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形态的理性把握.docx
《论意识形态的理性把握.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意识形态的理性把握.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论意识形态的理性把握
论意识形态的理性把握
作者：
金德万
邓小平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实践的第一线，有着极为丰富的执政经验和政治智慧。
这其中对意识形态的理性把握、即掌控和驾驭意识形态的能力尤具特色。
这里简要地论述邓小平理性把握意识形态四个关系问题：
意识形态与变革、意识形态与基本格局、意识形态与底线、意识形态与现时代重大问题。
一、意识形态与变革
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以及“不争论”被一些人视之为“去意识形态化之蔽”的经典论述，甚至一些明显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观点，也被人作了类似的解释。
有那么一段时期，对于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最大误读，从文本研究言之就像构建“革命的马克思”和“建设的马克思”那样似乎存在着“两个邓小平”：
其一是对传统共产主义的解构者deconstrustor，这一形象体现为主张西方文明和现代化，淡化革命历史和传统文化，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要求与国际全面接轨，极力回避意识形态争论，非毛泽东化。
其二是坚强的共产主义的斗士，这一形象体现为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坚定不移地主张“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毫不含糊地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百年不动摇”，并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自豪。
在不少人看来，邓小平这两个方面的形象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难以统一的。
这是研究邓小平理性把握意识形态的一个麻烦。
出现这种麻烦，出现这种对邓小平理论粗暴的割裂、毫无理论原则的误读，甚至歪曲，根本的原因在于：
其一，对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及其创新性在把握上存在重大失误。
其二，对当代意识形态的新走向和新特点缺乏必要的基本认识。
其三，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缺乏科学的、准确的认识。
对此我们必须具有世界眼光。
所谓世界眼光，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是要深刻认识国际大势，可以称之为世情。
从国际大势来说，“非意识形态化”这一国际思潮不可不深加关注。
这一国际性思潮出现于20世纪中叶，盛行于八十年代以后，九十年代在我国出现高潮。
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例如最早提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1946年）的加缪，稍后的丹尼尔·贝尔，他们的主导思想是对人道主义及其革命后果的沉痛失望，认为意识形态这种欺骗性的虚假观念不可能再成为激发人们的热情和创造力的精神泉源，尤其是知识分子、公共性知识分子对此只有冷漠视之。
阿隆、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福山等人则以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西方政治价值及其制度的不可超越性。
这些人的言论随着苏东剧变、以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为终结的冷战结束，必然伴随着对社会主义怀疑和对共产主义理想失望的悲观情绪。
在遭遇这样一种国际大势的激荡冲击时，当代中国正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
这一复杂的局面可以抽绎出两条线索，其一是对意识形态认识的急剧变化。
文化大革命及其灾难性后果确实映证了意识形态的过度张扬所导致的社会泛政治化的虚假性、颠倒性，这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生产与革命的关系、物质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关系、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的根本性颠倒。
这也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致使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
其二是置身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
从文化大革命噩梦中惊醒过来的中国，举目皆非，刘郎不复桃花千树，时代变化了。
面对这样十分复杂的局面，我们不能不这样来提出问题：
在冷战思维已然过时，全球性对话格局初步形成的历史条件下，顺应时变，自然是首选，天下大势顺之者昌，不能逆潮流，但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逼迫下，淡化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领域缴械投降，放下武器有没有出路？
如果没有出路，那么其二，意识形态过度张扬使其自身丧失了思想武器的功能，武器的批判能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没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能不能维护国家意志、国家利益、国家和民族安全？
如果不能，那么其三，坚持批判的武器，确保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意识形态领域怎样才能有所作为？
邓小平在这三个变化（意识形态认识的变化、时代的变化、问题的变化）面前再次地显示出他的大智大勇，大智慧大决断大气派。
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确立，使得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上升为首要的政治；时代的演进和中国实践发展的共同要求，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上；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
从革命转向建设，从政治竞争、军事竞争转向发展竞争，在这样的大趋势面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较之肃清文革遗毒更为严峻的挑战。
就意识形态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原来的话语权的削弱，如果默认这一点，则意味着思想领域领导权有削弱乃至丧失的危险，这是对共产党执政实质的一种挑战。
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时代转换、社会转型的关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批判的武器本身的问题吗？
其缘盖在于革命和批判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许多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成为劣势。
例如，革命年代以阶级斗争为背景强调分清敌我，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建设年代则以民族国家为依托强调利益整合，这是财富创造的基础。
正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以阶级分析见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马克思主义，面对着以普遍性人性诉求、一般性人权主张为特征的西方思潮，就有可能丧失其话语权。
邓小平面对这种挑战，坚强地表示了他坚信辩证法、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特别强调理想、信念的精神动力，他常说要有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精神，要“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
①另一方面，他又明确提出必须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用发展着的、丰富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特别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特别致力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
