之前的孟子而言，“幼童要掉到井里，要不要拉一把？
”这是一个不用提的问题，或者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很多行为和动作，出自人类的恻隐之心或者本能，根本不用作任何理性的思考。
因此，幼童落井要拉一把，老人摔倒要扶一把，都是不需要人类费理性来思考的问题，恻隐之心和本能的驱动足矣！
科学家更发现，类似的恻隐之心和本能，甚至存在于动物群体之中。
很多动物群体对环境都已经发展出群体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本能，互助互救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本能。
为什么中国社会要讨论这样一个本来根本不用讨论，或者不是问题的问题？
原因极其简单，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社会变得如此复杂，而必须诉诸于人类理性了。
这些年来，很多案件的发生，例如南京的“彭宇案”和天津的“许云鹤案”，不管其背后的故事如何，都似乎和人类的本能反应相对立。
媒体上充斥着很多匪夷所思的标题，例如“十九岁大学生扶起倒地老人，法院判赔7万多元”、“老人摔破头围观群众无人扶，家属表示理解”、“孩子路见倒地老人上前帮助，被家长嘲讽训斥”、“解放军士兵扶昏倒老人被迫赔三千，部队找证人讨回公道”，等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老人倒地就没有人扶了。
我们可以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扶倒地老人的。
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只能表明这个社会的道德出了大问题。
“恻隐之心”是人类道德最本能的方面，连这个都被怀疑，都被摧毁了，这个社会还没有问题吗？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
中国社会怎么了？
这倒是一个需要人们理性思考的问题。
中国文明长达数千年不中断。
中国历来视自己为一个道德的国度，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么看待中国的。
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演变成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社会呢？
如同一个社会道德的形成，有其不同的并且是复杂的原因，社会道德的衰落也如此。
就中国文明来说，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对商业文明负面影响缺免疫力
首先，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传统道德的衰落具有其必然性。
中国数千年里一直是农业文明，从来就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洗礼。
儒家道德可以说是农业文明的精神结晶，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就是“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秩序，从商者被排在最后，最不重要。
其它方面的制度设计，也是为这个等级秩序服务的。
在历史上，尽管不同朝代对商业具有不同的态度，一些朝代敌视和排斥商业，而另一些则比较能够容纳和重视商业，但商人在儒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变化过。
商业社会对道德的负面影响甚至冲击是必然的，但中国统治者使用的是排斥商业的做法。
这种政策在遏制商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传统文明没有能力容纳和接受商业文明。
商业文明一旦来临，传统文明对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任何免疫力。
这里，如果和西方作一比较会看得比较清楚。
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商业文明的产物。
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商业阶层崛起在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废墟上。
随着商业文明的崛起，封建价值观很快衰落。
商业文明要求对事物具有一种世俗的态度，于是宗教改革成为必要。
宗教改革符合商业社会的需要，使得宗教能够容纳商业精神。
但同时改革之后的宗教，也为商业社会塑造了一种新的道德价值体系。
西方宗教改革和转型，因此和商业文明的兴起分不开。
基督教转型得最为成功。
韦伯的着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论述这种情况的。
改革后的宗教，在接受商业行为的同时，也约束着信仰者的商业行为。
尽管商业行为、盈利和挣钱都被合理化，但挣钱本身仅仅只是工具，而非目的。
商业行为和挣钱的最终目的，还是救渎人本身的灵魂。
另外一大宗教伊斯兰教的转型，并不像基督教那样顺利。
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直到现在不仅没有有效转型以容纳商业社会，反而有更为传统化的趋向，和商业社会和世俗行为表现为深刻的矛盾。
新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
中国传统道德现在受迅速崛起的商业文明的影响，传统道德体系的解体之迅速令人吃惊。
这里不得不提到当代商业文明之前的几乎长达世纪之久的政治冲击。
从清末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产生于欧洲的近代国家所打败。
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诸于传统道德或者文化。
因此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之前，儒家传统道德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冲击。
近代以来，长期的革命和战争也使得道德的确立成为不可能，因为革命和战争就是要推翻旧秩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人们才觉得确立新道德的需要。
不过，当时中国的做法，是以意识形态替代了道德，依靠宗教化了的世俗意识形态，对干部官员和普通老百姓的行为构成制约。
革命和持续的政治运动摧毁了传统道德，而宗教化的意识形态一旦消失，社会便无道德可言。
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状况。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无能确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
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除了宗教改革的作用，政治也扮演了很大的作用。
