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给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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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给付

行政主体在特定情况下，依法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供物质利益或赋予其与物质利益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基本原则

行政给付的基本原则：

a.法定原则；b.公开、公平、平等原则；c.专款专用和效率原则；d.合理比例原则；e.国家保障与社会扶助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原则；f.信赖保护原则。

特征

（一）行政给付以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为条件

也就是说，行政相对人要获得相关的物质帮助，必须事先向有权实施一定给付行为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即使是在自然灾难等特殊条件之下的行政给付行为，一般也需要行政相对人在领取救济物资时办理一定的手续，这些手续可以视为一种补办的行政给付申请。

（二）行政给付是一种行政行为

行政给付的主体一般是行政机关，但是也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社会组织。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行政给付的方式逐步趋向多样化。

在许多领域内，行政给付并不是由行政机关直接实施，而是由行政机关拨出专门的款项，支持某些社会福利组织或社会公益事业单位来实施。

只要这种给付行为有特定的法律依据，它就仍然属于一种行政行为。

（三）行政给付的内容是赋予行政相对人以一定的物质帮助权益

我国行政法学界通说认为，行政给付的内容是行政机关给与行政相对人一定的物质利益，这种物质利益表现为一定的金钱、物品等实物。

实际上，行政给付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它的内容主要是赋予行政相对人一定的物质帮助权益。

至于行政主体所为的给与行政相对人一定事物的行为，只是对该行政给付行为的执行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行政事实行为。

（四）行政给付的对象是处于某种特殊状态之下的行政相对人

究竟何种特殊状态之下的行政相对人可以成为行政给付行为的对象，必须由规范性法律文件作出明确的规定。

因为行政给付的基础是国家的财税收入，国家机关的一切财政收支必须依法进行，而不得随意支配。

一般而言，行政给付的对象是因为某种原因而生活陷入困境的公民与对国家、社会曾经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公民，如灾民、残疾人、鳏寡孤独的老人与儿童，革命军人及其家属、革命烈士家属等。

类型

根据我国有关行政给付的法律、法规，我国的行政给付形式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抚恤金

抚恤金的发放对象主要是烈士和因公殉职、负伤、病故、残废的军人、警察或者其家属，其主要形式又包括革命军人牺牲病故抚恤金、革命残疾军人抚恤金、护理费、治疗费等。

生活补助费

生活补助费的发放对象主要是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以及因工伤事故致残的公民，其主要形式包括复员退伍军人与烈军属定期定量生活补助费、临时补助费，因公伤残补助费等。

安置

安置的形式主要有发放安置费与提供一定的住所等。

安置费的发放对象主要是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如复员军人建房补助费。

救济

救济的形式包括发放救济金与发放救济物资等等，其对象主要是因为某种情况而生活陷入困境的公民，如农村的五保户、贫困户，城镇的贫困户，发生自然灾难的地区的灾民等。

优待

优待的对象是生活上处于某种困境的公民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应该予以优待的特定社会成员，如贫困学生、独生子女等。

对于上述优待对象，行政主体可以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减免其学费，或者提供其他的优待措施。

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的对象既包括一般的公民，又包括某些特殊身份的社会成员，其基本方式是举办社会福利事业或者发放社会福利金。

社会福利事业一般由政府采取资金扶助及政策优惠的方式扶植某些社会福利机构的发展，如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敬老院，以及安置机构、社会残疾人团体、福利生产单位与科研机构（如假肢科研机构与生产企业）等。

从广义上讲，现代国家的行政给付还包括政府资助发展的社会保障事业，如对于失业人员的失业救济金、保险金，老人的养老保险金，社会一般成员的医疗保险、安全保险、财产保险，等等。

这些行政给付往往采取社会化、企业化的方式经营运作，并能够多方面的吸收各种资金参与活动，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了广泛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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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救助（SocialAssistance）是指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于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公民给予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各种措施。

它对于调整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解释一：

社会救济

社会救助一词，有些也称为社会救济。

通常来说，救济是一种消极的救贫济穷措施，基于一种同情和慈善的心理，对贫困者行善施舍，多表现为暂时性的救济措施；而救助则更多反映了一种积极的救困助贫措施，作为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长期性的救助。

因此，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长期性的救助，是指国家对于遭受灾害、失去劳动能力的公民以及低收入的公民给予特质救助，以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救助主要是对社会成员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其目标是扶危济贫，救助社会脆弱群体，对象是社会的低收入人群和困难人群。

社会救助体现了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护线和安全网。

解释二：

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

所谓社会救助（　SocialAssistance）是指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于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公民给予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各种措施。

社会救助是最古老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方式，在矫正“市场失灵”，调整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切实维护困难群体的基本权利（生存权）。