他明确提出既不能走回头路（即在封闭状态下按计划经济搞建设）又不能走邪路（即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去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即在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的理论创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邓小平为执政党合法性重构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批判的武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本身就包含着破除意识形态的迷乱而真正回归实践，真正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政治策略本身也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收缩（不再张扬）、重新认识（变革意识形态）和重新定位（掌控意识形态局势的政治智慧），这些与“非意识形态化”似乎有遥相呼应的意思。
我们面对的思想文化领域实际上处于两难，在意识形态上要拨乱反正又必须防止非意识形态化，在意识形态上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必须防止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及其应用上的僵化和教条主义。
一种思想倾向掩盖另一种思想倾向，确实复杂，投鼠忌器、无所措于手足。
邓小平的政治策略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①他的政治敏感性，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部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挥洒自如。
在根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形成气候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击；在一般情况下，顺应时代主题的转换而解放思想，尤其是冲破文革遗留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精神状态，无疑是思想领域的首要任务。
他多次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对于强调一个方面无形中可能助长另一种思想倾向的问题，邓小平一般采取正面引导和疏导的方式。
比如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现代化思潮时，封建主义传统文化大行其道，邓小平及时地题写三个面向，明确地提出要坚定信念面向未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新人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坚持原则，掌控意识形态的变革，同时正确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纠正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以先进的理论引导思想文化的流向。
二、意识形态与基本格局
邓小平以举重若轻，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这种政治智慧著称于世。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邓小平智慧的特色十分鲜明。
他在谈到文革的教训时，突出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丢弃和背离这一精神，势必“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受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
”②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非但是面对中国现实的紧迫需要，也是重塑执政党的形象，执政合法性重构的关键环节。
所谓执政合法性问题，指的是人民群众认可执政党执政及其政权运行的政策体系符合他们认同的价值观念、社会秩序和法律规范。
这也就是邓小平反复说明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的“人民公认”③问题。
邓小平敏锐地抓住要害，将形象问题作为党掌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关键问题提挈出来。
在邓小平看来，能否得到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能否既坚持了原则性，保证指导思想的连续性，又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国内文化条件的变化，关键在于变革意识形态。
变革意识形态的主导意旨就是天下归心，就是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的意志保持一致。
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意识形态反映执政党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路线，就是执政党的旗帜颜色红不红、鲜艳不鲜艳的问题。
共产党执政能否天下归心，能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同，这一执政合法性重构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形象。
因此，邓小平围绕形象问题进行意识形态变革：
其一，确立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意识形态的基调，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①这一核心理念体现了时代要求，又能打动人心，还能把握政治大局。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其二，党的形象的重新塑造问题具体落实到全面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那就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也就是在这样的理解和认识基础上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这里涉及到解决传统和当代的平稳对接问题，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问题，党和国家形象上的统一性问题。
邓小平多次指出，科学评价毛泽东，不仅“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
②他特别强调：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③其三，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进行价值资源重新组合，努力体现当代中国的创业者新形象，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功能，使意识形态的范塑性、导向性通过具体化而普遍化。
邓小平为此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
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④在意识形态变革方面，他还指出，在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很重视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制度问题是带根本性的问题，强调要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他多次谈到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并且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提出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
这些论述既指明了中国当代社会全面进步的方向，也体现了邓小平驾驭意识形态以推进党执政的各项工作的实践能力。
新时期以来，26年过去了，中国意识形态随着实践的深化不断拓展，但体现其变革核心内容的基本格局，上述三个基础构成的国家意识形态基本格局至今没有变，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这就是邓小平政治智慧的影响作用。
邓小平在1984年曾经欣慰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五年多，“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
”①我们说，历史同样也看清了这一点。
三、意识形态与底线
中国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得以保持不仅是稳定大局的政治策略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保证，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应有的坚定性。
这个性质就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不存在向西方文明回归的所谓现代化的普世价值化，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进步。
