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好官其实是件苦差事.docx
《做一个好官其实是件苦差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做一个好官其实是件苦差事.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做一个好官其实是件苦差事
做一个好官其实是件苦差事
前言：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当官？
这组数据我们都熟悉：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
另有调查显示，近七成年轻人热衷当领导。
中国人爱当官是不争的事实，爱当官却当不好官也是事实。
为什么？
只因在中国，当好官实在是个苦差事。
国人自古有光宗耀祖、惠及子孙的传统，但清官孙叔敖死后，老婆孩子却落得“负薪而食”。
春秋时石碏为维护“正统”使计杀子，也被后人冷嘲热讽。
更别提七品芝麻官袁枚的伤心事：
天天忙得吃不上饭也没人管。
正如拿破仑所说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孔子也有“学而优则仕”一说。
做官成了一个人自身价值的最高体现。
当上官之后呢？
“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大多数人如此说。
前任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说，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
多数为官者，上任初期都能为人民做点好事，可随着环境的变化，权力的膨胀，开始以权谋私，贪图享乐，最后变成人民公敌。
我们有蔡京，我们有和珅，我们有胡长清……却再也没出一个包拯或海瑞。
今人之耻，中国之耻。
官本位内核：
只有当官才是光宗耀祖的正经事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
中国是重“官”的社会，人们都想当官，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一切为了做官，做官为了一切，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连“祖坟也会冒青烟”。
人们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是否入仕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
在这种环境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成了人生两大幸事。
商人也不例外。
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
“卖官鬻爵”使官位有着强劲的市场。
“范进中举”后的种种神态，恰是这种观念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当官是个威风事：
前呼后拥，比阔斗富
旧时的官百姓要称其为“老爷”，一旦当上了“老爷”，连步都不用自己走的，自有轿夫抬着，有时还是八抬大轿，轿子在街上行走，行人都要避开，下轿时，轿前的人都要给‘老爷’跪安，连小小的九品芝麻官都能享受这种待遇。
正是因为当官的这种优越感，使很多人费其一生去追求。
当官可以“摆谱”，摆的是排场，比的是阔气，斗的是财富，就为了让众人看，使天下知，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所谓“成就感”。
项羽曾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正是摆谱之典型心态。
西晋时的石崇，官不算大，居荆州刺史，但却是个爱摆谱的主儿。
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
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
据《世说新语》等书载，石崇的厕修建得华美绝伦，准备了各种的香水、香膏给客人洗手、抹脸。
经常得有十多个女仆恭立侍候，一律穿着锦绣，打扮得艳丽夺目，列队侍候客人上厕所。
客人上过了厕所，这些婢女要客人把身上原来穿的衣服脱下，侍候他们换上了新衣才让他们出去。
凡上过厕所，衣服就不能再穿了，以致客人大多不好意思如厕。
明末思想家吕坤《官府来》中记述了一个某官员出行时的冲天气焰：
一乘肩舆拥百卒，奔走饥疲哪敢论？
就中坐者真秀异，珠履金冠锦绣身。
道旁迎送簇如蚁，俄然雷应齐声起。
华盖翩翩几片云，舆后追随连数里……
有道是“响水不深，深水不响”，一般来说，凡是爱摆谱喜招摇的人，大都浅薄庸俗，底蕴不足。
大凡喜欢摆谱讲排场的官员，绝不会有突出政绩和良好官德；动辄就摆谱、“耍大腕”的明星，演技与艺德都难以服人；而热衷于摆谱斗富的阔佬，则多半是胸无点墨的土财主。
当官可门庭若市：
万历年官员送礼致交通堵塞
明朝周晖记载过一件奇事：
