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亚洲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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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的亚洲象

中国最后的亚洲象

　　在云南茂密的热带丛林中，生活着我闭仅有的亚洲象群。

它们是人类幸运的图腾，曾经生活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但现在它们的生存空间却被严重挤压。

野生亚洲象仅活动在云南临沧、普洱和西双版纳3个市（州）的7片支离破碎的原生森林及其边缘地区。

　　在“孤岛”上挣扎的亚洲象

　　亚洲象又叫印度象，主要生活在森林和丛林中，常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沟符、河边及竹阔混交林中活动，是大型陆生植食性哺乳动物。

亚洲象是我国一类重点保护野牛动物，被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物种。

　　亚洲象在历史上的分布区很广，在12世纪初，从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一直延伸到中国的黄河以东和印度尼西亚南部都有它们的存在，数量大约有10万头。

由于气候的变化，人口的急剧增多，森林的大面积消失使亚洲象的栖息地迅速减少。

日前，亚洲象的分布已经成断裂状态，仅出现在它过去分布的某些区域内。

野外调查表明，现在野生亚洲象的种群数量约为36,790～51,160头，栖息地面积约486,800平方公里，其中大约有131,820平方公里为国家公园或保护区。

　　栖息地的减少及破碎化是现存亚洲象种群面临的最大问题，有数据表明亚洲象现今的栖息地仅占其历史栖息范围的1/20，这使许多被隔离的小种群都有灭绝的危险。

　　对我国亚洲象种群数量的调查已有过很多次，但是由于调查方法不统一，调查技术不断改进和修正等原因，根据现有的亚洲象种群数量资料，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每次野外调查得到的亚洲象个体数目都有很大波动。

这种波动不可能是亚洲象本身的种群数量变动，其原因很可能是受到每次调查方法和调查时间的限制，另外也可能由于亚洲象不断的迁移导致某一地区数量的变化，包括在国内各栖息地之间的迁移，以及与老挝、缅甸等邻国之间的迁移造成的。

　　自1999年起，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亚洲象保护研究课题组通过近10年的野外工作，对我国亚洲象种群的数量、分布、行为和习性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并应用形态学特征为基础的野外个体识别方法，以及使用保护遗传学研究方法通过分子标记重捕等手段，对我国境内分布的弧洲象开展了更为精确的个体鉴别，以期了解我国亚洲象的保护遗传学特点、估计种群数量并了解其种群结构等。

根据我们的研究，日前中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在192～247头之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孤立种群。

　　普遍布我国大部分地区

　　历史上亚洲象在中国生活于从北到南的广大区域，在河南安阳殷墟曾出土亚洲象化石，目前发现的亚洲象化石分布的最北位置甚至到达河北阳原。

1976年，在河北阳原海拔845米的桑干河丁家堡水库的第一阶地沙砾层中，人们发现了亚洲象的遗齿和遗骨，这是我国已知的亚洲象分布的最北记录，约为北纬40°。

那里是毗邻山西大同的山区，纬度比北京市区还要高一些，其时代为三四千年前的夏末商初。

　　据史料《孟子?

滕文公下》记载：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灭国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吕氏春秋?

古乐篇》记载：

“商人服象，肆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3200～3000年前商周之际，野象在我国北方有3个明确的分布区：

中条山、太行山南麓的分布区，山东半岛泰山附近的分布区，太行山东南坡低山丘陵与湖沼薮泽间的分布区。

　　3100～2700年前，由于齐、鲁、魏、郑、邶等诸侯国大面积砍伐森林、开辟农田，野象从我国北方分布区南迁，周初期400年间黄河流域野象绝迹。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7年间），野象分布区移至淮河流域，野象分布的北界东起徐州、淮河下游，经大别山至汉水中游，

　　战国时代，野象分布区移至长汀以南。

战国末年，长江下游北岸未再见到象的足迹。

　　至汉代，四川西北部成都附近仍然可以见到“犀象竞驰”的场面。

汉代以后川北再无野象的记载。

　　自南北朝至唐朝，四五百年间野象分布区由长汀以南继续南移至温州、福州、漳州一带。

　　在距今1000年前的宋代，野象分布区向南退缩至南岭以南。

南岭地处北纬25°线上若以北纬25°为界，宋、元、明代的野象分布具有如下特点：

生存于温暖湿润的东部沿海的野象于南宋时期已经消失，生存于食物丰富的低山丘陵地带的野象先于高山地带而消失，生存地的野象与人们的矛盾十分尖锐，成群践踏庄稼多有发生。

可见，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对于野象生存的影响已经如此巨大。

　　我国野象在3000多年前最北分布于中条山至泰山之间3个狭窄地带，处于北纬36。

附近，现今退居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处于北纬22°左右。

3000多年间两地相差约15个纬度，平均每百年南移约0.5个纬度，平均每年南迁约0.5公里。

野象分布北界的长度约为1，800公里，表明每年约有1000平方公里的野象生境在中原大地上消逝。

近3000年间野象在我国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迅速绝迹了，地域性消退的速度令人吃惊

