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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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
目录
摘要…………………………………………………………………2
引言…………………………………………………………………3
一、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治参与理论………………………………3
二、农民工：
概念界定………………………………………………3
三、农民工政治参与：
现状概述与原因分析………………………4
（一）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制度性参与缺失…………………………4
（二）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低……………………………………5
（三）农民工的身份认同…………………………………………5
（四）农民工群体自身因素影响…………………………………6
四、农民工政治参与：
引导与促进…………………………………7
（一）完善法律法规，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农民工参与的制度性保障………………………………………………………………7
（二）加强组织建设，提高参与的组织化程度……………………8
（三）融洽群体关系，增进市民、农民工群体彼此认同…………8
（四）提高农民工素质，增强政治参与能力………………………9
参考文献………………………………………………………………10
谢辞……………………………………………………………………11
摘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工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群体，其政治参与状况不仅体现着我国的政治民主化建设水平，也影响着城市长远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由于传统户籍制度的限制、组织化程度低以及农民工自身因素的影响，其政治参与一直处于边缘状态。
因此从制度、组织以及农民工自身等方面入手探索和研究农民工政治参与，对于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字
农民工政治参与制约因素路径选择
Abstract
Withtheacceleratingurbanization,migrantworkersareaconstantdevelopingandexpandinggroup,andtheirpoliticalparticipation,notonlyembodiesthelevelofpoliticaldemocratizationinChina,alsoaffectsurbanlong-termdevelopmentandthesocialharmonyandstability.But,theirpoliticalparticipationisboundedbythetraditionalhouseholdregistrationsystem,lowdegreeoforganizationandlimitedfactorsofmigrantworkersthemselves.Thereforeitissignificanttostudythepoliticalparticipationofmigrantworkersfromthestandpointofthehouseholdsystemorganizationandthemigrantworkersthemselves.
Keywords
MigrantworkersPoliticalparticipationConstraints
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
引言
政治参与是民主社会的精髓，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力量不断的进行着分化和整合，政治参与呈现出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趋势。
农民工是社会转型时期从农民群体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利益团体。
随着他们政治意识的觉醒，政治参与的意愿日趋强烈，但由于传统、现实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农民工群体的政治参与机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因此，分析农民工政治参与制约因素，探讨如何强化农民工政治参与能力，对于推进民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治参与理论
政治参与是指民主社会中的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运用直接或者间接的手段，施影响与决策和管理机构以及监督政府公务的行为。
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一般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参与的主体，即谁参与。
二是参与的客体，即参与什么，一般多指向公民所要实现的权利或者表达的意见。
三是参与的途径，即通过何种方式参与，一般有政治选举、结社、政治接触等。
政策的运作过程实际上就是多种力量相互博弈的过程，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公民都是政治参与的主体，他们有着不同的利益，政策最终的确定是各方力量相互协商、妥协的结果。
公民是政策主体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最广泛的非官方政策主体。
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和政治生活中去，影响和制约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公民政治参与的意义在于贯彻公共行政的民主化原则，以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政策，而且能够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扩大政策的群众基础，有利于政策的执行，降低行政成本。
因此，公民的参与可以看作是一个增进公民理解政策的重要战略，也可以看作是公共政策的基石。
二、农民工：
概念界定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阶段出现的一个新词汇。
农民工概念的界定，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慎重对待。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民工作了定义。
杨思远教授认为：
“农民工是拥有农村户口但又离开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雇佣劳动者”。
陆学艺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农民工有两大类：
一类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
这类主要是指在本乡或者本村的乡镇企业劳动，住在家里的农民工。
另一类是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
他们在城里的工厂或者服务部门劳动。
国务院研究室的报告则认为“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生产、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
综上所述，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定义农民工。
广义的农民工，其范围相当广泛，目前依旧保留农民身份，并被企事业单位雇佣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主要收入是工资收入的劳动者都称为农民工。
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是指流入异地务工的农民。
本文主要研究后者的政治参与状况。
最近几年，农民工的数量飞速增加，成为一个日益崛起的新兴工人阶级，也成为了城市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他们又不同于产业工人，具有自己典型的特征：
1、农民工处于城市就业体系的低端，多从事非正规就业。
