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的困惑与改革.docx
《中国高等教育的困惑与改革.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高等教育的困惑与改革.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高等教育的困惑与改革
中国高等教育的困惑与改革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导语
王鲁湘：
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2011年的10月6日，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与IDP教育集团公布2011至2012年世界大学排名，中国的大学中，即便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只能用跻身百强来形容。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政府过去十年来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经费投入、教授待遇等方面，关切与投入其实并不少。
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为什么陷入了这样一种窘境，改革是否势在必行，又要如何进行？
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先生，让我们掌声欢迎。
熊先生您好！
熊丙奇：
您好！
王鲁湘：
欢迎来到世界大讲堂，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
画外音：
熊丙奇，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长期关注中国教育制度改革，他对当前教育热点问题发表不同的见解，以民间视野为观察立场，以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为观察视角，独到的指出当前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问题背后的体制根源、价值根源等等。
在推动教育革新方面，掀起了很大的舆论力量。
出版有《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等教育著作，为多家媒体的专栏作者。
王鲁湘：
熊先生，现在好象大学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包括像博士生求职找工作，好象对出身什么样的本科这一点看的挺关键的，哪怕你的博士是在北大、清华，但是如果你出去找工作，人家不你最后学历，人家问你的本科是在哪个学校念的，这一点非常关键。
我的本科是在湘潭大学念的，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学校，您的本科呢？
熊丙奇：
我的本科是上海交通大学。
王鲁湘：
那你的本科好啊。
熊丙奇：
对，所以说占了优势。
刚才你讲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演绎得更加厉害了，以前我们是叫三个“985”，这三个“985”就是硕士、博士还有本科都是“985”。
现在不只要985，而且还要延续到前面，就是从查祖宗三代要查四代，查你的中学毕业于哪所学校，因为现在我们有些地方有中学的超级牛校，如果说你来自哪一个乡村的学校，有可能这个学校就不要你了，就是说已经演绎到这种程度了。
王鲁湘：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就是说越往后的这种学历的教育是越不可靠、越不公平或者越不真实吗？
熊丙奇：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一个就是学校它有很严重的这种学历歧视，虽然我们大学应该倡导一种平等精神，但是大学率先就对学生进行学历歧视。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政绩指标，像比如说湘潭大学，它现在非“211”学校，如果说你的水平很高，你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学校就会查了你是不是“211”毕业，为什么要查你呢？
因为有的学校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就是今年录取的研究生中，有多少比例一定是要“211”的，比如60%以上，因此它首先要达到这个指标，也就是说如果你招的生源再好，但是如果你没有达到60%以上“211”学生的话，证明你招的是不好，所以肯定会要“211”进来，然后把另外一个学生就Pass掉，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王鲁湘：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现代的社会，我们讲民主，也是讲社会不要过于强调某种等级，社会要平面化。
可是为什么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的关于高校的所有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里强化学校的等级性呢？
熊丙奇：
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我说它就是等级教育或身份教育，就是整个教育的制度安排就是等级教育，是在乎身份的。
比如说等级我们看有“985”、“211”，有一般本科，有高职、高专，有一本、二本、三本，还有高职高专，还有就是我们的公办学校、民办学校都是有等级的。
再一个就是有副部级高校、正厅级高校、副厅级高校，还没有级别的高校就是民办学校，因此你看这个都是有级别的，都是有限制的。
所以说整个教育的整体安排就把我们的大学就分成一个一个等级，由此可以显现出来，我们的教育对等级思想的灌输是非常严重的。
王鲁湘：
是谁在设计这些等级的东西呢？
熊丙奇：
就是我们现有的僵化的教育制度、教育体制。
王鲁湘：
你这个指的是比如说高等教育，比如说我们往前延伸，我们的中等教育呢？
我们的义务教育呢？
它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熊丙奇：
我们的义务教育是更加严重的，1987年其实我们已经提出了素质教育的口号。
