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遵循历史发展规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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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遵循历史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是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无产阶级政党，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体现。
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就是这一探索的科学总结，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体现了我党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是否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决定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
人类历史是依照其内在规律不断向前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诞生的政党。
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历史上，无论哪一个阶级和政党，只要认清历史发展趋势、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就能够掌握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主动权，就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起来，就能够在历史上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
否则，无论外表看起来多么强大，最终都灰飞烟灭。
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当代政治舞台上大党、老党的兴衰沉浮都很好证明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就是探索和利用历史发展规律，在更深的层次上和更大的范围内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
历史发展规律有很多条，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内在规律。
2000年江泽民在江苏、上海、浙江党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遵循现阶级我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行事，切忌任何形式的主观性、片面性，防止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把工作做得更好。
”在个别、特殊和一般的层面上，历史发展规律又可以划分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因此，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历史任务。
这“三大规律”是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内容：
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是从执政党的地位与作用揭示党的活动和建设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揭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社会形态的运行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这样宏大的时空范围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总的趋势。
是否遵循这“三大规律”，决定着党的前途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二、“三个代表”把党的先进性和历史发展规律内在地统一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和具体运用，必然成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我党的哲学依据。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尊重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社会主义才由理论变为现实，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才不断体现出来。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就是不断走向文明进步、先进文化不断取代落后文化、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就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社会革命（或变革）的历史。
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利益是历史发展规律中带根本性的因素。
任何一种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实践的科学理论，只有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抓住历史发展规律中带根本性的因素，立足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思考和科学认识，才能指导本阶级、本政党的实践活动。
“三个代表”的提出就是抓住了历史发展的真谛，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三个代表”把党的先进性和历史发展规律内在地统一起来，对党的先进性做了具有长远指导性的科学规范。
历史证明，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性是最牢靠、最坚实的先进性，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先进性。
我党的阶级性质的先进性、根本宗旨的先进性、指导思想的先进性和奋斗目标的先进性无一不是建筑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的。
“三个代表”不仅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客观要求，而且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上的创造性运用。
因此，“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
三、学习“三个代表”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
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
历史蕴涵着治国安邦的丰富经验，只有学点历史，才能认识历史发展和社会兴亡的规律，从而尊重历史发展规律。
正因为我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非常重视学习历史，重视借鉴历史中蕴涵的治国安邦的丰富经验，探索和利用历史发展规律，才能够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涵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也是一部蕴涵和体现“三个代表”的活生生的教科书。
正如江泽民在“5·31”讲话中指出“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经验，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深深植根于历史的沃土之中，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理论。
我们只有结合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苏联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增强实践“三个代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从治党治国、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号召全党学习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保持党的先进性。
