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洋务运动讲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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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洋务运动讲解
第三章、洋务运动
1861年至1895年间，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批善于通权达变的人开始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枪炮、机器和科学技术，相继创办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和新式学堂、新式海军等等，“洋务”成为“一时舆论之所趋向”，“一时之世风”。
这场运动涉及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领域等方面。
在这一时期，中国第一次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第一次创办新式企业，第一次建立新式学堂，建立第一支近代化的军队，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出洋。
随着西学东渐，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因此，洋务运动一直以来是史学界讨论研究的热点，尤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重新反思这一段历史，我们从中应该受到种种启迪和教益。
第一节、洋务运动的研究现状
一、研究成果
1、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出现一些开创性的成果：
何干之：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8年版
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新华出版社，1947年版。
胡绳：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书店，1948年版。
2、20世纪50年代的成果：
中国史学会主编：
《洋务运动》（8册）
严中平等编：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
孙毓棠等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陈真等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这为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
3、20世纪60年代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60年代，洋务运动研究掀起了一次争鸣，这次争论是由姜铎拉开序幕的。
从1961年12月起，他连续发表了《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略论洋务派经济活动的若干特点》、《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上的比较》五篇文章，由此掀起了一场评价洋务运动的热潮。
4、粉碎四人帮之后，洋务运动研究取得可喜成果：
张国辉：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李时岳、胡滨：
《从闭关到开放》
夏东元：
《洋务运动史》、《晚清洋务运动研究》
徐泰来：
《洋务运动新论》
朱东安：
《曾国藩传》
董蔡时：
《左宗棠传》
冯天瑜：
《张之洞评传》
汪敬虞：
《唐廷枢研究》
苑书义《李鸿章传》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编：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
戚其章：
《北洋舰队》、《晚清海军兴衰史》
二、关于洋务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对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史学界分歧较大。
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救运动，也是他们勾结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卖国运动。
（刘晓光《洋务运动该不该肯定》）；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
（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此外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地主阶级开明派掀起的一次自救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求强”、“求富”的变革运动；它对内镇压以自救，是反动的，而对外御侮以自强，又是进步的。
（孙占元《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
基于以上对洋务运动性质的不同看法，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也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巩固了旧的封建统治，是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反动路线，不代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不可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同日而语。
另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应该纳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
2、关于洋务派人物的评价问题
对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个划一的评判标准。
关于洋务派人物的评判主要是关于对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评价。
第二节、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对“洋务运动”概念的界定和认识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一个关键性的时期，是中国由中古时代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过渡时期，人们往往称之为“洋务运动”、“同治中兴”、“同光新政之”、“自强新政”、“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等。