但是我们回顾过去的20多年，我们的素质教育实际上是轰轰烈烈，但是应试教育是踏踏实实的。
我们可以注意到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整个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的格局是非常严重。
我们刚才讲到查祖宗四代，其中谈的一个超级中学，超级中学的产生就是我们的应试教育的背景之下。
什么叫超级中学？
就是一个省有一到两所学校是向全省招生，把所有的尖子全部招来然后培育。
王鲁湘：
比如说湖北的黄冈。
熊丙奇：
比它还要牛，现在比如说西安有两所学校，他就怕所有基础很好的学生全部集中起来，然后这两所学校在高考过程当中把清华、北大在这个省里面招生的比例50%以上全部占掉，比如说整个陕西省40个名额，这个学校就要占到20个名额。
所以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均衡。
因为我们讲义务教育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均衡，但是由于现在有严重的校际差异、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就导致了我们学校之间的办学质量、办学条件有很大的差别，由此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择校热。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整个下来我们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一种考试焦虑。
然后在北京地区，甚至小升初的择校热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调查结果显示，最高的择校费达到25万，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家庭实际上是让孩子从3岁甚至2岁就开始进特长班、培训班，为什么？
要准备进更好的幼儿园，幼儿园开始就学习大量的小学课程，以便他们能够进入更好的小学，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没有真正的改变我们教育的格局，没有改变我们的教育制度，导致了在教育制度和教育格局之下，每个每个人都陷入了一种严重的教育焦虑。
王鲁湘：
我们现在用掌声欢迎熊丙奇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困惑与改革”。
画外音：
一边是基础设施、科研经费大量投入，一边是生源流失、社会职责不断增多，距离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究竟还差多远？
改革在进行，为何新问题层出不穷？
从数量时代到质量时代如何成功转变，熊丙奇做客《世纪大讲堂》，讲述中国高等教育的困惑与改革。
中国高等教育的困惑与改革
一、前言
我们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实际上在2010年已经达到了3000万的在校生人数的规模，而且我们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26.5%，在2015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会达到35%，到了2020年按照我们的规划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
什么叫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呢？
就是在18岁到22岁的年龄人口中，有多少人是我们的大学生，由此可以看到，高等教育的规模现在是相当之庞大，数量问题已经不是我们高等教育一个大的问题。
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
二、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面临四大困惑
而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实际上现在面临着四大困惑，也叫四大问题。
（一）高等教育的严重的行政化
1.管、评、办一体化
行政化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简单的讲就是管、评、办一体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我们政府部门既要管这个学校的设立、审批，同时这个学校怎样招生、开设什么样的学科、举办什么样的专业都要管，而且这个学校办成什么样的程度，又是政府来进行评价。
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千校一面。
我曾经对我们现在的“985”高校、“211”学校进行了统计，他们学校里面的简况介绍，基本上把这个学校的校名进行一下置换，你根本看不出是另外一所学校，因为它的规格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而且我们现在很多学生都从这个学校毕业，那个学校毕业，但是如果说真的把他的毕业证一翻，你告诉我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你根本看不出这个学生它的特质来。
第二个方面，我们现在大学的校长实际上都是由政府来任命的，政府的任命是按照自己的眼光来选拔一所大学校长，而本来一所大学，它应该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选择一位校长，这样的一个任命导致的结果是学校领导是对上负责，他不会对师生负责，不会对教育负责。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讲到“我们要教育家治校”，现在我们没有教育家治家，就是通过这种任命机制导致的。
第三、我们现在学校的校长实际上都有级别，我们的31所学校是副部级高校，然后公办的本科都是正厅级，然后公办的高职、高专都是副厅级，民办学校现在是没有级别。
而这样的一个有级别，实际上就使得首先我们校领导他的考虑事务的出发点肯定考虑到我是一个官员，其次政府部门管理这个学校，也考虑到它是有级别的，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行政级别，导致的结果就是学校内部的官僚机构十分庞大。
我们曾经统计过一所大学，它的处级干部基本上都有500个，你想想这是有多大的庞大体系，而这些人不但要消耗很多的大学资源，更重要的是还会影响到学校里面正常的学校决策。