受到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及社会身份的制约，他们从事的工作多是一些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重、险的简单劳动，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就业不稳定，保障不健全，社会职业社会声望低。
2、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权利不足。
50年代中期始用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中国公民区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大类，通过在城市户籍上附着各种农民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使得城市市民的实际地位大大高于农村居民。
改革开放来，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户籍制度划分的社会地位及社会福利屏蔽功能依然起着作用。
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但由于户籍的原因他们依然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待遇，是城市中的二等公民。
3、农民工身份凝固，向上流动难。
通过变换职业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是人们社会地位变迁的主要渠道。
虽然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繁，但大都是水平流动，无法形成职业积累。
脱离农村进入城市后，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大多是打工的同事或者老乡，与市民基本不往来，脱离主体社会网络，很难得到较好的帮助和支持。
此外，也很难通过婚姻或者教育实现晋升。
总之，农民工总体上缺乏改变社会地位的资本，长期被隔绝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
三、农民工政治参与：
现状概述与原因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2001至2005年具有农村常住户的农民工创造的GDP份额分别达到18.13%、20.10%、18%、22.16%和24.10%,同期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接近22.10%。
高贡献应该同高权益相对称。
但是由于受到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性障碍、组织匮乏造成渠道单一以及农民工自身方面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的意愿无法得到有效的表达，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制度性参与缺失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使社会上出现了享有不同权益的城市和农村两大群体。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会选择进城务工。
这种情况下，不仅在他们的居住地形成了本地人和外来人两种身份，在工作单位也存在正式工和临时工两种地位，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享受各种权利。
这种二元结构是造成农民工政治参与缺失的根本原因。
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并不广泛，有效的参与方式不多，政治选举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方式。
对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的参与比例并不高。
在地方的基层选举活动中，《选举法》规定，居民、农民、个体工商户在户口所在的居委会、村委会、村民小组登记，人口与户籍不在一地的，由本人取得户口所在地的选民资格后，在现居住地登记为选民。
这就意味着，农民工群体要么回家参与选举，要么回家办理选民资格证在城市参与选举。
然而一份针对长沙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的调查显示：
439人当中只有99人参加了最近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占调查对象总数的22.6%，参加过社区选举的只有26人，占5.9%。
94.1%的人没有参加所在城市社区的居委会选举，主要原因是没有资格。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农民工很少会回家办理选民资格证。
长期脱离农村，他们与原居住地的关系逐渐减弱，与所处城市的关系不断加强，在涉及自身生存发展的各个层面，他们的诸多利益要求没有合适的渠道表达，法律虽然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利，但也没有正式的保障，他们越来越被排斥在城市的边缘。
（二）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低
任何国家的政治参与都需要一定的组织渠道，这样可以将分散的、模糊的、个别的利益加以整合变成具体的、明确的、规范的组织意志和集体行动，从而影响政府决策和其它的公共管理活动。
现代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构成的，多元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和整合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因此需要组织来缓和协调这些冲突。
在我国有各种各样的组织，但农民工群体作为一个迅速壮大的群体并没有形成“势众”的局面，没有强大的组织维护其成员的权益。
他们当中虽然存在许多非正式的组织，比如老乡会，但大都是一种社会支持网络，无法实现其利益表达的政治功能。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职责所在。
2003年全国总工会下发通知，所有的农民工可以加入当地的工会组织。
然而调查显示，73.5%的农民工没有加入，在农民工大量存在的私营企业，60%没有设立农民工工会组织。
即便是加入了一些正式的组织，其政治控制功能多于利益表达功能，无法满足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要求。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非政府组织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的国家集权管理模式挤压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使得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程度较低。
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等级管理条例》对成立新社会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如有活动资金、工作场所、挂靠单位等，这对于农民工自发组织的自由发展是严重的障碍。
此外，农民工具有高度流动性，利益比较分散，也不易于进行组织、整合。
因此，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既没有现有的组织资源可以利用，也无法建立起代表自己利益的自治组织，他们的政治参与很难得到有效的组织支持，这就更加剧了他们政治参与的弱势地位。
（三）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简而言之，是指每个人对其自身身份和角色的理解和把握。
它是个体进行社会活动的基础，准确的认定他人身份和稳定的表明自己身份是社会成员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基础。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需要考虑自我认同、市民认同以及农民工对市民认同的感知三个部分。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是农民工和市民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同时还需要城市市民的接纳。
对农民工群体的调查显示：
农民工目前的身份认同以农民为主，但有较强的市民化愿望，并且48%的农民工同意或者非常同意城市居民对他们有歧视。
调查也发现农民工实际遭遇到的歧视比例要低于同意或者非常同意城市居民对农民有歧视的比例，也就是说无论是否遭遇到市民的歧视，农民大多数会认同市民对它们有歧视。
对城市居民的调查显示：
城市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农民工，但并不认可他们的市民身份。