　　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表明，亚洲象分布在西双版纳的勐养、勐腊，思茅（现称普洱市）的西盟、临沧的沧源南滚河，德宏的盈江等地。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分布在西盟和盈江的亚洲象彻底消失。

20世纪90年代勐腊自然保护区的亚洲象消失。

目前，亚洲象在我国的分布区仅限于临沧、普洱和西双版纳3个市（州）的7片支离破碎的原生森林及其边缘地区。

　　行为习性被人类活动改变

　　在亚洲象的栖息地研究方面，从1999年到2002年我们对分布在普洱的5头雌性亚洲象种群作了初步的研究。

研究组利用痕迹追踪、样线调查和村庄调查等方法，发现该地区亚洲象在旱季的活动面积为35.67平方公里，有3个活动核心区域，象群在这3个区域内对野生食物资源进行循环利用。

而在雨季农作物开始成熟的时节，象群的活动面积缩小为18.42平方公里，而且只有1个核心活动区，其主要的食物来源是栖息地附近农田里的农作物，包括稻谷、玉米，以及香蕉、柑橘和菠萝等。

　　在此期间，也有研究者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立了西双版纳勐养自然保护区亚洲象的生境信息数据库，并进行了生境评价，认为亚洲象的迁移和对农作物的损害与当地的芭蕉、竹林等作物的分离有关。

有人提出了保留次生演替林、在保护区内种植黄竹和芭蕉补充亚洲象食源及建立保护区之间生态走廊带等建议。

　　对西双版纳尚勇地区的亚洲象研究表明象群喜欢在1000米以下的低海拔区域活动，活动区的坡度一般小于10°，坡位为平坦的沟谷和山坡的下部。

象群偏好的植被类型有竹阔混交林、灌丛和高山草甸。

研究还发现尚勇保护区及周边区域亚洲象栖息地的丧失和日益增加的非法盗猎活动已经严重威胁到该地区野生亚洲象种群的生存。

　　虽然人们对亚洲象的名称早已熟知，但是目前关于象的许多行为、习性和生理的问题大都是通过对圈养象研究得到的，对野生象仍知之甚少。

虽然圈养象和野生象的生存压力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许多相同的行为。

经过长期检测孕酮血清，确定亚洲象的动情周期是16周。

雌象在发情期产生的性外激素是雄象对雌象尿液感兴趣的化学基础。

而对北京动物园圈养的3头亚洲象的雌激素变化的研究发现，圈养亚洲象激素水平过低，且无明显的波动，原因可能是其在长期圈养条件下卵巢不具活性，卵巢的不活动导致圈养雌象不发情，从而影响了圈养象种群的人工繁殖。

此外我们还对圈养和野生亚洲象的食物组成及营养成分进行了分析，发现亚洲象对食物中钙元素的需求是比较高的。

很多圈养亚洲象个体都存在缺钙而导致的各种疾病。

　　社会结构对于大象各种社会行为的发展进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为寻找食物、水源，躲避捕猎者，照顾子代等，它们存在着许多的合作及帮助行为。

对西双版纳勐养自然保护区的野象谷三岔河地区野生亚洲象的觅食行为进行研究发现，野生亚洲象的雌性成体和未成年个体选择集群采食，而成年雄象一般单独采食。

由于人为干扰较为严重，当地的亚洲象表现出多种采食方式，采食农作物则主要在夜间进行，以避开人类活动。

而在自然状态下亚洲象对主要采食地点采取循环利用的方式，这既提高了食物的数量和质量。

又有利于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更新与演化。

　　最近几年间，我们利用个体形态特征研究并监测了勐养地区亚洲象各群体的社群关系和行为，从直接观测记录的524头次野象记录中成功识别出近50头个体，由7个家族（庭）群和8头单独活动的雄象组成。

同时发现象群和独象的活动具有季节性，不同象群在野象谷地区的活动频次差异显著，象群大小和其在本地区的活动频率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