第四个方面、政府在对学校进行拨款的时候，采取的是政府说了算的方式。
在国外一般来讲，有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国家教育拨款委员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的责任就是制定制定政府拨款预算，然后监督政府部门去履行职责，但是我们的拨款方式往往是政府部门说我想给学校多少就给多少，因此政府部门跟学校之间的这种亲疏关系，反过来说是学校与政府部门的亲疏关系就决定了它能够获得多少资源，因此在我们很多学校的办学过程中，就存在着大量的“跑部钱进”。
这就导致了政府跟学校的关系不是良性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体现出它的管、评、办一体化。
画外音：
校园内的行政化导致了怎样的后果，教师为何会忙于发表论文、申请课题，学生为何对基础课程丧失兴趣，千校一面，教学空心，中国高校的吸引力是否在减退，世纪大讲堂之《中国高等教育的困惑与改革》正在播出。
2.缺乏教学风气和学术风气
在学校内部实际上也延续着这种行政化的问题，具体的表述可以说是教育权、行政权、学术权不分。
在整个大学里面行政是在主导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配置，从它的决策机制来看，基本上学校的决策都是通过学校的校长办公会进行的，而很多的教育事务、学术事务的决策也是同样如此。
这样一来，整个的资源配置的话语权都是掌握在行政领导，而我们的教授、我们的学生却没有话语权。
再一个就是由于学校它是以行政为主导，因为它配置了很多的行政机构，因此浪费了很多的行政资源。
这种行政机构由于它设立好之后，也想体现自己的作为，因此也要不断的出台各种各样的文件去干涉正常的办学。
再一个就是在学校里面一般来讲，我们的教育事务和学校事务它的决策管理应该遵循的是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
但现在的问题是行政有些时候是起到决策作用，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大学里面评职称，或者是遇到了学术的争端谁来处理？
处理的都是我们的行政部门，而不是我们的教授们。
比如说某一所学校发生了学术不端事件，有检举，按理讲有了检举之后，这个学术委员应该第一时间启动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一个处理意见，如果是要行政处理的，我上报给学校行政，告诉学校行政你应该怎么去处理。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首先是要问行政，说这个人要不要处理，如果要处理就处理，如果行政说不要处理根本就不启动调查。
还有一些学校近几年也设立了教授会、设立了学术委员会，但是教授会和学术委员会都是挂靠在学校里面的研究生院或者是教务处或者是人事处之下，它的所有的活动都是听命于行政，没有独立性的结果就导致学校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研究、教学的开展都受到了学校的行政干扰。
而最后发生的一个结局就是很多的人包括我们年轻的教师就失去了自己的学术理想，失去了自己教育的理想，而且这种行政化的结果导致了所有的资源全部向行政集中。
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国家教学名师的评选，有20%的入选者是有着校长助理、副校长、校长这样的头衔。
按理讲我们的国家教学名师评选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第一线的教师让他们安心教学，最后这样一个评选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行政官员把这个当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荣誉，然后把它霸占。
因为作为一个校长它的核心任务就应该是做好管理工作，如果你用你很少的时间就可以做好这个学校的管理工作，那也太小看校长的职务了。
因此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导致了整个学校的风气就围绕着行政在转，没有教学风气和学术风气，这是我们大学的第一大问题，就是行政化。
（二）功利化
实际上功利化很大程度是受制于或受影响于我们的行政化。
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的校领导，他的追求是更快的出政绩，因此在自己的任期上面就是按照怎样能够出政绩的方式去进行，包括建校园，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十年里面，中国很多的校园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5000亩以上的校园已经不下十几所。
从2005年有些统计数据发现，我们中国的高校负债是非常惊人的，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公办学校的负债其实已经达到了2000亿以上，后来政府部门不断的想办法去化解债务危机，但是最后的危机的化解方式是政府买单。
另外一点，我们的学校都是由各种各样的行政指标来对我们的教师进行考核，比如说提出论文指标，提出课题指标，提出经费指标，提出专利指标。
我们的教学任务只是最后一个指标，在这样的一个指标体系之下，整个学校它就演绎的非常功利，教师们也就是一心一意的想着我们怎样去做更多的论文，怎么样去申请更多的课题，怎么样去申请更多的经费，因此在我们教授们的话语中，谈论的更多的是课题、经费，因此我们成了课题教授、经费教授。
当然教授们也觉得这样说他们很痛苦，觉得我本来不是想这样的。
而这样一来我们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学校它的教学不被重视，教学不被重视的结果又跟政府部门的另外一个要求紧密挂钩起来，就是就业率。
教育部门发现学校现在不是特别重视学校学生的教学，因此就对我们学生的就业率抓的很紧。
前不久教育部又出台新规，说两年连续没有达到60%的就业率的这个专业，要减招或者停招。
这样的一个要求表面上看它是在我们的学校提出更高的教学质量要求，要求学校重视学生的就业，但实际上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导致了一些学校对就业率进行注水、进行造假。
过去我们都知道，很多学校都有被就业或者要求就业，很多学校把学生招来开会，告诉学生们你必须在什么时候提交你的就业协议，否则你拿不到毕业证书。
