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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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研究》课题 附件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

一、理论综述

、农民增收不长效问题的成因综述

（）资源禀赋不足论。

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首要约束因素。

在同样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收入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生产者所占有的资源及生产要素的多少。

作为农民来说，能给其带来收入的资源和要素无非是土地和劳动力。

吴敬琏强调指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均资源少，中国农民接受的低水平教育是制约其收入的重要原因。

李朝林认为，在众多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中，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是农民收入增加的“瓶颈”，农民增收与农民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

（）城乡二元结构论。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压抑、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短缺与“城乡分治”的体制形成恶性循环。

温铁军认为，农民收入问题深层次矛盾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其将农民封锁在有限的耕地上，也强化了收入分配的轻农倾向和扭曲。

张晓山认为，“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对“三农”的长期歧视。

（）农民权益缺陷说。

杜旭宇认为，农民权益不完整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农民权益不完整体现在经济权益的缺失、政治权益的缺失和社会权益（包括劳动就业权、迁徙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以及社会尊重权）的缺失。

农民权益与农民组织缺陷是联系在一起的，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缺陷也是农民不能维护权利的原因之一；盛洪认为，一个社会中最大的人群被压缩了权利，经济政策就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这就是中国农民陷入整体性困难的苦难之源。

（）农村劳动力剩余说。

陈锡文认为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就业不充分。

我国农民增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恰恰在于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所面临的困难。

郭书田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出路只有就地消化的基本态势不改变，其他措施都很难收到增加农民收入的显著成效。

（）市场化进程缓慢说。

许经勇提出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新解———要素市场化受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滞后和农村土地市场化滞后有关。

王德文、蔡日方认为，农民增收的源泉应该来自于市场。

因此，在市场体系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应继续发挥它自己的作用来改善农民生产环境，规范市场。

还有从市场经济要素（主体、客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和世界市场）角度来探讨农民增收困难的，他们认为农民的生产决策以至收入的高低始终与经济市场化的状况密切相关，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结构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根本途径。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说。

孟丽等学者得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一是阻碍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二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供给制度扭曲加重了农民负担。

许经勇提出,农民收入不长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农民“多取少予”，少予的内容包括了农村公共产品。

（）思想观念落后说。

林光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农民一般处在社会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处于相对被歧视的地位，,农村处于以城市为中心的边缘地区,农业则在现代产业发展中处于外围地位，往往是现代工业发展的牺牲品。

“三农”问题还与价值观取向有关,吴碧君说“:

转型时期，价值观取向的不同导致了农民内部的贫富分化，具有现代观念的农民在社会变迁中，能更迅速地改变行为模式，适应社会发展，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回报”。

（）农业结构调整滞后说。

该学说认为农业结构不合理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首要因素。

张晓山提出,农业结构调整尚未进入战略性结构调整的轨道，没有伴之以我国消费群体的扩张，这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增长的持续性。

有学者提出产业空洞理论来说明问题，认为社会的发育和经济运行使农业被分割肢解，并且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农民对农业产业占有不完整，形成了产业利益获得的空洞。

这也是要从价值链条上促进农民增收长效的理论根据。

（）制度性阻碍说。

易秋霖指出，制度因素是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村财政和税收制度、农产品购销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农村基层组织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制度的不合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胡鞍钢认为，“两种制度”（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财政转移制度）的设计安排和延续，不仅导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且也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过于悬殊。

张英红进一步指出，“两种制度”实质上是国家对农民利益和权利的严重剥夺，是农民长期陷入贫困的一个重大的制度根源。

（）技术进步负面影响说。

有学者在肯定了技术进步在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供给方面有巨大的作用的同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弱相关性，认为当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于供给价格弹性，且供给价格弹性与需求价格弹性之差介于和之间时,技术进步将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发展阶段论。

不同阶段，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不一样。

彭松华总结为产业交替发展的阶段性、城市居民农产品消费的阶段性、气候变化的阶段性、农民素质的阶段性、国际农业影响的阶段性、农村政策的阶段性、科技发展的阶段性、宏观经济政策的阶段性、法律体系完善的阶段性等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综合因素论。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极为复杂，从根本上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时期诸多问题的综合反映。

影响因素有经济内在因素、经济外在因素和社会深层因素。

其中，经济内在因素是导致农民增收缓慢的直接原因,经济外在因素则加重了经济内在因素的后果，而社会经济深层次存在的因素则从更深更广的领域制约着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

