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电报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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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电报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近代中国电报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一、电报在中国的发展

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的经典理论——媒介即讯息中说“技术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在，动荡不居的力量，影响着人类的历史。

”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新技术都创造一个新环境”也就是说，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各自孤立的两种东西，而是技术以特定的方式对社会关系进行结构组合，不同的关系组合方式构成了不同的社会环境。

大众传媒作为近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对它的研究应持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这种文化现象不但与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且同科技发明产生及应用的社会历史紧密相连，同社会制度、文化惯例，人类社会变动着的政治经济力量，人们使用科技发明的社会意向等紧密相连。

（一）、晚清电报引进及发展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太平洋的一端一位名叫塞缪尔•莫尔斯的美国人发明了一种“使用简单的电路通断规则构成编码信号的一种远距离消息传递组合设备”，莫尔斯用这一设备以著名的莫尔斯电码（MorseCode）拍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长途电报，自此，作为重要近代科技——电报正式走进现实生活，对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当然，受到电报冲击的包括太平洋另一端的“天朝上国”——处于晚清时期的古老中国。

（1）、晚清电报的迎拒之路

电报进入晚清的中国走了一条“据”与“迎”的艰难道路，从“据”到“迎”的转变折射出古老中国人逐渐有迷梦到半醒的变化，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震惊于近代科技的同时，也在探求学习利用西方科技的道路。

从而使古老中国缓慢艰难的迈出了近代化的一步。

西方的传教士、公使等带着“指针电报机”来到中国，但当时“时风气未开，无人研求及此”。

1859年，法国公使许诺寄送电报机，却被恭亲王拒绝认为是无用之物列入奇技淫巧、玩好之物当中。

当时的大清王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黎民百姓，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对这个西洋新事物基本上是拒绝的态度，或认为是奇技淫巧，或认为有伤风水。

电报所蕴含的对自然和时空的驾驭能力，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陌生的冲击。

1861年俄国公使巴留捷克首先向清政府提出设立京、津间电报的要求，俄国带头，英美法丹麦等国家接踵而至，纷纷要求在华设线，清政府均以不便为由拒绝。

这一行为清政府并非出于维护利权，而是对电报功效的茫然无知，就如当时一个翰林所言：

“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国仍泱泱大国也”。

虽然整个清王朝自上而下都在抵制电报的传入，但历史的车轮并未被阻挡，电报终究还是进了沉睡的大清王朝，最初进入中国的是电报海线，然后陆地电报逐渐铺设并扩展到全国。

1870年，英国公使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要求铺设由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到上海的海底电线。

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忻认为“重洋大海之中，外国自行其法，则国中国力所不能禁止者也，……尚可通融唯办。

”这是中国第一次明确地书面各国请办海线的要求，正是清朝官员对领海权的无知，使电报线进入中国，先例已开各国竞相在中国铺设海线，中国与世界各地的电信联络正式开始。

列强通过铺设海线进而攫取了中国的海线权，同时还不断谋求中国内陆的电报权，他们擅自在内地架线，但都遭到清政府拒绝。

19世纪70年代，随着海线的出现，中国人对电报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并被动的利用电报这一先进的通讯工具。

电报的作用逐渐得到王韬、郑观应等人的认可，他们由于曾经赴欧游历的经验，对电报快速传递信息的功能的认识较深刻。

提出中国的六项急务是“裕商力，修兵备，固边防，造战舰，驻车路，没电音”。

其中“电音”就是电报，把发展电报作为中国当前最紧急事物，可见对电报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先进人物对电报认识发生变化，清朝官员也改变了之前愚昧的认识。

187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我国台湾的战争，战前，清政府依然是骑马的驿站传递信息方式，致使前线战报无法及时到达朝廷，消息闭塞。

仅能从洋人那里闻风日本攻打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通过传统驿站传递信息与李鸿章，商议军事事务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初步确立作战计划等准备妥当，整整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信息不通耽误军机。

