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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往事

大众日报—往事·发现1

北齐王太妃傅华墓“失而复得”

近日,在济南市槐荫区后周王庄腊山河畔发掘了一座北齐“太妃墓”。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介绍,这是济南目前发掘的最大的南北朝时期墓葬。

考古人员在这座规格宏大,建筑豪华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其中三具特殊的彩绘石俑是在济南首次发现,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据出土的墓志铭记载,墓葬主人叫傅华,清河贝丘（今山东临清市境内）人。

傅华并不是真正的皇室贵妃,但是她却拥有一座形制宏大的“太妃墓”。

拨开历史的迷踪,这座北齐太妃墓从墓葬最初发现,追溯至墓主人的身后荣耀,都体现出特殊的研究价值。

1977年农民意外发现

今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太妃墓,并非历史上首次发现。

1977年,在济南西郊后周王庄，一些村民到村里的“塚子”上拉土制坯，没想到挖出一些青石。

　　这个发现令村民们十分高兴,这些光滑坚固的石头被认为是垫猪圈的好东西,于是村民们决定继续深挖。

村民挖下去把石头起出以后,一些细心的人发现了石头下面居然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器物。

当时的村民觉得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还不如手里沉甸甸的石头,幸好有一些念过书的人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是文物,就上报了济南文物部门。

文物部门接到消息赶到现场,看到了一堆四方形像金字塔一样形状的封土,还有神道两侧的一些石人、石马之类的东西。

由此,考古人员确定这是墓葬无疑。

　　当时考古人员只觉得是一个普通的墓而已,开展发掘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十分的重视。

那时候的挖掘条件很差:

之前村民挖石头时,破坏了墓室；而且当时的村民不明白墓葬中那些陪葬品的价值,一些陪葬的文物都被破坏了；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墓葬里有被盗过的痕迹。

　　工作人员将起石头的时候起出来两块大的石碑拉回去鉴定,发现这居然是当年北齐宜阳国太妃傅华夫妇的合葬墓。

遗憾的是当时的社会处在一个重大的转型时期,人们对这些事情提不起兴趣。

当时的村民只知道挖到了死人的墓,其他的事情不是很清楚。

　　    曾经被盗　挖掘停止

　　据村民回忆,他们挖石头时发现了一块碑,随后就把这块碑送到了济南市博物馆。

当时的济南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韩明祥,得到消息后立刻赶到后周王庄。

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这个墓葬还是相当有气魄的。

地上有石人、石虎、华表等,雕刻都非常精美,墓道很长。

石头垒成的墓室在地表6米以下,墓室很大,高约6米,面积近30平方米,用大块青石板砌四壁,并有四角攒尖方锥形墓顶。

南面辟券拱形门，门楣及门框均雕刻石兽。

墓室形制很像四门塔。

　　墓中还出土《北齐宜阳国太妃傅华墓志铭》一方,失志盖；同墓出土《齐故使持节都督齐兖南青诸军事齐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司空赵公墓志铭》篆书盖石一方,失志铭。

通过墓志铭可以判断,该墓为宜阳国太妃傅华和其丈夫的合葬墓。

　　当时的考古人员发现,早在1977年之前墓室就已被盗。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济南市博物馆没有财力物力把石虎、华表运回来,只运回来赵彦深母亲的墓志铭、父亲的墓志盖和一个辟邪石雕三件文物,十分遗憾。

再加上墓穴里全部都是水,人根本无法进入。

各种各样的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当时的挖掘工作停止了。

　　    共患难　母子情深

　　墓主人傅华的墓志铭大约有78厘米见方、29行志文,文章用典很多,字体优美,蚕头燕尾,共几千字。

通过墓志铭发现,这座位于济南西郊的豪华大墓是北齐宜阳国太妃傅华夫妇的合葬墓。

　　谁是傅华?

为什么叫宜阳国太妃?

这不得不提到她的儿子赵彦深。

赵彦深在北齐被封为“安乐公”,他的先人曾是北魏的贵族,后来他做了北齐的宰相,几年后增封宜阳王,功勋卓著。

在鲜卑族统治的北齐,汉族妇女少有封号。

傅华本是汉族人,母凭子贵,她被封为宜阳国太妃,死后又追封“贞穆”,是当时相当珍贵的荣宠。

　　赵彦深三岁丧父,在历史上以孝道著称。

据《北史·赵彦深传》记载,赵彦深的父亲过世后,家人让赵彦深的母亲傅华改嫁,但母亲不愿意改嫁,“自誓以死”。

史料原文载:

“彦深五岁,傅谓之曰:

‘家贫儿小,何以能济?

