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方法之整体观方法论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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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方法之整体观方法论中

中国哲学方法之整体观方法论（中）

中国哲学方法之整体观方法论（中）

2012-07-13

　　庄子对宏观的论述富于浪漫，庄子驾驭文字的能力是独到的，这与他对中国哲学方法中把握宏观方法认识的透彻，对形象化方法运用的灵活自如是分不开的，给其《庄子》一书增添了文采和风采，也更加深了对道的解释和比喻，从而可以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绝妙之处。

　　在《天下篇》中，庄子谓：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意指他只愿意去和天地间的道（宏观）相往来，“精”指最重要的事情，“神”指北斗七星的旋转规律，泛指事物运动的必然。

精神在此即指宏观或道。

　　在《人事间》中更明确地指出，“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则不救。

”意为，之所以只与天地精神往来，就是因天地间存有万物，但道只有一个，故道不能杂，一杂则多，一多就扰乱了思路，一扰乱了思路就陷入了困忧，一陷入了困忧就产生了忧虑，一有了忧虑就无法把握道，故不救。

　　在《大宗师》中，庄子对道作了详细的论述，将道（宏观）的形而上内涵全然揭示出来：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有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囿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之，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意为道（宏观）是友善和讲信用的，它什么也不做什么也看不见，可以传授但不能拿到它，可以得到但不能看见它。

道（宏观）一直就存在着，在天地未形成前，就已经存在，当神（旋转旋转）归入了北斗七星之位（北斗七星又谓帝车），才有了天地，道在太极（阴阳）之先就已存在但不以此为高，在六极之下但不以此为深，先天地生但什麽也不去做，比上古还上古但并不显得老。

　　并在《天地》中作了更为简要的解释，“通于一而万事毕”。

意为只要把握到了宏观，对万事就能去理解和利用了，即俗话所谓的一通百通的意思。

可见，庄子对宏观的认识是深刻的，并不是今日某些学者所认为的他是一个相对论者，而是一个懂得如何把握宏观知道什麽是宏观的大智者。

　　孔子对道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在《论语·里仁》篇中谓：

“吾道一以贯之”。

意为我认为道就是一，它贯穿一切事物之中。

他对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也是以能否把握和运用道为准则的。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意为君子是把握了宏观、认识了宏观的人，因而是胸怀坦荡的，小人是不懂得宏观的，只会斤斤计较于具体物的得失上，故是长戚戚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也同样是说君子是注重形而上的宏观的义的，而小人则是注重物质利益的得失的。

　　孟子对道的认识也同样认为把握宏观是重要的，认为“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

意为心是主思虑的器官，但在思虑前必须先从最大的方面去思，其大者即指宏观。

　　就是被认为中国逻辑思维第一人的墨子，也同样是懂得道的内涵的，在《墨子·经下》篇中有：

“说在，有无，合与一。

”意为：

要说存在，就是有与无，有与无之合就是一，即宏观。

　　汉代《淮南子》一书，继承了先秦道家的思想，对道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等于是对先秦的道作了一个总结。

从中也可看出到了汉代，中国哲学方法之整体观方法论被更深刻地认识和应用了，说明中国哲学方法中的道已成为中国古人做学问、究事理的指导方法。

《淮南子》认为道是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的。

就是天地也均在道的包裹之中，故道是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

　　《齐俗训》篇中对道解释为：

“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眇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

往古今来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

”意为：

道大到无形，小到无法度量，所以天之大虽然它是圆的，但是没有这麽大的规去测它，地之方（面积）之大但是也没有这麽大的矩去量它。

往古今来的历史长河称为宙，四方上下的空间称为宇，道虽然在宇宙之间但是不知道它的处所在哪里。

对道的这种形而上的解释可谓透彻矣。

　　进而又谓：

“道之得也，以视则明，以听则聪，以言则公，以行则从。

”得道之人即把握了宏观后，看什麽都清楚，听什麽都明白，讲什麽均能从最大的方面把握之，去做什麽均可以得以实现。

“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

”得十把利剑，不如去学会欧冶造剑的技术，得百匹好马，不如学会伯乐的相马之术。

　　在《泛论训》篇中，则更由小处来阐述大道理，将把握宏观的意义点破：

“故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所烧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

