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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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晚年人称“活党史”,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忘年交。
在我放弃从事50余年的国际问题研究改行研究中共党史后,找她谈话、搜集和订正一些材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和她谈得最多的是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问题。
由于我和刘英是1950年底一同进入外交部、又同在部里工作近十年,外交部的人和事也是我们经常触及的一个话题。
现在就把这一部分介绍如下。
文内加方括弧的是我所做的补充或说明。
毛主席说,做外交工作要不说话少说话
1950年调我们到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我们就到了北京。
总理安排得很细,说洛甫的房子还没搞好,先住颐年堂那边吧!
中办主任杨尚昆就把我们安排到那里去了。
住得近,毛主席散步就散来了,常来。
我们有时也去看看他。
有一次毛主席来看我们,当时闻天到胡乔木那里聊天去了。
我找人去把闻天叫回来。
毛主席说:
我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们。
闻天说,我没有做过外交工作。
毛主席说:
王稼祥告诉他,苏联人有一句话:
“不讲话是金,少讲话是银”,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外交我是不懂的,靠你自己去体会,多请示汇报就是了。
在中南海住了两三个月吧,杨尚昆就叫我们去看房子,两处,一处是梅兰芳住过的四合院[无量大人胡同五号],那里一进一进的,不方便。
一处是景山后街,只有一座小楼。
我看中了景山后街。
准备到联合国去,代表团的干部由外交部和中组部调。
李一氓当副团长,刘贯一当秘书长,李克农当顾问。
冀朝鼎管经社理事会,他是正代表,我是他的副代表。
他是经济博士,对联合国的经济非常熟悉,他爱人叫罗什么[罗静宜]的,我和她关系密切,经常有来往。
她也是专家,研究经济问题的,不久前才去世。
冀朝鼎在美国待的时间长,用英文演讲,讲得非常漂亮,在雷任民那里的国际贸易促进会当会长。
后来他和雷任民合作得不太好。
雷任民不怎么重用他。
对于从外国回来的人,他感到摸不准。
闻天认为搞外交的需要了解国内情况,就带了一些人到上海去看看。
那时潘汉年是副市长,很帮忙的。
饶漱石也是很客气的。
闻天又叫大家学一些国际方面的东西,了解联合国各个组织的情况。
研究联合国的东西研究得比较深。
在驻苏联使馆时,张闻天引起王稼祥不满和毛主席疑忌
王稼祥在担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后不久就劝闻天去接替他。
后来他又向毛泽东反映了他的这个意见。
周恩来也要闻天去做大使。
我们一到大使馆就看到了王稼祥过去的工作情况。
他有一个“孤岛论”,说使馆是远离祖国的孤岛,工作倒也没有什么,无非是送往迎来,有打麻将够一桌四个人就行了。
实际上是他不安心工作,认为在使馆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闻天到任后就批这个“孤岛论”。
他批得透彻,是为了做思想工作,使大家安心国外的工作环境。
王稼祥手下有一个参赞,就把闻天批“孤岛论”的谈话反映到王稼祥那里。
王稼祥以为这是在批他,气得要命,又跑到毛主席那里讲闻天坏话,说他“左”。
[杨尚昆同刘英谈话时说:
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洛甫到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
因为那个时候中央委员里头当大使的就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个,而在王稼祥当大使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闻天就比对王稼祥要重视,规格要高。
你们回来的时候苏共政治局委员不是请你们吃了饭,送了东西吗?
刘英说,莫洛托夫讲他是杰出的外交家。
杨尚昆又说:
当然洛甫同志都如实报告了,他并没有隐瞒这个。
这就又联系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
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
你大概不知道吧。
刘英说知道,不是也检讨了吗?
因为那时他去看他了。
杨尚昆说:
你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部毛主席的想法问题。
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
刘英说:
就是嘛,他同高岗在东北一起工作,回国自然去看他,当时还不知道高岗出了问题呢。
杨尚昆说:
因为有个说法是,高岗那个时候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是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他就反对高岗了。
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
庐山会议以后,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那里去看一看,去了我还要跟他(毛主席)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如何如何。
毛主席问洛甫怎么样?
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
在那以后,洛甫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
毛主席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
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的。
]
闻天一到使馆就认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我担任支部书记,就对留学生介绍国内情况。
闻天在莫斯科抓学习抓调研,把大家团结了起来。
他不是让你做报告,自己也去听吗?