1996年，江泽民谆谆教诲我们的党员干部：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2000年他在江苏、上海、浙江考察党建工作时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希望大家多学点历史知识，目的就是为了认识历史发展和社会兴亡的规律，更加自觉更加紧迫地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一个政党，如果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借鉴治国安邦的丰富经验，就不可能成为尊重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英明的政党，就会丧失先进性，就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一个领导者，不认真学习历史，不知道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不掌握中外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就不足以谋全局，就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就有被浩荡的历史潮流淘汰的危险。
如何把三代领导集体重视学习历史、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代代相传，并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的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领导干部队伍，始终是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作者单位：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
第一章 发展理念的嬗变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解放思想是创造性实践的先导。
创造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创造性实践是人类实践的最高层次。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实践证明，思想解放、开风气之先，就能后来居上、引领时代；思想僵化、不能与时俱进，难免不进则退、被动落伍。
山东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发展的经典缩影，根本原因在于，党的十六大以来，山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变化的新形势，不断丰富发展目标，不断完善发展思路，不断创新发展方式，成功实现了发展理念的嬗变。
（一）“一二三四五六”的发展目标与工作思路
2003年6月，山东召开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一二三四五六”的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对山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实践证明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决策。
“一二三四五六”的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的提出，标志着山东在发展理念上实现了重大创新和突破。
1.目标思路的提出过程“一二三四五六”的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并不是一下子就提出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2002年6月山东省第八次党代会确立了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社会主义新山东的总体要求。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国各地发展热情非常高涨，竞争态势日趋激烈，战略机遇十分难得。
在这样的情况下，山东作为一个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沿海大省，怎样结合山东实际，把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和省八次党代会提出的任务要求落实到实处，怎样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加快山东发展步伐，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使山东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这是摆在山东面前的一项十分急迫的重大任务。
这也是提出“一二三四五六”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时的社会背景。
在目标和思路的提出上，山东严格遵循了“先调研、后决策”的程序。
山东确定了七个细研项目，召开了若干重大问题细研工作会议，开展了广泛的省内调研，形成了48个专项研究报告。
组成党政学习考察团，赴江苏、上海、浙江进行了为期7天的学习考察。
正是在这次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6月，山东召开了省委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一二三四五六”的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
2.目标思路的科学内涵
“一二三四五六”是对目标思路的高度凝练和简洁概括，它本身的内容更丰富，内涵更科学。
“一”就是围绕一个总目标——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的社会主义新山东。
所谓“大”，就是经济总量大，发展速度快，对国家贡献大；所谓“强”，就是综合竞争力强，产业结构优化，经济质量和效益高；所谓“富”，就是社会财富多，人均水平高，人民生活更加富足；所谓“美”，就是生态环境好，城乡面貌美，社会文明进步。
“二”就是努力实现两个提前——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这里说的“两个提前”，就是要在十六大规定的这个时间之前，山东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就是完成三个阶段的任务——第一阶段，到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00亿元，年均增长10%以上；第二阶段，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1000亿元，年均增长9%；第三阶段，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2000亿元，人均超过5000美元，全省总体上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经济持续繁荣、科技教育发达、社会文明进步、人民生活富裕的地区，展现“大而强、富而美”的崭新形象。
“四”就是实施四大战略——科教兴鲁战略、经济国际化战略、城市化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五”就是坚持五项工作方针——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抓经济工作、坚持用创新的精神培植发展新优势“三个坚持”；抓住观念更新、机制转换、结构调整“三个关键”；突出外经外贸、高新技术、民营经济“三个亮点”；促进农民收入、就业岗位、财政收入“三个增加”；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六”就是实现六个方面的新变化——经济运行质量有新的提高，发展后劲有新的增强，城乡建设有新的进展，投资环境有新的改善，群众收入有新的增长，机关作风有新的改进。
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首先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及其类型特征。
以《现代经济辞典》给出的定义为代表：
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
这一定义言简意赅。
然而从实际观察出发，这个定义过于狭窄。
其实，凡是有助于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均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
由此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增长方式组合类型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
从理论上说，有多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组合类型，例如：
按要素投入划分，分别有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增长主体功能作用划分，分别有政府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市场供求内外部因素划分，有以内需驱动型和外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需求要素划分，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与质量关系角度看，有外延粗放型和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
在经济理论范畴中，经济增长一般是指经济活动单纯的数量增加，经济发展一般是指经济总量增加与经济结构优化同时出现。