由此观之，见者可以论未发也，而观小节而知大体矣。

”是说没有被火灼过但不敢去握火，是看到火在烧，没有受过伤但不敢去握刀刃，是看到刀刃会伤及皮肉。

由此可以知道，懂得此理的人可以预见未发生的事，看一个人的小节能知道他大体是什麽样的人。

全文意为，一旦把握了宏观，认识到事物的利与害，就可以预知事物发展的趋向而能够驾驭它。

自古以来古人就是如此行的。

　　为什么在古代，尤其是在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在诸侯争霸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出现了大批“谋士”、“贤者”呢？

从哲学方法上看，在动乱的年代里，要从纷繁杂乱的形势中明白无误地去观天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掌握了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方法后，才能得以实现，这当然只是少数人能做到的事。

这些被称为“谋士”、“贤者”的人，可以说是一批能从宏观上去看纷繁杂乱的形势的人，因而能制定出相应的谋略，说服君王实行之使霸业得以实现。

所以一旦能把握到宏观，就可以预见到未发生的事而能提前作好准备并能驾驭它，趋利避害，争得胜算。

然把握宏观却不能有私心，大凡这些“谋士”、“贤者”均是隐士，即主动地避开纷繁杂乱的社会，淡泊名利，静观形势才能把握到解决问题的宏观方面。

　　早在商代的《尚书》中，对把握宏观的认识就已经成熟，只用了八个字就将它讲清楚了。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这是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论述，而且简洁恰当，一语中的。

其对宏观的认识，还有更精彩的八个字：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意为：

只要大道大行于道，即人人都懂得运用大道认识事物和研究事物时，那么普天下的人都会去做为公的事了。

大道即指哲学方法。

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形而上的、重哲学方法指导一切的智慧的民族。

　　在《黄帝内经》中，则可以说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对人与天的关系即人与自然变化的关系，以及人如何能健康长寿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天人相应的内涵实质上是指在万物的宏观上，人与万物与天是相应的。

《素问？

阴阳离合论》篇中对宏观解释的十分明确：

“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

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

”一即指宏观。

　　当理解了古人所说的道就是今日所谓的宏观或哲学方法后，再去看古人对道的论述和应用，就可知道古人对道是何等的清楚，并且深深懂得它的重要性，这时再来理解中国文化中的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的涵义，就非常清晰了。

古人所提倡的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的精神，实际上是说在论述各类问题时，必须要有鲜明的哲学方法作为指导去立论，并且，长期以来，这种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的精神始终是古人治学的重要内容。

今天，有些学者把这种精神说成是一种说教，则是望文生义的和不相信古人懂得哲学方法指导作用的认识。

我们从古代诸子及其它学术著作中均能体悟到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的精神贯穿其中。

如中医学的经典《黄帝内经》就牢牢把握住这个道，将人置身于万物的宏观之中，在这宏观中与天地万物相通，因而至今不衰，显示了把握宏观后的超时代性。

　　诸子的著作更是如此，无一人离开道去立论和阐述问题，就连墨子等被后人称为运用逻辑思维的学者，也同样没有离开道去立论；古代的诗歌，尤其是唐诗宋词，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中诗歌的巅峰，也同样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达到的，因为当掌握了把握宏观的方法后，就可以对周围任何事物均能从宏观上去把握去认识，只是层次不同罢了。

诗歌写得好就在于能用寥寥数字将所描述事物的宏观把握到，其不同的层次如场景、心情、时局、情态、某一具体事物、大自然风貌等等恰到好处的表达出来，这就非用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方法不可，由于场景、心情、时局、情态、某一具体事物、大自然风貌等等均有各自的不同层次的宏观，而把握到它们各自的宏观后写出的诗句，后人是难以超越的，唐诗宋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诗歌的巅峰在此不是很清楚了吗？

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给中国诗歌带来丰富的成果和强大的生命力。

例如，登高望远，可以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来形容此时的心态和状态；形容当事者迷时，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给予点化；遇到困难时有“柳岸花明又一村”的佳句去让人不要沉闷；当形容人民生活美好，人人均能享用过去只有王公贵族独享的物品时，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给予比喻；甚至收到家信，也有“家书抵万金”的绝句等着呢。

