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发展历程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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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发展历程1

　　2003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April,2003　第39卷　第2期

JOURNAL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

Vol.39　No.2

[收稿日期]2002-08-30

[作者简介]贾冀川（1972-,男,河北邯郸市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张　蓉（1973-,女,云南楚雄市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

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发展历程

贾冀川1,　张　蓉2

（1.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2.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　要]戏剧教育既是整个戏剧艺术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它对戏剧

艺术的发展、对人的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戏剧教育诞生于20世纪初,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稚嫩到成熟、再到工具化的坎坷历程。

中国现代戏剧教育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戏剧人才,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戏剧艺术的繁荣和戏剧运动的开展。

[关键词]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G40-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302-0060-05

　　戏剧教育既是整个戏剧艺术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它对戏剧艺术的发展、对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无论是在戏剧学领域,还是在艺术教育学领域,针对戏剧教育的学术研究却显得颇为冷清,不必说专著,就是一般的论文也极为罕见,这种现状与现代戏剧教育事业在20世纪上半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戏剧人才,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戏剧艺术的繁荣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而取得的卓著成就来说是极不相称的。

本文力图通过勾勒我国现代戏剧教育的发展历程,去探寻现代戏剧教育之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去咀嚼现代戏剧教育家们献身戏剧教育事业的热情和快乐、孤独和悲伤、乃至生命和一腔热血。

一、现代戏剧教育的兴起

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兴起几乎与话剧艺术的滥觞（早期话剧,又称文明戏同时。

中国传统的戏剧教育主要是通过戏班内部师徒私授的方式进行的,即便是专门教习演唱艺术、培养演员的科班也都是拜师学艺,在这种戏剧教育方式下,戏剧成为一种可以代代相传、世世相因的技艺。

这种戏剧教育方式限制了受教者的范围,造成了受教者和施教者之间的依附关系,既不利于戏剧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戏剧艺术的发展。

当然,视演戏为一种玩物、一种卑贱职业,称演员为所谓“王八、戏子、吹鼓手”的社会风气对传统戏剧教育也是一种严重的束缚。

伴随着新兴话剧艺术的出现,一种崭新的戏剧价值观也开始萌发,“戏院者,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

大教师也”[1]（p3

而资产阶级革命者更是把戏剧看作

是宣传革命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戏剧教育显然已无法适应戏剧界出现的新形势,这样一来,主要以学校教育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戏剧教育应运而生。

最早的现代戏剧教育机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通鉴学校。

通鉴学校由王钟声、马相伯、沈仲礼于1907年下半年在上海创办,马相伯、沈仲礼出资支持,王钟声主持戏校的实际工作。

他们通过登报招生的办法,以提倡新戏剧、“包念书、包出洋”为号召,来者不拒,招到学生几十人。

通鉴学校的办学思想主要是为了借新剧来宣传革命,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王朝,而不是为了培养戏剧人才、推动戏剧艺术发展,正像王钟声说的,“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而是改良戏

剧”[2]（p9。

在这种办学思想指导下加上客观条件的限

制,通鉴学校的课程设置十分简陋,只有舞蹈课、体操课、文学课、排演课以及宣传革命的政治性的演讲课,由于缺乏具有舞台经验的师资,学生们只有通过观察生活来学习表演技能,一段时间,每逢星期天到外滩去摹仿外侨的表情动作成了唯一的表演课。

经过几个月极不正规的教学和排练,通鉴学校于1907年9月（农历以“春阳社”的名义在兰心大剧院进行首次公演,公演剧目是《黑奴吁天录》。

演出中还保留有锣鼓、唱工等许多传统戏曲手法,但演出的分幕制、逼真写实的灯光布景让中国观众耳目一新。

此后,通鉴学校还排演了《迦茵小传》以及直接宣传革命的《秋瑾》《徐锡麟》等。

1908年5月,王钟声率通鉴学校的学生们到北京、天津演出,由于演剧宣传革

命、反对清王朝,王钟声被捕牺牲,通鉴学校无形中也告解体。

通鉴学校前后只存在了半年左右,真正的教学活动很少,但是,它在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上的革命性意义却是不能磨灭的。