’彦深泣而言曰:

‘苍天哀矜,儿大当仰报。

’傅感其意,对之流涕。

”

　　共患难,母子情深。

赵彦深官至太常卿时,回到家里不脱朝服,先拜见母亲傅华,跪在地上说:

“幼小孤露,蒙训得至于此。

”母子相泣久之。

正是因为赵彦深从小孤苦,母亲品德又高,所以对母亲特别孝顺。

经过奋斗当了宰相,也一如既往地孝敬母亲。

　　墓志铭上,对傅华本人的生平也有记载。

傅华是清河贝丘（今山东临清境内）人,祖敬,河间内史；父天民,济南太守。

北齐后主天统年间（公元565-569年）,进号平原郡长君,武平初年（公元570年）,封宜阳国太妃,卒赠女侍中。

女侍中本为宫中嫔妃之职,视二品,而此以赠宰相之母,十分罕见。

　　傅华以94岁高龄去世。

赵彦深在完成父母合葬的礼仪后不久,自己也已经年逾古稀,不久后去世。

　　    太妃墓失而复得

　　今年春天,为配合腊山河分洪工程,对位于河道的太妃墓进行抢救式发掘保护。

时隔30多年,今天再去挖掘古墓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更大了:

墓地靠近腊山分洪河,地下有一层砂土层,到离地面6米多的时候,地下水就都渗出来了。

考古工作进行过程中,墓葬面临坍塌的危险。

　　考古人员通过不懈的努力进入了墓穴。

墓道两边非常规整,抹了白灰,遗憾的是没有发现壁画。

墓葬的前室已被破坏,东面的侧墙歪倒。

就在清理到距离地面7米多的地方时,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在泥泞的地上,堆着一些陶碗和锈蚀很厉害的铁器文物。

除此之外,隐约显现的一个石俑头像令人激动。

石俑头部出现以后,考古人员觉得这极有可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于是赶紧弄走旁边的淤泥。

由于墓葬发掘条件和环境非常差,他们也害怕塌方毁坏了文物。

于是工作人员全部下到墓葬里去,用最快速度把淤泥清干净,终于挖掘出三个石俑。

　　三个石俑一出土便抓住了人们的眼球:

三个高一米左右的石俑,其中有两个是武士俑。

武士石俑的头面都是面向墓门,一个石俑披铠甲,戴头盔,手持兵器；另一个没有披铠甲,但是胸前有一把剑,造型非常生动。

这几个石俑造的异常精致,栩栩如生,通过这几个石俑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石刻艺术的水平。

以石俑陪葬,在当时非常罕见,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介绍,目前太妃墓的发掘工作已告一段落。

据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判断,该墓无疑是济南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南北朝时期墓葬。

南北朝是个比较短的朝代,墓又是北朝晚期,处于社会动荡期。

现在我们关于这个时期的史料太少,实物也太少。

这个墓葬发掘对研究济南地区南北朝,特别是北齐的历史、社会文化和葬俗都非常有研究价值。

傅华太妃墓的罕见之处

　　傅华是北齐宰相赵彦深的母亲,母以子贵,傅华逝世后受到隆重的礼遇是正常的。

但是随着墓穴的发掘,一些很让人困惑的问题一点一点地呈现出来。

　　据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介绍,目前发现的大部分太妃墓都是皇家墓葬,傅华墓却是一个例外。

一般说来,赵彦深身居宰相,他的母亲去世了,按品级和官职来追封即可,怎么会出现“太妃”如此尊贵的封号呢?

