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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因此历史人物研究便自然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之一。
在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中，数量最大、突破也最大的当数历史人物研究。
全面评述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成就，断非笔者所能胜任，本文拟在尽力照顾各个方面的同时，仅就个人能力所及，有所选择地略加评述，挂一漏万，势所难免。
如同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一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在过去50年间一百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变动而发展，大体说来可分为1949年至1976年、1977年至1989年、1990年至1999年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一、价值体系的重建与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学的其他领域一样，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支配地位，建立了新的价值评估体系。
在此价值体系下，旧史学盛行的以帝王将相为上体的英雄史观遭到否定和摒弃，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首先，代表社会历史前进方向的人民群众的活动和作用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如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以及东南沿海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变”、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工农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支前运动等等，都成了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对象，一部中国近代史已不再是单纯统治阶级的历史。
其次，推翻了旧史学强加在农民起义领袖，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乃至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头上的所谓“贼寇”、“匪首”之类的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
他们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压迫的光辉业绩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他们为挽救民族危亡和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献身精神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赞扬，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了。
然而由于人们刚刚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形而上学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在所难免。
许多研究者虽然在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但似乎依然重复着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进行的工作，所要论证的依然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于那些统治阶级中的历史人物，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没有及时转变到研究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经验教训方面来。
这从当时一些主要成果的研究范围和重点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
1949―1965年间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那些“正面”的历史人物，如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太平大国运动中的洪秀全、洪仁？
，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维新派，辛亥革命中的革命派，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等等，而对于历史上的那些“反面”人物，诸如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道光帝、西太后、光绪帝以及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蒋介石，以及那些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历史人物，除了一些批判性的、宣传性的小册子外，相对说来缺少具有学术理性的研究著作。
据不完全的统计，1949―1965年间撰写的林则徐以及与林则徐相关的传记性著作有12种，而同时期关于曾国藩的只有一种，还是范文澜在1949年之前写作，1951年修订重印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1）由此可以概见此时期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趋势与倾向之一斑。
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学界对历代农民起义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主要人物尤其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等更是歌颂的主要对象。
相对于太平大国、辛亥革命的历史人物来说，洋务运动的历史人物研究在50―60年代是比较寂寞的，因为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洋务运动基本持否定的态度。
洋务派实业家和思想家在1949年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很少有人专门从事研究，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65年间发表关于马建忠的论文3篇，王韬的4篇，冯桂芬的14篇，陈炽的l篇，郑观应的9篇，而同时叫关于石达开的有25篇，秋瑾的43篇，关于洪秀全、李秀成、孙中山等人的研究论文则都在数百篇。
（2）由此可见当时的研究重点之所在。
关于清政府的历史人物尤其是曾国藩的研究不仅成果甚少，而且结论也欠公允。
曾国藩的研究以范义澜的成果最为著名，但他简单地将曾国藩界定为单一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明显具有借古讽今，影射蒋介石集团对内独裁专制，对外投降卖国的意思，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著，不如说是一篇政治宣言。
从学术的立场观察，这篇文章的某些结论也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
比如著者反复强调曾国藩服务于清廷，断定他是“出卖民族的汉奸”，这种观点已远远超出时代要求的范围，具有苛求古人的倾向。
范文澜说：
“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
”（3）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成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一部满汉斗争史。
这时期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实际成果虽说不算太多，但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探讨却有很大的进展。
广大史学工作者甚至包括那些久已成名的史学家都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总原则。
但是对于评价历史人物是否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的共同标准，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必先设定一些固定的限制或者硬拟定出一个适用于万世不变的公式性的标准。
任何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是异常复杂的，想以一个固定的公式来加以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不能允许的，事实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4）这种观点虽然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显然不期望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教条来运用。
也有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有统一的、固定的共同标准，而不能随着政治需要而随意变换标准。
表扬或批评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些历史人物的某些方面，这和当前的政治任务是相关的，但是各个历史人物所应得的评价决不会随着政治任务的变化而变化。
那种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说好说坏只是由于某种政治需要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5）