影响因素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

、促进农民增收长效的思路与对策研究综述

（）技术革命论。

将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路,最终要靠科技来解决。

蒋和平认为，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性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翟虎渠认为，要依靠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来构建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还有人从信息技术角度分析农业信息化对农民增收的重要作用。

（）城乡统筹发展论。

陈锡文提出，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不可能封闭在农村的内部解决，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

张红宇、马宝成等认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和深化农村改革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教育制度、现代就业制度、现代公共服务制度、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新型户籍身份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

（）非农化带动论。

樊纲认为，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或称农民的非农产业化。

因此，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举措和基本保证。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

林毅夫认为，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

徐祥临也认为，当前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农民增收的三条基本渠道即发展商品性农业,兴办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对农民增收有一定的局限。

因此，必须开辟农民增收的第四条渠道，即政府应大规模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农村的购买力，产生农民增收的乘数效应。

（）农民权益保障论。

党国英认为，要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就必须保障农民权利，农民有四项权利最为重要:

土地财产权、平等的公民身份权利、经营自主权以及为发展经济而自主组织的权利和民主选举权利。

如果确立和尊重四项权利，农民收入增长，农业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稳定都将得到根本保证。

迟福林呼吁,给农民全面的国民待遇，提供有保障的农村公共产品，来促进农民增收。

（）产权制度改革论。

周其仁研究产权在社会与国家交易中形成的问题时，提出农民收入的重点，不是政府的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而是农民财富的产权状态。

回避产权界定问题寻求农民收入增加的“招数”，基本上都是缘木求鱼。

他建议如下：

一是，政府“干预”农产品市场只限于政府出资“收购”或“销售”农产品；二是，废除目前“民土变国土”的城市用地制度；三是，废除靠行政权力“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试行“公司办城镇”的新体制；四是，把关于土地的各种权利，清楚地界定到农户头上；五是，政府要增加对农村资产的划分、登记、建契的服务，并通过开放农村的行政垄断市场，鼓励外资外企、民资民企进入农村市场。

蔡日方等也是从发展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的角度来说明产权的作用的。

（）促进农民就业论。

吴敬琏认为,提升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和预期效果已经不大，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

温铁军提出制约我国“三农”问题的矛盾主要有两个：

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和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保障广大农民的充分就业。

盛来运指出，农业不再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结构调整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增收潜力，只有发展非农产业,加快农村人口转移，才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长的方向。

促进农民就业的途径主要有：

一是推动农民农外就业（农村劳务输出）。

其他学者提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和农民市民化观点。

二是减少农民数量。

减少农民是国外工业化先行国家农民收入增长的成功经验，来源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来源构成特征也表明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增加农民收入。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三是打开城门，加快城镇化步伐，让大量农民转变为市民，成为工人、商人、企业家等。

有学者利用中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证明城市化进程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加大资源投入力度论。

王春超利用舒尔茨的理论，以收入流价格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分析农民收入流来源的供给和需求问题，从理论上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着眼点应是对现代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要合理地引导农民的投资行为和提高农民家庭投资力，要积累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特别要重视提高农民的教育程度以及对他们的技术培训。

李朝林认为，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质量（农民素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主要方法是增加教育投资。

（）农业内部增收论。

农业结构调整是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

观点有：

一是打破小生产，按照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探索现代化道路；二是大力发展家庭饲养业，它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以及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方向；三是要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农民增收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经济结构不适应市场变化，不适应消费结构的升级,要通过优化结构来提高农民增收能力。

（）财税制度改革论。

深化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最有效途径。

许经勇提出，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向着城乡统一税制和城乡平等的公共财政体制的目标演进。

有学者总结了农业税减免对农民增收的积极影响，验证了减税的作用。

还有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带动作用角度进行思考的。

（）合作组织论。

顾建列、张琦提出创新股份合作经营体制，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股份合作制的经济组织形式在我国东南沿海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已形成一定规模，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模式，合作经济能成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赵光文认为，发展农民专业协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综合推进论。

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在于能够克服不利因素的综合影响，归根到底还是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多途径地解决不同群体农民增收的制度性障碍。

陈锡文、韩俊、叶兴庆认为,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许宏大提出“五机制”:

鼓励农民到城镇就业、创业和务工机制；农村富余劳动力战略转移机制；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机制；财政对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机制。

邓大才从产业分工、政府支持保护等个方面来开辟新的收入来源，并构建增收的长效机制。

李风臣提出“五个原则”“、四句话”的要求“、五个超常”的意识“、四个一方”的标准和“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的思路，来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陈君文提出要构筑“五大战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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