意识形态的变革，是坚持前提下的发展、继承前提下的丰富，是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的创新。
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冲突一般不会采取激烈的方式进行，在反思想倾向斗争时也决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不再会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规律认识的自觉，掌控意识形态局势及其发展的能力发挥，已经达到成熟的高度。
但是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必须设置一个临界点，一个底线。
这个底线、临界点，就是邓小平说的“这就不能让了。
”②冲突只要不触及底线，触及了底线，就得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
这个底线，按照邓小平理论和实践，可以说有三条：
其一，不能干扰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
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是当代中国必须牢牢把握的大方向。
要建设、要改革，没有安定团结的稳定局面，就什么事也干不成。
因此，稳定压倒一切，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是基本的方针。
邓小平说：
“我们搞现代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
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
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
”①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有节制的反击，无一不是为了稳定大局，为改革、发展奠定前提，绝不允许干扰和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其二，不许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地将“四项基本原则”定位为立国之本，使之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
中国之所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除了维护国内外稳定大局的需要，还有民族精神的培育、共同理想的形成、国家凝聚力的增强这些方面的需要。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对中国的价值意义概括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②这里所说发展中国的价值，不仅指的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包括培育四有新人、协调先富后富、形成共同理想和大局意识，以确保国家民族、人民群众团结不分裂、社会和谐不动荡，以高科技推动超常规发展。
发展中国的价值又是体现在历史上的。
因为发展中国是对应于救中国而言的，也就是说在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旧时代，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以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而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这就要发展中国、巩固政权，同样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只是时代变化了，历史使命也随之变化。
四项基本原则，既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思想制度保证，同时还是中国人民意志和执政党执政理念统一的体现。
其三，不能让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
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篇章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背景下揭开的。
一方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使得中国争取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和现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又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风险的源头就是世界霸权主义。
它总是妄图左右中国现代化进程，总是不断地图谋为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总是企图让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扮演与中国实际并不相称的角色。
对于这种企图、妄图和图谋，邓小平指出：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①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决定了西方设计的现代化方案并不适合于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
无论什么思潮、思想流派，还是什么发展方案、制度设计，只要是指望要控制中国、控制中国人的思想，就要反击，就要斗争。
“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②他还指出，在文化范围的对外交流上不能允许资本主义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必须坚决地抵制、斗争、反控制。
③“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④
四、意识形态与现时代重大问题
现代化进程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要成份、长期盛行封建历史文化的民族国家范围内，会造成以追逐物质利益为核心内容的自由竞争和生存比攀意识在全社会被激活，由此而带来全社会层面的强烈的内心骚动的局面。
这种骚动是一种社会心理活动，往往蕴涵着积极的创造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贿赂公行、社会风气败坏。
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业发达的痛苦和不发达的痛苦所带来的必然的社会现象。
与此同时，激烈的利益竞争，尤其是现代化早期阶段颇为盛行的无序的利益竞争，也会渐次地强化人们的危机意识。
在逐步获得自由独立性以后，人们相互之间却产生疏离感、陌生感和不信任感，人与人关系冷漠，这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安全和稳定的诉求和渴望。
因此，多元思想的传播和主体意识的激发，一方面确实可以提高人们对理想未来的期待，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强化着人们对制度弊端的敏锐感觉。
经济发展不仅带来物质的丰富和社会生活的繁荣，同时也以高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增强着社会性的不满和愤怒情绪。
这时候，意识形态统一思想认识的引导作用，抚慰心灵理顺情绪的疏导作用，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指导作用，必须充分地加以发挥，讲求实效。
邓小平所说的：
“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没有信念，就没有凝聚力。
”“信仰是一种精神动力”。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要注意培养人。
”“首先从自己做起。
”①“提高群众到自为阶级的阶段。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
”②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按不同条件向总目标前进。
“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
③“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
”④“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
”⑤这些论述和思想命题无不是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增强执政能力的政治智慧的体现。
在新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问题的有效解决上。
简单地解释一下这三个问题。
其一，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如何适应经济基础变革的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确保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全球化中的民族性问题。