刘晓当大使后,就留恋闻天当大使时期的使馆情况。
闻天回国当副部长后,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还发通报说,苏联大使馆搞得好。
第一次使节会议没有讨论大事,就是谈降低工资的事情。
两位将军大使不同意降工资,说自己原来就是兵团级干部。
伍修权很为难。
结果驻苏联大使馆带头降工资,九级以上干部都降一级。
张闻天降一级,我也从七级降为八级。
所以伍修权表扬了驻苏使馆。
闻天当时每月拿4000卢布[按官方汇率等于2000元人民币],我3000卢布。
我从来不买什么东西。
我就是要买,闻天也不让。
他自己用钱就是买书,每周同你去转书店,剩下的钱买公债。
他一共捐了12万元给特别会计室。
特别会计室是中办下面的一个单位,老同志的稿费等就交到这里,它也给老同志报销一些特别的开支。
周总理尊重张闻天
“八大”把闻天从政治局委员改成候补委员。
事前同他商量说,因为要增加几个军队的人,林彪啊,刘伯承啊,还有个谁当政治局委员,要去掉现在的两个政治局委员:
张闻天、康生。
闻天说没有意见。
康生表示谦虚,说最好连候补委员也不要。
闻天说,康生还表示谦虚,我没有谦虚,组织确定了,怎么定的就怎么定,谦虚有什么用?
都已经确定了,政治局都开过会了,推也没有用,要也没有用。
候补就候补吧!
无所谓,不计较。
总理不兼外长了。
他不提要张闻天当外交部部长,因为他知道毛主席不喜欢闻天。
他提出让陈毅当,其实陈毅并没有干过外交。
但是总理对闻天是很尊重的。
他对闻天是又怕又有顾虑。
闻天过去是同他一起搞领导工作的,他知道闻天写东西、搞哲学和马列主义,都高一头。
所以他对待闻天,不像对待李克农这些副部长那样。
总理和毛主席一样,晚上办公。
闻天说:
我要熬夜,明天就起不来了,白天就不能上班,我是按时上班的。
闻天这个人是很守规律的,说几点钟起床就几点起床。
我没有起床,他就喊我:
快点快点,要走了。
他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规定几点上班就几点上班。
在外交部时早上8点上班,他按时到。
乔冠华、龚澎、章汉夫就常常迟到。
他下午2点开会,1点半他就催我快起来,2点准时开会。
他说,自己规定的制度不执行,那别人怎么执行啊?
对于总理夜里办公,他并不佩服。
他说,难道晚上不睡觉才有效率吗?
为什么白天不工作,要晚上干?
周总理是要适应毛主席[刘少奇也是如此]。
白天睡了,晚上当然熬夜;晚上睡了,不是就可以在白天工作了吗?
各个部门都是白天工作,白天请示汇报,事情运转得快;晚上工作,许多部门都关门下班了,你一个人工作,找人要把人喊醒。
后来总理也知道洛甫的习惯,半夜有事先通知章汉夫,第二天再转告洛甫。
后来总理开外交部的党组会,好多次都挪到下午2点钟开,不再那么晚才开会了。
他说:
我现在不开晚会,因为有些人(指闻天)熬不了夜。
总理对闻天有点迁就的意思。
总理对我也很宽厚。
他是重用我的。
1954年11月,周总理打电话到使馆,说外交部要加强干部工作,先调刘英回来。
我一回北京就上班了,当部长助理,副部长待遇。
还派给我专车,我后来没有要。
干部工作、政治工作过去都是李克农搞。
李克农的工作作风是大刀阔斧。
我回来时,李克农已经离开外交部,我还是到他那里去请示工作。
我向他请示,当部长助理是不是不要再兼干部司长了。
他说:
要兼,兼了才有直接的权力;外交部要整顿,邪气要整一整,不然干部是调不动的,说龚澎“娇得很”!
什么乔冠华、龚澎都碰不得,都是周总理讲了才算。
他支持我做工作。
外交部副部长太少,分工搞不过来。
[中组部管外交外贸干部的]帅大姐[帅孟奇]几次提出,应该提我,说当年在莫斯科留学的几个女同学,只剩下刘英没提了。
闻天准备提乔冠华、曾涌泉和我三个人。
安子文批了同意,帅大姐告诉我可以向上报送。
干部司于是写了报告,但是被闻天压下了。
他要先请示总理。
总理好久都不批。
问张彦[总理办公室主任],张彦只说总理还没有批。
后来总理对闻天说,此案不批,因为张闻天是常务副部长,如果刘英是副部长,对外不好讲。
对刘英不当副部长,闻天没有意见,后来只提了曾涌泉。
陈毅当部长后,给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周总理告诉他,刘英还是应该提副部长,可以采取两种办法:
或者当个不对外的副部长,或者党委设常委,刘英当常委。
闻天把这封信拿给我看。
我说,我什么都不要。
闻天把我的意见告诉了陈毅。
庐山会议后陈毅来看闻天时,见我在里屋待着不出来,就说刘英你怎么不出来?