并且随着世俗化的深入，政治在道德重建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政治的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是法治建设，第二是自律社会的形成。
今天，人们可以从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或者《法的精神》）中体会到，当时西方社会把法治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何种地步。
世俗化意味着人们日渐脱离宗教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变得重要起来。
从前是宗教扬善抑恶，现在法律取代了宗教的位置。
而法律是通过政治过程形成的，用来调节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
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并不仅仅是那些写在纸上的条规，而是一种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深入人心的“精神”。
如果法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那么自下而上的自律社会的形成，对道德的形成和成长同样重要。
实际上，道德无非是社会成员中间自觉形成的行为规范，也同样通过社会的压力机制而发生作用。
要形成社会自律，社会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一个不受政治干预的空间。
西方社会一直强调社会力量，从早期的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即“市民社会”）到现代的非政府组织，都是社会力量的载体。
受保护的社会才能产生道德自律
西方道德力量的强大并不在于政府的推动，而在于社会力量的强大。
实际上，在西方，一直是社会力量在推动政治和政府的道德化，而不是相反。
也应当指出的是，政治在保护社会过程中的作用。
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方面的社会主义，或者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制度，是保护社会的制度保障。
而这些制度的确立，都是通过政治过程达成的。
这些社会制度的意义在于，社会成员只有在获取了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后，道德概念才会得到强化，即所谓的“衣食足而知荣辱”。
西方近现代道德的发展，对中国来说应当有比照意义。
作为世俗文明，历史上宗教只在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即各种类型的宗教团体）中发生作用，但在中国总体道德建设过程中，历来就没有占据主要地位。
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破坏了传统道德，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又没有尽到重建道德的作用。
首先是没有花大力气进行法治建设。
中国尽管也一直在强调法制和法治，但法制和法治的现状很难使人相信其有助于道德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法制不但没有“扬善抑恶”，却是在实际生活中起到了“扬恶抑善”的作用。
本文开头所讲的“扶起摔倒的老人受到法律惩罚”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法治没有进展，除了日常人们讨论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法律领域，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
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社会领域是很显然的，例如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等，但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是新自由主义对法律领域的影响。
在很长时间里，立法的主导原则就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劳动生产力，而社会正义和公平则被忽视。
到现在，整个法律领域可以说是金钱主导一切，变相的GDP主义也在法律界盛行。
例如中国的大部分律师，都想从事经济法或者与此有关的法律活动，不想甚至回避刑法和民事，除了政治原因之外，金钱观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以钱为本必然导致法律界的全面腐败。
实际上，中国的司法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一个应当以保障社会正义为目标的制度体系如此腐败，社会正义必然荡然无存。
法律沦为权力与金钱的工具
很显然，中国的法律面临政治和金钱的双重压力。
结果怎样呢？
法律只是工具，要不成为政治的工具，要不成为金钱的工具。
中国只有法律的条规，而没有“法意”，法的精神。
西方意义上的“法律秩序”（lawandorder）在中国并不存在。
当法律成为权力或者物质利益的工具时，谁来保证“善”的行为？
又有谁来惩罚“恶”的行为呢？
社会空间的缺失也使得道德无处生存。
在数千年的儒家文明里，王权尽管在理论上专制，但往往是“统而不治”。
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
在社会底层，乡规民约调节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各个行业也有自己的行为规则。
在当今社会，这样的传统道德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新的社会道德体系就不能产生了。
没有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社会没有自治的空间。
长历史时期的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已经把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
而确立政权之后，又没有去政治化的过程；相反，政治因素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
社会“被控制”和“被管理”的状况，表明社会本身缺少空间。
缺少空间就决定了社会群体很难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制度，从而也很难形成社会成员的自觉和自律。
换句话说，任何自下而上的道德找不到社会空间。
如果法律要保障的是合乎人类道德观念的秩序，那么社会道德要调节的是社会群体之间，或者社会个人之间的互动和行为模式。
既然社会道德难以形成，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之间的交往，就表现为赤裸裸的物质利益或者权力行为。
