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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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浅谈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深刻理解以人为本，才能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切实做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坚持以人为本，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
早在千百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
一、科学发展观与民本思想、西方人本主义的区别
我们今天强调的以人为本，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但又与它存在着实质上的区别。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体现了朴素的重民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
民本思想中的“民”，是相对于“君”、相对于统治者而言的，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以人为本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也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
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迷信、崇尚科学，反对专制、崇尚自由，反对神性、张扬人性，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推进人的解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人本主义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人的社会性，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取得和维护统治地位服务的。
以人为本，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而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人本主义，则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上。
这是它们的根本区别。
所谓“民本思想”，“是产生于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一种以民为立国之本的政治道德观念。
它是与君本主义相比较而言的，其实质仅仅要求握有国家权力的君主重视人民在立国安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达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目的。
”肯定民众的价值，实现“重民”与“爱民”的统一。
二、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
在我国的文明史中，民本思想源远流长。
中国古代统治者很早就有“爱民”、“重民”、“尊民”、“亲民”的意识。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
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其中有“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见解，这当是现存的我国古代关于民本思想的最早记载。
殷代有识见的统治者即已提出必须“重我民，无尽刘”，即敬爱民众，奉承民意，不要随意伤害民众。
据《尚书•盘庚》记载，其时商王“视民利用迁”，并向民众宣示：
“用奉畜汝众”，就是说迁都迁邑是为了养育你们。
商王朝的灭亡给后起的周初统治者以启示：
要维持统治不唯敬天，还应勤勉政事，体恤民情。
周武王克殷，访于箕子，请教治国之道，《尚书•洪范》篇即为箕子向武王陈述之治国大法。
文中条述了九种治国方略，一再提到对“庶民”利益的关顾和重视：
“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
”到后来，周公进一步提出“保民”这一新的政治概念，尽管周公的这一思想在当时不可能真正付诸实践，但其中所孕育的民本思想的因子还是值得肯定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当时周王朝的统治濒于崩溃，诸侯征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面对“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苛政猛于虎”的局面，勤学善思的孔子从上古圣贤那里获得智慧，从社会现实中探索治国安民的良策，希望通过实行“仁政”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缓和统治阶级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并从人类久远的未来和命运着眼，构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大同社会。
适齐，去鲁，至卫……在众弟子的陪伴下，孔子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周游列国、风雪走天涯的坎坷征程。
孔子希图修己而治国平天下，渴求遇见一位如尧似禹的明君，能够让自己如同周公一般行仁政，倡德治，兴礼制，尊君，爱民，救世安邦。
也许孔子曾经失望甚至绝望过，但他仍试图以自己的真诚感动出一位有天下之志的大有作为的君主。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
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黄宗羲的话，或许正说出了孔子人格的魅力所在。
《荀子》一书有专门讨论政治问题的系列论文，即如何统治人民，如何安定国家，如何任用贤能，以及富国强兵的方法等等，其中《王制篇》提到：
“传曰：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先哲们以舟与水的关系比喻君与民的相互依存道理，无疑是对人民力量的一种确认。
这一认识上承西周，下启秦汉，对于“民本”思想内核有了更清晰明确的表述，在当时确实具有进步意义；至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主张的提出，则是孟子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中，于真正意义上系统地提出了“民本”思想。
从《论语》中辨析孔子的“民本思想”，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民关注、重视，主张“重民”、“爱民”、“惠民”，“使民以时”的初步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对“君”要求“德”与“贤”，主张实行“德治”、“仁政”、“尊五美”、“屏四恶”；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主张“治国以礼”，使民众知“仁”懂“礼”。
孔子提倡贵族的尊严，讲究礼制，但注重百姓意志，以百姓的意志作为权衡的标准；孔子维护贵族的权益，主张捍卫君权，但更关心百姓命运，以百姓的命运作为治国的前提。
三、对孔子民本思想的理解
对孔子在《论语》中体现出来的民本思想，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统制者在施政中必须首先想到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重民”、“利民”、“惠民”，以民为本。