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含义。
但是也要看到，第一，经济增长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或核心，离开经济数量增加而谈经济结构优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上述对各种经济增长类型的划分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表现，在不严格限制的场合，两者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一般理解为，所谓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促使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向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转化，用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替代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
如果做两个极端的归类，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一组增长（发展）方式集合：
资本、劳动密集型的；政府驱动型的；外需拉动型的；投资驱动型的；出口带动型；外延粗放型的。
而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另一组方式集合：
技术密集型的；市场导向型的：
内需驱动型的；消费驱动型的；内涵集约型的。
历史地看，上述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发展）增长方式只是一种相对划分。
而且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有着不同的形成条件，相互之间并非孤立、对立，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主辅互补的关系，相应产生不同的增长（发展）结果。
这种实例举不胜举，不用多说。
在认识经济增长方式时有三点是容易被人忽略的：
第一，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存在，本身并无价值好坏判断。
它具有在综合条件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特征。
当一种增长方式的综合条件没有被新的条件打破、替代时，想要在主观上让这种增长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是不现实、不可能的。
以此就能够理解：
何以早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要转变方式但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转变过来。
它除了受到制度条件约束之外（相对而言，制度条件是比较容易转变的），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机制条件、技术条件、资源条件的强制约束（这些条件转变难度超过制度条件）。
第二，评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它的过程和使用的手段，而在于它的实施结果或目的性。
如果只做纯学理的评价，人们会说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多的是最好的增长方式。
但是这种抽象了现实和历史条件的评价实际上说等于没说。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时就曾经有这样的思想：
资本家对待一种新的技术发明在生产上使用的态度，首先要看这种技术能否使得资本增值，或者说增加相对剩余价值。
如若新技术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增值，资本家就宁愿继续采用旧技术而置新技术于不顾。
经济增长方式采用哪种组合类型，除了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条件性外，其实也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目的性。
第三，对经济增长方式目的性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可以把满足人民消费需要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
但这里考察地是在同样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基础上，如何使得经济增长方式保持一种合理的表现状态。
因而可以达成一点共识是：
无论哪种组合方式类型，都须使得经济增长在给定条件下到达一种理想或近似理想的增长状态。
以上概念的讨论就进一步演化为有关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与增长（发展）状态之间关系的讨论。
进一步说，任何一种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理想或近似理想的状态？
经过实际经验观察可知，一种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能够实现它在给定的现实条件下的理想或近似理想状态的。
换句话说，这种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状态是存在的，这就是所谓无通胀增长状态（growthwithoutinflation），或者接近这种理想状态的低通胀高增长状态（muchmoregrowthwithmuchlessinflation）。
无通胀增长被经济增长理论视作一种理想型的增长状态。
这一定义出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
阿莱。
他认为：
“把创造货币的增长率建立在能够促进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足够高的水平上。
经过计算，这个增长率为1%，它带有轻微的通货膨胀倾向，并且具有灵活可变的优势而没有任何值得引起重视的缺点。
”笔者完全同意这个定义，并进一步强调：
无通胀增长首先是低通胀或无通胀，在此前提下出现一种高增长现象。
那种高增长与高通胀相伴、低增长与低通胀相伴当然不属于理想状态。
此外，这也不是通货紧缩的高增长，因为通货膨胀指数为负值才出现所谓通货紧缩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实效及其比较
纵观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际状态，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几个显著不同的时期，其增长状态依次过渡为：
中度通胀增长→高度通胀增长→低度通胀增长→高度通胀增长→低度通胀增长→无通胀增长。
最值得注意的是：
1997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状态是起伏不定的，处于通胀与增长形影不离的伴生状态，在相当时期内通胀指数大大高于增长指数。
但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无通胀增长的黄金时代。
而且就2007年实效情况看，这个黄金时代还似乎没有结束。
进而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年均高达9.1%，而代表通货膨胀指数的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只增长了0.7%。
笔者曾经在另一篇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论文中，在分析了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基础上，利用增长趋势方程得出结论：
1978-2002年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8.9%。
这里出现了实际增长率比潜在增长率多出0.2个百分点的不合理差距。
解释这一不合理差距可能有两个不同方向的理由：
其一，笔者的计算分析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其二，统计数据出现了低估情况。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理由解释。
因为经过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对以前的数据进行了重新调整，新的实际增长率普遍都比旧的数据略微高一些。
而笔者以前的计算正是建立在旧的数据基础上的。
无论如何，从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到达了它的潜在增长水平临界点，而代表通货膨胀指数的CPI只有近1%的增长，这是完全符合莫里斯·阿莱所说的那种无通胀增长状态的。
追求无通胀增长，正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和目标。
无独有偶，通过对同处于亚洲亚文化经济增长类型的国别（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地区）分析比较后发现，近似理想增长状态的出现并非个案。