我出来了,但一言不发。
他对我说:
你这个大姐,我对你的印象还是好的,你就是个态度问题,就在会上听听意见,说说你有什么问题吧。
他对我的印象好,指的就是我什么都不要。
给总理提意见
[我谈到柯华写文章,不点名地诬称闻天同志反总理。
]根本没有这个事。
当然,闻天也谈到过总理的一些问题。
总理不兼部长,陈老总当部长了,就到我们家来征求闻天的意见,说你对过去的工作有什么意见?
当时他们两个谈得非常投机,兴高采烈的。
闻天说,你当部长,当然很好,我很欢迎;总理太忙了,总理管得太宽,忙得又顾不上,所以你来了好;至于工作,大家一起做嘛。
陈老总问闻天,对总理过去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你也可以提提。
闻天提了些意见,说:
总理过去管得宽了,小事抓得紧了,大事丢掉了,对外交方面比较重要的问题找他批,要排队。
他每天早上起来,那些有分工的秘书,管外贸的、管文化的,都排队等着总理批文件。
负责我们那一摊的是陈浩。
我们催陈浩,她说没办法,排不上。
总理晚上不睡觉,我们吃中饭了,他才起来。
人家笑说他从坐在马桶上起,就开始办公,大家这时也就到厕所里去排队了。
[我说这不是玩笑,是真的。
闻天同志也来过一次。
那次要批的是我管的事情,所以我跟着。
闻天同志不排队,叫我到厕所里去排队。
]有一次我看见廖承志他们在排队,他问我为什么不排。
我说我是来开党组会的,党组会都要找总理一起开。
还看见周扬、雷任民、范长江他们,一排一排地坐着。
我说:
你们坐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说:
排队嘛!
雷任民在背后就跟我发牢骚说:
我忙得要死,一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
那次到了要开会的时候,总理和他们说,不谈了不谈了,我们要开会了。
把他们都赶走了,我们就在西花厅开党组会。
这次会开得很及时,总理很重视。
有些问题他管得宽,干部问题也要管,政策问题也要管。
他管政策问题,但不能最后做决定。
外交工作,总理直接向毛主席请示,他是完全顺着毛主席的。
总理把毛主席的话都当成圣旨,总是改变自己的主张。
但是毛主席又没有研究。
所以外交工作很被动。
反“反冒进”后,总理在什么会上都做检讨,闻天说你不要老是检讨。
但他还是检讨。
关于释放被俘美国人的问题,同英国建交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部里是有分工的。
主管的乔冠华他们都是很有才干的。
闻天非常赞成他们的意见,同意放美国俘虏,和英国建交。
在会上,总理也是同意的。
但他什么都要听毛主席的。
跟毛主席一汇报,毛主席说:
俘虏不能放,一个也不能放,放了,我手里就无牌可打了。
结果总理从毛主席那里赶回来,马上又召集会。
闻天最讨厌半夜三更开会。
这天,半夜1点钟来电话了:
开会。
那只好去呀。
总理说:
主席不同意,政策要改变。
结果弄得乔冠华、张闻天灰溜溜的。
对这些,闻天是有意见的。
他认为我们是在认真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的意见,怎么毛主席一句话就改掉了?
他觉得这样不合适。
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不能完全由一个人说了算。
他后来跟陈毅讲了这个意见,把这个例子也告诉了陈毅。
陈毅很同情。
陈毅这个人很开朗的,说:
周总理这个人我了解,他什么都要抓,一个人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有一次我去西花厅开会,跟邓大姐聊了一聊。
她和我是老关系。
她叫我小杰,我本来叫郑杰嘛。
她和我说:
你跟胡子[指周恩来,那时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不刮胡子,他的胡子又长得很长很密,所以大家叫他胡子]讲一讲,叫他不要管得那么宽;管那么宽干吗呀?
叫他少管一点,各部的力量都很强嘛,为什么不要各个部去管呢?