首先,它改变了传统的师徒私授的教学方式,建立了初步的学校教育,培养了汪优游、钱化佛、肖天宝、陈镜花等第一批话剧运动的人才。

其次,对新剧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新剧还不为国人所知,王钟声率通鉴学校的学生演出的剧目如《秋瑾》和《徐锡麟》等风行一时,随着这些剧目在全国的流传,新剧也在中国传播开来。

最后,王钟声借改良戏剧宣传革命的办学思想和实践,客观上开始改变戏剧及戏剧艺人的卑贱地位,戏剧和戏剧艺人在革命者眼里成为宣传革命、打倒专制的重要力量。

通鉴学校之外,早期的戏剧学校还有剧学馆、女子新剧学校、群英戏剧学校和星漪演剧学校。

剧学馆由顾无为创办,学生三个月毕业。

女子新剧学校和群英戏剧学校由妇女会主办,专门训练女演员。

星漪演剧学校由欧阳予倩、朱双云、汪优游等发起创办,开设的课程有脚本、剧史、中国音乐与旧剧、西洋音乐、跳舞、化妆术、审美学、世界文艺思潮等。

由于资料匮乏,这几个戏剧学校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早期的现代戏剧教育还是很不成熟的,且不说教学和排练十分简陋、极不正规,设置的科目也由于对西方戏剧理解不深而保留了许多传统戏曲课,即便是新剧科目也与真正的话剧艺术相距甚远。

由于视演戏为一种卑贱职业的社会风气根深蒂固,辛亥革命后,革命宣传使命的削弱使戏剧和戏剧艺人的社会地位又回到从前,文明新戏也随着封建势力的复辟而迅速地腐化变质。

大约从1914年开始,一些新剧剧团内部竟然盛行起拜师学艺之风,许多著名的新剧演员如任天知、顾无为、欧阳予倩、汪优游等都收有自己的徒弟,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戏剧教育的大倒退。

这样,推动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发展成熟的历史重任,落在了不久后将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戏剧教育家们的肩上。

二、现代戏剧教育的发展成熟

当中国现代戏剧教育陷于困境之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为它带来了转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猛烈批判传统戏曲和腐化变质的文明戏,称“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3],而提倡学习西方的现实主义戏剧,呼吁“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4]。

五四时期成立的民众戏剧社的主张代表了当时戏剧界先进分子的新戏剧观念,“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院在现代社会中确是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5]。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促进戏剧思潮和戏剧观念向现代性的转化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必然影响到戏剧教育,在这种积极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在追求现代性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蒲伯英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社会名流,他同意民众戏剧社的主张,并在民众戏剧社出版的刊物《戏剧》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戏剧之近代的意义》一文予以响应。

正是基于一种新的戏剧理念,蒲伯英利用它的社会地位,独立筹募经费,与陈大悲合作于1922年11月22日创办了著名的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简称人艺剧专,蒲伯英任校长,陈大悲任教务长,鲁迅、周作人、梁启超、徐半梅、孙伏园等社会名流被聘为校董。

人艺剧专以“提高戏剧艺术辅助社会教育”[2]（p27为宗旨,以培养“能编剧、能演剧、又要能播种”[6]（p41的通才为教育方针。

人艺剧专招生不分男女,学生学习条件十分优厚,学生“不但不付学费,并且学校管吃管住”[6]（p40。

报考人艺剧专的学生也都是受到五四的影响有很大抱负,认为戏剧是反帝反封建启发人民斗志的教育利器,不少人为此断绝了家庭关系,生活清贫艰苦。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诞生的进步文化事业,人艺剧专得到了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鲁迅先生不仅应邀担任该校的校董,而且出席了该校的开学典礼。

