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经典作品改编创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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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经典作品改编创作

经典作品改编创作研讨会发言摘编

　　李准（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作品，是这个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它既是一个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宝库，可以供一代又一代读者和观众去重点阅读和观赏，不断地从中获取思想启迪和审美享受；它又是民族文艺不断生长的肥沃土壤，可供后代艺术家们不断地将它改编成其他样式的文艺作品，直接造就新时代的新的文艺繁荣。

在世界上，像《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的戏剧、雨果和托尔斯泰小说被不断地改编为各种舞台剧和现代影视作品，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至少被六次改编为电影，前苏联红色经典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七次改编为影视剧，更有力地证明了经典作品的改编价值。

在我国，许多古代经典戏曲作品特别是四大古典小说名著的不断改编，同样是造就我国文艺新的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毫无疑义，改编经典名著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

我以为，改编经典名著不仅需要相应的文化修养与艺术功力，而且要求改编者首先要对经典本身和改编工作怀有一种敬畏的心态，要在下功夫吃透原著和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去从事改编。

我说的忠于原著，至少应当包括：

一、忠于原著的基本主题、价值取向和文化品格；二、忠于原著整体叙事框架、情节走向和基本人物关系、冲突方式；三、忠于原著对重要人物形象的人格定位、主要性格特征和命运轨迹的整体把握；四、忠于作为原著文化底色的时代、民族、地域文化内涵的揭示。

　　改编不是照搬照抄，改编是一种再创造。

改编都是在新时代条件下进行的，都是应新的时代需要出现的，而且它还要实现艺术表现方式的转换。

我认为，改编的这种再创造应当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努力做到：

一、根据新时代的需要，对原著内容作出必要的取舍和局部调整，最重要的是用时代精神照亮改编过程，凸现乃至强化原著中最有现实意义和永久魅力的东西；二、切实做好不同艺术样式之间思维方式的转换，按照与原著不同的艺术样式的审美规律要求进行再创造；三、每次新的改编都要发挥改编者在艺术创作上的独特优势，至少在某些方面对已有的改编作品有所超越。

按照以上所说忠于原著和进行再创造的这些要求来衡量，我以为中央电视台先后把《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改编为大型电视连续剧，从总体上讲是成功的，反响很大；深圳几家单位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另一种成功的例证，也产生了广泛的反响。

它们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近些年来，在我国文坛上特别是在影视剧创作中，对经典作品和虽是名著还未称得上经典的作品的改编越来越热，围绕这些改编的炒作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应当说，在众多的改编中不乏成功之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

有些人只想借经典名著的名字来卖钱，对原著本身却缺乏起码的尊重和钻研；有些人只醉心于自己的“当代解读”和“个性化表达”，甚至以颠覆原著为荣耀。

其中有两种做法特别需要关注，一种是惟时髦是举，专搞感官刺激等吸引眼球的东西，把经典作品时尚化、浅薄化、庸俗化；一种是用抽象的“二重性格论”、“惟扭曲才有人性深度”论去解构我国经典名著的人物形象和基本主题。

这两种做法，都导致了对经典名著的颠覆，也造成了对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误读。

　　仲呈祥（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对改编者自身来说，特别是思维上你要忠实于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改编者必须树立敬畏经典、珍视经典的心态，没有这个不要去改编。

因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它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它作用于我们认识精神发展的历史长河，你是不能怠慢它的，你对它的精神指示、精神走向要有非常准确的把握，你才能走进经典。

经典就是一种最珍贵的资源，最珍贵的精神资源，不珍视这种资源，不敬畏经典，不珍视经典，那就是糟蹋了祖宗和前辈留给我们的文化资源，更何谈资源的最佳配置。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改编经典，一定要注重我们今天对时代精神的感悟，要寻求历史意义和当代意义之间的张力的平衡把握、和谐的把握和度的把握。

