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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

半月谈2010年第21期：

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中国社会从进入新世纪实现总体小康到“十一五”完美收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已经过半，人民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期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既有的期待已经成为了现实，新的期待又不断地涌现与提出。

我们要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努力在“十二五”的发展中去顺应、实现人民群众的这些新期待。

具体来说，“十二五”期间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集中体现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改革深化三个方面。

——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对发展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快速发展”到“又快又好”，再到“又好又快”，到“十二五”我们又改为了“平稳较快”。

这种变化其实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

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协调发展，速度质量效益要协调，消费投资出口要协调，一、二、三产业要协调，经济社会文化要协调，城乡区域要协调等等。

又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创新发展，中国社会不能满足于做世界工厂，在低端产业打工，而要通过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赚到产业微笑曲线高端的钱，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再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绿色发展，要下大力气培育低能耗、低排放的新兴产业，下大决心淘汰高能耗高排放落后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让“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工业化成为绿色的工业化。

还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共享发展，要更加注重发展的实际效能，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我们的发展不仅要把高楼大厦盖起来，还要让人民群众能住进去；不仅一部分有钱有地位的人能住进来，广大群众也同样能住进来，并且住得很好。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在“十二五”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这“四更加一促进”正是对人民群众科学发展新期待的积极回应。

——社会必须是和谐社会。

由于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局限，这些年来，我们客观上重视效率多了一些，关注公平稍弱一些。

以至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尽管已经总体上小康了，但这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有差距的小康。

邓小平曾经指出：

“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方面不可能是无差别的，我们要保护在改革发展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财富及其财富的拥有者，要继续支持并保护靠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的群体，绝对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没有条件地进行“劫富济贫”；但以广大的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如果不能和没有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就谈不上社会和谐进步。

我们不能让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让一些利益群体超常规地获得利益，而另一些群众生活的改善却赶不上相应的社会发展进步水平。

人民群众对此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意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和谐就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得各个社会阶层与群体都能享有自己可得到的和应该得到的权益与利益，都能在和谐社会的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应有位置和恰当位置，整个社会不仅有高的效率，更有相应的公平正义，这样才能实现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改革必须是全面改革。

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碰到的障碍，出现的阻力，尽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细究其根底，无一不是不适宜、不合理、不科学的制度体制在作怪。

这些体制机制制约着人民群众迈向全面小康的步伐，深化改革、全面改革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比如，农民工为中国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自主择业的大学生创业者为城市带来勃勃生机，可是他们很难分享城市的福利，因为他们没有户口本。

传统的户籍制度把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之外的同时，也损害了城市发展的活力、潜力与竞争力。

又比如，由于缺乏制度体制对经济主体自主平等经营权利的保障，民营企业家不把脑筋用在企业经营、产品研发上，而是“不找市场找市长”。

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主体是发展，着力点却在改革上，发展要靠改革发力。

人民群众希望通过改革一系列与转变发展方式不相适应的制度体制，改革一系列阻碍科学发展的制度体制，为过上更加富裕、更加和谐、更加文明、更加有尊严的生活保驾护航。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半月谈2010年第22期：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

“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意义重大而深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体制的不适应性凸显。

一方面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不适应人民群众急剧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同时，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不适应公共服务公平性和均等化的要求。

另一方面，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还停留在传统层面，不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

社会服务业发展滞后，不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为此我们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体制改革方面看，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制度供给不均的问题。

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局限，做出全国统一的制度安排，使全体国民的机会均等，并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

二是公共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

其中公共财政资金配置最为关键。

要尽快实现城乡居民人均财政性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文化体育、公共安全、公共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支出的均等化。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体制性问题。

需要同时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动手，其中初次分配尤为关键。

要用3年~5年的时间，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初步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有效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到2020年，要使收入分配关系基本理顺，覆盖城乡的普惠制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健全，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发展社会服务业，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我们要尽快放宽对社会发展领域的市场准入和投资限制，形成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社会服务业发展新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需求。

对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举办的社会服务机构，给予与公共事业机构相同的“国民待遇”，在设立条件、资质认定、登记管理、税收政策、土地政策、信贷政策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一视同仁，同等对待。