“洋务运动”做为一个历史概念反映了近代历史这个阶段所出现过的活动和事物，本无褒贬之义，但是后来人们就把洋务运动同崇洋媚外等同起来。
“同治中兴”寄托了清王朝复规旧物的希望，但是此时的中国已经面临近代化的强烈冲击，不会再出现所谓的“中兴”。
“自强新政”是海外一些学者常用的概念，目的在于揭示出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一种回应。
（一）关于“洋务”和“洋务运动”。
“夷”“洋”二字的替换大体上确定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以“洋务”代替“夷务”，既是“天朝上国”传统观念的动摇和破灭，又是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和承认；既有被迫接受的恼恨，又有向前挪步的足迹。
洋务运动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发轫的。
如果说“夷务”和“洋务”是同一概念的递嬗；那么，“洋务”和“洋务运动”则是内容不同的两个概念。
“夷务”或“洋务”最初专指外交，即所谓“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重点在于对外通商，议和等事务。
除了外交上的“洋务”，还有一种在内政上“借法自强”的“洋务”，也被称为时务。
为了把“富国强兵”的内政设施和“怀远招携”的外交活动区别开来。
历史学家把部分清朝官员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从事的“富强之计”，包括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建设海军舰队等等，“借法自强”的种种措施，概括为“洋务运动”。
这是整整一代人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借取西洋新法，排除种种困难和阻力，从事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的长期持续的努力，又称“自强新政”。
倡导和推行“自强新政”的清朝官员遂被称为“洋务派”，以区别于那些反对“自强新政”的顽固派。
因此，“洋务”一词的内容极广泛，重心在于外交。
“洋务运动”一词则有所专指，不包括一般的外交活动，而基本属于“富国强兵”的内政范围。
从对外关系上言，洋务运动可以说是被迫开放下的主动引进。
被迫开放，不能不伴随着欺凌和屈辱；主动引进，则意味着发愤图强。
二者性质相反，但却交织在一起，而且是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这就造成了许多难以辨析的复杂的历史现象。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对洋务运动的认识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原因就在此。
洋务运动时期，一方面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正在产生新的经济（资）和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研究洋务运动就是要通过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说明它和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关系如何？
加速还是延缓？
说明它和新经济、新阶级的产生关系如何？
促进还是阻滞？
说明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是怎样迂回地向前发展的？
有哪些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
历时三十五年的洋务运动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约十年，以创办军事工业的“求强”活动为中心，为兴起阶段。
2.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约十五年，除继续创办军事工业外，更大力兴办民用企业，重心转向“求富”，是洋务运动的发展阶段。
3.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约十年，新企业的创设不多，旧企业的矛盾暴露，主要成就，为北洋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的衰微阶段。
1895年中日战争的失败，以“公车上书”为标志，洋务运动遂让位于维新运动，洋务派经营的企业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不成其为运动了。
二、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1、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
近代的开端，曾经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的历史。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无情地破坏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封建的宗法关系，解放生产力，使机器工业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在它尚未取得统治的地方，迫使一切民族在严峻的形势下作出抉择；或者败灭（或者推行资产阶级的文明制度），或者急起直追。
这是一个不再抗拒的世界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分早晚，没有例外。
近代以后，西方国家在中国先后建立了一系列企业，如船舶修理、原材料加工、交通运输、金融等。
他们在赚走了巨额利润的同时，也把工业文明的美妙与诱惑留在了中国大地。
从整个世界来看，近代化运动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中国仍然沉睡在封建主义的漫漫长夜里。
欧美资本主义冒险家曾经不断叩打中国的大门，但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固步自封，闭目塞听，闭关锁国，造成了对世界的愚昧无知。
落后挨了打，堂堂天朝上国竟被外来的“小夷”打得惨败，乃至京师沦陷，皇帝“北狩”。
旷古未闻的奇耻迫使人们思索：
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国应该怎么办？
一些先进的思想家经过比较、探索、开始隐约地觉察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面前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
