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专题党课讲稿33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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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专题党课讲稿33页
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党课讲稿）
前言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对全球宏观经济还有中国经济的一些看法，那么今天的题目是《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这个报告我想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对全球经济走势的一个看法。
其中有两个关键词是要锁定的，就是全球经济总体上的状态应该说是陷入了停滞，而且有人提出来叫做长期停滞。
所以，第一个是停滞，第二个是分化。
这个分化存在于发达经济体之间，也存在于新兴经济体之间。
第二部分，我想把目光聚焦到中国经济的形势上。
这里也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新常态，一个是供给侧改革，这是最近关心比较多的话题。
第三部分，我们又把目光转回到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经济这个焦点上，这里也有两个词，一个是中国经济的新时期的改革，还有一个是新时期的开放。
我们来看在全球经济变局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做的选择。
一、全球经济的变局
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全球经济在总量上出现了停滞的状态，在停滞的基础上不同部分又有一些分歧、分化。
这部分也分成三块来讲。
（一）全球经济在过去十年当中出现了大分化、大变局的转化
如果人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么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有的时候甚至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从21世纪初开始，过去的10多年里，全球经济经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换。
第一个转换我们叫做二八转换，就是在全球经济的增量贡献当中，人类刚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发达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增长率贡献有80%，而新兴经济体只有20%。
但是到了2014年前后，我们重新计算了这个数据，发现完全颠倒过来了，新兴经济体在2014年的时候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达到了80%，发达经济体的贡献是20%。
另外，如果不看增量只看存量，会发现全球经济的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21世纪初的时候，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规模总量占到了全球经济的60%，发展中国家只占到了40%。
但是在2014年前后，这个定位也发生了转换，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规模中的比重降到了40%，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的比重上升到了60%。
二八转换和六四转换意味着全球经济的格局发生了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变化。
我们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全球的经济治理机制会发生变化。
我们知道，全球经济运行规则当中一些重要的组织，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IL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它们背后主要的话语权、主要决策的影响力都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一直在寻求自己对全球经济的话语权。
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原先主导全球经济力量的组织，比如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G7），它的组成国家全部都来自发达经济体。
金融危机以后，随着全球金融格局的深刻变化，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平台G20，就是20国集团组织。
在20国集团组织里，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划分，可以分成两块，一部分是以G7为主体的发达经济体，我们叫做发达经济体9，剩下的是11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所以G20整体上对应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是在全球治理层面的新的改变。
这个时候，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一起对全球经济做出了影响。
这是经济基础以及全球治理规则、机制发生的一些微妙的、重要的变化。
在变化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有争议的。
有人认为二八转换和六四转换是一种趋势，比如说金砖国家就给出定义，在将来的十几二十年时间里，全球的十大经济体绝大部分将成为新兴经济体。
比如说金砖国家、墨西哥、印尼，等等。
但也有人认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好景是否能够长久，这是有问题的。
最近我们发现，在美联储加息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开始面临一些考验，后面我们专门分析新兴经济体面临哪些问题，美联储的加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还有国家复苏不同的步伐，这些分化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后面单独讲。
（二）发达国家整体复苏的状况以及内部的分化
我们将以发达国家的复苏和分化为背景，反观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外部环境。
分析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情况，免不了要谈到美、日、欧。
1.美国
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当中，美国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强劲，发展恢复的状况是比较好的，但美国经济是不是真的这么美？
我想给出5点负面的意见，当然，这并不能否认美国经济相对于欧洲和日本经济来说，确实是比较强劲的。
美国经济为什么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呢？