注定了不利的战争局面。

这使得沈葆桢、李鸿章等洋务人士，开始思考洋人的通风方式，并逐渐生视电报的作用。

在洋务派的推动下，1877年，中国第一条由台湾南部旗后港到鸡笼巷的自建电报线由丁日昌提议得到李鸿章支持的情况下建立，从此开创了中国电信业的新篇章。

之后电报线在数省内铺设并设立于电报相关的电报学堂。

光绪十年（1884年）电线由通州接到了京城，使电报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中法战争中，电报通信发挥巨大的作用，为中法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中法战争之后，在胜利的鼓舞下中国电报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据有关数据统计，从1884年到1899年我国共架设电线55000余华里，比中法战争前6年所修建的11060余华里年均增长了2倍多，在短短十几年间电报遍及十几省份，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电报网。

（2）、晚清电报的经营模式

自电报架设之日起，晚清政府对电报的经营模式依次经历了四分时期，分别是官款官办时期（1879—1882年）、官督商办时期（1882—1902年）、商股官办时期（1902—1908年）和国营时期（1908—1911年）。

电报属于近代事物，却走上了一条与近代工业的由官到商不同的经营模式，电报由最初的官办经过商股参与最终回归国有。

电报进入晚清初期电报局的经营模式为官款官办，架设电线由清政府拨发经费。

但由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战争的消耗及赔款造成国库空虚，于是洋务大臣李鸿章、盛宣怀等人主张采用轮船招商局的模式实行官督商办，解决财力不支的问题。

盛宣怀认为“倘非官为维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

”只有实行官督商办才能“使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

”1884年电报局由官款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吸引商股解决了前期的资金问题。

中法战争后，电报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获得丰厚收益的同时在利润的分配上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1900年初有人上奏朝廷主张朝廷接管电报，以便全受其利。

1902年清政府发布上谕退还商股将电报收归国有，但是这一举措侵犯商人的利益，遭到商人强烈反对，收回之事不了了之。

1906年请政府实行新政成立了邮传部，专门负责通讯事宜，第二年邮传部采取有效措施收赎商股。

1908年最终将电报完全收回国有。

至此，电报国营一直延续下来。

（二）、民国时期电报的演进

电报能即时远距离传送命令，大大缩短了公文的运转速度，因此在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被广泛用于各个部门。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权之间的政令传达基本上依靠电报，使电报成为公文的一种普遍存在形式。

所以电报很快取代了传统的快马驿递的信息传送方式。

电报的往来不仅是君臣之间传递书文，从军事防务逐步扩展到其他有关镇压革命、通商贸易、开矿建路、河工防汛、会党宗教、华工侨务等军国要政。

当然电报开始时并没有当作正式公文，而是称为“抄电”，拍发电报后仍要补上正式公文，在法定效力上以公文为准。

这正情况一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时发生改变，清政府正是下令“嗣后明降渝旨，均著由电报局电知各省，该督抚即行遵照办理，毋庸专侯部文”。

自此，电报与公文具有同等效力。

中国自古就有以载体形式命名公文文种的传统，比如策、牒、札（以竹木为载体），状、折（以纸张为载体），玉册、玉牒（以玉石为载体），铁券（以金属为载体）。

晚清与民国沿袭这一传统，将电报公文称之为电牍。

倪善道在《明清档案概论》中说当时官方的电文（电牍）可以分为三类，即电旨（皇帝下行电报）、电奏（臣工上行电报）、电信（臣工平行电报）。

所以电牍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传统公文的体系，而与传统公文体系相比电牍则呈现出新的文类特征。

第一、传统文种减少的、等级淡化。

在传统公文中体系中，不同品级的官吏被规定使用不同种类的公文，比如平行文就有咨文、移文、关文、牒文、咨呈照会等几种，咨文用于在京品级较高的不相隶属衙门之间，移文规格比咨文稍低，关文牒文又次之。