冯桂芬“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为了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曾国藩提出“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的思想，
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主张“振兴工商”，这一切，首先都应看作是对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所做出的反响。
随着资势力的影响，西方文化也在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渗透。
起初，我们接受西方文化是被迫的，然而，西方的思想文化一旦进来，便会唤起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动引进西方文化，向西方寻求真理。
从中国本身来说，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属于外力，是偶然的，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冲击又是必然的。
这是洋务运动兴起的最根本的历史动因。
是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民族振兴意识。
2、农民起义的打击。
首先，农民起义加重了封建统治的危机，使它们对维护自己的统治更加产生了一种紧迫感，这是洋务运动发生并所持久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太平天国对清朝腐朽的权贵势力的打击，才使得最高统治者不得不给予新兴的经世派势力以重大权柄，使曾、左、李等人互相联结，从举办团练保卫身家、到控制地方权柄，再到四处作战，逐步从权贵们手里夺得更大的军政大权。
镇压了农民战争，成为新的贵族，并在“借师助剿”的肮脏勾当中，真切领会到洋枪洋炮的厉害，以及拥有洋枪洋炮的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长远威胁，于是凭借手中的权柄，积极“造船制械”，把林、魏等人“师夷长技制夷”主张付诸实施，引发了洋务运动。
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为洋务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好”局面的出现。
如果说世界资潮流的冲击提出了兴办洋务运动的客观必要性，太平天国对清朝权贵势力的打击和经世派的崛起，则提供了兴办洋务运动的主观自觉性；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中外合好”局面则提供了兴办洋务运动的现实可能性。
换言之：
也就是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后出现的“中外和好”局面是洋务运动兴起的契机。
这表现在：
首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加重了洋务运动的紧迫性。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许多人痛苦地认识到，“夷夏”大防已变为“华洋”并列，中国不仅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且面对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具有了急切的时代紧迫感。
中外和好使清政府暂时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下，洋务运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外和好”的局面下迅速兴办起来。
但必须提出的是：
洋务运动并不是“华洋会剿”，“中外勾结”的产物，虽然中外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一事是清朝当局的严重罪行，奕訢及曾、左、李等人是参与了这项勾当并负有重要责任的人。
但从这项肮脏勾当中并不能导出兴办洋务运动的必然性。
三、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论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集团中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派。
历史学家把主张学习西方，采用机器生产的称为洋务派，而把反对派称为顽固派。
洋务派主要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与外国打交道较多，并掌握了中央和地方军政实权的官僚、买办军阀集团。
他们整军制械，办厂开矿，掌握着一定的军事、经济实权，顽固派以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为代表，他们对洋务派纠举弹劾，呼风唤雨，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并拥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
这两派在镇压人民革命和维护清朝封建统治这一根本点上是一致的，但对如何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顽固派是一群时代的落伍者，他们唯古是尊，泥古不化。
保守落后的观念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
盲目排外，固守封建的一套是他们的根本特点。
他们无视中外形势的变化，固守封建的成规，认为凡是“圣贤经传”，“祖宗成法”中没有的东西，都是“异端邪说”。
凡是外来的科学技术都被视为“奇技淫巧”。
守旧恶新、拒洋如仇是他们的特点。
洋务运动是洋务派试图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来替代、变革中国封建的固有文明，除坚守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准则之外，还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之术。
这一切无不引起顽固派的反对。
超越于两派之上的那拉氏为维持清朝统治，不得不依靠洋务派实力的支撑；但她归根结底还是个保守派，害怕洋务派的实力过于膨胀，以至内轻外重、尾大不掉，便放任顽固派纠举弹劾，借以折损和牵掣。
由于西太后的冷眼旁观，甚至有意纵容，因此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两派经常发生激烈的论辩和争吵。
几乎洋务运动的每一项重大措施的酝酿出台，都曾遭到顽固派的攻击和阻挠，使洋务事业举步维艰，几经驳难。
其中，较大的争论有三次，即
六十年代关于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天文算学馆的争论，七十年代关于应否停造轮船的争论和八十年代关于修建铁路问题的争论。
1、关于同文馆的争论：
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