今人在创作或写文章时，也常常喜欢用一两句古诗来省略文字和增强感染力，原因很简单，就是当写到某个场景或某个心态及时局时，除了这句诗外，其它任何词汇都无法完整地恰如其分地表达清楚，文以载道给诗注入了经久不衰的活力在此得到了证明。

　　在绘画艺术中，中国画用的是散点透视的方法，之所以用散点透视而不是用西方的焦点透视的方法，就在于它与方法论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方法，有类似俯视鸟瞰的效果和状态，散点透视符合从上往下俯视乌瞰的状态，并且，散点透视是思维上的形而上的透视，不是具体的直观的焦点透视，因而画面只是出现在头脑中的虚像，将此虚像画下来，就有写意的内涵，说明中国绘画艺术也同样是受到了中国哲学方法指导的；在绘画思想上，中国画讲求意境，追求神似，舍其形，取其神，以达到一种似与不似之间的状态，即是要达到形而上的境界，因而它又与诗歌相得益彰。

　　在音乐艺术中、中国古代音乐同样也体现出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方法的指导。

古有“千金易得，知音难求”的口碑，这是因为古代的乐谱，对音程的节拍是不给严格限制的，全由乐师或操琴者自我体验去决定音程节拍的长短，因为乐谱没有对音程节拍的限制，那么对同一乐谱有相同节拍体验的人也就微乎其微，知音就是对同一乐谱的音程节拍不谋而合的人，所以知音难求。

古人认为音乐是抒发个人喜怒哀乐的情所致，从宏观上讲，每个人喜怒哀乐的层次是不同的，对同一乐谱每个人的体悟和感受也不会相同，故不给任何限制，全凭个人去掌握，恰似宏观的一有了，每个人如同万物一样均有各自不同层次的宏观，故对乐谱的音程有不同长短节拍的体悟和感受，也说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方法是非常尊重个性的。

　　在中国戏剧中，则更注重对人内心世界的沟通即达到形而上的境界，而对布景、道具却异常简单，然，凡是有生活经验的人，都容易接受，原因是其唱词及表演极具形而上内涵，能与听戏者产生共鸣。

同样是从宏观上把握的，这也是少年儿童没有社会经验不愿听戏的原因。

　　中华民族正是有了对道即宏观的认识和把握，长久以来，道成为中华民族须臾不能离开的魂了。

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是中华民族大智慧之根源。

《大道运行论》谓：

“中华民族一旦离开了道体，离开了道的精神，魂体分离，或魂不附体，也就不成为民族群体和民族国家了；同样，中华民族一旦离开参天地化育的道的博大精神，整个民族都一味地去追求经验实在，追求感官刺激和物欲满足，置天下大道而不顾，置国家社稷而不顾，只是汲汲于个人安危，戚戚于自我得失，奴于利，役于物，那也就不是一个高大、文明的民族了。

”【注6】由于今日对道的认识被曲解神秘化了，使今人无法完全明白无误地懂得道的内涵，无法清楚自觉地去应用它，正如毛泽东所言“感觉到的东西不能很好地理解它，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很好地感觉它。

”所以，对道的理解也就是对宏观的理解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中国古代作诗填词对把握宏观的要求是严格的，一旦把握到了题目的宏观，写出来的诗词才算好诗，一首好诗或好词一般不易被后人超出，原因是好诗好词已将所写诗题目的宏观把握到了，后人如想超过它，就必须在所写诗的题目或意境上突破前者已把握到的宏观。

如何算突破，现举一例以飨读者。

如登高望远，有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层楼是其登高的高度；其次，有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揽众山小”，登上泰山的高度，这要比一层楼高的多，在此对“更上一层楼”有所突破；三者，有毛泽东的“背负青天往下看”，这个高度就将前两首诗的登高望远的宏观全部给突破了，并且意境也深刻的多：