这里我给出5点证据。
首先看GDP增长率。
美国的GDP增长率在2014年达到2.5%，跟其他国家相比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并且，因为美国的经济体量非常大，它增长一个点可能相当于规模小的国家增长好几个点。
但是在这背后我们要了解一个情况，就是美国在过去的这几年悄悄地修改了GDP统计的口径。
在修改统计口径之前，美国的GDP是没有包含研发费用的，而在这之后研发费用记录到了GDP的统计口径里面。
不仅仅是美国，英国和印度也修改了GDP的增速口径。
我们发现，恰恰是这三个国家，修改了统计口径之后，GDP增速统计都相对比较强势。
所以，美国GDP的增速到底是多少，还是值得推敲的。
第二点，美国的就业率。
从传统来看登记失业率，美国的登记失业率在金融危机以后面临着一些问题，就是劳动参与率在下降。
因为一些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持续很长时间都找不到，最后放弃，完全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就导致失业率的稳定。
这个时候，作为宏观经济者来说，不仅要关注失业率，还要关注劳动的参与率。
这也成为耶伦作为新的美联储主席上台以来，所关注的另外一个就业方面的指标，就是劳动参与率。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劳动市场的情况，不但失业率有明显的好转，在参与率方面也出现了企稳，这确实是比较积极的信号。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如果拿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美国市场上的就业情况并没有我们直接看起来的那么强劲。
第三点，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相比于欧洲和日本来讲，美国最近这些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贫富差距问题非常严重。
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美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处在1929年大箫条以来最严重的一个状态。
在2015年9月份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联合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世界各国的发展指标，这个指标不仅仅是看GDP增速，还要考虑人文、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
因为贫富差距的扩大，美国这一发展指数是负数。
那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以后凸显出来呢？
这和金融危机的过程有关系。
首先，各种金融资产，包括固定资产价格大幅度缩小，最近几年又大幅回暖，现在甚至有人担心美国的债券，包括股票市场是不是有一些泡沫。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社会底层收入较低的阶层来讲，碰到金融危机，他们是没有能力去抵御的，可能丢掉了房子、丢掉了工作，等经济回暖的时候，他最多找回了工作，但是房价上涨了、股票上涨了，这跟无产者是没有关系的。
而有产者持有的资产比较多，在金融危机过后，金融资产价格恢复，有产者的收入或者财富积累上升的速度会非常快，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美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我们经常讲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中产阶级人口多一些，社会结构呈梭形。
但是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有一个两头放大的趋势，收入最低和收入最高的这两个阶层正在增加。
第四点，美国的产业结构。
2014年美国的GDP增速是2.5%，在这2.5当中，有10%左右的经济增量是由新能源产业，比如说页岩气、页岩油这样的行业贡献的。
而美联储如果加息，它对大宗商品的价格，尤其是对新能源价格，有一个打压的作用。
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最近几年，尤其是美联储释放加息信号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下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就是生产成本最高的这部分生产商，尤其是美国的页岩气、页岩油，它对美国的GDP增长直接贡献率有10%，间接带动的投资、消费对美国的整体经济还有更多的影响。
所以，在美联储加息的过程中，也会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美国本身的一些溢出影响。
最后一点，美国还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贸易逆差。
国际收支逆差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说由来已久，假设美联储加息政策出台，那么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的背景下，肯定有一个结果就是美元持续走强，升值或者相对于其他货币比较强劲。
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难以得到改善，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2014年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逆差达到了5000亿美元，其中2500亿的逆差来自中国。
当然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这部分顺差所得到的好处并不一定完全留在了中国，也有可能在其他的一些东亚国家，包括韩国、日本等等。
总之，在美国处于大规模的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如果美联储加息，那么对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恶化影响。
实际上，美联储是否加息，考虑的主要因素还是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情况，还有一个是通货膨胀压力，其他的结构性因素并不会作为重点。
但是我想，这些结构性因素对美联储的加息还有美国经济的复苏多少会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
而且，如果单独看通货膨胀压力，由于美联储有一个持续加息的预期，所以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弱，现在我们担心的并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
那么，在整个国际市场上，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下跌，对很多国家来说，有一种输入的通货紧缩压力，所以在美联储的加息过程中，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比预期的要小一些。