他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晚上不睡觉,这样的话就要垮了;你跟他讲一讲;我跟他讲过好多次,他都不听。
我就去找总理,说:
我有意见跟你提。
他说,你提呀。
我说:
是邓大姐要我讲的,你管得太宽了,使你的健康受影响;你少管一点,各个部门就负责了。
总理非常谦虚,说:
健康有什么关系?
人就是为了工作嘛!
工作不管,行吗?
昨天我没有管到,那个杨刚[总理的新闻秘书]就出事了。
报纸看了吗?
你看这条新闻就错了。
他讲得有根有据的:
不管行吗?
我说:
总理呀,这条新闻出了错,但你管得那么宽,也不一定都不出错。
你叫她以后注意嘛,这也是锻炼人哪,你管得那么宽,事情也不一定都办得对。
总理说:
那不行,不管不行。
闻天对总理这种做法有意见,就同陈毅讲。
我对他说:
你不要管,你管这个没有用的。
我了解周恩来。
几十年了,我了解他。
向忠发当总书记的时候,实际上负责任的是他。
向忠发倒好,净去玩儿去了。
湖南的事本来是由李维汉和李立三负责的,但是周恩来也管了起来。
他是包办惯了的。
在白色恐怖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管得很仔细:
哪个机关要被破获了,哪个电台得搬到哪里去,都管。
夏之栩被捕了,其他人要转移,也都是他亲自去指挥。
大的事,各省的事,他都安排。
所以大家都对他很有好感,他很负责的。
他不是一个人跑掉,而是把有危险的这些人都管到了,保护了好多人。
讲公平话,他这个人是很不错的。
所以说,周总理管得很细致周到,这是优点也是缺点。
他负责,有的人就不负责。
像姬鹏飞,能推就推,什么也不管,说去问总理吧。
结果把总理累得要死。
闻天是个书呆子,看不惯这个。
他说事情要交给各个司去管,该礼宾司管的事让他们去管。
在长征路上,刘伯承,还有很多人都跟总理不合拍,看不惯周恩来的做法。
刘伯承那时跟闻天能谈到一起,说:
恩来管得太多了,我这个参谋长管的事情他也管。
你看他那个本子,连背行李有几匹驴驹子都记着账,大小琐细的事都管。
累得他写字的时候都打瞌睡,字迹就成了一坨一坨的,要让人猜都是些什么字。
可电报还是要亲自写,这个怎么能行?
对他这种作风有意见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
李克农和闻天谈得来,也知道总理是负责任的,但是过分了。
闻天讲,总理事务主义,连西瓜带芝麻都捡,应该是抓住西瓜丢掉芝麻嘛。
而且各个部门都有人。
李克农这些人都是很强的嘛。
什么都干涉,让别人不好工作。
所以陈毅来,闻天很高兴,说你来了好,我们可以配合。
陈毅很积极,说:
那就开个会,我们给周总理提提意见。
部里的务虚会就是这么来的。
陈毅也是好心。
提意见,张闻天当然带头了,大家也提。
提了以后,陈毅就把记录拿给总理看。
总理一看:
对我有意见的人有这么多?
他很注意看哪些人发了言,就在西花厅召集个党组会。
我是党组成员,乔冠华他们不是成员,是列席的。
总理说:
提意见的记录都给我看了,好啊,大家提提意见好啊,我看见还有几个人没有提意见,一个耿飚,一个黄镇,一个刘英,你们三个人也都提提。
结果他们两个都不肯提,说才从国外回来,没什么意见。
他们不敢提,也不好提。
总理说:
刘英同志工作时间很长,应该提呀。
我说:
对,我同总理一起时间很长,[19]28年就同总理熟悉了,总理工作的精神我很佩服,任劳任怨,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什么工作都是他顶下来的。
现在工作也是这么繁忙,健康都受损失了,所以我这次没提什么意见。
现在总理管得宽一点、多一点,有人有意见,因为有些人确实不好工作。
总理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意见。
我呢,对总理没什么意见,干部问题跟总理商量,都是党组会讨论的,他也很听意见的,我没意见。
这次提意见,本来是帮助总理,没想到帮助不大,反而引起总理反感。
提意见前,总理和闻天是很好的,在这之后,两个人就有些疙瘩了。
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
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
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
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
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
闻天说:
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要反对你还是要反对。
不一定要用茅台,茅台那么贵。
闻天是节省惯了的,也是太节约了。
我说:
这钱也不花在你身上。
闻天说:
没必要一定要喝茅台啊!