按照就业率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办学，导致了我们整个学生的功利。
现在整个大学里面，很多学生实际上一进学校关注的就是今后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因此很多学校开设的很多课程比如说基础课程，他根本就不想去上，就觉得它是无用课程，我们要上的课最好是提高学生的就业技能的课程，另外花更多的时间让学生到用人单位去打工，这样跟用人单位关系搞好了，它就业情况就搞好了。
这样以来，整个大学充满着这种功利的范围。
（三）同质化
这种同质化现象就是学校没有自己的办学特色，没有自己办学的个性，所有的学校都是千校一面。
这种大学的同质化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整个的教育的人才的培养，我们要注意到培养一个学生要有创新的能力，它一定就是要具有自己的个性的，但是如果大学本身都没有个性，谈何学生的个性？
如果说每一所学校自己的学科设置差不多，专业设置差不多，课程设置也差不多，老师的教学方法也都差不多，这样的话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能够体现自己的独立性呢？
（四）空心化
有些地方学校根本对学生不进行教育，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是办学成本极其有限。
相对来说我们现在获得国家资源比较多的一些学校，比如说“985”、“211”，还有一些公办本科，它们在教学上还有一定的投入，还要求老师比较认真。
但是我们有一批学校比如说民办院校、独立院校、高职、高专，由于他们的办学经费有限，因此在整体的办学过程中，投入到教学中的成本也有限。
而压缩教学投入是怎么压缩呢？
一方面是压缩师资投入，其次在课程建设上，虽然课程已经开出来了，但是由于它的经费有限，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和具体的内容安排上也是在缩水的。
比如说有的学校就砍掉了实验课、实训课，因为实验和实训是最花钱的。
第三个是有的学校是尽量能够放假就放假，以上这个行政化、功利化、同质化和空心化已经产生一个恶果，什么恶果呢？
就是我们少数学校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生源危机，存在着破产关门的危险。
我在一些地方调研发现，民办院校、高职院校基本上100%的没有招满学生，在我们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以前大学都是难考的，只要招生基本上都能招满的，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在我们高考过程中就存在着三个放弃：
一个放弃是高考之前放弃，这样的人数基本上每年是100万，就是高考报名之前我就不报名了；第二个放弃是高考之后放弃，填报志愿的时候放弃，我们全国范围内只有两个地区是高考之前填报志愿，即北京和上海，其余地区都是高考之后填报志愿，在高考之后填报志愿的地区发生的情况是大概有50万的考生是成绩出来之后不再填报志愿，是哪些学生呢？
上了二本线，没上一本的学生，他说我不需要去读二本，上了三本没上二本线的学生，说我不要去读三本，我要读二本，上了高职高专线的学生他不填报，他说我读这个没意义，这是一个放弃，这样的学生也有50万左右；还有一个放弃是被录取了不去报道，这样的学生在2005年的时候就有40万以上，原因有很多方面，比如说被录取到自己不满意的学校、不满意的专业因此就放弃了，放弃之后有的是复读，有的是选择出国留学等等。
三个放弃之外还有一个现象是退学，我们现在每年退学的人数经过教育部的承认是16万，民间的调查是50万，当然我们相信教育部公开的数据应该是真实的，就算是16万，但就16万对我们高等教育来说也是非常厉害的。
在国外退学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为什么？
因为它有自由转学制度，你从一个学校退学之后，你可以申请转移到另外一个学校，因此它成为了一个学生选择学校的一个途径，我们中国的学生退学不一样，我退学之后我是不能直接申请转移到另外一所学校的，我必须回到高考体系里面重新参加高考才能够进大学的，因此这种退学他就绝对是对学校严重不满，对专业严重不满、对高等教育严重不满了才退学的，所以说这是值得担忧的。
以上加起来至少说我们每一年900多万的学生中有200多万的学生已经对我们高等教育投出来一个否定票，这是值得担忧的。
画外音：
教育改革难推进，历史原因还是现实阻力，法律效力为何至关重要？
公众与师生的参与为何不可缺少，开放模式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世纪大讲堂之《中国高等教育的困惑与改革》正在播出。
三、改革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实际上我们政府部门已经关注到了，在去年7月份我国国家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到了四个方面的改革，其实这四个方面的改革就是针对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改革的内容
第一个改革，就是我们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就是整个改变政府和学校的关系；第二个方面的改革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第三个方面的改革是高考制度改革，当然在国家这个范畴内说的是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第四个改革是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这四个方面的改革实际上是希望我们中国的教育能够有更多的活力，更具开放性，学校也更具自主性。
但是从去年7月份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来，一年多过去了，我们发现以上四个方面的改革都存在很多的问题，甚至一些人已经对改革失去信心。
（二）如何推进改革
这四个方面的改革实际上在现实中都面临着很难推进的问题，换句话说走调变形的问题。
怎么办？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去解决或者说进一步推动这个问题。
1.怎样让我们国家的教改纲要能够落地？
我的建议一直是把《教改纲要》变成《教改法案》。