《论语•尧曰》曰：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也就是说，统治者重视的是：
百姓，粮食，丧礼，祭祀。
于此可见，在“民、食、丧、祭”四者中，民居首位；而民以食为天，固又重食。
《论语•颜渊》篇记载，鲁哀公曾问道于孔子的弟子有若：
“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答道：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有若的回答实际上秉承了孔子所提倡的尊民思想，将“民”当“人”看的朴素的民本思想。
在实行统治中，重视“民”的利益，而不是“君”的利益；在发展经济中，以“民”富为中心，使“民”安居乐业。
在此基础之上，维护“君”的利益，富足“君”的天下。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其基本精神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所谓“三代”之治的追述和阐发。
夏之前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禹治水亲历亲为的氏族首领精神，以及周初的礼乐仁政，都成为孔子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
故作为仁者贤君，有“尊民”、“重民”的意识是不够的，还要做有利于百姓之事。
“因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这样的道理，并将它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在孔子看来，作为君王，能从农耕稼穑方面为百姓着想，能从田赋徭役方面为百姓考虑，那也就有君子之“仁”了；具备了这样的“仁”，亲民意识自然就会充盈于胸中。
孔子曾评论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此处直接的表述对象虽然是一位士人，不是君王，但后来子产成为春秋时郑国的贤相，执政二十二年，功勋卓著。
以此类推，在政治实践中，统治者只有行君子之道，“重民”、“利民”、“惠民”，以民为本，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则安之。
”孔子从农业生产这一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提出施政设想，本身就说明了孔子能够为百姓着想，渴望实施“视民如子”的亲民政治；或许也正是孔子“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身世，使得孔子具有了自然的、朴素的民本思想。
统治者在政治活动中要实行“德治”，施行“仁政”。
统治者不仅要有关心人民的意识，更应该有在具体活动中实行“德治”、“仁政”的措施。
《礼记•檀弓下》中有这么一段话：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
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
“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
”“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
“何为不去也？
”曰：
“无苛政。
”夫子曰：
“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生涯中，深深地体会到百姓对于苛政的痛恨和对于仁政的迫切需求。
因此，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希望统治者实行仁德之治，善待、关爱百姓。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论语•颜渊》载：
“樊迟问仁。
子曰：
‘爱人’。
”仁者爱人。
人与人之间，要有对他人的爱，对他人利益的尊重，要有仁爱、宽容、忠恕的精神。
如果把“仁”的思想用于治国，则是要重视人民的利益，强调“德治”。
第一，作为统治者，要宽简、信任民众。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在孔子看来，能将好处给予民众而且能够周济大众的人，就是“圣人”，也即孔子设定的人生最高的境界。
孔子希望统治者宽简待民，以取得百姓的信任和拥护。
其弟子冉求作为一个士人，是君主决策的参与者，本应该更注重民众的利益，反映民众的要求，从而协助君主实施有利于民众的政策；但他的表现让孔子甚是失望，且遭到孔子愤怒的责难。
即使是自己的学生，也是爱憎分明，为后人传递着忧患天下、主持正义的尊严。
第二，在行“仁政”的过程中，统治者要依据民意举贤任能。
当他刚回到鲁国的时候，鲁哀公曾向他请教：
“何为则民服？
”孔子对曰：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对于官吏的任用，以民意为衡量标准，喜直恶枉，既是孔子重德化的体现，也是人心所归。
应该说，孔子能有如此的认识，实是经过多年的奔波、历经人生坎坷之后的觉悟。
第三，构筑“德治”为本的理想社会。
孔子主张德治，反对刑罚，强调以己之行，感化众人。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
‘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对曰：
‘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数次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每次都要强调在上位者的个人素质，实际上就是强调德治，并希望通过统治者的道德修为与躬行践履，来影响民众的善恶观点。
心欲善，则社会关系和谐。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德者，心之最真实、最可信，而又不可掩；故孔子主德化、主礼治，希图以德礼之治获得最佳政治效果，构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和谐社会，继而实现“德治”为本的大同境界。
（三）统治者在施政中要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为国以礼”，使民众知“仁”懂“礼”。
一直以来，“民”是被奴役、被统治的对象，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艰辛过程中，仅仅满足于衣食无忧、社会太平的生活现状；受教育、懂礼乐则是统治阶级的特权与专享。
孔子生活于社会新旧体制的交替时期，这一时期人们思想活跃，文化学术繁荣，“民”的意识不断觉醒；故孔子敏锐地意识到对“民”进行教育的重要性，提醒统治者在施政中应关注对民众的教化，“为国以礼”，使民众知“仁”懂“礼”。
具体而言，可作如下认识。
首先，孔子反对因贫富悬殊而加剧社会矛盾，主张“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在孔子的心目中，统治者能够通过自我修养，完善人格，在施政中使百姓安乐，真切地“重民”、“爱民”，实行“仁政”，那么，天下的和谐、稳固是必然之事。
其次，作为贤明的君主，不仅要使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更要以“礼”、“仁”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
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使平民百姓不仅可以接受教育，而且还具备了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条件和可能。
孔子弟子中的佼佼者，基本出身于平民阶层，并成为所处时代的社会活动家，秉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学说，泽被后世。
再次，孔子一生倡“仁”尊“礼”，并贯穿于教育活动中。
孔子注重“民”的利益，重视对“民”的教育，希望通过教化，使民知“仁”懂“礼”，由此促进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