这是当前学界和实务部门面临的首要任务。

建立社会救助体系关键在于法律制度建设，即在我国建立完整的社会救助法律体系。

而社会救助法属于第三法域，相对独立于公法、私法两大法律板块。

解释三：

公共援助

也称为公共援助。

在实际操作中，通常的作法是：

根据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需求的标准设立一条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一个公民，当其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而生活发生困难时，都有权利得到国家和社会按照明文公布的法定程序和标准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救助。

社会救助可以根据不同出发点，不同依据和标准，从多角度做出不同的划分。

依据救助的实际内容来划分，可分为生活救助、住房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法律援助等；依据救助手段来划分，可分为资金救助、实物救助和服务救助等等。

以贫困持续时间的长短变化为划分，贫困可分为长期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周期性贫困，因此社会救助就可以分为针对长期性贫困的定期救助（如孤寡病残救助）、针对暂时性贫困的临时救济（如多数情况下的失业救助、自然灾害救助等）和针对周期性贫困的扶贫（如贫困户救助）之分。

实施原因

公民的权利

社会救助是居民生存权的基本保障，体现了国家职责。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获取社会救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责任，每个人在社会上都应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在当今世界上，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其责任或义务通常以立法方式加以确认。

对于每一位公民来说，社会救助是他们应当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

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社会救助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是克服现实的贫困，它在公民因社会的或个人的、生理的或心理的原因致使其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因而陷入生活困境时发生作用。

因此，一般会有一套称为“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的法定工作程序来审核申请救助的公民的收入状况，主要包括：

个人申请、机构受理、立案调查、社区证明、政府批准。

能否得到社会救助的关键在于申请者个人收入或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是否低于政府事先确定了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有的国家或地区还要调查申请者的家庭财产和工薪之外的其他经济来源。

这种“选择性”原则是社会救助最为突出的特点，它能保证有限的社会救助经费切实地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

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资金或实物，目的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

它不问致贫原因，只看受助者是否真正贫困，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

它的责任仅仅是使受助者的生活相当于或略高于最低生活需求，以避免产生依赖心理或者不劳而获的思想，只要受助者的收入超过最低生活标准，救助行动就相应中断。

建立意义

1.有利于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

2.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3.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

4.有效地弥补了社会保险制度的不足.

资金来源

1.国家财政拨款.

2.信贷扶贫.

3.社会捐赠和国际援助.

4.社会救助基金增值.

根本目的

社会救助最根本的目的是扶贫济困，保障困难群体的最低生活需求。

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实现社会救助法治化是维护并实现困难群众基本权利（生存权）的核心内容之一。

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法治缺失，而以公法和私法为主要架构的二元法律结构体系对于社会救助的规范相对贫弱。

社会救助法治进程必须形成合理健全的社会救助立法机制，寻求公法私法外的社会救助法的生存空间和价值张扬，建立相对独立的子系统。

要规范公权对社会救助的干预，适当配置权力，切实依法行政，防止权力异化；通过立法培植中间力量，尽快推进并实现社会救助的多元化和社会化。

要规范社会救助法的立法规划和体例，尤其防止制定错位的下位法来实施上位法的现象。

社会救助法以实现社会公平为基础

社会救助法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实现社会公平为价值基础。

社会救助基于国家财政向社会特殊群体提供基本生活需要，既不是强调国家公权对公民权利的干预，也不是规范公民、意思自治。

社会救助法律制度规范国家调节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承担对社会困难群体的扶助责任和义务，保证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适度平衡，一定程度实现社会公平。

社会救助法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统一

现代社会，获得救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在其中负有严格的责任。

有关社会救助的权力的实施和权利的实现及其救济不仅是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而且是严格的程序和过程。

因此，社会救助法不仅是规范社会救助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还必须规定主体资格，救助程序，权利义务实现方式等。

严格的法定性和强制性

社会救助是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是“安全网”、“平衡器”。

漏网或者失衡，则意味着公民权利不能实现，政府严格责任的规避，是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挑战。

社会救助法则是社会救助发挥其“安全网”、“平衡器”功能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因此，法律规定的社会救助的权利和义务，有关社会救助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能任意变更，更不能在法律规范之外创设新的权利义务。

同时，社会救助违法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社会救助法制建设，其意义和价值不仅仅是为满足救助贫弱者的制度需求，它突破传统公法和私法划分的藩篱，建立与之紧密联系又区别鲜明的独立的第三法律部门，在法学理论、法律思想、制度规范、法律实施等方面开创新的领域，在此基础上完善社会保障法，最终形成与公法私法三足鼎立的格局。

此意义非一般的法律制度所能比拟，在权利而言，救助法治是公民生存权的保障，而此又是构成国家、社会的根本。

社会救助法治程度越高，公民权利的实现和救济就越有保障；在权力而言，社会救助法律体系越完善，权力运行必将越规范，政府就更加能够依法行政，社会救助工作就更加高效、务实和透明，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更能得以实现和维持。

