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因素文献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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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因素文献综述
第2章国内外研究现状
2.1社会资本的研究
2.1.1社会资本功能理论
在科尔曼（1988）年发表的《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中，较为系统的论述了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功能。
他在研究中指出:
“从本质上来说，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在一-定社会结构之中，以特定目标为导向，凭借所掌握的某些特定资源而开展的行动”。
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依托于社会关系网络而存在的公共物品，人们通过对所掌握的社会网络关系的多元化利用，从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
帕特南（1993）的研究成果中，继承并发展了科尔曼的观点，指出所谓的“联系紧密的社会网络”，从本质上来说是由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活动而获得的、和其他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关系。
除此之外，他在和R.Leonard联合编纂的《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中强调，社会资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积极特征，这些特征的存在，可通过对行动者行为的有效协调而进一步强化社会效率。
除此之外，在F.Fukuyama（1995）年发表的论文中，同样从社会信任的视角，重新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由于社会中所存在的信任关系而带来的力量，对于社会中各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有促进作用。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他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信任程度，并将其推广到国家、国际等更高层面上。
综上，社会资本是一种既定范围内，可以为人们提供资源和信息的社会公共信息网络。
社会资本对于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在任何群体中都普遍存在。
2.1.2社会资本结构理论
R.S.Burt（1992）在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结构，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创造性的提出了“结构洞”（StructuralHoles）概念，其具体内容可以如图2-1所示。
图2-1结构洞理论示意图
Bur认为，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所客观存在的，相互隔离、相互分散的现象，共同构成了一个个的“结构洞”。
除此之外，在其研究成果中还利用“结构洞”理论对“社会资本”加以归纳和总结:
社会资本是由社会网络结构中各个结点所提供资源以及资源控制程度的总和。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纽带，能够为掌握社会资本的个体或者团体提供信息优势、机会优势，因此是一种可以带来新的社会资源的结构。
2.1.3社会资本资源理论
在皮埃尔·布迪厄（1980）年编纂的《社会资本随笔》一书中，首次从现代意义上解读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
在他看来，所谓的“社会资本”，实际上是社会环境中各种资源以及潜在资源的总和，而这些资源不仅带有制度化的特点，并且所构成的网络为掌握社会资本的人创造了新的财富。
针对这一问题，在布迪厄（1986）所发表的《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同样对其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和讨论。
他指出，“资本”存在形式不仅包括以金钱为符号的经济资本、以证书、学历为符号的文化资本，同样也涵盖了以权威、名号、公信力为代表的社会资本。
并且三种资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特定的环境之下可以相互进行转化。
因此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够为持有者带来一定利益的资源，并且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除此之外，“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主要存在形式，对社会资本的具体功能和作用有着间接的影响能力。
与此同时，布迪厄还强调了社会资本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生产性特征，即社会资本可以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生产出新的“社会资本”。
在林南（1990）的研究成果中，同样肯定了布迪厄提出的社会资本资源理论。
在其发表的《社会资源与职业地位获得》论文中强调，社会资本是一种内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并且也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而为主体所间接掌握的。
同时他还指出，社会地位、和其他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本身异质性，是影响社会资本获取能力的主要因素。
针对这一问题，在边燕杰（2004）教授发表的论文中同样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且可以在既定条件下进行转移的资源。
2.2就业代际流动的研究
作为评价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代际间职业流动的研究也同样得到了相关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部分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中国作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典型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结构具有更显著的开放性。
而在中国建国初期所开展的“三大改造”，使得私有制逐步在中国消失，职业分配领域和教育领域的平等政策，使得代际间职业流动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2.2.1就业代际流动的定义
易益典等（2001）在共同编写的《社会学教程》一书中重点强调道：
所谓的代际流动，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异代流动，主要是指社会地位在不同代际的转变，现有研究多以职业的代际变化为研究对象。
这种流动按照方向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两种，是评价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也同样是当前阶段评价社会资源分布公平程度的常见指标，经常被用于衡量社会开放程度。
如在帕特南（1993）的研究成果中，就按照社会资本所发挥出来的影响能力的不同，重新分类了就业代际流动的类型。