除夕前一天，周晖外出访客，至南京内桥，看到中城兵马司衙门前聚集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每人手捧食盒，竟使道路堵塞。
经打听，原来这些人都是来给中城兵马司送春节礼物的。
当时的兵马司实际不掌兵，衙门不大，正副指挥品级都很低。
春节之前，兵马司门前都有这么多送礼的人，其他更大、更热的衙门，送礼的盛况可以想见。
春节给上司或有关衙门送礼，由暗夜变为朗朗白昼，由地下转为公开，世风、官场之风的败坏一至于此！
在官场上，礼，不仅是一种政术，更是一种“秩序”。
民族英雄戚继光也莫能除外，好友王世贞记述过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进之居正”。
为了取得上司张居正的欢心，戚继光曾不惜重金购买“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则曝戚继光为了讨好张居正，把家乡蓬莱出产的海狗肾给张居正送去了许多。
当官可逃避责任和刑罚：
刑不上大夫不是古代才有的事
“刑不上大夫”始于《周礼》，大夫以上的贵族犯罪，“不执缚系引，不使人颈盩，不捽抑”，处死刑不“於市”，而“於朝”。
“刑不上大夫”是儒家一个很经典的主张。
这个主张被作为儒家思想顽固保守的一个明证，曾经遭到过非常激烈的批判。
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人认为法家“一断于法”的思想是讲究平等的，是进步的，而“刑不上大夫”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与人不平等，所以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
如果说，“刑不上大夫”曾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下的一颗病瘤，在践行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当代中国，这颗病瘤非但没有彻底消失，反而总是借助着不同的土壤，进行物种变异，“刑不上‘精英’”论就是其中之一。
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
今日说起官员特权，很多人想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这个典故出自陆游《老学庵笔记》：
田登作郡守，怒人触其名，犯者必笞（chi，用竹板打），举州皆谓灯为火。
值上元（旧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放灯，吏揭榜于市，曰：
“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
田登做州官时，自己规定要避讳他的名字，谁误犯了他的名字就生气，吏卒大多因此挨板子。
人们不得不把“灯”叫做“火”。
正月十五摆设花灯，允许民众进城观看，吏卒书写告示，公布在集市上：
“本州依照惯例，放火三日。
”
百姓觉得做州官的可以放火，是因为州官有“特权”；州官不让百姓点灯，是因为做百姓的没有特权。
那么如果这个没有特权的百姓摇身一变，成为有特权的州官，这个原来的百姓现在的州官会不会把这个特权主动地拿掉呢？
恐怕未必！
恐怕自己使用起来一样的得心应手。
真应了李斯的感慨：
人之贤不肖比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纱帽底下无穷汉”：
权钱里的龌龊事
《红楼梦》中有“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之句，是说官员积聚的家财要比龙宫仙府的财宝丰盈豪奢许多倍。
其实不仅高官富可敌国，中下层官吏也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大官不要钱，不如早归田；小官不索钱，儿女无姻缘”等等民谚民谣，描述的都是这类铁打的现实。
这些俗语将官场上的重利、贪欲之风揭的敞亮。
“利”字当头，惹出了多少龌龊事！
李伯元在小说《活地狱》中有句话叫“千里为官只为财”，说得太好，古代官场，捐官就是为发财。
古时“捐官”，今时“行贿”，说的都是一回事儿：
金钱才是官场的敲门砖。
与其说很多人喜欢当官，不如说只是喜欢“官”字背后的隐性福利。
如今祸国殃民的权钱交易追溯起来，只能说是“祖宗遗产”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没当上官之前，当然得变卖家产也要下够血本。
有付出才有收入，官员太明白这个道理了。
当了官？
先敛财。
“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显然，不给钱不办事并不是今人的发明。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任人唯亲不唯贤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谚语是有出典的。
据汉代王充所著《论衡》载：
“（淮安王）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
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
”