与当时政治生活中一以阶级分析作为万能工具相对应，学术界在讨论怎样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自然要受这种观点的影响。
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
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该而且必须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
有的学者认为，判断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出身、家庭无疑是应该着重考察的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的或者说决定一切的方面。
阶级分析不是唯成份论，不能以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否则，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
（6）
就理论而言，人们都承认历史人物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研究中究竟如何看待和分析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只有把历史人物的活动放到全部历史发展的进程里考察，不仅跟前代比，也要跟后代比，才能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
判断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一般是指历史人物提供了前辈们所没有提供的东西；而分析其局限性，则一般是指历史人物没有做到他们的后辈所能够做到的事情。
指出某些历史人物的活动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实际上是已经站在较高的境界来评价那些前辈的活动的不足和局限性。
因此，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的局限和不足，又必须和他们的后辈所提供的新的东西进行比较，否则便很难看明白他们的贡献和不足。
在怎样处理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与他们个人的道德品质、政治操守以及私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出发，而不应该从私生活方面出发，也就是应以政治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尺度。
个人生活、作风等问题虽然对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次要的、个别的，不是评价他们历史功绩的唯一标准。
还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当然应该以他们的政治实践为价值尺度，但是这并不排斥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个性的估计。
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个性是从属性的东西，必须结合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阶级性来进行考察。
当然也应该注意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
（7）
“文革”前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际评价，都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只是到了“文革”十年，才完全走上了以政治为中心，与学术全然无关的歧途。
二、从拨乱反正到初步繁荣
1976年“文革”结束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学者们突破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的束缚，开始纠正形而上学和教条化、简单化的偏向，力求用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历史人物，学术空气日趋活跃，研究工作不断有新的进展、成果也开始增多。
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问题，是历史人物研究的指南。
因此，史学界在批判“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同时，迅即在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问题上再次展开争鸣。
鉴于“文革”的教训，史学界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进行了反思，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属性的分析是完全必要的，但以往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往往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倾向，更多地是用贴阶级标签的简单办法代替具体而深入的阶级分析，其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一是把历史人物的阶级性与历史性的分析对立起来，实际上形成了“以瑜掩瑕”或“以瑕掩瑜”的现象，从而把历史人物的评价推向两个极端；二是把阶级分析简单化，这主要表现为忽视对中间阶层、集团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的史学方法与史学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在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有的研究者主张在研究历史人物时，不仅要注意分析他们成长的时代和各种政治条件，研究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所做的大事，而且还应当注意运用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是有意义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诸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的理论等等，来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个人性格、威信、心理、个人素质等等。
因为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物的个人性格这一个别原因往往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个人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局部地改变历史发展的面目。
（8）有的研究者提出，应当具体地剖析历史人物个人生活特点和品质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影响。
这是因为，历史人物的思想、观点可以对历史进程发生重大的作用；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能力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一个因素；他们的威望在历史进程中也会起到某些微妙的作用；甚至历史人物的年龄变化、心理特征，以及其他诸如疾病等因素也都可能成为改变历史某个面貌的某些因素。
（9）有的研究者说得更明白，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
一个人的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等。
（10）
有的学者提出研究历史人物应当重视历史人物发展成长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不是笼统地谈论历史人物有几分好、几分坏，而应就历史人物一生大节，根据其历史活动的不同性质，分为不同阶段，结合该人所处的历史大势及具体时间、地点、条件等，逐段去评论其功过是非。
（11）每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多么伟大，其思想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都应该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研究历史人物，就应当把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一些，才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实际。
（12）
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的中国历史学界，在谈到历史的动力问题时，基本上都遵循斯大林的说法，以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到了80年代初期，黎澍对这种传统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提的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显然认为所有的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且每次强调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历史”。
在黎澍看来，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由，无非是说“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另一个理由是“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根据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源泉。