人艺剧专实际只设了话剧系,开设的科目有化妆、剧本实习、编剧术、布景术、服装术、舞蹈、音乐、心理学、社会学、世界语等,教师以陈大悲为台柱。

为满足学生实习演出之用,人艺剧专自建了剧场,这是中国戏剧教育史上的首创。

经过近半年的学习和排练,1923年5月19日,人艺剧专在新明剧场举行首场公演,剧目是陈大悲的《英雄与美人》,在演出中,该校女学生吴瑞燕扮演《英雄与美人》中的女角色林雅琴,这成为中国话剧冲破封建黑暗势力、实行男女同台合演的开端。

此后,每逢周末,人艺剧专的学生在陈大悲的带领下都有公演,先后共举行了14次。

人艺剧专开办1年后,学生们对陈大悲设置的课程内容和坚持选用他自己编写的类似文明戏的剧本作为排演剧目逐渐不满,闹起了“驱陈”风潮,这直接导致了人艺剧专的停办。

人艺剧专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它是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上第一所比较正规的戏剧学校,它的“通才教育”方针、首创男女同台合演以及首创自建剧场为学生实习之用对现代戏剧教育影响深远,一批戏剧人才如王泊生、万籁天、左明、吴瑞燕、芳信等在这里受到基本的戏剧教育。

1925年5月,恢复后的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简称北京艺专增设了戏剧系,赵太侔任系主任,余上沅任教授,他们希望借办教育来培养戏剧人才以实现其“国剧”的梦想。

1925年10月,北京艺专戏剧系开始招生,第一届学员有张兰璞、王瑞麟、谢兴（章泯、张鸣琦、王泊生、吴瑞燕等29人。

由于赵太侔、余上沅到北京开始是想建立一个北京艺术剧院,失

败后退而求其次才转向办学,因此戏剧系的教育方针直到他们离去也未确定,当然,他们主观意图是培养表演和舞台装置人才,为以后建立的剧院做准备。

戏剧系创办不到1年,经费和师资方面的困难使其很快陷入困境,而赵太侔和余上沅追求的具有纯艺术倾向的国剧也引起多数学生的不满。

1926年8月、10月,赵太侔、余上沅先后离去,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的熊佛西被聘为戏剧系主任兼教授。

熊佛西接手北京艺专戏剧系后确定了戏剧系的办学方针,他认为戏剧系“应该是训练戏剧各方面人才的大本营,应该是新兴戏剧的实验中心”,戏剧系应该培养“戏剧领袖人才”,培养“兼通戏剧各种技能与知识的全才”[7]（p70~71,从而将教学活动引导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上来。

熊佛西开设的课程相当丰富,计有编剧、西洋戏剧文学、西洋戏剧史、戏剧原理、、中国戏曲史、皮簧昆曲研究、元曲、国文、英文、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文学概论等,学生可以从古今中外的戏剧文化中汲取营养。

1927年1月,戏剧系举行公演,演出了熊佛西的《一片爱国心》和丁西林的《亲爱的丈夫》,许多北大清华的学生踏雪来观看演出。

1927年6月,张作霖政府借口在戏剧系发现共产党,逮捕了王瑞麟、章泯等人,并勒令戏剧系解散。

在北京艺专戏剧系短短的两年办学期间,前期余上沅和赵太侔期望借办学实现其脱离社会实际、有纯艺术倾向的“国剧”的理想,但由于实际办学过程中的复古倾向而破灭;后期熊佛西调整办学方针,建立了较正规的现代戏剧教育体制,对现代戏剧教育事业和话剧运动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艺专戏剧系的设立是“于中国戏剧运动有重大关系的事”[6]（p40,它是第一个由政府主办的现代戏剧教育机构,也是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第一次进入高等教育,使一直被视为卑贱职业的戏剧扬眉吐气。

1928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的政权倒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将原来的北京艺专改为艺术学院,隶属国立北平大学,戏剧系经熊佛西活动也得以恢复,仍由熊佛西任系主任。