不能够简单地为了今天去篡改经典，也不能够让经典凝固不发展，不与时俱进。

这就看得出艺术家哲学思维的高下之分了。

　　除了李准讲的四个忠实于之外，我要提出一个从改编者主体方面来说的三点。

第一应该提倡忠实于改编者自己的人格追求和生命意识，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种生命意识，你说今天我改编就是为了赚钱，那免谈。

第二条要特别注意提倡忠实于个人的审美优势、审美个性同原著的内在契合点。

先审视自己的审美观点和审美个性同原著的魂有没有内在契合之处，如果完全没有，那就是非你所长，你就不要去改，我认为很多成功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

《汤姆叔叔的小屋》至少有六个版本，改编的都有差异，都有深化、总体方向是一样的，但是侧重于哪一面有所不同。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忠实于你改编的艺术样式独特的思维规律，这一条是不能丢的。

像《金婚》《吕梁英雄传》，每一集都有高潮还有悬念，每一集的细节设置都有规律，你必须要尊重电视剧的创作规律。

　　曾庆瑞（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电视剧改编“经典作品”，有历史的目的和美学的目的。

　　就其历史的目的而言，我是指，“经典作品”都是人类文学艺术历史上对于当时或者比当时更为久远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即人们的生存状态、文化心态的最形象的描述和最生动的诠阐。

“经典作品”的原作原本就有丰富的认识价值。

电视剧把原作搬上荧屏，就好比是我们穿越了历史的时空长廊，回过头去认识那时人们的种种生活情景，乃至这种种生活情景中透露出来的时代的风云变幻和历史的兴衰枯荣，汲取种种的经验和教训。

　　再说，改编“经典作品”还可以消除因为时间的漫长而造成的人们对于“经典作品”的某种疏离与隔膜感，普及“经典作品”，传承文化，弥合这种历史的距离感。

　　所谓美学目的，指的是，用电视剧的画面语言叙事的效果可以在观赏方面具有语言文字不具备的审美优势。

　　但是，这不同于利用“经典作品”的电视剧改编进行恶意的商业炒作。

电视剧改编“经典作品”，应该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的历史观和艺术观，保证自己不失应有的美学品格。

　　从规则上讲,我们的改编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创作道路,其实很难有一个具体的严格的条条框框。

不过，我以为，至少可以确定一个美学的坐标体系。

　　13年前，我发表过一篇讨论“经典作品”《三国演义》的电视剧改编的文章，概述它的成功之处是在于，编导演和其他创作人员都确认：

改编，是在忠于原著基础上再创造的艺术，其清晰的美学坐标是，对于原著，一不走形，二不失神，进而追求电视剧艺术的真、善、美。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在这样一个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里，我们的电视剧艺术事业和文化产业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作为电视剧作品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典作品”的改编创作，一定要沿着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走下去。

我们的从业人员必须自律。

　　丁亚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所长）：

　　回顾百年光影历程，就能发现，电影改编的历史非常长，可以说，经典作品的改编创作，经验积累很多，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和传统。

　　文学、经典、名著，成为电影丰富而稳定的灵感源泉。

但是，在消费时代、大众传播时代以及自媒体时代，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条件和语境之中，经典作品改编的贫乏，成为电影商业利润链条上的起点和重要的一环，翻拍、重拍、改编经典，成为电影的摇钱树，这形成了更为重要的值得关注与思考的现象、问题与症候。

　　面对这样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堵或简单的反对，而是疏导、思考、引导和管理，关键是要能积极从经典的话语链出发，对经受了考验的经典树起尊重和信可的态度，并在前辈们经验的基础上，去发现再建构再创造，用加法、建构而不是解构的方法，用继续发展的挑战的态度而不是随意的用非艺术的市场的时髦的东西去取代它，这样，经典改编的实际做法便会变得富有意义，明白易懂，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