故事说的是汉淮南王刘安礼贤下士，得高人指点，潜修得道。
汉武帝派人来抓他，刘安情急之下，喝了丹药，白日飞升。
家中的鸡狗吃了药渣，也随他一起飞天成仙。
此谚流传至今，意思却有了演变，喻指一个人做了官，和他沾亲带故的，都跟着得势，飞黄腾达起来。
翻开中国官场历史，几乎每页都写着四个大字：
任人唯亲。
明成祖朱棣的长子宅心仁厚，却是个瘸子，朱棣想另立太子，一时拿不定主意。
一次，有人画了一幅虎图进献，大臣解缙便在图上题诗一首：
“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朱棣被诗打动，遂打消了改立的念心。
任人唯亲，亲疏有别，今日官场依然如是。
只知小家不知大家，终究会失了人心。
多磕头，少说话，就是不做事
回首几千年宦海沉浮，纵是我辈，也不得不叹一句：
“多磕头少说话”当真是官场“六字真言”。
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不倒翁”曹振镛便是此中翘楚。
此公一生官运亨通，尤其在道光朝更是做到了军机首辅，当真位极人臣。
可是令人瞠目的是，其一生的政绩实在乏善可陈，以至后世的《清史稿》在为他立传时仅仅用了七百余字，便将其生平述尽。
庸碌如斯，却缘何能在生前暴享大位？
答案自在其中——据说曹振镛晚年时声望达到极致，一位门生虚心向他求教宦海心术，曹振镛简洁明了地作答道：
“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
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也总是教以“多叩头，少说话”。
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
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
这种陋习绵延至今，“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成很多官员的座右铭，宁可无为也不妄为，于是庸官难治，也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看得见，摸得着”，什么工程都不如面子工程
大清国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东北似乎有相当的建树。
年仅22岁的大清国军队总参谋长（军咨大臣）载涛经过奉天时，“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
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好一番万象更新的好气象，不提拔不足以奖其功。
实情如何呢？
“易私塾门榜即为学堂，改亲兵衣饰即为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学生，即为崇奉西法。
”私塾换个门面就成了学堂，亲兵换套行头就成了巡警，建一两个洋式的衙门，雇一两个洋人，就敢号称崇奉西法……
轰轰烈烈的改革，被各级领导干部有效地当成了道具和工具，他们莫不在“马路、电灯、军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表面文章上大下功夫，搞得锣鼓喧天，色彩烂漫。
“朝中有人好做官”，拉帮结派抱窝窝
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认为，读书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孝悌、谨信、爱众、亲仁是自幼童起就必须做的学问，如果做好这些，还有时间就用来学习文化知识（当时指古代文献或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孔子的这些主张无疑与当今的教育现状形成鲜明的反差。
试看当今之教育，孩子还在娘胎里就开始搞胎教，生下来刚会说话也许就要教孩子背唐诗、说英语，自入学开始，文化知识的学习、考试几乎成为孩子学习的全部，学校里该有的音乐、美术、劳体等课程大都也为文化课让了路，对孩子的要求，只要学习成绩好，其他的一切都可放宽。
家务会不会做，父母下班回来会不会停下学习出房门迎接，出门在外看到长辈会不会主动问候，乘公交会不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等等，这些日常的行为都可以被忽略掉，唯一不能忽略的就是考试成绩。
如此看来，当前教育的主要功能似乎就是促进升学与就业。
至于学生是否有健全的人格，是否有优秀的品质，是否有良好的心态，是否有广博的爱心等，都只是落实在几句教育口号中而已。
人命比不过仕途：
死多少人也别影响皇帝心情
曾国藩曾把李鸿章与清代著名学者俞樾（字荫甫）作比较，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拼命”二字把李鸿热中官场、醉心仕宦的面目刻画得极为贴切。
李鸿章官居极品，位极人臣，历几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李鸿章去俄国访问时，参加沙皇加冕典礼。
在广场庆祝会上，由于组织不当，出现踩踏惨案。
当时李鸿章在观礼台上，他问俄财政大臣维特：