一层楼，泰山，背负青天，三者相比，谁高谁低是一目了然的。

说明毛泽东把握宏观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并且他比古人要高明的多。

，尤其是他集最高领导人与谋士于一身，既拥有最高领导者的权力和身份，又具备了谋士的韬略，故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

毛泽东对把握宏观的方法运用的炉火纯青，所以，他可以预见到未发生但将要发生的事，“见者可以论未发也”，由于他能站在宏观的高度看问题，因而能比常人早早地看到将要发生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害关系，故具有惊人的魄力和胆识，他对战争高度的宏观的把握，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把握宏观的能力，从诗句上就能看出来，这也是中国文化独特的内涵，也是中国古代教育中强调作诗填词、写文言文的目的所在--训练把握宏观的思维能力。

　　现今许多学者喜欢用佛教中的顿悟来说明中国哲学方法，这是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误解。

如，有学者论道：

“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

”【注7】的确，把握宏观，是需要一个经过长期的观察、体验、思考、对比的过程后才能达到，把达到和把握到宏观的这一刻称为顿悟，是不合乎这个过程的，实际上是不理解中国哲学方法或否认哲学方法的作用的。

现代宗教传教者在布教时，会引用许多现代科学的时髦名词来迷惑人，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即让人们听后愿意入教，而不是教人们如何运用哲学方法去认识事物与研究事物，他们对各种事物又都给予神秘化来回避人们追根问底的疑问。

在此只是提醒一下读者：

哲学方法和宗教是不同的！

　　就中西方哲学方法哪一种是直观而言，整体观方法论是戴不上直观的帽子的，因为整体后有了观字，就具有形而上的内涵，直观的本义指的只是对事物具体形象的形而上认识，虽然也有观字，但它注重的是具体事物，与整体观注重的宏观在质上是不同的。

还由于，中国哲学方法对把握到的事物宏观，还用了其独特的形象化方法加以表述，早已脱离了直观的内涵。

所以，黑格尔就不承认中国哲学方法是直观的，他认为中国哲学“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

”【注8】认为中国哲学方法是直观的观点，实际上是在贬低中国哲学方法，因为中国哲学方法追求的是把握事物的宏观，靠直观是无法胜任的，是无法达到中国哲学方法把握宏观的形而上意义的，“哲学愈是追求经验实在，对形而上的大道本体的存在也就愈是不能理解，愈是把它归结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凡此都忘记了哲学的一条根本法则，那就是抽象，在抽象中寻求宇宙万物普遍法则的存在。

”【注9】哲学方法摆脱了直观的内涵，才也才可说真正进入了形而上的领域，整体观方法论恰恰是这样的一种哲学方法，它要求从宏观上去把握和认识事物，早已脱离了直观的束缚。

在这点上，黑格尔不承认中国哲学方法中有直观的成份是对的。

　　把握宏观的方法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哲学方法中主要的内涵，所以，古人非常喜爱这样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方法，尤其在先秦诸子中更显示出他们对它的偏爱。

几乎无人不谈道，无道不成书。

那种认为古人是简单的、愚笨的，古代的东西只是些经验实在的，毫无哲学可言的论调，至今仍在许多学者和国人中起着误导作用。

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智慧是个哲学方法的问题，不是头脑聪明不聪明的问题。

古人认识到的许多事物，就是在高科技发达的今天，也没有被超过，并且还在应用，如中医学，物候学、古天文学。

加上诸子及历代学者对道的论述即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论述，以及古代许多科技发明与发现，均证明着古人不但不是愚笨的，尤其在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上是超前走在今人前面的。

　　古人的高明正说明他们对哲学方法的重视和这套哲学方法给了他们无与伦比的智慧，为我们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疑古学派总是怀疑中国文明史，总认为古代文字记载是不可靠的。

总认为古代人类是愚蠢、无知，而不相信他们会有那么高深的文化知识，不相信他们在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上会超过我们，不相信他们会比我们更高明，孰不知古代人类所创造的知识及所达到的思辨境界至今是现代人相形见绌、望尘莫及的。

”【注10】今人不理解古人，主要是教育的西化造成的，我们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和深厚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其中哲学方法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故在教育上注重教授古代人类思想的精华，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及发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代代相传是绝对必要和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