对举办社会养老、社会救济、社会互助、慈善捐助、就业培训、扶贫等方面的社会服务机构，要实行特殊的扶持政策及税收减免。

要围绕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这个目的，按照不同类型公共产品的特点，加快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创新。

对于属于公益性范围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可采取两种改革路径：

一种是必须由政府直接举办，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强化成本核算和绩效管理，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另一种是政府不再具体承办，采取出资方向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即“养事不养人”“花钱买服务”，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参与，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总量。

对于经营性公共服务项目，则需要纳入社会服务业范畴，加快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步伐，放开市场准入门槛，让社会服务提供者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城乡户籍改革方面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要充分考虑城市的综合承受能力，给地方比较充分的自主权。

要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

按照常驻地原则，解决好流动人口的就业、医疗卫生、子女就学、计划生育、政治参与和权益保护等问题。

推进城乡基层自治，重点加强城乡社区基础服务设施建设。

特别要大力发展非营利性的社会服务组织。

要健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提高政府处理危机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重点是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等。

完善社会矛盾预测预警机制，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依法认真解决土地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等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深化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单位是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公益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也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承载者。

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主要从事公益服务、主要承担行政职能和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三个类别，同时改革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等方面制度和完善相关财政政策。

通过改革，要建立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提高事业单位的效率与活力，促进社会事业更快更好发展。

半月谈2010年第23期：

换一个视角看物价

物价问题，从年初热到岁末，牵连着民生苦辣酸甜，也催生出政府强力调控。

怎样去认识新一轮涨价的深层原因？

怎样去把握市场消费的演变趋势？

怎样去抉择政府调控的科学思路？

我们需打开新的视角，或许会有新的启示。

观察新一轮物价上涨，从应对金融危机看，这是刺激性政策带来流动性的泛滥；从全球贸易体系看，这是国外大宗商品涨价的输入性传导；从市场调节周期看，这是结构性过剩与短缺的波动；从自然灾害发生看，这是供求关系的暂时性失衡……

我们何妨转换一下视角，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背景去审视、去把握？

就以首当其冲的农产品价格调控为例，我们来解析一下:

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以“中国制造”的奇迹般崛起为荣光。

殊不知，我们所打造的“投资洼地”，我们所张扬的“比较优势”，都是以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以增长潜力的过度透支为代价的。

如今，日益激化的征地冲突、资源抢夺、环保事件和劳资矛盾，正使中国经济经历难以承受的发展之痛，转型期的要素市场化已是势所必然。

于是，我们看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释放，看到了城市农民工收入上涨的传导，看到了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幕后推手。

另外，经济增长的刺激，财政利益的膨胀，政府政绩的竞争，正在加速乡村城市化的进程。

特区扩容，二城现象，都市热潮，圈县运动，撤村并居，占补平衡，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扩张中，农地红线被轮番冲击，城郊菜地被楼群逼退，土地流转被一再加速，农业种植成本日益显现。

还有，农业资本化也在演进之中。

资本的力量，在给农业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在逐步地发现土地的价值，改变产业的运行，加快结构的调整，重构农产品的供求关系。

在全球化、能源化、金融化的进程中，资本也在悄悄改变着农产品既有的价值形态和单纯的消费属性，创造更为多样的介入市场炒作逐利的机会和空间。

要素市场化，乡村城市化，农业资本化，将中国农业带入一个高成本时代，也为转型期物价温和上涨生成着深层的助力。

借助新的视角，使我们看到这一轮物价上涨中增添了一些“非常规”、“不可逆”、“超预期”因素，也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新的启示。

我们需要调控市场物价上涨，同时也亟应提高民众收入水平。

尽管这一轮物价上涨尚属温和，但为什么社会反应如此强烈？

就是因为百姓收入水平偏低。

政府应该从这里去强化调控的着力点。

从国富转向民富，努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均等公平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弱势群体生活救助和价格补贴机制，应是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发展的转型基点。

这里，需要警惕借物价上涨抑制收入提高的倾向。

一味靠降低生活水平、抑制消费需求来平衡供求关系稳定市场物价的思路，我们在改革前已经领受了太多的教训。

在经济转型亟须启动内需之时，在生产要素价格开始“补涨”之际，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需要关心城市居民消费，同时也亟应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