“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详情禀奏皇上？
”维特做了肯定回答后，李鸿章摇摇头说，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
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
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
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皇上嘛就是皇上，干吗一定要让他知道那么多细节？
我们干嘛非要用他国家死去好几万人的坏消息无故给他增添烦恼呢？
县官不如现管：
“吏比官贵”今人之鉴
《汉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汉初功臣周勃功高震主，被汉文帝以谋反罪名抓捕。
到了狱中，曾官至丞相的周勃颇受了些狱吏的苦，最后竟不得不“贿以千金”。
古代贪官不少，贪吏更多，有些吏比官更贪。
吏比官富的现象，并非个别。
明朝李清在《三垣笔记》一书中写到，刑部一官员说：
“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
”
县官不如现管，古今一般同。
反映在今天的中国，即为基层腐败。
在公众的通常视野中，与巨额经济犯罪挂钩、被查处的“贪官”们往往是厅局级以上的“大官”们。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基层官员滥用权力的腐败案件频频被曝光，影响恶劣。
这些官员职务不高，权力不小，有的人年龄还不足35岁，却已自送仕途前程。
监督不力、官商勾结、“官官勾结”使其腐败具有肥沃的土壤。
近年来各地查处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贪污腐败与职务犯罪年轻化趋势凸显，年轻干部群体成为腐败高危人群。
有评论直言，某些地方权力生态的复杂和混乱，潜规则盛行，是“新官堕落”的重要原因。
“今天天气甚好，今天天气确实好，今天天气确实不错”
在封建官场上，上司对下僚的好恶对于下僚的升降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
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僚的大都掌握一条诀窍：
惟上是从。
英国人威妥玛因久在中国，故对中国官场极为熟悉，他说，在衙门中，每当外国使臣发一议论，中国官吏都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的大臣又视旧在署的大臣。
如果亲王发言，则众人轰然响应，如亲王不说话，诸大臣便不敢先发言。
有一次，威妥玛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无人敢应。
有一姓沈的官吏忍不住应道：
“今天天气确实好。
”于是王大臣又说：
“今天天气确实不错。
”此时以下各官轰然响应。
公款消费：
半年吃掉十余万间“经适房”
宋代的李心传在《韩野杂记》中记载了宋孝宗的一次发怒。
发怒的缘由，是四川某官的公款招待费用严重超标，上任仅半年，又是偏远的西南，竟然花掉四十五万缗，一缗等于一千钱，四十五万缗是多少钱您自己可以算算，我怕报纸上写不开。
这些钱在南宋初年如果精打细算地使用，可以建造普通农民居住的房屋135000间左右。
本该为老百姓遮风挡雨的十几万间经适房，竟然被一口一口地吃光了，还只用了半年时间，搁谁见了都得愤怒，怪不得宋孝宗大发雷霆。
迎来送往，公款招待之风多胜？
苏东坡那是见过多少大世面的人，也曾心惊肉跳地为扬州的接待规模发出感慨。
他说，“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还，馈送相望”。
沈括也有类似感言，他说，扬州“为天下四冲，四方宾客之至者，面目不相谁何，终日还坐满堂”。
在长流水一般的迎来送往中，招待费节节攀升肯定丝毫不存悬念。
仅扬州一地，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不消说全部，单说记了账的，就价值十二万缗。
至于吃喝交通费更是不计其数。
清官之苦：
为天下人苦，还要挨天下人骂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是一个颇有些理想成分的宣言，但回顾历史，却也是一些清官廉吏的真实写照。
楚国宰相孙叔敖应该算是较早的清官，他忠心耿耿地帮助楚庄王治理楚国，为官清正廉洁，终于使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孙叔敖死后，他的妻儿很快陷于贫困，只好靠卖柴为生。
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借妇人之口说：
“楚相不足为也。
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
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
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