菜搞那么多,吃那个海鲜,你觉得很高贵,人家还害怕有河豚呢!
外国人吃熊掌这些觉得害怕。
这些小事,闻天不管了,让姬鹏飞管,姬鹏飞也不管了,叫礼宾司管。
那时我们在东南亚,不在北京。
萧扬[张闻天的政治秘书]在北京,给我们写信说,总理讲了,没有茅台,我出钱。
在党组会上对总理提了意见,总理做了点检讨,但也做了一些解释。
闻天对外援也有意见。
说,人家上层一变,对这个国家援助的影响就完了,实际收获不大。
闻天在外交部做一些事,毛主席是不听他的意见的。
外交部反右派
反右派的时候,闻天不在部里,到东南亚去了。
定右派是姬鹏飞、章汉夫搞的,总理没有插手。
闻天从印尼回来,一看搞了那么多右派,就说不要搞那么多,要搞少一点。
龚子荣讲,外交部搞右派搞得太少了。
后来机关党委叫去汇报,他们说我们定的右派不够比例,规定是5%。
部里反右派,后来让右派下去劳动,这些都是经总理同意的。
闻天的意思,外文好的知识分子不要到下边劳动,叫他翻译东西,说这就是劳动嘛!
这样外文不会丢掉,又可以锻炼他们。
不要去搞那种劳动,这些人搞那种劳动,身体是吃不消的;另一方面,把外文也丢掉了,闻天是非常重才的。
庐山会议后受到批判
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闻天去看望正在住院的陈毅。
陈毅说,两个政治局委员,去一个人开会,一个人看家。
我身体不好,在家,你去开会。
闻天去参加庐山会议,本来准备谈的是国际问题的意见,但是后来谈了大跃进问题。
我那时正在北戴河。
有一天张茜和我说,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紧张。
昨天闻天给陈毅打了电话,说犯了错误,缺点讲多了。
陈毅说,缺点讲多了有什么?
不要怕。
我对闻天犯了错误感到震惊。
我说,庐山会议,人家不讲,你去讲什么呢?
我埋怨他。
明明毛主席对彭德怀有一肚子意见,总是要发泄的。
彭德怀讲了,你还要讲。
胡乔木也打电话来打招呼,你还讲什么?
他说,我不讲能行吗?
国家要垮。
我说,国家要垮,靠你一个人能行吗?
庐山会议后,陈毅到家里来和闻天谈话。
陈毅对大跃进也有看法,认为许多事是假的。
他说,他本以为闻天是在国外问题上出问题,没有想到是在国内问题上出问题。
批判时闻天住院去动手术,陈毅到医院去看他,说:
告诉你一点消息,主席请彭德怀吃饭,我也去吃了这顿饭;彭德怀讲了三点,一不自杀,二要求下去劳动,三什么的;主席对彭老总说,也许你是对的。
陈毅对我说,刘英,这个话你不能往外讲。
我是政治局委员,闻天也是,我们之间讲的话,你不能往外讲。
闻天住了院,我在外交部首当其冲,被重点批判。
韩念龙叫萧扬来家,交出钥匙,不准萧扬再来。
当时我很寒心。
闻天平反后,韩念龙在医院见到我,对1959年的表现也表示内疚。
外交部那时候党的工作是罗贵波管得多。
陈毅没有怎么管。
罗贵波、姬鹏飞他们批判我态度不好,说我和闻天划不清界线,要给我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整我时主要是关于人事问题,说我把何方这些亲信在几个司里安点,说外交部搞了一个所谓宗派。
对这一点,斗争一开始时还比较公正,姬鹏飞就不同意说我们搞宗派。
龚澎也说,一个政治局委员要搞宗派,也不是和自己手下的几个干部搞。
搞着搞着就不行了,后来硬是说我们在外交部搞了个宗派。
闻天一直心里不安,曾对陈毅表示过,说我犯错误,不应该牵涉这些人。
闻天出医院以后,陈毅又来家里看他。
对闻天说,好多人揭发你,秘书们揭发你的材料,要不要拿来你看看?
你也去外交部讲一讲。
闻天说,我什么都不看,在外交部里没有什么好讲的,我就是在庐山犯了错误。
陈毅说,那好,你好好养病。
外交部批判我后,我就给杨尚昆打电话。
杨尚昆说,哪个不了解你?