有时级别较低的官署行文虽不相隶属但级别较高的衙门，还要使用呈、申等上行文。

这些不同品级匹配不同文种的规定，事实上除了标识发官员与受官员之间的身份地位之外，并无其他意义。

而在统治者看来，这些规定却可以通过等级的划分和标识，从制度上保证上下有别、高低有序的严格统属关系。

而同时这些规定使公文文种系统异常细密复杂。

在电报公文中，这些等级差别被淡化，不论行文品级较高的衙署官员，还是行文品级较低的衙署官员，皆是相同的形式体制（同一文种，同一形式）。

在《张之洞全集》中有份电报同时拍发给不同官吏的，官吏品级不同，电报却完全相同。

如致福州左中堂、杨制台、厦门彭提台，致龙州潘抚台、冯军门、李臬台，致江阴张统领、桂道台、穆税务司等。

在《李鸿章全集》中，奏稿、函稿、电稿三类并立，电稿中不细分，无论上行、下行、平行，在格式上皆无甚分别。

于是公文文中数量上大为减少，这种淡化品级的趋向虽早在私人函牍中初见端倪，但私人函牍并非法定公文，大多不如档案，而电信则被视作正式公文，存入卷宗，这意味着公文行文淡化品级的趋向在体制内开始被接受。

第二、公文形势趋于统一，文风趋于简洁。

公文用电报拍发，首要问题是费用昂贵。

电报开通之初，电报局的定价实行局制，以局为单位，大致是以一角为起点，每隔一局加收一分，洋文加倍。

1894年9月起，电报局的定价实行省制，即以府、省为单位，规定同府华文每字收费五分，同省每字收费一角，出省每逾一省加费二分（1897年8月28日起改为3分），洋文加倍。

然而无论是局制收费还是省制取资，皆较昂贵。

1908年6月17日，邮传部曾奏称“中国报费昂贵甲于天下”，又进而指出：

“中国报价凡远省，一二字之费，几与各国二十字相当。

且译报有费，密码有费，加校对有费，加点勾有费。

”在这种情况下，电报文稿的撰拟奉行“紧要”与“节省”原则，事件紧要才用电报拍发，撰拟时只要不影响表达，能省则省。

对节约原则的奉行，导致电牍文风趋向简洁。

因为电报费昂贵，撰拟电文必须惜墨如金。

原有公文以“等因奉此”句式构段谋篇的写作套路明显不适用于电报。

据李鸿章所奏，电报开通之初，很多督抚大员发出“头等官报”，“动辄数百言”，从而招致电报局埋怨“官报冗杂”，于是清廷下令，公务电报不得罗嗦。

此后不久，这种局面便大为改观，电牍开首即言事，直入主题，至于冗词烦句，尽行删去。

公牍学大家徐同莘把电牍的这种文风概括为“因事起例，惟义所适”，“语质而事核，词约而明理”。

第三、公文传播与大众媒体联姻。

电牍中还值得一提的是一种新文体——通电的诞生。

所谓通电，就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布自己对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场或主张，向社会范围公开拍发的电报。

为了快速取得广泛效果，通电的拍发范围往往包括报馆，通过报纸同时传布。

电报经过晚清的引进到民国的逐步发展演进，不仅形成电报公文即电牍，还产生通电。

电报日益平民化、世俗化。

在民间的使用日益频繁，电报不再局限于政治和军事社会生活和商业往来中电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近代电报的使用者及电报的形式

电报自进入中国以来方便快捷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并未发生变化，但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使电报的一种变体即通电在当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电就是面向广大范围公开拍发的电报，其内容主要是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标明政治立场或对某一事件的态度等，对当时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电报最初进入中国是出于军事传递信息的需要，为军事防务服务，由于其方便快捷的特点迅速扩展到其他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尤其是在政治领域被广泛使用，产生近代电报公文（电牍），逐步取代传统公文。

电报在经济领域也产生重要作用，商人通过电报及时了解各地商情，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