与此同时，美联储面临的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膨胀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金融危机以后学界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货币政策到底是否应该关注金融资产的价格、金融市场的稳健。
货币政策毫无疑问应该关注通货膨胀，但是除了通货膨胀以外，是否还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我想美联储现在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增长率和就业率，还有一个潜在的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总体上来看，美国经济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美。
但从另外一方面看，美不美，或者强劲不强劲，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如果把美国和欧洲、日本做对比的话，美国经济确实相对而言比较强劲，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我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修复，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2015年初，我们去美国财政部做了一个走访，他们给我们看了一些数据，发现到2014年底、2015年初的时候美国的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基本已经修复到位。
修复到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基本上恢复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在这个情况下，企业敢于做直接投资，家庭敢于去消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经济的投资、消费动力都获得了短期的支撑。
2.欧洲
欧洲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结构分化非常严重，大体上可以分成北部欧洲国家和南部欧洲国家。
在欧债危机里，南欧一些国家问题比较严重，实际上是因为南欧国家的经济主权债务出现了一些问题，引发了欧元的大幅贬值，欧元贬值的结果，对于促进南欧出口、改善南欧国际贸易情况，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效果，因为南欧的供给面是有瓶颈的。
所以欧元贬值收益最大的反而是北部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制造业能力特别强劲的德国这样的国家。
2014年，德国的国际顺差比例非常高，占到GDP的8%左右，这是国际收支失衡比较严重的比例。
南欧的一部分国家在经济基本面也有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改进，这些改进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
比如说南欧的一些国家，像希腊、西班牙、葡萄牙，首先是公务员减薪，收入水平下降。
接着是企业工人的工资也下降。
由于工资水平整体下降，失业率也比较高，所以物价水平下降。
加上前面提到的汇率大幅贬值，这就给南欧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带来非常明显改善。
即使从欧元区内部的角度来看，在过去的几年，南欧国家因为物价水平萎缩，劳动力成本下降，所以和欧元区内部国家相比，竞争力也有非常明显的提升，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内南欧国家经济基本面改善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除了受此次危机影响最重的国家之外，还有一部分国家错过了当时的调整期，非常典型的就是法国和意大利。
这两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并没有像西班牙和希腊这么严重，所以改革的动力相对来说不是很强，另一方面，它们的经济基本面也没有德国那么好。
所以，汇率贬值受益最大的是德国，内部改革结构调整过程中力度最大、最猛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南欧国家。
唯独法国和意大利夹在了中间，既没有得到汇率贬值明显的推动，改革力度也不是非常大。
所以，这两个国家在过去的几年窗口期里作为不太明显，它们现在成为了欧元区的一个拖累因素。
总体上看，欧元区的经济相对来说弱中企稳，但是结构分化非常明显。
德国继续保持强劲，原来债务危机最严重的西班牙、葡萄牙还有希腊这些国家，已经经历了阵痛，一些结构迹象表明，它们的经济状况正在得到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南欧的失业率，看上去非常高，可能有10%到20%，尤其是青年人的失业率，有的国家达到了50%。
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因为有些就业属于非正式渠道，或者属于兼职的性质，所以实际上的失业率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高。
但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可能对欧元区的整体造成了直接的拖累。
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两个经济体出现问题，导致汇率进一步贬值，反而能够增强整个欧元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也是有可能的。
3.日本
日本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经历了一个非常疲弱的状况，2012年底安倍上台，在他的执政期间，先是提出了“三支利箭”：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改革。
但这三个政策之后，日本经济并没有多大起色，所以安倍又提出来新的“三支箭”，第一个是强劲的经济，第二个是要增加新生儿，第三个是社会保障。
由此，我们可以对日本经济做出一些分析。
从旧的“三支箭”来看，首先，日本在货币政策扩张方面不遗余力地做了很多事情。
黑田东野上任以后，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4倍，这个速度是非常大的。
而日元对于美元的汇率也从80左右一路贬值到120左右，这个幅度也是非常大的。
到现在很多人认为日元有可能处于一个过于低估的状态。
这是货币政策。
第二部分是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主要是财政巩固。
原来日本政府（包括地方和中央）的债务余额存量占GDP的比例达到230%到250%，在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高的。
这就告诉我们，日本的国家债务可能面临一些风险，但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这个债务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
那么安倍为什么要做财政巩固这件事情呢？
就是要减少财政赤字，使日本财政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财政不可避免地会进入一个紧缩状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税率。
在过去几年提高的是消费税，最早预计是从5%提高到10%，现在已经提高到了8%，这对日本经济尤其是消费打击非常大。
最后是结构改革。