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往往是一种经济增长成功的标志物或伴生物。
笔者以日本和韩国为例给以简要说明。
1、这两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后期，都出现过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增长的增长状态。
日本是在1982-1990年间，平均增长率为4.2%，通胀率平均为1.7%，接近无通胀增长型。
韩国是在1983-1989年间，增长率平均为9.1%，通胀率平均为3.8%，属于低通胀高增长型。
应当说，日韩两国均在当时给定的现实条件下实现了它们自身经济增长方式所能到达的最好水平。
2、这两个国家在持续了6-8年的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阶段之后，被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所终止。
日本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股市及房市“泡沫”的破灭，经济持续走向了衰退。
韩国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增长不稳定，最后被亚洲金融危机拖入低谷。
日韩两个东北亚经济增长典型案例对中国的启示是：
第一，经济增长理想状态（或近似理想状态）的出现是以一段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段为标志的。
这个标志就是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同时也是经济奇迹的伴生物。
但是好景总是不长。
到2008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无通胀增长黄金时段或许也面临着终结的局面。
第二，黄金时段早晚会结束，但这种黄金时段能够持续多久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有效性的最好证明。
众所周知，日韩经济进入衰退或危机之后，日韩式的增长方式就受到了挑战和批判。
日韩从此也进入了新一轮的结构调整时期。
中国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但是新的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出现，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却创造了持续十年的无通胀增长状态。
换言之，传统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依然有着它特有的能量和效应，这种增长（发展）方式在过去十多年中到达了其较为理想的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
这种增长（发展）方式的潜力是否完全耗竭完毕？
如果不是，那末这种增长（发展方式还能有效地持续多久？
如果是，那末用什么新方式来尽快代替它？
增长中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与能耗过高问题
目前对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批评最多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它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第二，它导致对地球稀缺资源的消耗过大。
为着证明这两个问题的存在，许多文献举出了反映收入差距的各种指数或系数（如基尼系数等）的上升，以及中国产出及消耗占世界主要资源的比重越来越高等数据。
笔者原则上也认可所列数据，但是需要强调：
这些数据以及相应的说法并不足以完全否定目前增长方式的有效性，而且这两个问题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各有不同的意义。
以下分别展开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
1、关于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首先，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具有相对的历史合理性。
众所周知，1978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
这种收入分配制度在实践上中导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等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后果。
1978年以后的改革正是要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
纠正的结果自然是刺激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由此，增长原点上的差距小本来就不合理，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合理性”。
而在30年当中收入差距的扩大，某种意义上是对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收入差距合理性的回归。
只是困难在于笔者无法计算出目前实际差距中哪一部分是属于合理的，哪一部分又属于不合理的。
因此，仅仅以某个系数或指数的历史比较，是无法说清楚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合理与否的。
借用一种市场经济理论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差距同样也存在着一个“自然率”。
高于或低于这个自然率应当属于不合理。
但是问题是现在人们清楚地知道这个自然率吗？
如果不知道，何以认定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了呢？
其次，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带来收入差距过大。
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继续是传统的、旧的方式的说法其实是不够准确的。
中国目前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表现之一就是传统与现代、新旧增长方式并存，只不过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目前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可是现代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对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比如IT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属于信息经济的主要产业，这些行业目前都是属于社会中高薪收入行业。
由于这些行业在中国呈加速增长态势，由此造成的传统行业与新型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扩大。
即使在90年代之后的美国，新经济或新的增长方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经济或旧的增长方式退居次要地位，但一方面它导致个人收入不均趋势缓和，另一方面它又导致家庭收入不均的趋势继续扩大。
看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于化解收入分配差距并不一定起着积极的作用。
再次，自中国经济转型以来，政策导向上推行了一条有意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路线。
这条路线目的是想解决增长起点上的平均主义分配问题，并不想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到过份的程度。
但是实际进程的掌控并不完全取决于政策制订者的个人良好意愿。
实践中，一方面是刺激收入分配差距拉开的政策不断推出，另一方面是缺乏促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新政策出台。
一多一少，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可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大，不能完全由经济增长方式或传统的增长方式来承担责任。
2、关于能耗过大问题。
数据已经清楚地表明，30年来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的急速降低。
进一步说，到1998-2006年出现无通胀增长状态时候，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量已经下降到产出一万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消耗1.35吨标准煤。
这与20年前要消耗10.623吨标准煤相比，进步是十分显著的。
不要忘记，这个显著的进步是在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下取得的。
传统的、旧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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