道德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内核，其它方方面面的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都是这个道德内核的外延。
中国现在面临传统道德解体而新道德建立不起来的危机，这也是中国文明的危机。
如果商业文明不可避免，那么就要重建一个能够容纳商业文明，但又能遏制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的新道德体系。
世界历史表明，道德的重建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主观努力的结果。
如果新道德体系不能得到确立，无论怎样强大的经济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国文明的复兴。
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困境
世界经济怎么了？
中美关系和亚洲集体安全的未来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困境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未来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地方动力和社..中国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改革社会抗议运动：
西方与中国在“知”和“行”之间：
智库的角色
近年来，从朝鲜半岛核危机到南中国海问题的种种迹象表明，亚洲的集体安全体系问题必须提高到亚洲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为什么要讨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区域内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体系。
缺少这样一个体系已经产生了很多问题，经常导致这个区域的不安全的状态。
在亚洲区域内，已经有各种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例如东盟（亚细安）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对话、东盟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和东北亚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对话。
围绕着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也是一种准安全机制。
当然，最主要的是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美韩安全同盟。
不过，所有这些次区域安全机制并不构成亚洲安全体系。
相反，这些次区域机制往往在制造着不安全。
概括地说，这些次区域机制呈现出几个显着的特点。
第一，这些机制并不涵盖整个亚洲（甚至东亚），是很不全面的。
亚洲还没有一个涵盖所有国家的安全机制，更不用说是体系了。
很显然，在亚洲，任何一个不能把美国和中国包括在内的安全机制都不能算是安全体系。
或者说，任何一个排除美国或者中国的安全体系，其最终的结果不会是安全，而是不安全。
第二，这些机制大多是消极反应性的，例如六方会谈，就是为了回应北朝鲜核危机而产生的，就是说它是对付“不安全”的产物。
因为其原初动机的制约，这类机制很难在积极意义上获得区域安全。
或者说，它是为了避免“不安全”状况，而不是为了安全。
第三，一些貌似涉及到安全的机制没有任何有效的约束力，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例如，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
第四，次区域安全机制具有针对性目标，就是说一个安全机制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这种自身的安全是意在通过遏制另一个特定国家的挑战而达成的。
这尤其表现在美国所确立的诸多安全机制上，如美日安全同盟。
它们是冷战的产物。
冷战结束后，这些安全机制以制约中国为目标而得到强化。
很显然，这类机制所导致的是更多的不安全，而非安全。
缺少机制使得“安全困境”恶化
亚洲的这种局面已经恶化了国际关系文献中人们通常所说的“安全困境”，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自私安全行为，导致了另一个国家的更大的不安全。
具体地说，这个安全困境表现在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可相对区分开来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中美两国关系，即两国之间存在着的安全利益的冲突。
第二个层面是小国和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
面对中美两大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如何，小国存有深度的不安全感。
本栏聚焦于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困境问题。
第二层面的问题另文讨论。
任何两个大国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处理，但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不好相处。
很简单，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而另一个是明显相对衰落中的大国。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外界所说的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中国自己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对亚洲安全的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
这是西方所有国际关系教科书上的观点，也是人们坚信不疑的观点。
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对其现在所处的国际地位不满，必然挑战现存秩序，挑战现存霸权，从而会最终导致不安全、冲突乃至战争。
但是经验告诉人们，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对亚洲区域安全的主要挑战不仅可能来自于崛起中的大国，即中国，而且更能来自于一个衰落中的大国，即美国。
过去3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表明，较之衰落中的大国，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比较有信心，更能够理性从而和平地解决问题。
这些年来，中国的国际行为体现出几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文明类型的国家。