　　电影与经典的结合，承续历史经验与传统，具有、融有特殊的责任伦理要求的多方面的因应与挑战意义。

这表现在：

　　——我们要在经典作品改编的电影创作中，呼唤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理性的光明。

这包含下面这样的几个内容：

一是要打开视野，面对眼前现实，要具有基于民族、历史的公共空间和民间社会的意识与立场。

二是要“激发原创动力”，把尽可能多的改编创意与创新性的思维或者说原创意识纳入进来。

三是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电影改编中作出新的发现和新的创造。

　　——电影创新不能割断传统。

电影改编与电影文化体现在对一种进步观念的信念，体现在与历史和传统的接续而不是彻底决裂上。

经典与改编，两方面是相互制约的，而且是真正彼此联系着的。

成功的改编，会成为经典与传统的新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经典作品改编创作，首先要吃透经典，从坚实的基础出发，继续发展。

其次，面对原著、面对经典，要有敬畏之心，同时需要更具爆发力、更具想像力的改编。

第三，经典改编要有一种联系的辩证的观点，要有一种语境感、社会感、空间生产感，不能将经典的生长和社会的变化分割开来。

也就是要有一种融入国家主义、历史主义、民族主义的具体化的美学。

　　——电影家们的理想、道德、社会伦理和文化教养，需要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经典改编创作当中。

电影工作者必须获得美和道德上的鲜明辨别力。

　　赵葆华（《电影》杂志主编）：

　　我想谈的就是红色经典的改编。

对电影来说，将会随着一个历史契机的到来迅速升温，那就是2009年国庆60周年这样一个历史契机的出现，电影必然会把创作视野投向红色经典，电影的红色经典改编将会大幅度地升温，所以我们召开理论研讨会具有理论的引导意义和话语的引导意义。

改编红色经典，将会促进我们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生活本身是文化发展的原动力，但经典作品本身将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助力，因为它是具体历史时期一个具体时代的生活积淀，它凝聚了公众对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和精神积淀，我们把这样的红色经典传承下来，必然把红色经典本身蕴含的一种精神释放出来了，发散到文化线上，对我们构筑今天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大有裨益的。

在电影创作上，改编经典的原则应该是找到并发现红色经典所蕴含的、能够穿越历史时空的精神力量，那就是按照十七大精神的要求，红色经典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共有的行为规范。

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在这样一个理论主引下，我们要把红色经典进行精神梳理和艺术树立，从中找到它们穿越时空的时代力量、艺术力量和精神力量。

对红色经典的改编，我认为要防止两大倾向：

第一要防止世俗化倾向和非英雄化倾向；第二就是我们不要误读原著，误导观众和误解市场。

　　尹力（电影导演）：

　　近几年影视剧创作的名著改编，无论是作为一种把最精粹的精神传承能够在当今的影视作品当中表现也好，还是说采取了更多的捷径和偷懒的办法也好，但是经典改编这个现实存在，并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

原因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当今反映现实作品原创的匮乏。

另外一个就是古装剧多，清宫戏多。

因此，改编名著已经变成了一个捷径和最省事的办法。

在改编创作过程中，可能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样的困顿和思考，就是要打通跟今天受众建立的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本身既是欣赏习惯，又是今天不断改编的一种美学接受上的需求。

我认为，在经典改编创作不断翻新的情况下，我们的理论，甚至是文化批评、影视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我们影片的创作，所以这样的研讨，这样的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对今天的创作有现实意义。

经典的定位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展开，忠实原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多大程度上对于原著的忠实就是成功，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经典改编的精神价值在于对其创作时代的超越。

作为艺术创作者，在当今时代的社会剧变中，我们既是目击者，又是参与者，我们留给后人的将是今天的精神与视觉如何在艺术作品中真诚地表达。

文艺作品的真实度取决于我们对当代审视与了解的程度。

因而，经典的含义与定位可以从多方面展开。

如黑泽明的很多作品虽也改编自莎士比亚，但他把它本土化、朴实化，从根本上超越了莎士比亚那个年代，超越了宫廷，超越了英国人在那个年代特定人际建构起来的关系。

　　张德祥（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主任）：

　　我们的文化遗产，经典作品，应当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总之应该有一个机构来管这个事情，对我们的经典进行梳理，有哪些是经典，就像我们的文物一样，哪些是我们需要重点保护的东西。