黎澍认为，前一说不确切，后一说依然根据不足，逻辑也成问题。
这样论证实际是把源泉看作创造，代替精神财富的创造。
从而否定了一切高级的科学文化艺术作品的真正创造者――科学家、思想家、文艺家的贡献。
在黎澍看来，如果一般地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似乎所有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当主角，显然与事实不符。
研究政治史、军事史、教育史、艺术史、宗教史等，是不能离开帝王将相和剥削阶级的上层历史人物的活动的。
他们高明的或愚蠢的决策，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行动，推动或者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等等，在不同的领域内，下同的历史人物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所以不能说所有历史全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事实上，在历史上劳动群众是作为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者而活动的，他们总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只有大规模反抗残暴统治的斗争高涨的时候，劳动群众才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黎澍的这种看法显然有助于对历史上统治阶级中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的公正性。
由于逐步克服了以阶级斗争作为研究历史人物的唯一主线的缺陷。
新时期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如关于太平天国领导人物的研究，人们已不再用僵化的理论一味地颂扬，而是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肯定太平天国革命性的同时，也看到其历史的。
阶级的局限。
对于1856年发生的“天京事变”，人们不再把它归之于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是钻进农民起义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或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从社会经济基础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方面来加以分析，阐明了由于太平天国政权的逐渐封建化和伴随着这种封建化而来的思想蜕化，导致了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内讧。
对于石达开、李秀成，也不再简单地扣上叛徒的帽子了事，而是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分析。
“文革”之后十几年间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主要特色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许多过去不被人们注意和研究的历史人物，在这十几年内都开始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
如对鸦片战争前后历史人物的研究，过去几乎一直局限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少数人，而在这十几年间，研究者的视野已开始注意到姚莹、道光皇帝、琦善等人的活动。
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的历史人物评价在这些年也开始有所变化，对刘永福、刘铭传、刘步蟾、丁汝昌等人开始出现颇有新意的研究。
至8O年代中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乃至林纾、辜鸿铭、梁漱溟、熊十力、周作人等，都有专人从事研究，并逐步得出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许多学者提出要在承认他确有“误国”之处的同时，充分肯定他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贡献。
（13）对其他洋务派历史人物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并且都承认和肯定了他们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所做的贡献，比较有影响的有夏东元的《盛宣怀传》、《郑观应传》，汪敬虞的《唐廷枢研究》等等。
对于胡适，学者们在充分估计他思想与贡献之不足的同时，更注意到他对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贡献。
先后出版的几部胡适传记，尤其是耿云志的胡适研究成果，基本上将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实际地位勾勒出来了。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胡适在开辟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伟大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在探寻中国古代文明的来龙去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对普及和提高中国现代学术水平的过程中，实在贡献多多，不愧为“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一代巨匠。
当然，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先天性的弱点，即软弱性和妥协性。
他在政治上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在反帝反封建的根本政治问题上，总是采取温和的态度，他一生我行我素，不赶时髦，甘当不识时务的落伍者。
他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最遭物议，也最使人失望。
他那种不分是非的和平主义思想，越到后来，越远离人民大众，终于从杜威走向蒋介石，最终被革命洪流所淹没。
这是胡适一生中的悲剧。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胡适在政治思想方面一无是处。
他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主张思想自由和教育救国，反映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胡适难能可贵的世界眼光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与胡适的情况相类似，早在20年代即已享有盛名的梁漱溟，也在80年代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不仅他的那些观点独特的著作得以出版或重印，而且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在80年代后期开始问世。
学者们比较研究了梁漱溟与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的看法，并由此重新估价了梁漱溟30年代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梁漱溟与毛泽东是两位观点迥异的人，但他们义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敏锐地洞察到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解放和改造农民才能解放和改造旧中国。
但是在如何解放和改造农民这一问题上，这两位同龄人却分道扬镳了。
毛泽东主张用革命的、暴力的、剥夺的、阶级对抗的方式；而梁漱溟则主张用和平的、建设的、改良的、教育的方式。
梁漱溟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根本上讲也只是一种文化改造、改良运动，因此它在阶级对抗的旧中国的失败命运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于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历史人物，学者们普遍认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虽然没有提出推翻清政府，但他们反对卖国投降，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要革腐朽的卖国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命。
他们倡导和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尚未完全成熟之前所参与的一次大规模的改良运动，是近代中国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步尝试。
维新与守旧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维新的目标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维新运动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是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主义的性质，是近代中国一次规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
它不仅使整个社会的风气为之一变，而且为此后的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
20世纪中国的真正起点正是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
（14）