恢复后的戏剧系升格为四年制,根据大学四年的建是,熊佛西制定了具体的教学规划:

一、二年级不分科,主要进行戏剧基础知识的学习;三、四年级分编剧、表演和舞台装置三组,每组有自己的专业课;仍基本沿袭北京艺专戏剧系的教育方针,即“培养戏剧领导人才,理论实践并重,学生要一专多能”[2]（p41。

熊佛西还广聘名师,余上沅、陈治策、赵元任、赵水澄、宋春舫、许地山等都被聘来讲课。

在熊佛西的领导下,戏剧系重视戏剧实践,先后举行了15次公演。

戏剧系也重视编剧人才的培养,办有《戏剧与文学》和《戏剧系》等期刊杂志,用以刊登师生的作品。

为实现培养领袖人才和通才的目标,熊佛西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1933年7月,戏剧系在国民政府停办命令下被迫解散。

国立北平大学戏剧系的办学体制基本上是仿效西方的高等戏剧教育,为我国正规的现代高等戏剧教育拉开了帷幕,在近5年的办学期间,它培养的章泯、杨村彬、贺孟斧等人后来成为我国话剧界的著名艺术家。

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戏剧教育除上述北京的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田汉在上海主持的南国艺术学院,以及欧阳予倩在广东主持的广东戏剧研究所附属戏剧学校。

南国艺术学院成立于1928年2月,由田汉集合上海艺术大学的大部分学生自筹资金创办,田汉任院长。

田汉是一位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杰出的戏剧大师,民主、科学、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等五四精神不仅体现在它的剧作中,也熔铸到他的办学思想里。

田汉反对“官学”即国立大学,认为那是培养“官才”,里面死气沉沉、没有学术自由,他推崇“私学”,不靠官府,以独立的地位,一方面解放自己,一方面同外力的压迫和困难作斗争。

在田汉“私学”的主张下,南国艺术学院的办学宗旨在于“收罗青年之有志从事艺术运动者”作“在野的艺术运动”[8]（p124~125,招生以“投考资格不论,以有天才者为合格”[8]（p123为原则。

学院设有文学、戏剧、绘画三科,分由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任主任,并聘洪深、徐志摩、朱穰丞、陈子展、黄芝岗等来任教,但由于欧阳予倩和徐悲鸿先后离去,其他教员因无薪水而常不到任,因此,学院实际以田汉为中心。

学院演出的剧目以田汉的剧作为主,如《苏州夜话》、《南归》等。

1928年4月,田汉率学生“西征”到杭州进行演出,震动杭州古城。

由于经费无着,南国艺术学院只存在了一个学期即告解体。

田汉办“私学”、做“在野的艺术运动”,体现了他“争取学术与艺术自由”[9]（p292的戏剧教育思想,这在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上是极其可贵的。

与田汉办私学不同,欧阳予倩热衷于办“官学”,他在广东主持的广东戏剧研究所附属戏剧学校是由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出资支持的。

戏剧学校是一所比较正规的两年制戏剧专科学校,以“养成学艺兼优、努力服务社会教育之演员,建设适时代为民众之戏剧为宗旨”[10]（p112,初分话剧、歌剧两部,后改为文学、演剧两系,所设科目有戏剧基础知识、演剧技术、音乐、舞蹈、文艺思潮、练声、形体训练、戏曲武功等,学生有50多人。

学校每月举行1次公演,尤以演出苏联作家特列亚柯夫的《怒吼吧,中国》最为轰动。

1931年夏,国民党广东政府停发经费,戏剧学校被迫停办,欧阳予倩依靠政府办现代戏剧教育的信念受到沉重打击。

欧阳予倩主持的这所戏剧学校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他将戏剧运动的中心从北京和上海扩大到广州,对南中国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与早期的现代戏剧教育相比,20年代的现代戏剧教育已经趋于成熟。