1862年，为培养翻译人员，由恭亲王奕忻等奏设，在北京成立，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先只设英、法、俄文三班。
1866年，奕訢等奏请在同文馆首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馆学习之。
他们在奏文中，详细说明了学习西法的重要性，指出：
当今既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如不借西人，西法为先导，探求机巧源，制作之本，则恐师心自用，徒费金钱，仍无裨于实际。
他们公开抛弃了“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陈腐观点，不仅承认中国已落后于西方各国。
而且明确提出“学习西方是为了雪耻”，拒绝学习才是真正的耻辱。
认为“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
驳斥那种“师法西人”为耻的荒谬论点，指出“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这种思想认识，比那些固步自封，拒绝学习西方的顽固派确实高明得多。
顽固派官僚对奕忻等设立同文馆并延聘西人担任教习一事早已感到不满，制造种种流言蜚语，借以蛊惑人心。
同文馆拟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的消息传出后，更引起顽固派的反感。
监察御史张盛藻上折提出反对意见说：
“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
”他认为若求自强，朝廷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等，对臣民则惟有讲求“气节”，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宜，以尧舜孔孟之道进行教育和培养，不可以“重名利而轻气节”。
在张的奏请被驳回后，顽固派不肯罢休，由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于1867.3.20递上“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奏折，他认为天文算学不过是“一艺之末”，而正途人员奏夷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愿意传授，即使教者不诚教，学者诚学，所造就者不过是“术学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他又说，目前世道衰微，礼崩乐坏，唯有依靠对读书之士义理，气节，或可维持人心，如果科甲正途人员“习而从夷”，则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贤才咸归于夷不止。
倭仁使用了许多煽动性词句，在顽固守旧的封建士大夫中起了动员的作用，形成一股反对学习西方的逆流。
奕訢等驳斥：
他们与曾、左、李反复函商，筹长久之策，如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讲求制造机器之法，教练洋枪队伍，派人出国考察，等“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开设天文算学馆，实为制造轮船及各机器之根本，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
指责顽固派“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他们的言论，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学西方的道理，同时也批判了顽固派的陈词滥调。
清廷接受奕忻等求，发布“上谕”，一方面饬令总理衙门“不可再涉游移，即著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但未提鼓励正途人员报考一事。
另一方面，让倭仁保荐人才数名，倭仁承认“意中并无精通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请求不必另设新馆，但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顽固派通政使于凌辰、侯选直隶知州杨廷熙等也一再发表言论，将西学视为洪水猛兽，宁可落后挨打，也决不向敌人学习，何况敌人的“长技”不过是“雕虫小技”。
顽固派思想的僵化与愚昧，达到惊人的程度。
顽固派声嘶力竭地拼死反对洋务派运动，实质上是代表封建传统势力对隐约可见的社会变革的顽强抗拒。
他们的理由最核心的是中国“尚义”不“尚利”，重“道”而不重“器”，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学习西方，采用机器将带来风俗人心之大变，从而危及封建统治的根本。
洋务派却是紧紧抓住救亡御侮的旗帜，论证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既然西方借以欺凌中国的本钱在于他们高度发展的物质力量，那么要抵制西方的侵略，就必须借取西方富强之术，使中国的物质力量也迅速发展起来。
然而在“治国之本”的问题上，洋务派对顽固派的批驳往往显得软弱无力。
表现的期期艾艾，踟躅不前的。
它反映了洋务派和顽固派一样，都站在封建主义的立足点上，只是在应时变革，面对实际、讲求事功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两派的斗争虽然还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洋务派顺应世界潮流，引进机器生产，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而顽固派则企图阻止向前发展，反对机器生产，破坏中国社会生产力，此是新生产力的辩护人和旧生产关系的保卫者之间的斗争。
是统治阶级中两种不同文化观的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斗争和对立，势必突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藩篱而日益带有阶级斗争的色彩。
2、关于制造轮船的争论。
在洋务派制办的军事工业中，制造轮船是重点项目之一。
1866年，左宗棠设立了福州船政局，专造轮船。
1867年，以制造枪炮弹药为主的江南制造总局也开始设立船厂和船坞，兼造轮船。
顽固派反对洋务派学习西方，谋求“富强”的活动，造船遂成为他们攻击的一个目标。
1872年1月23日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上折奏称：
福州船政局连年制造轮船，闻经费已拨至四、五百万两，未免糜费太重。
如说此项轮船将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疑之举，而且用之于海上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便利，“名为远谋，实同虚耗”。
他把福州船政局描绘的一无是处，认为“以有用之帑金，为可缓可无之经费，以视直隶大灾赈需及京城部中用款，其缓急实有天壤之别。