对国家或者地区就业代际流动的研究，是目前针对就业代际流动相关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
FlanandRuan（1990）系统的分析了中美两国就业代际流动的差别，认为当时中国就业代际流动性相对于美国来说明显偏低，并指出父母本身的职业地位，对于子女进入同样的工作岗位有着正向影响。
综上，本文研究中所应用的就业代际流动，主要是指本代人职业地位，相对于父母这上一代人所发生的变化。
具体来说，一般以平台、职业、资源、工资、教育等方面的变化为判断依据。
2.2.2就业代际流动的状况
（1）父母对子女就业产生影响
P·Gonzalez（2002）的研究成果中，通过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职位和血缘关系进行了建模分析，指出和该公司股东有血缘关系的高层管理者，所占比例高达33%。
而针对这一问题，在K·S·kans（2011）发表的论文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他在研究中，对瑞典部分规模以上企业进行了建模分析，发现目标公司中，子女和父母在同一家公司的概率达到了惊人的40%，但是职位传承的情况较为少见。
C·Piraino（2011）的研究成果证明，职业代际传递在加拿大较为少见，有超过6%的受访加拿大人和他们的父母在相同的企业工作。
L·Ferrie（2013）的研究成果中，较为系统的分析了英美两国在1850-1900年期间，就业代际流动的具体情况。
在对比中发现，英国的就业代际流动性明显高于美国。
但是这一结果在美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证明美国在1990年前后，其社会阶层流动性较好。
（2）父母与子女在就业方面的特征关联
Parish（1981）发表的论文中，较为全面的分析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大陆移民的职业变动情况。
研究成果指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于孩子日后工作的方向和职业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父母所在的职业阶层，往往也对子女职业成就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Rosenzweig（1985）的研究成果中，以印度农村居民为样本，发现农村子女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而在农业生产技能方面有着更为出色的表现，因此往往和父母一样，选择在本地务农。
L·Laband（1990）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父母所从事工作如果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主动或者被动的将这些技能传授给子女，这是部分专业技术性较强行业中，职业代际流动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的根本原因。
针对这一问题，在泰洛特（1992）发表的论文中认为，在美国各州政府、大型私企工作的子女，其父母往往也有着类似的职业经历，虽然并不一定在一家机构或者单位，但是其工作性质和职业高低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
同时，他在研究中还发现，子女管理者往往接受过高于父母的教育水平。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子女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往往受到父母地位的直接影响。
2.2.3我国就业代际流动的状况及原因
目前，国内相关专家、学者也同样对就业代际状况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我国就业代际流动状况和原因方面的研究，更是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孙凤（2006）发表的论文中，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城市居民的就业代际流动情况。
她在研究中指出，就业的代际继承，在国内较为普遍，子女进入父母所在行业的情形非常常见。
而针对这一问题，在邢春冰（2006）的研究中，选择CHNS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指出我国农村地区，父母如果从事非农职业，其子女有较大概率从农业生产系统中脱离出来。
这是因为，此类家长在子女培养上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并且家庭成长环境也会对孩子今后的职业选择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2）户籍制度影响到就业流动
吴晓刚（2007）发表的论文中，讨论了就业流动性和户籍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
认为农村地区居民就业流动性受到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影响更大。
章奇（2007）等的研究成果中指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在1987年到2002年期间呈现出显著的增长，为城乡收入差异的缩小做出了贡献。
（3）不同阶层的就业代际流动不同
吴愈晓（2010）在研究中指出，职业选择受到家庭因素影响最大的两个阶层是农民阶层和精英阶层。
这是因为，这两个阶层本身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而在符平（2013）等待研究成果中指出，我国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受到职业分层观念的影响。
总之，我国现阶段就业代际流动明显，社会分层已经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但是未来如何变化目前尚无法做出定论。
（4）农民工就业代际流动
邢春冰（2008）认为，工资歧视的情形在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普遍。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日益明显。
农民所从事职业往往和其受教育水平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因此长期无力摆脱地段职业陷阱，因此职业代际流动性非常小。
在陆铭（2009）等的研究成果中强调，由于某些劳动力市场存在壁垒，加上部分行业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因此农民工群体是受到收入歧视最大的人群。
除此之外，农民工往往因为户籍制度、社会资本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限制，难以实现同工同酬。
2.3社会阶层流动的研究
（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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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子女就业代际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
2.4.1家庭的影响
当前阶段，国内外针对家庭因素影响就业代际流动相关问题的研究，集中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两个方面，虽然普遍肯定家庭因素的影响能力，但是具体的影响机制尚未得出定论。
布劳（1967）的研究成果中，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将劳动者职业地位的主要影响因素划分为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
而在B·Tomes（1986）看来，子女人力资本积累情况将会间接地受到父母收入水平的影响，从而导致其就业机会上的差异。