至于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人物，除了孙中山的研究继续取得进步外，其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学者们普遍认为，宋教仁为推翻清朝的黑暗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然而长时期以来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这是极不公允的。
事实上，当1912年孙中山、黄兴先后交出政权、军权，从事实业救国，袁世凯在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大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企图恢复封建专制之时，宋教仁积极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希望在议会中以第一大党的实力组成责任内阁来削弱袁世凯的权力，防止个人独裁，进而将权力夺回到资产阶级手中来。
他的这一活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无疑是进步的。
至于他在国民党政纲中放弃民生主义以及拉拢一批官僚政客入党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放弃原则的妥协表现，较之同盟会来说是一种倒退。
对于中共党史上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李大钊、邓中夏、方志敏、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研究得也比较充分，许多年谱、专著、传记的出版，使一些原先比较模糊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尤其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写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年谱、传记，利用了大量不为一般著者所得寓目的档案资料，不仅丰富了中共党史的研究，也为历史人物研究开辟了新的资料来源。
80年代，史学界对许多先前蒙受冤屈的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甚至是领袖人物，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像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李立三、项英、叶挺、彭德怀等，经过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历史的真相。
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多年来禁区特多。
80年代，学者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地为陈独秀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诸如大革命失败的问题，改变了过去把一切责任归于陈独秀主义的观点，指出陈独秀的错误有相当多的内容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
陈独秀只是这种错误路线的执行者。
在陈独秀托派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应该把陈独秀转向托派之后与中共党内的分歧视为革命阵营内部在如何推翻国民党统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不应该定为“反革命”的性质。
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立场。
他还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反共拉拢，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
对于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许多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以为他之所以在晚年抛弃斯大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是因为他已经理智地认识到这种模式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15）对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大口号，更是受到学者们的高度推崇。
对于瞿秋白，丁守和的《瞿秋白思想研究》从各个方面系统研究了瞿秋白的贡献，指出瞿秋白最早论述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最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宇宙观和方法论”，并强调它的实践性；最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又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最早重视农民问题；最早重视武装斗争和创造革命军队；最早提出发动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最早支持毛泽东发动农民运动。
如果说丁著的重点在于剖析瞿秋白的思想贡献，而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及他的一些研究瞿秋白的单篇论文则更多地从辨诬的层面揭示瞿秋白文人从政的内在苦闷与心曲。
尤其是他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分析，不仅在学术上为瞿秋白的这篇有争议的文献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为中央专案组重评瞿秋白提供了学术基础。
近代中国是近代世界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差不多都能找到国际背景，因此如何评估近代以来那些来华的外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除了个别历史人物外，几乎均予以否定。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近代以来的来华外国人也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重新评估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对于他们的历史地位给予恰如其分的估计。
像李提摩太、古德诺、端纳、马歇尔、史迪威、赫尔利、司徒雷登等，都有不少论文或专著论述他们的生平与活动。
共产国际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共产国际有关，即便是国民党的发展也与共产国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80年代以来，鲍罗廷、维经斯基、马林等也都有人进行研究。
中国革命得到国际社会一切具有正义感的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
对于这些友好人士，如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路易·艾黎等，8O年代以来也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研究他们的学术机构和团体。
此外，对于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历史人物，如王明、张国焘、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研究也在80年代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说“好”一切都好，说“坏”一切都坏的形而上学倾向，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
比如王明，由于过去过分强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王明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似乎终其一生也没有给党和人民做过一件好事。
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可以说是在对王明的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或者说突破。
学者们根据充分的史料认为，王明在抗战时期确有右倾错误，但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起草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指示信，对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以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对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及长江局的工作，学者们认为也应该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研究，肯定他对南方党和新四军的工作也都提出过有益的建议。
至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许多学者认为只是认识问题，上升不到“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问题，因为他是主张积极抗日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也是深厚的。
（16）
对于林彪，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用倒算账的办法将其历史一笔抹煞，要坚持两点论，一是肯定他在“文革”中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二是不能因为第一点而随意贬斥他以前所做过的事情。
应该充分承认林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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