”进而唱道：
“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
廉吏安可为也！
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
”楚庄王闻此言，“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
这段故事透露出古人的一个共识：
如果做官不能带来利益，那么它就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宁死也不去做。
因此做官谋利、升官发财乃是天经地义的事。
孙叔敖的所作所为自然不能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这位早期的清官在人们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傻子。
秉公执法也难做：
“大义灭亲”里外不是人
“大义灭亲”一语，出自春秋时一个真实的故事：
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曾经劝谏卫庄公，希望教育好庄公之子州吁。
庄公死，卫桓公即位，州吁与石碏之子石厚密谋杀害桓公篡位，为确保王位坐稳，派石厚去请教石碏。
石碏恨儿子大逆不道，设计让陈国陈桓公除掉了州吁与石厚。
石碏为了社稷和伦理，忍痛杀死儿子，可谓大义灭亲之典范。
但有意思的是，在《春秋》中，不只只字不提是石碏施计除灭儿子石厚，而且对石碏立公子晋为卫宣公还有非议：
“立者不宜立也”，“石碏立之，……众虽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不但否认石碏立卫宣公的合法性，还隐约指责石碏杀子之非。
为何大义灭亲不但没得到好风评，却还被后人诟病？
这不得不提官场上的“亲亲相隐”之风。
《韩诗外传》中记有一则故事：
楚国有个名叫石奢的士人，他为人秉公正直。
有一天，石奢在途中恰好看到有人被杀害，马上便去追捕那个杀人凶犯，可没想到追到杀人者，竟然是自己的父亲！
于是他放过老父，任其逃匿，自己赶回朝廷。
他对楚王说：
“那杀人者是臣的父亲，若以刑处父亲来执行法政，这是不孝；而不执行国君之法，则是不忠。
因放纵罪行枉废刑法而以死承担罪责，这是臣应当做的。
”楚王不忍石奢为其父担罪，说：
“你已经追赶而没能追到，这有什么罪呢？
”石奢说：
“国君赦免，是主上的恩惠；但为臣者不能弃失国法，是在下当守的义理。
”
好官袁枚之殇：
都恨长官归来晚，不知长官未餐饭
袁枚是清朝鼎盛时期，数一数二的大才子，12岁中秀才，广西巡抚命其做铜鼓赋，提笔立就。
20出头就登科及第，点了翰林。
之后即被下放“基层”，做了知县。
做了芝麻官的袁枚很快得了能吏之名，前后做了几个县的县令，每到一处，很快就会把前任的积案清理干净。
袁令断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间到处流传，老百姓编成歌谣传唱。
时人说他可以引经折狱，有儒者之风……
百姓爱戴，官民一家，好一番和乐景象。
芝麻官袁枚却是满腹牢骚：
雏孀崽子拦满道，牵裾各各陈衷肠。
但恨长官归来晚，未知长官未餐饭。
忍饥息气排衙坐，欲决不决头屡顾。
既恐羁迟转累民，又恐仓皇事多误。
乱丝抽割将下堂，犹有秀才呈文章……
我们对官的印象，舞台上都是“老爷”形象，出门四人大轿抬，喝道而行；端坐大堂，吃拿卡要，贪赃枉法。
可我们从袁枚的这首诗看，做地方县令，并没有那样的“老爷谱”，反而每天忍饥挨饿，妇孺有冤要申，不能不听着；平民百姓有状要告，不能不升堂；刚想下堂，又有秀才呈文章……袁枚累，袁枚困，七品芝麻官袁枚说，做个尽职尽责的官，真的不容易。
官场是个大染缸：
潜规则盛行，何以独善其身？
唐书《幽闲鼓吹》中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中唐时期，京城发生一件大案，牵扯到不少官员，但因为有人暗中活动，所以迟迟不能结案。
有一天，宰相张延赏想起此事，非常愤怒，便召见司法官吏，当面下令：
“此案已久，限在十天内审结。
”第二天上午，张延赏来到自己办公的地方，发现书案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钱三万贯，请不要过问此案。
”张延赏大怒，当即把纸条撕了，又下令下属督促审理此案。
可隔天去办公，见书案上又出现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
“钱五万贯”。
张延赏更是气愤，下令限在两日内审结。
又过了一日，桌上又有了一张纸条，写着：
“钱十万贯。
”张延赏摇摇头，叹了口气说：
“钱至十万，已经可以通神了，没有不可挽回之事。
我怕由此得祸，只能不去管这桩案件了。
”
一介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竟也奈何不了官场“钱规则”，固有自己的私欲，但也说明，在那样的环境里，想做个好官有多难。
清时也有类似故事：
福建某地屡屡发生顶凶之事，中央大员奉命去查，明知人犯“顶包”却无可奈何，在县太爷和平民逼迫下判了个死刑。
他无奈直叹：
法外有法，又岂是我一人能改变？