市民对他们的评价比较低，认为他们给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且市民对农民工有着较强的心理距离和疏离感。
身份认同是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生活的心理基础，也是其进行政治参与的前提，较低的身份认同使得农民工产生一种过客意识，不能扎根城市，没有归属感，很难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何谈积极的政治参与。
（四）农民工群体自身因素影响
政治效能感弱是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美国政治心理学专家威廉·F·斯通指出：
“一个人的政治效能感是政治卷入的更好的预测器”。
当个人认为自己的某种政治行为无足轻重时，那么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必然减弱，从而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越不愿意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就越弱，并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造成农民工群体政治参与感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有：
1、政治参与的动力不足
政治活动与自身利益没有多大关联会造成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这可以从利益角度来解释。
政治与利益紧密相联，政策的制定往往涉及社会利益的分配。
受利益的驱动，人们都愿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即使不亲自参与也愿意选择自己的政治代言人，选择信得过的人替代自己参与。
当这种活动与自身的利益没有直接的关联或者关联不大的时候，人们的参与愿望会大大下降。
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的低收入群体，他们的政治参与表现出过度重利性，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经济利益的提高上，然而大多数城市的政治活动与他们的主要需求无关，过多的政治参与也无助于解决他们最急迫的问题，因此，政治参与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此外，他们还容易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有关他们的要求或者压力，很大程度上会被政府所忽视或者拒绝，更糟糕的是还有可能面临着被政府当作“不安定分子”对待的风险，也有可能遭到由于他们自行其事而使私人利益受到侵害的人的迅速报复。
2、政治参与能力不足。
政治参与能力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诸如收入、时间、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及其附带的社会资源等等。
政治参与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比如时间、金钱。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大都是那些不稳定、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工种，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们一般无暇、无力参与政治生活。
政治参与需要知识成本，这与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息息相关。
200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
农民工中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的占2.57%，小学占到12.74%，初中占到52.04%，高中占到26.67%，大专及以上占到5.98%。
显然农民工阶层是是一个文化素质偏低的阶层。
阿尔蒙德认为：
“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
”。
教育程度不仅影响一个人的参与意识，也影响其参与能力。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现代政治意识就越强，越关心国家政治活动。
教育水平又通过职业、收入等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又影响一个人掌控的社会资源，那些掌握较多资源的富裕阶层，他们的利益表达的频率和功效要远远大于那些生活在社会基层的民众。
由于文化素质的限制，农民工群体在掌握政治信息、利用参与渠道时常常遭遇障碍，从而制约他们的参与能力和参与质量。
此外，长期的封建统治，在他们的思想观念里面还存在着大量的封建残余，缺乏现代政治观念、维权意识等，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时不懂得用合法的手段维护，更不会也不愿主动的政治参与。
3、高度的流动性。
流动性既包括地域的流动性也包括职业的流动性。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劳动力转移。
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具有不可逆转的特性，他们的转移是长期的，一般来说大都会经历启动、快速转移、稳定这样几个阶段，最终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居下来，城市虽然是他们生活工作的地方，但他们的根还在农村。
这也是每年春节前后会出现大规模的民工潮的原因。
在城市，他们大都是租房或者租床而居，为了寻求更为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待遇更好的工作他们会经常更换居住地。
农民工的就业属于城市就业体系的低端，工作不稳定，职业经常变换。
这种高度流动性，不利于他们基于共同的地域或者共同的经济利益组织起来，并且使得他们普遍存在“过客”心态，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这就导致他们更热衷于实利的经济活动，而忽视政治生活。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参与观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
一个人的利益与他的活动区域密切相关，农民工群体的高度流动性，使得他们的利益关联区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反过来影响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四、农民工政治参与：
引导与促进
广泛的政治参与是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之一。
健全的政治参与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信息沟通和利益协调机制，有助于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整合。
农民工群体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群体，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力量。
农民工群体作为农村中的精英群体，他们在流动中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在实践中特别是在政策的制定中应该切实的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水平。
（一）完善法律法规，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农民工参与的制度性保障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会到城市中寻找发展机会。
随着自身权利不断受到侵犯、权利意识的觉醒，他们的表达意愿越来越强烈。
农民有《村委会组织法》，市民有《城镇居委会组织法》，作为市民和村民中间的边缘人，农民工群体的政治参却没有法律保障，显得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因此，必须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通过法定的方式确定下来，通过制度性的规范加以约束，使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法制化、规范化。