这里的民族性不是狭义的民族传统文化，更不是那种虚骄的民族主义，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构建重在正确利用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问题。
在经济基础发生重大改变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新文化的构建在世界大势的潮流中如何适应经济基础发生的重大改变，在适应性构建中如何坚持文化发展的民族性，这是一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国文化的长城应不应该建设，怎么建设的问题。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过，中国的长城也阻挡不了，那是资本的力量，到了现时代，又有了新时代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不能在世界历史中挺立潮头，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发展了的实际相结合。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剥削问题，我们能不能推倒重来，或者修正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新的阐释框架内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不行，不能这样。
对于残酷压榨、野蛮剥削、草菅人命的罪恶还要揭露、批判，依法严惩，社会上对为富不仁也应该予以谴责。
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可以“不争论”，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
邓小平解决傻子瓜子的问题就是经典范例。
再比如我们要确保民族性，反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虚无论，警惕借口现代化而否定民族文化，借口国际标准、国际惯例而否定民族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形式和风格，与此同时也要反对文化孤立主义，逆潮流而动，以弘扬民族文化的名义宣扬传统文化中腐朽、没落，封建意识浓厚的东西，借口坚持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而抵制进步的思想、文化，抵制马克思主义，否定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的合法性、合理性。
其二，在解决科技革命的发展所带来的“全球问题”过程中如何实现科学与人文整合的问题。
换一种说法，也就是价值理性在统摄工具理性中解决全球问题。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人口、粮食、能源、资源、环境五大问题在内的危及人类持续发展和生存的全球性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不多，是个时代性很强又深具历史性的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曾经有过“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当年的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对科学万能论的批判、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和徐复观关于价值世界比科学世界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观点，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
丁文江、胡适为首的科学派则立基于科学方法的普适性这一公理，强调科学的基础性地位，这一看法强调了文化的时代性，而低估了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但应该说明的是，玄学派攻击的主要对象是以科学著称的西方现当代各种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应无疑义。
迄于今日，台湾和美、欧的海外华人学者仍在提“内战痛感”、“1949年的意义”这样的学术史概念，提出“中国思想世界两半”论，而批评指责大陆的文史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太强，他们认为大陆的学者将革命的痛苦转变为革命的狂欢，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各门文史哲学科建设缺乏人文关怀、缺乏孔子的仁的精神、缺乏民族特性。
他们书中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也不能因其表彰人文而掩盖，必须清醒地了解其因此而对学术的误解。
总而言之，推崇科学，弘扬科学精神，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把科学技术看作第一生产力，在全民中普及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努力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非但不是错误的，而且是必要的、必然的。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太缺乏。
邓小平针对亚洲四小龙的所谓儒家文化的现代化，坚定不移地断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哈耶克就是以人文来攻击共产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攻击科学主义。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比如，过去说工人下岗、减员增效是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这种说法按科学来说是准确的，但缺乏人文关怀，现在反复地提到人民群众有权享有改革的全部成果，改革和发展要惠及人民群众；过去所说脑体倒挂，实际上按人文精神，人人都应享有教育资源，知识拥有财富是十分狭隘的观念，脑、体劳动应该是平等的，决不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比如说社会阶层流动激活的问题，固化社会阶层是落后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两千年前就有过这种人文诉求。
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科技仍然十分落后、传统文化的惰性影响十分强大、阻力也大的国家，大量非科学、伪科学、迷信的因素仍然充斥于人民群众思想的方方面面，决不能视而不见。
缺乏科学精神仍然是我们民族文化不容忽视的缺憾，科学性应该仍然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这一点也应坚定不移。
坚持这一方向，不能将人文性置之不理，而是应该坚定不移地追求科学性的同时，充分利用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资源，充分地理性地选择适合于时代发展、适合于经济与社会全面进步的传统文化精华，认真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文明发展的经验教训，积极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与人文结合的正确途径，使科学性中内蕴人文关怀的品质，人文性中具有科学理性的色彩，用价值理性统摄工具理性，将科技的应用和发展置于人类对生活意义和存在价值的追求之下，使其彻底地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
其三，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如何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问题。
易言之，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大众性如何引导文化的大众化问题，大众性与大众化的适应问题。
文化是经济的反映。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愈益明显。
“四个多样化”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意识形态应该有准确而全面的认识和体味。
经济成分多样化，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在思想政治上出现多种要求，思想诉求鼓荡文化流向。
物质利益多元化会驱使人们在逐利过程中蔑视道德和法律规范，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丧失社会责任感。
不同经济利益主体的差异和收入差异也会淡化人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社会组织多样化弱化社会整合能力，增加社会有效控制的难度，使政府行政与社会运行之间形成间接化、递接性阻滞，这些在客观上容易滋生意识形态多元化倾向。
就业方式多样化也容易增强人们的不稳定感、无助感、孤立感和生存压力，消解人们对集体的依赖和归宿感。
这些反应在文化上，大众文化的负面问题不能不说是客观存在的：
1、只追求感官刺激，片面地注重文化的游戏性和娱乐性，从而造成了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缺失；
2、拒绝承担文化对大众教化的责任，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