电报对大众文化生活也有重大影响，电报与大众传媒的联姻使报纸更具时效性、更具影响力。

（1）电报的使用者

电报对近代产生重大影响与发报人身份分不开。

“中国电报费昂贵甲于全球”定价之初电报费就“比照书信馆信资尚则贵不止十倍”电报的计费原则大致是“路有远近，费有等差”（具体收费情况上文已介绍到在此不再嗸述）。

对于一般民众，当时通过民信局跨省送收信函一件多在二十至二百文之间，若用电报则最贵的二百文尚不够支付京沪两地两字的报费，如此昂贵的电报价极大的限制了其使用者的范围。

清政府亦视之是“为出使各国开支第一大宗”。

驿传在清廷没有因为电报的出现而撤销，原因之一也在它能够传递“照例寻常事件，”“以节靡费”。

由于电报费用等其他因素的限制，电报使用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政府机构间的电报公文，以及到民国时各派军阀间的通电（费用由财政开支不用个人支付）。

二是全国的商人传递商业信息。

三是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他们大多有足够的财力（如：

赵一荻之父赵庆华）。

其中上人间的电报对社会影响不大不在本文研究之内。

而电报中对当时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以通电最为明显。

（2）电报的形式

通电就是面向广大范围公开拍发的电报，通电在晚清并不多见。

辛亥革命起日渐频繁。

据《中华民国史日志》，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有67次，1922年高达97次，1926年50次，30、40年代后通电次数渐趋减少。

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央晚间选编》，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其职能部门在民国时期发出的通电共有18次。

建国后则非常少。

可以说通电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北洋军阀时期。

、

民国时期通电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表达政治立场和主张。

如1915年，袁世凯称帝，唐继尧等立即发布《护国讨袁通电》，用户共和反对帝制;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宋庆龄等立即发布《讨将通电》；再如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等。

（2）公布重要行动、事实和事项（包括军政界要人就职或下野）。

如张学良1928年通电宣布东北易帜；1932年蔡廷锴、蒋光鼐通电全国公布“一二八”淞沪战事实情；再如1912年《孙大总统改用阳历通电》，1917年孙中山《辞大元帅职通电》等；

（3）发出倡议或号召。

如1935年12月6日北京学生发布的《北平各校通电》，1936年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通电内容的三个方面各有侧重有彼此关联。

北洋政府时期通电主要用于各路军阀表达个人政治立场。

当时各路军阀连年混战，大小头目纷纷登场，东征西讨动辄通电。

仅以1917年6月为例，有案可查的通电就多达20多个，2日粤、滇、桂、川、黔督军通电拥护中央，声讨叛逆张勋；7日张勋自徐州北上，通电独立各省联合一致推翻中央，当天熊希龄即通电反对情敌复辟；8日陆荣廷通电拥护共和；9日唐继尧通电拥护黎元洪，维持共和立宪；12日海军总长陈璧光通电劝告各省迅速取消独立；13日黎元洪通电解散国会吐露苦衷；14日奉天督军张作霖通电，拥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当天黑龙江督军毕桂芳被师长徐兰洲篡夺位，通电下野。

15日倪嗣冲通电反对13日黎元洪通电，认为黎元洪无悔祸诚心；曹锟、阎锡山等分别通电，主推王士珍组阁；16日陆荣廷通电拥护元首；17日康有为通电，主废约法；18日张勋通电各省取消独立；19日旅沪参众议员通电认为解散国会命令无效；22日黑龙江旅长英顺，巴英额通电不承认徐兰洲为督军；26日谭延凯通电请遵守约法。

当年军阀混战的情况可见一斑。

与北洋政府的通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中央的通电，虽然数目不多但主要用于发出倡议号召。

日军侵华国难当头，1936年5月中共中央即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1937年1月中共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又发出《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七七事变爆发的二天，《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即以发表，号召“为保卫国土留最后一丝血！

驱逐日寇出中国！

”1940年汪精卫叛国，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发出《讨汪救国通电》，声讨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的滔天罪行，目的仍在号召抗日救国。