经典也是这样，有哪些是经典，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到现在有三百部经典还是有一百部经典，我们要列出来，我认为对于经典的改编应该慎重，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做这个事情，叫做指导委员会也好，叫做办公室也好，有一个这样的机构专门负责这样的文化建设工程。

这是我想从管理层面上来说的。

　　第二点想讲的就是尊重读者和观众，尊重艺术规律，怀着对艺术的诚意来改编。

我们知道，按照现在接受美学来讲，经典的作品绝不仅仅是作家创作出来的，他是和读者共同创作出来的，一个作品如果作家创作出来了，没有接受这一个环节，这个作品就没有完成。

之所以它成为一个经典，不是作家、艺术家创作出了经典，而是读者的阅读成就了经典，没有读者的阅读，没有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众多读者阅读它，它不是经典，所以谁是经典的创造者？

读者和观众就是经典的创造者。

尽管忠实原著是很多层面上的，但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读者，因为这个经典是读者创造的。

比如说一个经典人物，他的形象千百年来在读者的心目中已经确定了，你今天随意把这个形象进行了改变，对它的精神内涵做了改变，这不仅仅是不尊重原著，也是不尊重读者、不尊重观众。

这样的作品我认为很难取得成功。

　　名著都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准的作品，那么一个改编者，他具备不具备这个改编的素质，并不是说谁都可以去改编，我有钱我就可以去改编，我就可以去拍，改编经典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所以对改编者的资质、素质也是一个要求。

改编绝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一个事情，不是一个个人行为。

它是在思想性、艺术性，包括文化修养、艺术功底等等方面对改编者有严格要求的，建议设专门的指导委员会对经典改编进行一种指导，把它结合起来，这样使经典作品改编真正能够在我们民族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至于经典改完了，观众不买账，对我们民族文化遗产带来一种糟蹋和破坏。

　　童道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想讲两个观点，一个就是一个成功的经典改编，它的投拍能够符合社会的期待，它的播映能够满足社会的期待，这是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就是经典是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

首先要考虑选题的价值、选题的意义。

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选题非常有意义，一是它能唤起我们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一是它能够满足我们的精神渴望。

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引起的反响是鼓舞人心的。

当年我们有过一个保尔班，这个电视剧一播，我们奔走相告，那个班又重新集聚起来，本来只能找到5个人，8个人，后来找到11个人，一年的时间里就苦苦地寻找那个班的人，最后寻找到46个人，他们写了本书，就是回忆当年的保尔班，如何在保尔精神鼓舞下成长的，该书让我写了序言。

你可以想一想，就是这一代中国人，青春记忆的回忆。

　　这个电视剧开拍之前已经有三个话剧演出，第一个是儿艺的演出，第二个是青艺的演出，很难能可贵的是，后来有一群戏剧的爱好者，自发地搞了一台剧，在首都剧场演的，这就是社会期待，这里面体现的就是精神的渴望。

在时代迅速发展、物质不断丰富的今天，对精神的渴望就成为一种很自然的社会渴望。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本质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精神的家园，高尔基当年读了这本书以后发了一声感慨：

瞧，精神是怎样战胜肉体的。

　　黄式宪（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我想从校园环境、网络环境的角度来映衬一下经典作品在今天，特别是对未成年人、青少年成长的价值和意义来谈。

全球化的文化空间里面，这个趋同性的危机侵蚀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良性文化环境，这是一个大的危机，这是一个现象。

在全球化空间里面，趋同性很多，中外学者都在论述这个问题，特别是法国和欧洲的学者。

在趋同化危机面前，如何树立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主轴，要重构和强化这个主轴，怎么来建构这个主轴？

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电视荧屏和电影银幕，确实产生了一些好的主旋律作品的出现，而且主旋律作品有很大的突破。

但也不乏平庸的东西、文化趋同性的现象都出现了。

后现代的侵蚀效应以后，觉得后现代的主要东西就是颠覆中心，颠覆主流，我觉得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