多少年来，有一个现象，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社会总是很快形成热点；而当市场“价贱伤农”时，舆论往往表现出令人困惑的沉默和低调。

这一现象的背后，还是长期的“城市倾斜”思维。

再看这一轮调控，一些城市紧急出台政府限价令，集中抛售国家储备粮，菜价应声而落，粮价顿现颓势。

城市居民高兴，地方政府轻松。

但是，那些菜农粮农呢？

民生并无城乡区域之别。

在主要农产品价格长期处于被低估的情况下，广大乡村的民生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政府行政干预的应急之举终非长远之计。

我们实行了减负农业、免税农业，还应为发展补贴农业、市场农业增加更多的投入、创造更好的环境。

我们需要遏制流通环节暴利，同时也亟应推进流通体制创新。

大量市场游资在房地产“吸金”能力减缓的背景下，利用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盲区，瞄准一些易炒作的小品种趁机推波助澜，获取一时暴利，政府自应严加整肃。

但是，媒体跟踪当下涨价的大宗蔬菜，虽然依然是“种菜的不如卖菜的”，但无论批发零售，也多在为成本挤压利润叫苦不迭。

更重要的是，流通体制改革应有新的突破。

一些城市推出的“农超对接”，建立直通车制度，固然可喜，也应推广。

但我认为，更具深广意义的，应是放开、鼓励、扶持农民，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壮大起来，直接进入流通，进入市场。

农民参与产业链条的延伸，可以合理分享更多的利益，避免单纯依赖生产环节的价格涨落。

消费者也因为中间环节的减少，炒家机会的压缩，得到更为廉价的农产品供给。

看一看海峡对岸的台湾农民，正是由于农会发挥了强大的共同经营的功能，才摆脱了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历史宿命，创造了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家庭小农经营制度，奠定了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基础。

这应成为各地政府的借鉴。

从新的转型期视角看过去，显然，对于这一轮物价上涨，我们不可一味地局限于以往的认识，不可轻松地满足于一时价格回落的形势，不可盲目地沉湎于行政干预、强势打压的思路，还得有更科学的应对，有更长远的考量。

半月谈2010年第24期：

城市化，不得强制

尊重民众的自主权，解放民众的创造力，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这是30多年中国高速发展的启示，也是新时期政府科学施政的常识。

如今，这启示却被不少官员弃置脑后，这常识却在许多地方遭遇挑战：

被上楼，被流转，被城市化。

农民渴望经济发展，因为他们要抛弃贫穷、苦难，奔向温饱、小康；农民期盼新村建设，因为他们也有幸福的梦想，也要温暖的家园；农民向往现代城市，因为它代表的是别一样人生，是另一种命运，仅仅打开了一条门缝，他们就挤进一亿多人。

但是，不少地方在城市化进程中雷霆般的逼进、行政性的强拆，却让农民倍感惶惑、无奈和痛苦。

因为，他们真切感受到的，往往是被剥夺，是被侵害，是被折腾。

而且，更令这些农民无法承受的是，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恰恰又都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名义下发生、进行的。

我们得问一问：

官员们究竟是如何去让农民自愿？

农民从城市化大跃进中被灌输的、被鼓动的，是现代化的发展潮流，是新生活的美妙图景。

这些大道理、硬道理虽然离农民远了些，他们还是感受到了一种不容置疑、无可争辩的正当性、先进性；拆迁上楼、置换进城中，政府抓住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更易看重眼前利益的心理，推出种种优惠政策，许下条条郑重承诺，尽管这些“优惠”“承诺”往往是“羊身羊毛”，是“纸上富贵”，他们还是把握到丝丝缕缕的关怀和隐隐约约的希望；但最后不少农民看到的、得到的，并非如原来那般想象，户籍进城中不平等的置换公然侵害着他们的财产权益，撤村并居中要挟强逼现象一再上演，或住户被立即停水停电、强行清场，或家属被威胁停发工资、开除公职，甚至招致不明身份的人黑夜打砸、白日行凶，最后导致世代家园瞬间彻底铲除，积年投资顿成一地废墟。