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戏剧教育提供了充分的思想渊源,民主和科学精神、个性解放与思想解放观念已经融入到现代戏剧教育的办学宗旨、教育方针和具体的教育实践当中,戏剧艺术

不再是卑贱的玩物或技艺,而成为可以用来开启民智、传播启蒙精神的艺术。

其次,戏剧学校的系科与课程设置比较完备也比较合理,而且都为我国的戏剧事业培养出大量骨干,其中许多成为戏剧界的著名艺术家。

最后,这一时期现代戏剧教育的办学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蒲伯英和陈大悲的“通才”思想、熊佛西的“全才”和“领袖人才”的思想、田汉办私学“争取学术与艺术自由”的思想以及欧阳予倩的“官学”思想都从不同的方面推动了我国的现代戏剧教育事业乃至整个戏剧运动的发展。

三、现代戏剧教育的工具化

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相继日益激化,阶级的革命和民族的解放要求现代戏剧教育也必须为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服务,因此,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戏剧教育日益离开对传播启蒙精神、提高戏剧艺术倾向的强调,而成为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工具。

这样一来,鲜明的工具性就成为三四十年代现代戏剧教育的基本特征。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空前尖锐的阶级矛盾是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因此,现代戏剧教育的办学宗旨也主要是为阶级斗争服务。

为了开展左翼戏剧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艺术剧社,于1930年前后借中华艺术大学开办了戏剧讲习班,这是一所具有短期培训性质的戏剧教育机构,由郑伯奇、冯乃超、沈西苓、许幸之等任讲师,招生100多人,培养了一批左翼戏剧人才。

在苏区江西瑞金,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创办的蓝衫剧团学校较为正规。

该校于1933年4月4日开学,学生是从苏区各县抽调上来的文艺宣传积极分子,校长李伯钊,教员有沈乙庚、沙可夫、胡底等,开设有文化课、政治课、戏剧基础知识课、唱歌、舞蹈、表演等课程。

瞿秋白到瑞金后主抓教育工作,他很重视戏剧教育,建议将该校命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为学校制定了《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

对办学方针,他强调戏剧教育要为革命宣传工作培养人才,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高尔基戏剧学校前后只有1年半的历史,它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艺术教育的开端。

国民党为了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培养自己的戏剧人才,于1935年10月创办了南京国立戏剧学校。

学校学制两年,校长余上沅,教师有陈治策、应云卫、马彦祥、曹禺等。

在国难日重的年代,该校大部分师生倾向进步,他们冲破不抵抗主义的束缚,演出了许多国防戏剧。

抗日战争爆发后,激烈的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国现代戏剧教育也转而为民族解放服务。

解放区的现代戏剧教育以成立于1938年4月的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为主。

戏剧系主任张庚,教师有王震之、钟敬之、崔嵬、左明、舒非、张季纯、邵惟等,以“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11]（p84为教育方针。

戏剧系开办初期主要对学员进行短期培训,随着形势的变化,学制也相应地增加到三年。

戏剧系师生演出了大量剧目,有自己创作的,如《棋局未终》、《流寇队长》、《农村曲》、《松花江》等,还演出了一些世界名剧,如《带枪的人》、《婚事》、《钦差大臣》、《求婚》等。

戏剧系在抗战期间总共招收了5届179名学员,为解放区培养了大批戏剧干部。

1943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戏剧系和音乐系合并为戏剧音乐系。

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之外,成立于1941年4月的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为部队培养了一批戏剧人才。