E·Goldthorpe（1992）强调，相对于贫困家庭父母来说，那些拥有更多社会财富、社会经验的父母，往往对于子女未来的收入水平有着更高的期待，并愿意为此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子女的教育。
Schachter（1981）在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子女的智力水平，往往和母亲的职业地位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并且他还强调道：
“那些有着较长工作时间、丰富工作经验的女性，往往无法投入足够的时间用于子女的家庭教育，因此在子女早期成长阶段所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
”Carmichael（2000）的研究成果中指出，父亲对于子女首份工作的影响能力强于母亲。
B·Gottainer（2000）的研究成果中，重点讨论了家庭人员结构在子女就业方面所具有的影响能力，并强调了单亲家庭的孩子，其子女的职业发展往往和母亲的职业地位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
而针对这一问题，在Be·Rosenzweig（2002）发表的论文中同样肯定了母亲的收入水平的增加、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于子女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
不过现有研究成果中，多集中在父亲方面的影响上，针对母亲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变化对于子女职业发展所具有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还较为少见。
Fischer（2007）发表的论文中，选择离婚时间为分割点，以此为基础讨论父亲和母亲对于子女职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研究成果证明，父母离婚，对于那些母亲收入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子女来说，基本上不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
而在McGinn（2015）的研究成果中指出，由于女性往往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之中，因此全职女性在家务方面所花费的时间远高于全职男性。
Holland（1969）在发表的论文中指出：
子女的兴趣和天赋往往都是从父母身上继承而来的，因此在职业的选择上，也同样有较大概率和父母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国内学者针对双亲问题也同样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
黄衍华，乔晓春（2017）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在子女职业选择方面，母亲职业地位所带来的影响远高于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
2.4.2社会资本的影响
在putnam（1993）以及Munshi（2011）的研究成果中，均肯定了社会资本在降低跨阶层流动难度的作用。
他们认为，社会网络为求职者获得更为全面、更为具体的就业信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发达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人们收入水平、岗位层次的关键因素。
而在李春玲（2005）看来，“官二代”家庭不仅掌握了普通求职者所不具备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同时在信息资源方面也有自身的独到之处。
陈钊（2009）的研究成果中指出，能够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子女，其父母普遍具有较好的政治地位、较高的受教育程度。
在陆铭（2009）的研究成果中，较为系统的分析了父母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子女就业所具有的影响，并肯定了社会网络在子女进入高收入行业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郭云南（2013）等人发表的论文中，从中国农村社会宗族网络角度，讨论了劳动力流动性和宗族网络强度之间的关系，认为宗族网络是实现社会阶层跨越的重要积极因素。
而在李佳丽（2014）的研究中，则重点分析了子女就业过程中，父母所掌握的政治资本在工资方面所具有的影响，研究结果未能证明“拥有父母强大政治资本”和高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谭远发（2015）发表的论文中指出，那些拥有较强社会资本的父母，其子女在整体受教育程度上远高于平均水平。
张朝阳（2016）等人的研究成果中，利用所构建的模型，配合CFPS数据对就业代际流动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关系社会资本在推动子女职业向上流动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流动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并且外在表现有所差异。
2.4.3人力资本的影响
在就业代际流动领域，关于人力资本所开展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的深度还是研究的广度上都远超过社会资本的研究。
下面对国内外较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总结。
（1）教育因素
Becker&Tomes（1979）的研究成果中，较为系统的介绍了他们所构建的代际传递经济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两个层面展开研究。
而这也同样成为此后学术界研究的主流方向。
Eide&Showalter（1999）在发表的论文中，创造性的在家庭收入——就业代际流动方程中引入了受教育年限这一变量，指出子女受教育水平是家庭收入影响就业代际流动的重要中介因素。
HavemanandWolfe（1995）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指出教育始终是影响职业代际流动的核心因素。
同时，他在研究中还重点分析了子女性别和其职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P·A·Schneebaumz（2009）的研究成果中，较为全面的考察了家庭中不同代际成员受教育程度差异，对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性所具有的影响。
其研究结果证明，父亲受教育程度对于子女职业发展所具有的影响力，超过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同时，他还指出，这一情况在子女受教育水平上也同样有所体现。
Blanden（2002）的研究中，以英国高校扩展为背景，分析了代际流动性在这一背景下所受到的影响。
他的研究成果否定了高校扩招对于代际流动性增长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并且指出，高校扩招对于英国富人家庭子女就业形势的改善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Mayer等（2008）同样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他们的研究成果中，选择美国居民收入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和政府公共支出之间的关系。
认为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水平，是有效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水平的重要影响因子。