这种观点，被后来的孟子所继承并进一步传扬，尽管孟子的主张比孔子更前进了一步，但源头所在，仍是孔子民本思想；不过在孟子时代，它更具有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孔子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时时用“礼”来规范人的外在行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更主张“为国以礼”，“能以礼让为国乎？
何有？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时要依据“礼”，用礼让的原则处理国家政事，就不会有什么困难，要建立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而孔子对于生活则有着更为至情至理的思考：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孔子并非轻视物质需要，但认为物之得来要合礼，要不失义；不要以妒忌之心而强求它；碰到贫困，要安于仁而自得其乐。
孔子重教化，以“仁”为基准，为教化的核心。
“仁”亦是儒家伦理、政治的核心思想，更是孔子毕生追求的崇高境界。
四、民本思想必将不能成为治国的长远思想
孔子朴素的民本思想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更在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部分，对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在那个分崩离析的动荡社会中，孔子的主张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孔子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统治者巧言令色并用来打扮自己的道具而已。
孔子的德治思想是对大同社会的憧憬，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
因为德治依靠的是上位者的道德修为，本来就缺乏客观的依据，一旦真正地施行于政治实践中，必然捉襟见肘。
孔子又是一位拒绝武力、反对阴谋的理想主义者，因此一旦卷入国家政治，当历史发生巨变时，理想主义者只能带着那份对家国天下的遗憾而惶惶出走。
正如空想社会主义始终没能变为现实一样，孔子的民本思想以尧、舜、禹时代的政治为典范，希望通过实施仁政实现内圣外王的大同世界。
然而，十几年的风雪走天涯的坎坷征程，留给孔子的是遗憾和失望。
但坚韧的孔子依然没有放弃努力，晚年归鲁讲学，整理古籍，至死靡他。
历史当然并不介意一个人的命运如何，它都将永远按照自己的固定节奏演进，但孔子的认识仍然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丰富了先秦民本思想的内涵。
也正因为孔子的执着追求，使得儒家后学的认识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宽猛相济、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对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减轻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历史上的明君贤臣，以民本思想为政治实践的准则，重视人民生计，体察民情，带来了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承平气象。
时至今日，孔子的“重民”、“爱民”、“惠民”思想对于现实社会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热爱人民，尊重民意，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始终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
五、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我们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的基本原理提出来的。
坚持以人为本，与我们党提出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胡锦涛同志指出，相信谁、为了谁、依靠谁，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
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一切决策，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
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各项工作中体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
经济建设，要着眼于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政治建设，要着眼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合法权益，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文化建设，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精神生活质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社会建设，要着眼于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不断建设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追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要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
要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办群众之所需，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情绪，反映群众诉求，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
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
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只有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和社会文明的持续进步，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日益充分地得到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日益充分地得到实现。
要从基本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做到既增强工作的紧迫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住机遇加快各项事业的发展，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充分考虑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不能一下子把胃口吊得过高。
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踏踏实实地艰苦奋斗。
要坚持从具体事情做起，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推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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