引导农民工积极的参与政治、逐步消除制度性障碍，首当其冲要改革户籍制度和以此为基础的选举制度。
首先，应该逐步的消除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政治经济利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统一为居民户口，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
其次，改革选举制度。
废除以户口所在地划分选区的办法，居民可在长期居住地参与选举。
针对目前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农民工可以凭借暂住证，符合一定居住期限，即可参与选举。
在农民工流入较多的城市，应该适当的增加其人大代表的比例，针对农民工流动较大的现实特征，可以考虑建立人大代表异地接续制度，即在一地当人大代表尚未满期的农民工可在另一地继续担任人大代表。
（二）加强组织建设，提高参与的组织化程度
正如诺曼·H·尼和西德尼·伏巴所说：
“合作活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能够把有关公民喜好的信息与压力结合在一起，因为公民是就某一个问题聚集在一起行动的，而领导人对一群人较之对一个单独的接触者更有可能做出反应”。
农民工是分布广泛且分散的社会群体，这导致他们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有必要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
首先，应当充分的发挥现有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的作用，在这些组织当中适当的增加农民工的比重。
现有的各级工会等组织应该改进组织方式，主动深入到农民工当中去，向他们宣传加入工会的意义，吸引他们主动加入工会。
应该创新工会的组织形式，针对农民工分散、流动性的特点，采取诸如社区工会、楼宇工会、工程项目工会等灵活形式，提高工会组织对农民工群体的覆盖率。
其次，大量的农民工聚居或者散居在社区当中并同社区发生着联系，因此应该加强社区的组织化建设，充分的发挥其利益整合作用。
社区是农民工行使其参与权利的重要的组织依靠，应该适当的鼓励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加入居委会队伍，使得社区的农民工在基层自治当中有自己的代表。
在农民工聚居较多的社区还可以考虑建立农民工事务委员会，由政府或者居委会主导，常住居民和农民工双方代表参与管理，使农民工的利益表达获得相应的组织保障。
此外，还应该为农民工民间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
作为政府应该积极保障其自由结社的权利，在农民工聚集的地区大力发展农民工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机构，使他们成为农民工阶层与社会和政府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充分的发挥其在处理劳资纠纷、工资拖欠、意见收集汇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融洽群体关系，增进市民、农民工群体彼此认同
城市归根到底是人的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生活不可避免的要与市民发生关系，在频繁的交往中形成对彼此的感知和认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到城市谋求更好的发展，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农民工和市民将是我国城市中长期存在的两大群体。
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同，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城市的长期发展，对农民工群体而言，更有利于增进认同，培养其城市归属感，可以为他们广泛的政治参与创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
因此应该创造条件增进交流。
社区、单位是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场所，也是其频繁的社会交往活动发生地。
由于制度的限制和经济的压力，农民工有许多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需要克服。
居委会、单位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开展各种知识讲座、文化活动，以改善市民和农民工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平等、和谐的人际氛围，为其有序的参与创造良好的环境。
（四）提高农民工素质，增强政治参与能力
农民工自身素质偏低影响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英格尔斯认为：
“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和管理守则，本身只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行政基础，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着眼于当前实际，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
第一，政府和企业制定完善的农民工培训制度，既要包括职业技能的培训，也要包括党政方针政策的宣讲普及。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增强应对职场风险的能力。
通过方针政策的宣讲，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法律素养，在日常的就业生活中学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第二，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
各种大众传媒是舆论阵地的主力军，应该充分发挥其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的优势，针对农民工利益相关的切身问题有针对、有选择的重点报道，在农民工和政府、农民工和企业以及农民工群体之间形成有效的沟通。
在舆论宣传过程中，还应注重不断的提高农民工的自我认识，增强他们对他人、对社区、对城市的认同，提高其政治参与意识。
参考文献
[1]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郝广义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3]孙永芬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心态研究[M]中共编译出版社2007年
[4]李善同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收入与公共服务[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
[5]程同顺农民工组织与政治发展[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谢辞
经过一番长时期的写作，终于完成了这篇本科毕业论文，也标志着自己的大学生活渐进尾声。
本论文设计在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业已完成，从选题、初稿到最后的定稿得到老师太多的帮助和支持。
周老师一丝不苟的作风，严谨求实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没有这样的帮助我不会这么顺利的完成毕业设计，在此向周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临近毕业之际，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在这四年中给予我诸多教诲和帮助的各位老师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他们四年来的辛勤栽培。
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各位任课老师认真负责，在他们的悉心帮助和支持下，四年来收获颇多。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在毕业设计的这段时间里，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对于你们帮助和支持，在此我表示深深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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