在其位谋其政，“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唐玄宗李隆基曾说过一句十分得意的话：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即用自己的操劳换来大唐的盛世——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这句话公仆楷模周恩来总理也说过。
老子提出：
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这是说，以爱护自己身体的态度来对待天下，就可以把天下的重任交给他；以爱护自己身体的信念来对待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
和“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异曲同工之妙。
俗话说得好，“吃粮扛枪，当兵打仗”。
在其位，谋其职。
凡当官者都应该明白，当官就是担当一份责任，这一份责任是你这个职位所必须履行的、无可推诿的职责，而决不是一种义务。
切莫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
“为民请命”是个危险的事
明朝大清官海瑞一生十分清廉，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担任淳安县知县时，采取丈实田亩，大大减轻农民负担，因而得罪了总督胡宗宪，海瑞被嘉靖皇帝关入大牢，直到72岁才被重新启用，但他始终以为民请命为己任。
为民请命从来都是个危险事。
古有海瑞入大狱，今有89岁高官杨维骏闹政协。
而他们的经历也颇为相似，都遭到了一些势力的阻挠和刁难。
俗语常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明末的黄宗羲认为：
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古代说为官者为民之父母，今日称作人民公仆，说的都是官员要为人民服务。
杨维骏说，作为一个卸任干部为群众反映诉求没什么值得赞颂的，如果引起了网民的轰动，那只能说现在的官员真正为民办事、对人民充满感情的变少了。
无过无功也是罪，需知官员非摆设
《阅微草堂笔记》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人做梦到了冥府看阎罗王审案，有个穿着公服的官员昂然而入，该官员自称任职所到之处只喝一杯清水，现在可以无愧鬼神。
阎王笑道：
国家设立官职治理民间，再小的官员，都要承担利弊责任。
如果只是不要钱、不收贿，干脆把个木头人摆在公堂上面，不比你更好吗？
这位官员听了不服气，说道：
我虽然没有功劳，但也没有罪过呀！
阎王说：
你一生处处只求自我保全，某个案件，你怕和自己沾上嫌疑，没有发言，这不是对不起老百姓吗？
某件事情，你害怕做起来繁重不堪，没有去做，难道不是对不起国家吗？
为什么国家三年就要考察一次官员？
做官的，没有功就是有罪了！
但放眼今日官场，如无利益牵绊，几人愿意动起来？
河北省曾在短短两个月内，查处894名官员，有的摘掉乌纱，有的调离岗位，最轻的，也是“诫勉谈话”。
这894名官员，“罪名”是“不作为”。
他们似乎没有贪贿收受，也没有违法乱纪，却遭到了严肃整饬。
于是有的人便问，没有“腐败”，也要“查处”？
是的，因为“不作为”，正是一种“腐败”。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
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演讲时说：
“二三十年以前的学生，他们有一种立志，就是在闭户自读的时候，总想入学、中举、点翰林。
以后还要做大官。
中国几千年以来，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们那种立志的旧思想，专注重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现在的青年，便应该以国家为己任，把建设将来社会事业的责任担负起来。
”
孙中山所说的“为个人谋幸福”和“以国家为己任”不正是当今两种截然不同的为官之道吗？
令人遗憾的是，前者熙熙攘攘，后者寥寥无几。
有人甚至高呼“当官不为民做主，要为自己谋幸福”，以小人之嘴脸坦荡行于世，官场社会混乱如斯，百姓之祸。
“人往高处走”，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老话。
但何为“高处”，却因人们认识上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境界、不同的人生态度。
“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
简单地把职务提升与人生“高处”划等号，认为只有职务上去了才算进步，才是成功精彩的人生。
“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河南某古县衙有这样一副楹联：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平实质朴，却一语道破天机：
官员也是百姓。
这幅至今仍在的楹联照出了许多官员的浮华丑态：
不愿同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