目前的圈养象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可能就是许多野生象种群未来的发展方向，人工圈养已经改变了大象的社会结构和行为，而人类的活动也正在改变和影响着许多野生象的栖息地选择和社会行为。

　　人象之争

　　森林是亚洲象赖以生存的家园，森林的消失是导致亚洲象栖息地减少和种群减少的主要原因。

在西双版纳，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橡胶、茶叶等经济植物的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到2004年种植业用地面积已经占西双版纳全州土地总面积的17.0％。

保护区外围不断消失的森林使得保护区成了生态孤岛和野生动物最后的避难所。

　　由于自然人口增长和外来人口的迁入，保护区内居民点数量不断增加。

以西双版纳勐养保护区为例，保护区内的居民点从1950年的16个增至目前的56个。

而且83％的居民点都集中分布在低海拔河谷地区：

这些区域主要分布的植被景观类型为热带沟谷季节雨林景观，是亚洲象、印度野牛等许多大型动物的重要栖息场所。

而居民点的迁入及沟符地区森林的砍伐开垦使得亚洲象的适宜生境不断较少，甚至在有些地方由于居民点的沿河连续分布而形成人工隔离带将原有的连续天然植被分开，导致亚洲象无法充分利用适宜的生境。

　　由于栖息地的破碎化和景观异质性的增加，森林与农田的距离越来越短，使亚洲象在栖息地周围或迁移过程中遭遇农作物的机会增多。

农田里种植的水稻、玉米等农作物蛋白质、钠、钙等营养物的含量都明显高于同时期的野生植物，而且农作物生长集中，其存在较高的可预测性，取食农作物可以减少消耗在寻找食物上的能量，增加它们生存的机会和竞争的优势，符合最佳取食策略，因此在野生植物与农作物并存的条件下，亚洲象会自然地选择农作物。

　　面对大象对农作物的侵害，当地居民使用的驱逐方法如灯光、声响、火、电围栏、防象沟等都收效不大，这也使野象取食农作物变得非常容易，使它们渐渐形成了对农作物的依赖。

1998年亚洲象开始在勐养保护区南部的勐满、东风等数个居民点附近频繁出现并取食甘蔗、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尤其是对甘蔗的取食最严重，造成当地居民纷纷放弃甘蔗而改种茶叶、辣椒等不被大象取食的作物，于是此处的亚洲象又将活动区域向北扩展，逐甘蔗而居，目前已活动到版纳北部的大荒田、高埂田等居民点附近，并有继续向北推移的趋势。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亚洲象在该地区分布区域的持续扩大与它们对农作物的依赖密切相关，但是这个推论还需要开展相应的科学调查来验证。

　　自然保护区内的大型工程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地的野生动植物产生消极的影响。

尤其是那些从保护区内部穿越并切断野牛动物的迁移路径的道路，不仅造成栖息地的隔离，而且增大了野生动物跨越道路时的死亡风险：

　　思茅至小勐养高速公路从西双版纳的勐养自保护区中部穿过，它的修建过程对当地亚洲象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一方面它减少了象群可以利用的迁移通道，公路建成后亚洲象能够利用的跨公路迁移通道由28条减少到23条，部分地区亚洲象活动减少甚至消失，另一方面，由于通道的被阻隔，象群有时会冒险走上高速公路路面并横穿公路，甚至导致汽车与野象相撞事件。

此外，道路的阻隔效应有可能减少或阻断动物的运动和扩散，从而使动物的家域发生变化。

为了更有效地保护亚洲象等野生动植物，对于修建于保护区内的大型建筑，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来减缓它们对野牛动植物的影响，如修建地上和地下野生动物通道，以保证栖息地的连续性和动物迁移道路的畅通。

　　大象走廊

　　长期以来，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和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亚洲象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由此造成了生境破碎化，导致种群隔离，基因流中断，再加之人为的滥捕滥杀，亚洲象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尽管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先后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普洱地区、临沧的南滚河地区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并取得了一定的保护成果，但对于分布于我国云南境内的亚洲象，如果仅仅是哪里有哪里保护，并不能真正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