第一个特点是颠覆中心和主流。

第二个特点是解构人文的深度。

第三个特点是放纵感官享乐，以一个为内核，以快乐为标榜，我们看到了大量以快乐为标榜的就是解构精神价值。

大量的作品被西方文化侵蚀，没有精神主轴，没有原点。

文学，我们不要说经典，我们一些优秀的名著进入银幕都给受众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

我一直非常崇拜的就是1990年的《围城》，现在仍认为没有一部能够超过它的文化品格，而同一年出来的还有《渴望》。

《围城》真正能构成经典，构成我们的文化的悖论。

另外把文化移植过来的改编我们能找到几部？

我们能找到几部像《复活》那样的，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

我们民族经典的东西有没有这样的力度出来？

如果这个东西不能成为青少年都向往的东西的话，他们肯定是转向西方，这个危机感我在校园和网络里面都深切感到了，他们接受这种西方文化来的特别快，特别是哈日风哈韩风。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会的意义就在于，十七大以后，我们要提升我们和谐社会的一个社会整体精神倾向，来建构我们一个新的文化的繁荣，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经典，我们的力量的话，我们有多少经典没有被发掘。

历史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文本，这些东西，像我们的孩子们，包括学校的学生都不爱读了。

我认为我们民族优越的、优秀的文化要拿给他们，要亲切的与他们对话，我是从危机感这个角度谈一点感想。

　　章柏青（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现在很多改编创作考虑的都是市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来沿着市场走是值得研究的。

我认为改编一直是创作人员关注的一个目标。

我在想，我们的电影产业的确要考虑市场，改编主要是要关注现在广大观众的欣赏点，这个欣赏点也就是整个社会的社会心理，当然有很多欣赏点，刚才黄式宪也讲到了，青年人有青年人的欣赏点，中年人有中年人的欣赏点，但是我们的倾向是主流社会，是我们主流观众的欣赏点。

我们不应该把某些青年人热衷于现在所谓的正向刚才很多专家谈到的一些对经典的误读，把一个影片很多东西放大，放大并不符合创作的规律，比较庸俗的东西可能会引起一小部分观众的兴趣，但是我们观众的是主流观众的情绪，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关注社会心理，我们整个社会在关注什么东西？

人们的意志、愿望，大的倾向性在什么地方？

我们很多改编之作不成功，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和主流社会大多数观众的欣赏愿望和他们的心里唱了反调，甚至于持对抗的。

我们有些红色经典是过去我们的理想意识，我们的青春愿望，浸透了我们积淀的感情，如果要颠覆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和我们大多数老百姓的心理愿望唱反调的，可能它也会迎合一部分人的心理和愿望，但是它在市场上面注定很难成功。

那么我觉得只有适应于这些广大人民的愿望、心理、意志的这些作品，改编以后在市场方面才能够成功。

我们老百姓现在究竟在想什么？

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启发？

新的精神上的志向，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创作人员考虑的。

　　彭吉象（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现在来看，娱乐片的主体是有问题的，什么是娱乐？

我查了辞典，娱欢取乐，一是现代的武侠片和时尚片长盛不衰。

第二就是当时提出电影和戏剧要离婚，而且对于文学的讨论要抛弃情节性，当时纪实美学刚刚进来，也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所以电影理论界的人都认为艺术电影不应该有情节，不应该有故事，甚至不要剧本，我觉得这个极大地影响了第五代和第六代。

张艺谋自己在《满城尽带黄金甲》时候讲，他说我们第五代擅长拍艺术电影，但是我们不太会拍工业电影，就是我们理解的现在的大片吧，因为当时舆论一边倒，大家都支持艺术电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80年代一大批优秀影片，我认为不应该称经典。

从今年19部电影评选来讲，12部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我们现在电影大片为什么受到批评，主要的问题是在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为什么大家要去改编文学作品？