该校校长肖劲光,副校长王震之,教师有翟强、侣朋、庄焰、陈其通等,曾演出过《李秀成之死》、《悭吝人》、《太平天国》等。

1943年冬,学校与青年艺术剧院合并。

在大后方,四川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拥有大批思想进步的戏剧艺术家作为教师,是大后方现代戏剧教育的主要力量。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前身是南京国立戏剧学校,1939年4月迁到四川江安后于1940年6月改名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制也增加到五年。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教师除原来戏剧学校时期的外,洪深、章泯、陈白尘、焦菊隐、向培良、陈瘦竹、黄佐临等也先后来校授课。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教育体制,设有戏剧概论、表演训练、化妆、舞台工作、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以上为一年级基础课、排演、编剧、戏剧史、导演、剧场管理、舞台装置（以上为高年级专业课等课程,以“研究戏剧艺术,培养戏剧人才,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以“因材施教,从通才中训练专才”[12]（p340、p346为教育方针,曾演出过《雷雨》、《日出》、《家》、《风雪夜归人》、《塞上风云》等剧目。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有的成为大后方革命戏剧运动的骨干,有的到了解放区。

因此,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尽管是国民党政府主办的戏剧学校,但它发展的主要倾向是进步的。

大后方的现代戏剧教育机构还有熊佛西于1938年9月在成都创办的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陶行知于1939年7月在重庆北碚创办的育才学校所设置的戏剧组,1941年秋在四川壁山成立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设置的谷剑尘主持的戏剧专业,以及1936年秋成立的云南艺术师范戏剧电影科。

这些现代戏剧教育机构通过培养戏剧人才、举行公演为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沦陷区,现代戏剧教育也顽强地生存着。

沦陷区的现代戏剧教育集中在上海,孤岛时期主要有中法剧艺学校和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前者由冯执中、于伶、阿英主持,后者由进步作家孔另境主持;孤岛时期结束后主要有中国艺术学院戏剧系,穆尼任系主任。

抗战胜利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回南京,学制和专业设置未变,校长仍为余上沅。

国立社会教育学

院迁到苏州,戏剧组仍由谷剑尘主持。

育才学校迁到上海,其戏剧组仍有教学演出活动。

这一时期现代戏剧教育最重要的事件是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的成立。

该校由李健吾、顾仲彝、黄佐临联名倡议,经上海教育局局长顾毓秀批准,于1945年正式成立。

学校设戏剧和电影两科,学制三年,校长先后由顾仲彝和熊佛西担任,李健吾、吴仞之、黄佐临、张骏祥、洪深、吴天、赵景深、欧阳予倩、曹禺、陈白尘等担任教师。

该校自1947年3月起,每逢周末都进行公演,先后演出有《岁寒图》、《小城故事》、《群归》等,极大地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开展。

当时,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以“师资力量雄厚,教学内容进步,教学水平高,而著称一时”[10]（p270。

至于解放区的现代戏剧教育,由于解放战争的进行,戏剧教育机构往往组成宣传队或剧社随着部队演出,因此,其现代戏剧教育就很难进行了。

从通鉴学校创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稚嫩到成熟、再到工具化的艰辛而坎坷的历程。

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教育体制,培养了大批戏剧人才,对戏剧艺术的繁荣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同时,中国现代戏剧教育也逐步具有了民主、平等精神,受教者不再依附于施教者,这使得受教者的范围不断扩大。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知识阶层的大批精英如田汉、曹禺、焦菊隐、李健吾、洪深、陈白尘等投入到现代戏剧教育事业中,这促使戏剧从形式到内容完成了一个质的转变,戏剧不再是一种技艺、一种卑贱的玩物,而成为一种堂堂正正的艺术,演员不再是“王八”同列的“戏子”,而相应地成为艺术家。

当然,中国现代戏剧教育不是完美无缺的,在三四十年代,现代戏剧教育的工具化抹煞了其启蒙精神,削弱了对戏剧艺术自身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戏剧教育乃至戏剧艺术自身的僵化。

再者,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强调设立戏剧专门学校,强调对戏剧专业的戏剧人才的培养,而忽视了对非戏剧专业的学生的戏剧教育,尽管这对培养戏剧全才、专才有利,但这也造成普通民众对戏剧（主要是话剧的隔膜,不利于戏剧观众的培养,解放后的戏剧教育依然延续这种体制,这恐怕是当前观众远离剧院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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