日本在经济结构方面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劳动力市场。
那劳动力市场有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数量上的问题，人口老龄化，新增劳动力不断减少。
第二个是质量上的问题，新一代的日本劳动力并不像父辈那样具有非常强烈的工作热情。
第三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劳动力市场僵化意味着缺少流动性，缺少流动性就意味着市场资源配置是缺乏效率的，甚至会出现错配。
在日本，如果一个人大学毕业找到一份工作，那这份工作有可能就是他以后一辈子要做的工作。
现在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总体上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僵化还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安倍应该在结构方面采取一些能够提高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措施。
新的“三支箭”其中一点就是增加新生儿，鼓励生育。
但是这个政策最多只能解决劳动力数量的问题，而在劳动力质量，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僵化方面，日本的政策还是缺少一些实质性的应对。
所以总体上，日本经济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复苏迹象。
但是日本经济维持目前的状态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这里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日本经济是否失去了20年。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基本上是这样的。
而且从资产价格来看，比如说房价，和1989年日本的资产价格达到高峰的时候相比，日本现在的房价基本上跌了一半，一直没有回到原来的高峰。
从这些角度来看，日本的经济的确是失去了20年，甚至可能是30年，但是从其他一些指标来看，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对是比较健康的。
比如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不断地下降，但是单位劳动力，或者单位劳动时间的收入却一直在增长。
再看人均寿命，联合国人口社会发展三大指标之一就是看人均寿命，日本和冰岛是全世界人均预期寿命最高的两个国家。
在过去这20多年，日本人均寿命不断在提高，这是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他还有更多，比如说1997年日本进行了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叫做“东京大爆炸”，在这个金融改革之后，日本央行真正取得了独立性。
再比如，法律体制的改革，在2005年前后日本在法律体系中引入了陪审团制度，而陪审团制度是案例法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所以日本的法律体系也正在由原来的大陆法系逐步向案例法转变。
我们知道，实施案例法的国家，通常金融市场是比较发达的，金融创新也比较活跃，比如美国和英国，所以日本的法律体制改革也在潜移默化地对整个金融体系都产生着一些影响。
其他的，比如创新、海外债权等指标，日本都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我们认为中短期日本经济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担忧，但是也看不到有什么特别强劲的复苏迹象。
总体上来说，美国经济确实相对比较强劲，欧洲经济总体上疲弱企稳，但是内部结构分化比较明显，日本经济不会发生危机，但也好不到哪里，因为改革的措施不太有效。
这是发达经济体整体上的复苏情况。
（三）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发展环境
从中国的周边来看，同类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哪些国家存在比较大的风险？
首先要看这些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外部环境是什么。
我总结了四点。
第一点，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弱势企稳。
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对应的是新兴经济体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如果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弱势企稳，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需求基本上也是弱势企稳的特点。
但是由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依存度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具体地分析对不同国家的影响。
第二点，美联储要进入一个加息周期。
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全球资本市场将会有一个重新配置。
观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每一次美联储加息进入持续通道的话，全球金融市场就会发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至少是局部的。
比如说80年代保罗·沃尔克时期，美联储加息，当时拉美地区，尤其是墨西哥出现了债务危机；90年代中期，当时是格林斯潘在任，当时的美联储加息，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
现在，耶伦主持的美联储又开始进入加息周期，哪些新兴经济体会出问题呢？
这就涉及一个传导机制的问题。
首先，美联储加息扣动了扳机，接下来全球资本市场资产重新配置，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新兴经济体就会面临大量的短期资本外流，迅速导致这个国家的货币危机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价格下跌、资产违约等问题。
第三点，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
美联储加息的大背景下，美元升值，而所有的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定价的。
所以，随着美元升值，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走弱。
而在新兴经济体当中，这又是有一些抑制性的。
有的新兴经济体是资源商品的进出口国，比如说中国、韩国，而另外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是大宗商品的重要出口国，甚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对这些初级品的出口依赖性非常大，比如说，非常典型的中东国家沙特，还有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第四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