因为没有好的剧本，没有好剧本只能去改编，但是改编也有改编的规律。

第一我个人认为，改编是有规律的，比如说肯定应该忠实原著，我认为没有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应该超越原著，就是说第一改编者应当对原著吃透，得把它嚼烂，嚼烂了之后，编剧和导演才能根据自己的审美取向在忠实原著灵魂的基础上再进行改动，而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搬，照搬肯定是失败的。

而且导演和编剧第一受社会取向，时代信息、技术条件的影响，比如现在《赤壁之战》，完全可以用现代科技表现出百万大军的场面。

第二点，我觉得改编一般来说，我自己有一个思考，中篇小说比较适合改编成电影，长篇小说比较适合改编成电视剧，如果倒过来恰恰就失败。

　　路海波（中央戏剧学院电视剧系主任）：

　　由于经典作品具有宝贵的先在价值，相对大多属于“文化快餐”的电视剧作品来说，经典改编是影视创作中值得我们格外珍视的审美绿洲。

经典作品的内在精神是不容破坏的。

因为经典的创作大多属于“十年磨一剑”的艰苦过程，得来不易。

所以改编时对经典的内涵和与其相关的人物性格如果进行心血来潮的篡改是轻率而不明智的。

　　经典改编好比是在茫茫无垠的沙漠上发现绿洲并经营绿洲的过程。

经典的原有精神好比是保持这块绿洲不衰的深深的水源。

经典中的人物形象，则是与这深深的水源息息相关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一株株绿树，两者缺一不可。

　　张子扬（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

　　本来这个会议李培森主任来参加，因为他正在审片，所以派我来参加会议，但是他也挺兴奋，他说这个会议很重要，起码有两点感受要我转达，第一个经典的东西不能乱来，咱们精神家园里面东西不太多，所以别把经典资源给浪费了。

他说另一点和张德祥的建议差不多，他说应该有一个权威部门来审查或者立项考核。

不能把一些东西炒来炒去，钱也被浪费了，财力也是一种浪费。

　　由经典作品、名著和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剧中心最早做的是《红楼梦》和《西游记》，同步还做了一个《末代皇帝》，是根据溥仪的那本书改编的。

包括《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连续剧实际上是靠四大名著，特别是《红楼梦》，因为这个奠定了一个非常稳定的收视互动和接受。

所以我认为首先改编的四大名著奠定了经典作品的改编，这是一个起步。

　　戴清（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

　　对经典作品改编问题的讨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研究视角：

第一，上个世纪80年代之初，围绕如何“忠实于原著”所进行的讨论，其中涉及“形神关系”、如何把握原著精神内涵与艺术特质等问题。

再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红楼梦》《西游记》等经典作品改编的讨论。

其中，汪远平的《荧屏上的艺术再现美——谈古典名著的改编》（《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即是较早讨论该问题的重要理论文章，作者对改编中二度创作者应如何把握原作风格基调，同时又要充分考虑电视媒介的优势与局限，以更好地再现人物性格气质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还有一些著名学者将个案把握与专题探讨结合得相得益彰，如蒋和森先生的《不但取其貌，更要摄其神》、戴英录等的《忠实原著慎于翻新——改编系列电视剧<西游记>的体会》都提出了“忠实原著”的改编原则问题，前文中提出了“取貌”与“摄神”之间的关系，坚持“改编一定要严格忠于原著，最好不要随便改动或添加原著所没有的情节或人物”。

后者则具体归纳了“忠实原著”的五个具体表现，如忠实于原著的“主题思想”、“艺术形象塑造”、“艺术结构”、“语言特色”及“浪漫主义风格”。

这一原则虽然被时下众多的电视剧改编实践所打破甚至颠覆。

但“取貌摄神”的看法仍然是可贵的，不失为名著改编的一个重要原则。

　　1990年，仲呈祥先生在《应当“忠实于”什么——略论从长篇小说到电视连续剧的改编》一文中富于挑战性地质疑了长久以来不断被申说的“忠实于原著”的名著改编原则，进而提出“忠实于电视连续剧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