少奇同志就说,刘英没有什么问题。
这又不是什么株连九族,闻天是闻天的问题。
他要我写信,说他可以夹在文件里转给毛主席。
我给毛主席写信,说从长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向来拥护毛主席,是毛主席通知让我离开苏区参加长征的,我对毛主席从来没有反对过,向来是爱戴的。
我和闻天的政治经历不同,从来是听党的话,服从领导,没有什么自己的独立见解。
不能丈夫有什么错,老婆就犯什么错误呀。
我和他不同,又不懂经济,过去也没有犯过什么错误。
信后还附了个说明,对所谓我诬蔑攻击毛主席的揭发材料做了解释。
那是[19]49年春天开妇代会,毛主席在香山接见妇女代表,之后我自己又去看望毛主席。
毛主席看到我高兴得很。
我问:
毛主席的身体怎么样呢?
江青说:
他现在不太好,从重庆回来以后看见生人手就发抖。
我说:
那我在这里坐这么久谈话,行吗?
毛主席说:
你又不是生人子!
江青说:
他还希望你来跟他随便聊一聊呢。
江青特别优待,把油果子、黑枣什么的都拿出来,让我吃。
毛主席说:
她不满意呢!
说我大树遮了她的阴。
我对江青说:
你照顾毛主席这个任务,别人还代替不了呢!
你这个工作比什么工作都重要。
毛主席说:
你看,刘英讲了,你这个工作最重要了!
我记住了这次谈话,后来使馆讨论毛主席想退居二线搞理论的时候,我就在支部会上讲:
这倒是好的,我赞成主席到第二线,不见外国人也好,就举了毛主席见了生人手抖的例子,还说了现在见生人手已经不抖了。
苏联使馆的一个同志1959年揭发了我说的这些。
不怪他。
他不揭发过不了关啊!
只是他讲了这件事,别人就上纲了,说我反对毛主席。
我就要求毛主席回忆有没有这件事,好替我做个证明。
毛主席还是实事求是的,他要是不讲一句话,我就完了。
我的信毛主席批了,大体上是说,刘英应该同张闻天区别,她同张的问题不是一样的,这是我的意见。
陈毅批同意主席批示,外交部党委由我去做工作。
周总理批同意主席批示和陈毅所提做法。
少奇、小平都圈阅了。
毛主席的批示发给了外交部和中组部。
外交部不对我说毛主席有批示,但是杨尚昆、安子文、乔明甫、帅大姐都对我说,毛主席批了,叫我放心。
陈毅后来对杨尚昆讲,毛主席有批示,我不好找刘英说,你去找她谈谈。
杨尚昆就找我谈,要我放心,不会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杨尚昆非常公正,说你[指刘英]又没上庐山,有什么问题?
我就去问姬鹏飞,他说不知道。
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
问章汉夫,也说不知道;再去问罗贵波,他最凶,说:
谁说的?
不可能。
我知道毛主席的意见后,就不再理会外交部,随他们去弄吧。
毛主席批的意见压了20年我才看到。
罗贵波在“十四大”时,他和我同桌吃饭,说要来见我。
第一次来时,正好有许多干部子弟在场,罗贵波就说下次再来。
我知道他有话要谈。
再来的时候他就谈他自己受冤枉,抓“五一六”抓到他,说他批准火烧英国代办处,要我帮他到组织部去说说,为他平反。
我说,我也没有得到平反,还不是张闻天的事一平,我也就平了。
罗贵波还不甘心,又要李涵珍[罗的夫人]来说。
我不了解外交部的文革。
我被拉到外交部陪斗时,他们喊“打倒陈姬乔”。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搞了那么久的干部工作,怎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啊?
我也不了解罗贵波在文革中的情况[她确实不了解,不知道“五一六”是怎么回事,更弄不清外交部“打倒罗(贵波)、徐(以新)、董(越千)”是怎么回事],只好劝劝他:
你不是已经平反了吗?
运动最后,没有给我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定了个严重右倾。
1962年又把处分改为严重警告。
因为八届十中全会后张闻天又受审查,这次改变处分没有同我本人见面。
直到这次平反时才讲了甄别时曾经修改处分,没有和本人见面这些情况。
开外事会议斗张闻天,主要追两个问题:
为什么从苏联回来劲头那么大?
是里通外国?
与彭德怀是什么关系,开过什么反对毛主席的黑会?
查闻天的“里通外国”,闻天和郭肇唐的关系成为一个大问题。
闻天说,康生这个人厉害!
郭肇唐是他介绍来的,就说同我有牵连。
郭肇唐[又名郭绍棠]本来在红色教授学院教书,后来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