我们得听一听：

农民们是否懂得自己应该怎样自愿？

许多地方，在政府的封闭操作中，在开发商的强势挤压中，农民没有知情的权利，甚至无法获得应有的通知公告、书面协议；农民没有自主的空间，缺乏基本的选择权和拒绝权；农民没有平等的地位，尽管中央政府明确要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强拆强建，但由于村级组织的日益行政化，村民结构的日益原子化，农民很难充分认识到自己深层的利益，很难有效凝聚起自己的共识，很难拥有组织化、渠道化、平台化的利益表达和权利抗争。

我们得想一想：

中国农民自愿的城市化应当如何去走？

前提是去现实中探问：

当今中国，谁在城市化？

谁的城市化？

谁要城市化？

显然，我们更多地看到：

这是政府主导甚至是行政强制的城市化，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它的参与者、推动者？

显然，这是政府加强土地财政、资本豪取超额利润的城市化，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它的受益者、沐浴者？

显然，这是权利、资本和媒体竭力鼓呼的城市化，农民也要城市化，但同时他们也要问，这城市化能带来什么好处？

这是农民们最本真的诘问，也是城市化最核心的价值。

况且，城市化也绝不是农民唯一性的期望。

我们不可错失城市化的历史机遇，同样不可误导城市化的前行路径，不可泛化城市化的发展边际。

应当明白，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许许多多的乡村的前途不是城市，是新乡村，许许多多的乡村文明的前途不是城市文明，是新乡村文明。

诚然，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但是，城市化不是搞运动，不是闹革命，不是大跃进。

它是一种生长，一个进程，一种文明。

我们在深刻认识全球化视野中城市化的巨大空间，在精心计算亿万农民成为新市民之后消费增长的无穷潜力，在充分论证后危机时代城市化拉动内需撬动转型的强大功能。

但是，我们想过没有：

以土地换社保，实质是以自有财产换公共福利，以宅基地换住房，实质是自由建房权利的让渡，这些操作对农民是否公平？

占补平衡、撤村并居，腾退出的土地，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仍属农民集体所有，但在实际运行中其收益有多少为农民分享？

会不会出现大量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农民？

我们想过没有：

农民“被城市化”之后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景况如何？

一旦失地进城又无退路，他们的补偿是否能够支持其生存、发展？

依靠单纯的社保能否拥有体面、尊严的生活？

我们想过没有：

“被上楼”农户的水电气生活成本高、纯农区生产不方便、子女成家分居无住房，他们的生存资源如何切实保障？

他们的乡土生活方式如何得到尊重？

还有，我们想过没有：

农民心中的城市化究竟是什么色彩？

什么模样？

没有选择的自愿是不真实的。

没有权利的选择是不公平的。

没有保障的权利是不牢靠的。

我们在高扬以人为本，可是，如果没有制度变革的跟进，这核心价值如何践行？

我们在打造法治政府，可是，如果没有法治文明的信仰，这政府转型如何到位？

我们在传递“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可是，如果没有符合国情、没有农民自愿，只是经济驱动型的城市化，这世博口号如何接续？

城市化的历程，自应坚定前行；强制性的逼进，则当断然打住。

半月谈2011年第1期：

“十二五”，我们期望

岁末年初，翻检近日报章，一条消息映入眼帘：

2010年12月15日，有“高原孤岛”之称的西藏墨脱公路修通，中国最后一个县城不通公路的历史宣告终结。

这是冬天里飘来的又一缕早春的信息。

随着“十二五”的来临，我们的思绪已经登上了世界最快速的高铁，可也不能忽略边疆那更古老的遥远；我们的目光已经聚焦于沿海最壮观的都市，可也不能遗忘乡野那更荒僻的山村；我们的脚步已经追赶着历史更辉煌的前景，可也不能错失当下那更真切的日常。

“十二五”．应该属于每一个百姓。

我们都有朴素的梦想，都有坚韧的追求，都有一颗颗星星在生活的天幕上熠熠生辉。

百姓最看重的，是温饱，是富裕。

我们已经步入小康，正在挺进全面小康。

贫穷的字眼似乎已定格在昨天。

在依然寒冷的后危机时代，世界舆论持续赞颂着也间或嫉妒着中国的发展，西方奢侈品制造商真心欣赏着也更多震惊着中国的暴富，这些从东方汹涌而来的豪客，出手那么宽绰，人人那么年轻。