　　我们对中国境内的亚洲象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研究发现：

西双版纳地区亚洲象种群遗传多样性指数很低，各地理种群之间几乎没有差别。

该地区的4个地理种群绝大多数个体没有明显的遗传差异发生，虽然栖息地彼此已经不相连，但仍可看做是一个进化地理单元。

勐腊县1960年开始大面积开垦原始森林种植橡胶，1980年以后开荒面积继续扩大。

近几年由于国际市场橡胶原料价格上升，使得西双版纳地区进一步扩大橡胶的种植面积，原生植被遭到毁灭性破坏，形成了勐醒一象明一易武，包括大小孔明山及瑶区的生态断带。

在尚勇一勐腊地区，以及普洱一勐养地区间形成了地理阻隔，象群不断退缩至现在的生态斑块内。

两地区之间的亚洲象种群在近几十年内都没有交流，地理种群仅在小范围内迁移。

根据象的线粒体DNAD-loop区核苷酸替代率为每百万年3.5％推算，在两地区个别个体间发生的变异是由不同的建群个体差异导致的，而非由地理隔离产生。

　　综合来看，由于亚洲象是一种食物需求量大、活动范围广、生殖周期长（最早14～15岁开始繁殖，通常18～20岁的雌象才能繁殖哺育后代）、出生率低（平均每2.5～8年繁殖一胎）的大型哺乳动物，导致野外种群的进化历程很缓慢。

近几十年来，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大量的农田开垦，使得亚洲象栖息地呈现高度破碎化分布，连续分布的生境变成了原始林、橡胶林等人工林、农田等斑块镶嵌状态，这导致分布于普洱和西双版纳两个区域的亚洲象群被迫隔离，失去了遗传交流。

但由于这种生境破碎化发生在近期，还没有足够长的时间造成显著的遗传差异，因此种群之间遗传分化尚不明显。

对于此问题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生物走廊带以加强被迫孤立的几个地理种群间的交流。

　　在西双版纳地区和南滚河地区之间，我们没有发现共享的遗传单倍型。

分布于南滚河的象群在上世纪80年代尚能够迁移到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线以南的区域，但由于近年来缅甸边境植被破坏严重，自1997年起就不再有象群在两国间跨边境迁移，而在南滚河地区形成了目前的孤立群体，群体数目在18～23头之间。

南滚河象群线粒体DNA核苷酸多态性与单倍型多态性都相当较低，而且南滚河象群与分布与西双版纳的其他4个象群具有显著性差异。

这表明，南滚河种群与西双版纳种群具有明显的遗传分化。

从我们所构建的系统发育树来看，西双版纳地区与南滚河地区分属于α分枝与β分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进化分枝。

因此，我们建议保护区管理部门在制定保护对策、实施保护措施时，将两个地区亚洲象种群作为不同的保护管理单元分别对待。

　　反盗猎形势仍很严峻

　　亚洲象在人们心中是巨大而聪明的动物。

然而它们巨大的身躯却不敌人类手中的枪弹。

由于缺乏科学、综合、全面的方法调查，我们对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自然消长的情况日前还难以得出结论。

但是，通过村寨访问和野外调查发现，目前我国亚洲象分布区内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大象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这对现有本已很小的中国亚洲象种群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从1998年至今，非自然死亡的亚洲象总计有54头，超过了我国现存亚洲象种群总数的1/4。

另外，在很多保护区无人到达的区或内死亡的亚洲象无从统计。

自1998年各级政府收缴枪枝以后，有记录的死亡亚洲象多为猎杀致死，死亡亚洲象最多的分布区是尚勇子保护区，计20余头，此外，据对当地护林员的访问了解，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内还有很多没有上报统计的被猎杀的亚洲象。

　　国内盗猎分子偷猎的主要目标是水鹿、赤麂、猕猴等体型相对较小的动物，目的是为了获取肉类。

猎杀这些体型较小的动物不容易被保护部门发现，即使被发现，因为大多不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所受到的惩处也不是很严厉。

但是，如果猎杀了亚洲象等被重点关注的动物，保护机构发现后会立案侦查，而且处罚相当严厉，如1994年就公审了盗猎14头亚洲象的盗猎团伙，在当地产生的影响巨大，对盗猎分子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但是近年来仍有来自国外的跨国境盗猎分子进出保护区边境地区，他们的目标直指长有象牙的雄性个体，于法也更为残忍。

目前保护区内发生的亚洲象盗猎绝大部分是跨境盗猎者所为，而我国境内的成年雄性亚洲象的个体数量已经不足20头。

近年来，随着人象冲突的不断加剧，也导致了猎杀亚洲象的不法行为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如果不对盗猎亚洲象的行为采取更加有效的防范手段的活，将严重地威胁我国亚洲象种群的长期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