中国特色的救助体系

健全的社会救助立法机制

形成合理健全的社会救助立法机制，寻求公法私法外的社会救助法的存在空间和价值张扬，从法律思想和法律规范上建立具有相对独立价值的社会救助法子系统。

“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对某一制度理性思考的结果，一部良好的法律应当能够蕴涵社会所公认的准则与价值”。

社会救助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救助，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法律调控。

社会救助政策随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而相应调整，同样，社会救助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政策的调整和变化。

社会救助法制建设受经济活动、政策等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

在此，涉及到法律与政策、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等法学范畴基本理论问题，而且还涉及对法律的形成机制，特别是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等问题。

因此，社会救助法治，除考虑立法自身的机制外，还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考虑政策变化，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能为立法而立法，假借法律规范的形式大行权宜的应急的社会救助政策，以之培植社会救助管理的制度主干；更不能以社会救助的特殊性而强化政策的作用，漠视或弱化法律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的思想价值和制度意义。

社会救助法的立法机制，还必须考虑法律规范的构成问题。

我们认为，社会救助法的规范构成，包括稳定的“核心规范”，主要为社会救助的一些基本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制度。

这些制度构成社会救助法律的基本框架，相对稳定。

又包括易变的“变易性规范”，主要用以应急性、强制性的调节。

这两个方面涉及到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稳定性与变易性等问题。

考量我国社会救助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社会救助法律框架设计时，在确立核心规范，保持法律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同时预留出适度调整空间，兼顾稳定性与开放性、变动性，实现法律自动调整。

另外，社会救助任务的加重催生了现代意义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而经过归纳和抽象的法律制度也在社会救助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调适修补，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具有普适性，不仅适用于转型时期，而且今后发达的社会救助体系中，还将经常地、持久地起到广泛的规制作用。

因此，要推动社会救助立法上的标准化、指数化和模型化。

规范公权对社会救助的干预

提供社会救助是政府的职责之一，这也符合当代各国福利行政、给付行政的发展趋势。

“公民权利才是政府权力之源，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政府（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或者政府的职能部门）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救助中掌控着话语权，是社会救助名副其实的决策者、管理者、执行者和监督者，其公权对社会救助的干预是全方位、全过程的。

从权力划分来看，政府在社会救助中享有立法权、行政权和监督权；从责任划分来看，政府是社会救助的责任主体，承担制度设计并履行给付义务。

公权干预是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对政府权力的法律控制是贯穿于社会救助法治全过程的中心主题。

“由于缺少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使得我国公民的人权也面临权力的巨大威胁，应该说这是我国人权立法亟待完善和加强的地方”.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依法行政的核心，也是我国依法行政制度中的薄弱环节。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必须首先规范政府公权，切实依法行政，以权利、监督、责任等制约政府公权。

解决政府公权对社会救助的原则

政府干预社会救助的权力正当合法

政府干预社会救助的权力正当合法，防止政府权力异化。

由于政府在社会救助中权责的特殊性，必须通过立法界定公权，使政府社会救助的管理内容合法，权责明晰。

另一方面，防止公权“合法”异化。

立法是国家权力的程序性分配，保障各项权力对人民的忠诚是立法的根本目的。

社会救助立法必然担负保障权利（生存权）、制约权力两大任务。

社会救助公权不可能只集中在一个或者极少数几个部门，所以必须通过法治对政府公权进行合理分配，既要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形成“垄断经营”权力；又要防止权力分散，多头管理，以致职能交叉，相互推委扯皮，造成公共权力的“重复建设”和浪费。

要加强社会救助中政府公权的监督，加强社会救助立法权的制约，规制政府“造法功能”的不良膨胀，避免“法”之泛化。

依法行政，社会救助程序公正

社会救助法制的基本价值目标确定之后，能否通过法律程序实现这些价值目标是社会救助法治的关键。

依法救助不仅依据法律规范，还应当包括法律原则、法律目的和法律精神。

要合理行政，高效便民，以维护和实现受助对象的基本权利为目标，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灵活多样的救助管理活动，着重防止政府权责范畴的不作为，不履行给付义务或履行瑕疵。

国家在社会救助中发挥的作用越积极、越重要，对于程序的要求也就越强烈。

因此，必须着力规范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行政程序。

社会救助主管部门遵循《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既满足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又维护社会公平。

完善权利救济制度，确保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社会救助法律“不仅应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获得权利救济既是尊重和实现受助对象的生存权，也是受助对象的一项基本权利。

由于社会救助法治的薄弱和实践操作的不规范，侵害救助对象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应保”者不能“尽保”，救助机构擅自降低救助标准，甚至挪用救助款物等等，受助对象的生存权利得不到保障，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基本生活。

因此，必须完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规范和操作简便的司法救济程序和行政救济程序，并规范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使其真正发挥抵抗权与监督的作用，排除侵害并加以补救，确实尊重受助对象的基本权利并保障其权利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