可是，这并不应是中国形象的全部解读。

走进散落凋敝的古老村落，走进遥远荒凉的西部边地，走进城市街巷的蔬菜市场，走进车水马龙的立交桥下，我们往往会发现另一个更为真切的社会。

有一则新闻读来令人唏嘘：

南京一名大学毕业生工作后，因工资偏低，为攒钱交足房租，他便白天上班，夜晚上街捡拾废品，不料冻晕街头，被城管救起。

拎着蛇皮口袋离开前，他嘱咐千万别让家人朋友知道，也不要公开校名，“我丢不起这个人啊！

”

有一组数据读来让人清醒：

2009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近4000万，农村低保对象有4700多万，城市低保对象为2300多万。

还有6000多万失地农民，在紧叩就业的门路，在寻找明天的安宁，还有1.5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在呼唤城市公共服务，在期待社会保障权利。

贫穷，并未远去。

发展，未有穷期。

百姓最期盼的，是权利，是公平。

经历了三十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今天的人们习惯了利益分层，看多了收入分化。

同时，社会的权利意识已经普遍觉醒，法治观念正在蓬勃生长。

面对不少地方土地的强制流转，住宅的强制拆迁，农民的强行上楼，乡村的强行入城，面对生存发展资源的垄断，社会流动通道的堵塞，还有制度性暴富机制的强化和掠夺性权贵经济的猖獗，人们越来越多地以理性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去实现参政议政的批评权、监督权。

公民精神的发育，民间组织的建设，网络微博的勃兴，社会民意的凸显，正在给百姓打开崭新的世界，人们更清晰地辨识着自己的未来，更自由地迸发着自己的声音，更真切地把握着自己的力量，更坚定地争取着自己的权益。

人们已经意识到，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幸福生活，去改变人生命运，去增进公共利益。

当“十二五”走进视野，百姓真诚地期盼：

在中央文件中明确规定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强拆强建之后，众多乡村在“撤衬并居”“占补平衡”和“两个置换”中“被上楼”“被城市化”的风潮理当就此平息：

在政府新拆迁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之后，那些不惜流血自焚也要讨还财产权利宁可牺牲生命也要维护家园的悲剧有望不再上演：

在总理“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一再公告中，河南农民王帅举报政府非法用地、甘肃网民王鹏举报他人公考作弊遭警方跨省刑拘的“诽谤罪公诉化”现象应该就此终结……

这是社会进步的标识，这是现代文明的警示。

百姓最珍惜的，是体面，是尊严。

我们在报章中看多了那些对于普通百姓“仇富”“仇官”的指责，可否再侧耳听一听那些日渐流行的官场、市场种种“雷人雷语”呢？

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攫取中，在社会分化引发的社会排斥中，普通劳动者往往不仅承受着利益的剥夺、权利的侵蚀，还要承受精神的扭曲、人格的歧视。

这尊严，来自于体面的劳动。

我们耳闻目睹了智障包身工被困、富士康厂区跳楼、广东本田厂停工等一系列事件，警钟为谁而鸣？

这尊严，来自于权力的谦恭。

求解分配不公，整治司法腐败，深化吏治改革，当有更大的力度、更新的进步。

那些被暴力拆迁的平民，被城管追逐的小贩，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上访者，当有更多的表达渠道、更好的权利救济。

这尊严，来自于福利的保障。

这就是：

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痛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更小的城乡差别，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幸福指数，为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自由和平等创造适宜环境，提供广阔空间。

这尊严，也来自于内在的坚强。

我们当从纠结化、弱势化的社会心态中解放出来，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去建设、创造，以现代的公民姿态，去参与、奋斗。

“十二五”属于每一个百姓，我们有同样火热的希望，也有同样沉重的责任。

在新的远行中我期望，未来的五年社会太平，人民幸福。

在新的期望中我祝福，打开了幸福之门，遥远的墨脱莲花盛开，墨脱人民的笑容比莲花更加灿烂。

半月谈2011年第2期：

叩问土地

过去人们常讲：

不了解土地，就不了解中国农村。

今天我们要说：

不了解土地，就不了解当下中国。

土地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

多少问题在生成，多少力量在博弈，多少歧途在伸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希望。

而时下许多地方的“统筹”恰恰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夺。

迅猛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