其电文至今仍然撼动人心：

“德等不敏，誓率全军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驱除敌伪，还我河山，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

血的长城已铸成，前仆后继复国难！

”1943年，中共又发表了《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仍在呼吁共同杀敌，与北洋政府的通电迥然不同。

三、电报的作用

通电作为电报演进后的一种新形式，他对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晚清时期政客影响当朝政治的重要手段。

许激霖认为晚清最早和最有名的通电是经元善发起的反建储通电，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逼光绪帝发布上谕宣布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隽为皇子，是为己亥建储——废除光绪帝的前兆。

消息传出举国大哗。

电报局沪局总办经元善以候补知府的名义，联名上海绅商名流唐才常、章炳麟、蔡元培等1231人，“共奏电资”，电致总署，反对朝廷立储、废除光绪帝，被称为“飞电阻谏，电动全球”。

上海的绅商还集会决定，若慈禧太后等一意孤行、置之不理，将倡议全国工商界联合罢市。

《苏报》《中外日报》《清议报》《知新报》等跟踪报道这一事件。

上海绅商的义举，迅速激起极大反响，一时间出现了海内外电报抗争的表达热潮：

广西、湖南、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士绅教民纷纷“集资发电”，“踵接于道，至有四十六次之多”；海外河内、新加坡、檀香山、吉隆坡、菲律宾等地华侨也多次致电总署，要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

最后，慈禧太后迫于内外压力，不得已取消废立计划。

经元善的电报虽取得了通电的效果而被后人认作是通电，但其送呈总署的电文，开头是“王爷、中堂大人钧鉴”，发送对象是慈禧太后、总理衙门和诸位王公大臣，算是电报承载的禀文，拍发范围并不广，只是其送呈行为被报纸广泛报道，当时人也没有称其为通电，所以严格的讲，这封电报并不是通电。

但经元善终究开创了一个新例——凭借报纸与电报的联姻，使其主张最快的传遍全国，对政府构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此后这种新例的使用逐渐增多，时人也开始用通电这一说法指称这类电报。

通电也大众媒体的联姻使报馆成为其收发者之一，报馆发动自己的受众参与了公文的传播，对政治决策构成直接影响。

1903年4月，沙俄不仅背约拒绝撤离东三省，反而照会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

消息传出，寓居上海的十八省爱国人士召开拒俄大会，指斥清政府亲俄外交昏昧狂惑。

他们致电清政府，表示俄国的七项要求“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各国外交当局“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

让清政府无所适从。

1907年，秋瑾被杀，一时学界、士绅通电纷纷，矛头直指清政府，报纸也频发专电，政治风暴随之爆发，万口沸腾，舆论滔滔，最终断送了负责此案官吏的仕宦前程。

面对于通电带来的舆论压力，清政府邮传部不得不于1907年通饬各电报局，对电至政府的电报要加强对其印信、地址、铺保的审查，次年又令各局“遇有电文语涉饽逆者，即行焚毁，其密码电报形迹可疑者跟从稽查”。

清政府的紧张应对，说明通电正在成为一种“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公众舆论表达和传播方式”。

通电相对于大多数电报而言不仅内容公开而且还积极诉求公开的效果。

民国时期报馆业已经蓬勃发展，许多通电都把“全国各报馆”列为重要发文对象，以借助媒体将其意见传播的更加广泛和快捷。

把通电刊发在报纸上不仅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同时也是在表达发电报者的舆论诉求。

舆论简单的说就是多数人的共同意见，舆论和民意是紧密相连的，一旦原本零星的社会动向凝聚成一种明确价值诉求的主流社会舆论，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迫使政府或政党调整决策。

在战争背景下，舆论就是民心的向背，而民心的行呗就是战争成败的关键。

民国时期各路军阀政党都在通过在报纸上发表通电，来争取与大众之间确立一种彼此照应，荣辱与共的生态关系。

所以通电大都含有强烈吁请大众支持的舆论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