Lefranc（2011）研究了法国就业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因素，认为由于教育回报率的不断下降，导致本国就业代际流动性的增强。
国内相关专家、学者，也同样对就业代际流动和教育产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大量理论研究成果。
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意义的包括：
王春光（2003）的研究成果中，重点讨论了就业代际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强调了先附性因素所具有的强大影响能力，并在文章的最后，分别从社会保障、教育援助两个角度，给出了针对性的优化方案。
而针对这一问题，李实，丁赛（2003）等同样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
他们认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镇教育收益率水平的不断提升，而这为就业代际流动性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陈恢忠（2005）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父母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子女受教育程度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则是子女初次就业选择的核心影响要素。
在邢春冰（2006）看来，家庭背景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影响非农工作家庭代际关联性的核心影响因素。
在阂维方（2007）看来，就业代际流动性的提升，和我国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尤其是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农村家庭子女提供了更为理想的受教育条件，从而为他们就业代际向上流动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邢春冰和李实（2011）等人发表的论文中，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讨论了我国高校扩招的实质性影响。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我国高校扩招对于贫穷、落后地区的家庭所带来的正面影响较为微弱，但是对于赋予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却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针对这一情况，他们将其原因归纳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不全面、不均衡。
张瑞玲（2010）选择河南省蔡寨村的村民就业情况为调研对象，发现非农就业机会往往和村民受教育水平之间呈现出正比例关系。
赵忠（2015）等人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就业代际流动性的正向增长提供了积极的支持，但是在异性父母子女职业代际流动性的增长方面却表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
卢盛峰（2015）等人的研究成果中，讨论了就业代际流动的具体影响要素，并重点讨论了教育机会因素所具有的影响能力。
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受教育机会往往和受教育年限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并且以此为基础而影响他们的就业代际流动。
不过他们也同样重点强调，私有教育和公共教育的共同发汗，可能对我国就业代际流动水平的提升提供一定的支持，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2）健康因素
目前，针对就业代际流动领域，健康因素的影响能力方面的研究相对少见。
目前较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在池上新（2016）发表的论文中强调，本代人往往通过自身的健康来获得向上的代内流动，而其子女的代际向上流动，却不会以健康为代价。
同时，他的研究中还指出，代内向下流动，对于本代人身体素质的提升和健康水平的强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从整体上来说，代际向上流动是一种以本代向上流动人群的健康为牺牲品，换取其子女健康的过程；而代际向下流动，虽然有效的保障了自身的健康水平，但是其子女也同样面临着缺乏必要健康保障的问题，这和其生活整体质量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代际阶层流动以及代内阶层流动，对于应聘者身体健康水平的影响有着较大的差异。
2.4.4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
吴晓刚（2007）在研究中指出，农村家庭子女在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之下，选择非农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也就是说，我国农业户口农民子女，有较大概率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工作。
我国现行政策中指出，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户口才有可能转为城镇户口，而且需要经过漫长的审批流程。
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导致既往普遍选择城市人口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流动研究成果，在数据来源上严重缺乏代表性，并且其样本选择性偏误的问题难以通过其他方式规避。
在陈煜婷（2014）的研究成果中，从性别差异角度，讨论了就业代际地位流动相关问题。
在其研究成果中指出，如果家庭中的父亲具有较高的社会阶层，那么他对于子女职业代际传承的影响，显著大于母亲的影响；而如果家庭中的母亲处于较低的社会层级，那么其代际传承影响力大于父亲。
这一研究成果实际上是代际职业流动过程中，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
针对这一问题，在陈思霞，卢盛峰，张东杰（2015）等人联合发表的论文中同样指出：
公共服务水平较高、医疗卫生条件较好地区的子女，能够在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方面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优势。
也就是说，这些子女由于本身享受了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因此在提升职业地位方面有着更强的能力和更多的可能。
而针对这一问题，在孔祥利（2016）的研究成果中，系统的分析了父母各项资本对于子女职业选择流动性所具有的影响情况。
其研究成果证明，就业代际流动性和不同阶层间资本分布均衡程度成反比。
即各项资本分布越均匀，子女就业代际流动性就越高。
除此之外，他在研究中还重点分析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在促进就业代际的流动性方面的作用，认为父母在社会生活中所积累下来的大量资本，将会成为子女提升职业层次的重要优势资源，进而为其社会地位的代际继承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其研究成果中也肯定了家庭收入水平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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