我们现在的教改纲要实际上没有通过全国人大进行审议，所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行政性的规章，它不具备法律效力。
因为，去年还有今年，南科大在推进改革的时候，我们最后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南方科技大学推进的改革是现有法律法规所不允许的，但是它推进的改革是国家教改纲要所鼓励的。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国家教改纲要谈的是改革，如果改革的东西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上已经有了的话，它就不是改革，依法行政就可以了，依法办学就可以了。
既然要改革，肯定要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但是纲要出来了，法律没改，而且现在就变成是一个法律拖了纲要的后腿。
怎么办？
在国家的纲要里面有一个章节，就是我们要根据国家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教育发展的形势，要启动修订《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务院学位条例》，但是如果说未来十年都不启动，那以上的改革不是全部泡汤了？
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而且对过去所有的法律法规依照我们要改革的精神一并审议，最后通过国家《教改法案》，这样一来它就具有法律效力，提出的东西全部进行修订，就变成了有法律约束力，这个时候执行过程中也不会有这样的冲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们教育行政部门放权。
因为刚才讲到的教育的行政化问题，更多的就是行政部门放权的问题，如果行政部门现在在主导改革，他不愿意放权怎么办？
如果说我们有了《教改法案》，就要求政府部门一定要放权，那么这样的改革就能够顺利的推进，这是第一个方面。
希望我们能够改变这个改革的模式，能够把我们的教改纲要变成教改法案，真正具有它的法律效力，而且是要严格去执行，让我们该放权的政府部门一定要放权，督促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这样的步伐加快，这样的话我们的去行政化才能够有希望。
2.社会公众和学校师生参与到教改中来
我们关注到的一个问题是，教改在我们政府部门讨论的还是比较热烈的，因为作为主导教育改革的行政部门，教育部还是很热烈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也进行了宣讲。
各个地方政府部门也制订了各个地区的教改纲要，也是比较投入的，也是比较认真对待的。
但是身在教育中的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一方面由于没有话语权，第二方面可能对这个改革也不觉得有多大希望，因此感觉上成了旁观者。
如果大家成了旁观者结果就是改革很难推进。
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我们老师和学生应该参与到其中来。
具体来说，一可以参加到方案的制定中来，即便行政部门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可以就此发表我们自己的见解，而不能够失去自己的话语；第二，我们应该增强自己的权利意识，知道维护自己哪些合法的权利，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今年前一段时间，社会上中小学出了好几件事件，所谓的教育冷暴力，比如说绿领巾事件、红校服事件，这些事件为什么这么多一下子爆发出来了，中小学怎么有这么多的暴力事件？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在以前也有，只是第一没有权利意识，不知道是在侵犯学生的权利；第二由于没有网络，比如说微博，博客，所以传播速度比较慢，发生了也不知道，现在由于权利意识觉醒了，传播渠道多元了，因此就呈现在面前了，大家觉得这是不对的，这是影响学生权利的，是歧视或者侵犯学生的人格的，因此大家就开始关注这个事情。
我们想到，如果说我们的学生对我们自身受教育的权利能够觉醒，能够有意识，而且不断的维护自己权利的话，我相信我们学校的办学过程中，它也要转变原有漠视学生权利的做法，要尊重学生权利，这个时候在课程设置，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就会尊重学生。
国外大学为什么现代大学里面有学生自治，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学生是一个学校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改革过程中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非常关键。
（三）以开放来倒逼改革
改革即便是目前有很多的惰性，有很多既得利益的阻力，但是如果说教育进一步开放，是不得不改革。
这个开放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向国外开放；第二个是过于的教育向中国开放。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国际教育的发展，随着教育开放程度的增加，现在中国的教育面临竞争的压力是空前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年出国的学生人数是以20%的速度增长，2010年我们出国的人数总共是25万，2011年可能要接近30万，2010年我们到美国的留学生人数是12万，今年会达到15万。
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再对应弃考的学生，这就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管中国的学校、中国的教育部门，怎么说我的教育是领先的？
怎么说我们教育改革是成功的？
但是我们面临公众的选择，你必须承认我们的教育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而最近有一个调查显示，对我们的大学生进行调查显示，问他们毕业之后如果有条件要继续升学你选择谁？
60%以上的学生选择到海外继续深造，只有13%左右的学生选择在内地进行深造，这个实际上是要促使我们进行反思，我们要反思我们现在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