他还说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如福州船政局同，应请旨下令将该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
清廷倾向于支持宋晋的建议，曾遭两江地方官反对，但福建地方官吏支持宋晋的意见。
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先后逆转，反对宋晋提出的停造轮船的意见。
清廷于1872年6月22日将左、沈、李的奏折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于是这场争论便这样宣告结束。
3、关于修筑铁路的争论：
是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为激烈的一次。
早在七十年代，洋务派便把修筑铁路作为谋求富强的重要措施之一，1872年李鸿章提出改“土地为铁路”的主张。
1874年日侵台湾，沿海各省岌岌可危，海防之议兴起。
李又乘机提出开采煤铁及修筑铁路的建议，上奏奕忻，虽同意但认为“无人敢主持”，1880年，淮系将领刘铭传应召进京，向清政府提出修铁路建议。
他在奏折中言“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
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
认为不仅对加强国防，抵制侵略，而对发展生产、改进交通方面也将起巨大作用，“裕国便民之道，无逾于此”。
并提出修筑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交通网的主张。
不久，李鸿章呈递了长达四千余字的奏折，详细说明修筑铁路乃大势所趋，不可禁阻。
顽固派群起反对：
他们意识到铁路修成后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和传统的社会秩序必将受到震撼，因此力加反对。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于1880年12月22日上折，认为修路有三弊：
“洋人工于贸易，其从旁觊觎，意想可知。
……利尚未兴，患已隐伏，此一弊也”；沿途田亩、房屋、坟墓等遍地皆有，迁徙不便，“民间必不乐从，势迫刑驱，徒滋骚扰，此二弊也”；清江南至北京铁路筑成后，必将影响轮船招商局津沪航线的水脚收入“，此盈彼绌，势所必然，……虚糜帑项，赔累无穷，此三弊也”。
他不仅以维护民族权益和为民请命的姿态出现，而且把自己装扮成轮船招商局利益的保护者，可谓恬不知耻了。
接着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等纷纷上折，要求停止讨论修筑铁路问题，并对李鸿章、刘铭传等大肆进行攻击。
刘锡鸿先后任驻英德等国使臣，亲身接触过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但思想却冥顽不化，虽然承认“火车实为西洋利器”，并誉之为“古今之奇观，绝世之巧术”，但却认为这种新式交通工具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断非中国所能仿行”，在顽固派看来，铁路为“不祥之物”，会惊动“山川之神”，从而招致种种灾害。
为阻止铁路修筑，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或是对洋务派横加斥责，斥之为里通外国的内奸和改变祖宗成法的逆臣；或是召唤鬼神，作为他们的奥援。
就是洋务派内部也有分歧，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采模棱两可的态度，闪烁其词，两面讨好，躲避顽固派攻击的锋芒。
这样以1880—1881年的洋务派失败告终。
洋务派没有放弃修路计划，他们等待时机希望有朝一日能冲破顽固派的障碍，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1885年中法战争后，清廷诏令各臣工妥筹善后办法，修筑铁路问题再度兴起，左宗棠力陈修路的好处，认为修成后“民因而富，国因而强，物因而倍盛”。
李鸿章为开矿务局运煤方便，1881年修筑了自唐山——胥各庄的铁路，奕巡视北洋海口，与李议定将其扩至大沽和天津。
1887年成立了中国铁路公司。
1888年10月修成，11月奕忻又奏请修筑天津——通州的铁路为清廷批准。
但顽固派开始拚命抵制。
他们罗织了修筑的弊害有三点，一曰“资敌”；二曰“扰民”；三曰“夺民生计”。
洋务派有奕忻作后台，不甘示弱，双方展开争论。
对三大弊害逐条加以驳斥。
他们还论述了西方国家修筑前后的情况作为借鉴，嘲笑顽固派昧于世界大势，凭空臆造，其目的无非是想借此煽惑人心，阻挠引进西方的新式交通工具。
顽固派：
从封建思想武库中捡拾一些破烂武器，用来抵挡新事物的输入。
铁路“干天地之和，蹙生灵之命”；“天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不无损伤”；
洋务派：
强调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不能墨守成规，停滞不前，否则必将落在时代的后面，国家任人宰制，无以自存。
在双方的争论中，清政府感到难以做出抉择。
1889年2月14日，那拉氏发布上谕令沿海和沿江各省督抚就修筑津一通铁路问题“各抒所见，迅速复奏”，两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修路为当务之急，但需“经营全局”，认为应修芦汉铁路。
（芦沟桥——汉口）洋务派表示勉强同意，两派关于修筑津通铁路的争论，方告结束。
四、洋务运动的成就
（一）、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首先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军事工业
1.举办军事工业的目的。
中西文化是在战火中开始交流碰撞的。
他们最感到自己缺乏的是船坚炮利的不如，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近代“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认为清王朝一旦掌握了外国的“坚船利炮”，便可以强盛起来。
洋务派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举办洋务是从近代军用工业着手的。
在七、八十年代以前其主要精力用于军用工业。
三十余年中先后办过规模不同的兵工厂有二十四个。
重要的有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南京金陵机器局，福州马尾船政局，湖北枪炮厂。
2.几个重要的军用工厂概况。
1）江南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总局（沪局）：
（1865年李鸿章筹办的）
第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近代军火工厂。
李首用四万两白银在上海买进一座外商（美）机器铁厂，以此为基础，合并了上海由丁日昌主持的洋炮局和苏州由韩殿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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