数千年的历史，使得中国的主要决策者具备了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他们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
理性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很重要。
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国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
例如，中国对处理国际问题，甚至和自己有关的国际问题，往往比较慢，显得不慌不忙。
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中，边做边想，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相信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
这有些类似于中医所说的道理。
因此，中国所使用的方式往往比较温和。
与之相比较，美国更能够追求眼前利益。
美国的国际行为往往表现为西医的“外科手术”方式，追求的是效率和效用。
又如，中国并没有刻意要和美国争做大国。
尽管中国也有少数一些人抱有争霸的心理，但作为国家，中国整体上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
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告诉人们，如果中国要成为大国，那只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而非人为的努力。
中国的古典《易经》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事情是不变的；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没有恒定的事物；只有“变”的道理本身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正如一个大国的衰落不可避免一样，一个大国的崛起也是不可阻挡的。
人为的因素可以发生作用，但极其有限。
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势”，即客观规律。
在和美国的关系中，中国避免了苏联的选择。
苏联选择了和美国争霸，而中国则不仅选择了不和美国争霸，而且选择了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接轨。
这个选择当然是中国决策者所作的，而之所以能够作此选择是背后的中国文化因素。
中国文化决定其外交行为
第二，中国文化也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大都是反应性的。
中国缺乏主动的外交战略，整个外交系统都在反应性地运作，每天对国际事务作出“救火”式的反应。
这种方式遭致了很多批评，认为有损于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事务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不过，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种反应性外交可能是个客观的存在。
当然，反应性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能力来解决国际问题。
这些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际能力的增加。
无论在国际组织、区域多边组织还是双边关系上，很难低估中国所发生的作用。
外交的“反应性”也体现在中国的国防安全观上。
中国强调国防的防御性，而非进攻性。
中国只有当了解到其他国家会以何种方式、使用何种武器来威胁自己的时候，才会去发展某种武器，制定某种军事战略。
中国很少有主动的，类似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
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很难有这些方面的创新。
因此，在没有明显的外在的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一般都是以自己的步伐、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国防现代化。
这和苏联不同，也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
所有这些国家，当时都出现了“争霸”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计划。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异常的消化问题的能力。
这么多年，尽管中国国内问题很多，危机不断，但都能加以一一克服。
如果不牵涉到任何制度，大国对问题的消化能力本来就比小国要强得多。
加上制度因素，中国消化问题的能力远比其它国家强。
在一些方面，甚至较美国强。
不用说国内各种问题（例如社会抗议、少数民族问题等等），在国际事务上也是这样。
在克服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方面，中国显现出了强大的国家能力。
如果说中国因为其不可被阻止的崛起而自信，那么美国则是因为其不可阻止的衰落而显得信心不足。
和中国相比较，美国很多方面在朝着和中国相反的方向在发展。
第一，较之中国，美国的国际关系缺少大历史观。
美国比较侧重于眼前利益，而较少顾及到长远利益。
美国的政治体制的特点更强化了这一点。
美国是多党政治，而政党又是各种利益的聚合。
美国的决策过程也是利益分配过程，包括外交政策。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美国追求的是短期利益，美国总能把其“国家利益”最大化。
每时每刻把眼前利益最大化就构成了美国的长远利益。
这一点也是中国很多学者批评中国的地方，认为中国缺失“国家利益”观念。
美国信心不足反应过度
第二，较之中国，美国外交呈现主动性，尤其是针对中国。
美国现在是唯一的一个霸权。
要维持霸权，美国恐惧于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
防止中国的挑战似乎已经成为美国的头等要务，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尽管中国的外交都带有回应性，但中国做什么都很容易被美国解读成是对美国的挑战。
美国因此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其主动性来应付中国的崛起。
当然，美国简单的地缘政治也促成美国可以这样做。
中国地缘政治很复杂，被周边数十个国家所包围。
但处于北美，美国只有两个周边国家，并且这两个国家是高度依附于美国的。
美国的这种天然安全环境，使得其可以有充分的自由把其战略重点放在北美以外的国际空间，尤其是亚洲。
第三，尽管美国有这么好的安全环境，但是美国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
很简单，这些年来的经验表明，美国的衰落势头似乎很难遏制。