中国经济体量非常之大，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国内部经济的时候，也会观察到中国经济本身的变化会带动全球大宗商品甚至是金融市场的变化。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前面三点，全球宏观经济形式对新兴经济体的三大冲击，第一点是发达经济体需求的弱势企稳以及相应的对出口国家的影响；第二个是美联储加息对全球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配置产生的影响和冲击；第三个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资源的进出口国，还有初级品的出口国的一些不对称的影响。
（四）受影响最大的新兴经济体
我们结合这三点，观察这三大冲击对哪些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最大。
在做分析之前我们还需要观察一下全球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国内经济政策空间和国内经济形势。
第一个角度是从历史上看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波动率，就是从历史上看它的经济自我稳定性表现。
第二个角度是它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有多大，比如说财政赤字的情况怎么样，货币政策的利息率高不高、有没有降息的空间，再比如它的失业率怎么样，失业率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压力大不大。
我们综合前面提到的三大外部冲击，新兴经济体国家内部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失业率情况，还有它在历史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表现等指标来地毯式地排查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会发现这些风险可能会集中在这样三个国家，我把它概括成“蝙蝠三国”也就是BAT，分别是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
这个预测判断是在2015年初做出来的，阿根廷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风险的迹象，在美联储加息的前后，阿根廷的资金流动和汇率都出现了非常剧烈的变化。
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三个国家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受到外部的三个冲击影响会比较大。
第一，他们出口的大宗商品、初级品的比例比较高，受大宗商品价格的拖累比较大；第二，在美联储加息的过程中因为全球资金的流动，短期热钱的流入流出压力比较大，而这三个国家用于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空间，比如说外汇储备，是比较少的，而且国内积累的热钱数量也比较多。
综合来看，这三个国家受到外部冲击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中国经济体，同样面对三大冲击，我们要看中国国内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中国经济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们在下一部分分析。
二、全球经济变局中的中国经济
第一节我们介绍了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局，主要观察了美、日、欧三大发达经济体，还有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风险。
接下来我们看在全球经济的变局当中，中国经济面临着什么样的形势，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这里也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新常态，一个是供给侧的改革。
（一）新常态
首先看新常态，就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宏观形势的整体走势，出现了哪些根本性的，或者说是转折性的变化。
首先，最重要的指标仍然是宏观经济GDP的增速。
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GDP增速大体上在9%以上，尤其是在2007年，GDP增速甚至达到了14.2%，非常高。
金融危机之后，GDP增速稳定在9%到10%之间，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2012年。
从2013年到现在，GDP增速从原来的“保八”下调到了7.5%，甚至到2016年会降到7%的目标。
经济增速出现了趋势性的下降，但我们要注意到，这是建立在整体经济规模总量上升的背景下的。
总量上升了，所以相对的百分比的含义和过去是不同的。
比如，以前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体积很小，但是现在很多人把它叫做一头大象，2013年意大利前总理拉塔在一次会议上就讲中国经济是一头飞着的大象，这个体积是非常庞大的。
一个大国的经济对全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们经常从中国的角度来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我们通过需求端对全球贸易市场的影响、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
2015年9月、10月的时候，美联储考虑到中国的因素暂时推迟加息，这对全球金融市场也会产生影响。
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的过程中，就要采用一种大国经济的视角。
先从国内来看，然后结合全球的背景来观察。
其次，看就业情况。
就业情况有很多的观察指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一个全国[z1] 人才市场，在东中西、行业、教育水平以及供给和需求数量上做对比。
另外一个数据是全国工业30多个行业从业人员的数量，这里我们采用的就业率的观察指标是PMI，也就是采购经理指数，这个指标频率比较高，而且比较敏感。
采购经理指数又分成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我们对这两个大部分进行加权，加权以后就会观察到总体上全国的就业率有什么样的变化。
PMI指数有一个临界点50，50以下就是收缩期间，处于不太景气的状态，50以上就是扩张的状态。
如果我们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部门的PMI指数进行加权的话会发现，从2014年初到现在，两年的时间里，综合就业指数已经处于50的水平以下，就是说就业状态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还不是特别严重，略微低于临界值50。
这是我们现在宏观经济的情况。
下面我们从另外两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第一个是从需求端，第二个从供给端。
需求端，按照传统的四个部门看，就是消费、投资、政府部门的支出、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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