美国1890年代就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只有到了一战期间美国才开始卷入世界事务，逐渐成为世界大国。
美国成为世界大国几乎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
当时作为世界体系领袖的欧洲遇到了很多麻烦，欧洲有求于美国，主动邀请美国成为世界领袖。
二战结束后成为世界大国，但只是领导半个地球，即西方世界。
冷战结束，美国的霸权到达了顶峰。
但也就是这个时候，美国开始走下坡路。
美国一霸独大，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这也适用于国际政治。
美国霸权开始犯连续的错误。
美国犯错误是大国的本质所决定的，并非是任何一个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
美国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决定于美国所处的霸权地位。
无论从国内发展还是外交事务，美国已经遇到极大的麻烦。
在国际事务方面，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推行民主，都遇到了挫折。
在国内，持续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及其政府无能应付这些危机，严重打击着美国的信心。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问题，两党政治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
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只能看着危机产生负面的影响而无能为力。
尽管美国还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信心不如从前。
在没有充分信心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所使用的大都是一些“消极”的做法，即处处把中国看成是其对手甚至是敌人，也处处防备中国。
这尤其表现在安全方面。
美国的做法有几种。
一是强化传统的联盟，例如美日、美韩的关系。
美国不仅没有根据新形势来调整始于冷战的同盟政策，反而寻找各种新因素来强化这个同盟。
美日、美韩的同盟近年来因为北朝鲜问题而得到强化，并且有向美、日、韩同盟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近年来，因为南中国海问题，美国也在加强所谓的“亚洲小北约”的建设，强化美、日、澳等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在针对中国这方面，美国可以说一直在寻找一切尽可能的方法，包括和印度的关系，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等等，尽管在一些时候，美国的做法可能表现为一厢情愿。
但很显然，美国的这些“消极”的做法，不是在增加亚洲的安全感，而是使得亚洲越来越不安全。
很简单，美国的做法促使中国异常的警惕，不得不做出反应，甚至是激烈的反应。
而中国的反应又促使着美国行动的升级。
这会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过程，也就是典型的安全困境。
中美关系和亚洲集体安全的未来
世界经济怎么了？
中美关系和亚洲集体安全的未来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困境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未来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地方动力和社..中国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改革社会抗议运动：
西方与中国在“知”和“行”之间：
智库的角色
本栏上周讨论了中美关系和亚洲的安全困境问题。
但亚洲的安全困境，除了中美关系，更要把小国（或者较小国家）考量在内。
在任何地方，小国家需要多边主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较之大国，小国的选择比较少。
小国的各方面的需要，包括主权国家和安全和发展，都要求和大国处理好关系。
因此，无论是东北亚国家还是东南亚国家，他们的选择是，继续和美国发展战略关系，但同时也和中国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
对小国来说，战略和经济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
在和中、美两大国的关系上，亚洲小国家也面临困境。
如果这两大国发生冲突，甚至是战争，那么情况就会很糟糕，因为这表明，这些国家就会被迫选择一方。
选择中国，就要牺牲和美国的战略利益；选择美国，就会牺牲和中国的经济利益。
很显然，这个选择非常困难。
但另一方面，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形成了前些年所谓的G2结构，或者“中美国”，两国紧密合作，不让小国参与其中，那么小国家的国际空间也会遽然缩小。
如果什么事情都由中美两大国决定，那么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所以，无论从中美双边关系还是小国家的自身利益来看，小国家都会选择多边安全关系。
对小国家来说，多边关系至少有几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美两大国的行为。
大国不仅仅追求物质利益，也追求声望、信用等非物质利益。
在多边关系之内，中美两大国都要顾及声望问题。
其次，多边主义有利于小国家参与国际和区域事务，或者说，多边主义是小国家参与国际和区域事务的有效手段。
东盟（亚细安）一些小国家也正是这样做的。
一般认为，东盟国家采用的是平衡（balancing）战略，就是说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一平衡作用。
但实际上，东盟的战略正在努力超越这种简单的平衡战略。
东盟为了自身的利益，曾经努力阻止其他大国的介入，来保证区域内的和平与稳定。
但现在正在转型成为大国互动的平台，东盟尽最大的努力在促成大国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同时，实现本身的参与。
不过，东盟是否能保障大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就是说，作为一个大国互动平台，东盟要转型成为亚洲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
安全困境困扰着整个亚洲。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维持亚洲安全方面不可避免地要扮演一个关键角色。
美国作为唯一霸权的行为逻辑已经比较清楚，即在很不自信地预防着中国的挑战，无论是实在的还是假设的。
另一方面，中国则比较小心地维持着和美国的“和平”关系。
在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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