赵彦深属于臣这一级别,虽然他封了王,但是“太妃”这一尊贵的称谓却是不能随便乱用的,更何况堂而皇之地刻在墓志铭上。

就算傅华的儿子是个重要人物并且与当时皇帝对大臣的赏赐有关系,但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仍然让人觉得不符合常理。

这是值得研究的。

　　傅华的后墓室最宽处有九米五,长度加上墓道得有三十五米。

这种墓葬规模不仅在南北朝时期,就算整个封建社会中也算是规模比较宏大的,这种规格的墓葬可能也不符合傅华的身份。

　　墓中出土的三个石俑在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当中也属非常罕见。

从目前掌握的大量历史资料来看,还没有发现哪个北齐大墓中出土过这种石俑。

一般情况下,济南地区、山东地区乃至全国,出土的大部分都是陶俑而非石俑。

石俑制作工艺更高,利用非常少。

从取材到整个雕刻,工序很繁杂。

南北朝时期用到墓葬当中,基本上都是陶俑。

　　按当时礼仪,大型陶俑也就七八十厘米高,但是这个墓出土的石俑,高度最高竟达到一米零五,这个也非常特殊。

要知道古代的墓葬中的陪葬品规格也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汉代名将周亚夫就是因为准备在墓葬中陪葬大量的兵器而被汉景帝治罪的。

以周亚夫的功劳尚且不能逾制,更何况赵彦深。

　　另外,陵墓中的石俑一般都是用于地上,是在神道上的。

南北朝时期的石俑在墓室中发现,很罕见。

隋朝虽然有了,但是隋朝的石俑也比这个小。

有材料表示,这石俑在墓室中出现,不仅在济南,即使是在整个山东也是第一次。

　　在济南发现的南北朝的墓,大部分都是单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间房。

而这个墓葬却是“两间房子”,好比有一个客厅似的,规格实在是比较高。

前室残留的一些铁器有可能是他们遗留的兵器,后墓室可能还有大量的陶俑,但是已经破坏,现在也无法下定论,如果有的话更能说明墓葬级别的特殊。

这些问题现在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只能等待考古人员去继续不断地研究。

傅华太妃墓的罕见之处

傅华是北齐宰相赵彦深的母亲,母以子贵,傅华逝世后受到隆重的礼遇是正常的。

但是随着墓穴的发掘,一些很让人困惑的问题一点一点地呈现出来。

　　据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介绍,目前发现的大部分太妃墓都是皇家墓葬,傅华墓却是一个例外。

一般说来,赵彦深身居宰相,他的母亲去世了,按品级和官职来追封即可,怎么会出现“太妃”如此尊贵的封号呢?

赵彦深属于臣这一级别,虽然他封了王,但是“太妃”这一尊贵的称谓却是不能随便乱用的,更何况堂而皇之地刻在墓志铭上。

就算傅华的儿子是个重要人物并且与当时皇帝对大臣的赏赐有关系,但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仍然让人觉得不符合常理。

这是值得研究的。

　　傅华的后墓室最宽处有九米五,长度加上墓道得有三十五米。

这种墓葬规模不仅在南北朝时期,就算整个封建社会中也算是规模比较宏大的,这种规格的墓葬可能也不符合傅华的身份。

　　墓中出土的三个石俑在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当中也属非常罕见。

从目前掌握的大量历史资料来看,还没有发现哪个北齐大墓中出土过这种石俑。

一般情况下,济南地区、山东地区乃至全国,出土的大部分都是陶俑而非石俑。

石俑制作工艺更高,利用非常少。

从取材到整个雕刻,工序很繁杂。

南北朝时期用到墓葬当中,基本上都是陶俑。

　　按当时礼仪,大型陶俑也就七八十厘米高,但是这个墓出土的石俑,高度最高竟达到一米零五,这个也非常特殊。

要知道古代的墓葬中的陪葬品规格也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汉代名将周亚夫就是因为准备在墓葬中陪葬大量的兵器而被汉景帝治罪的。

以周亚夫的功劳尚且不能逾制,更何况赵彦深。

　　另外,陵墓中的石俑一般都是用于地上,是在神道上的。

南北朝时期的石俑在墓室中发现,很罕见。

隋朝虽然有了,但是隋朝的石俑也比这个小。

有材料表示,这石俑在墓室中出现,不仅在济南,即使是在整个山东也是第一次。

　　在济南发现的南北朝的墓,大部分都是单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间房。

而这个墓葬却是“两间房子”,好比有一个客厅似的,规格实在是比较高。

前室残留的一些铁器有可能是他们遗留的兵器,后墓室可能还有大量的陶俑,但是已经破坏,现在也无法下定论,如果有的话更能说明墓葬级别的特殊。

这些问题现在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只能等待考古人员去继续不断地研究。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始末

2004年7月19日,中国外交部公开了一批外交档案,在这批解密的档案中,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成为众多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空难惊魂

　　1955年,由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五国发起的亚非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国政府决定派团出席。

中国政府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率队从昆明准备前往缅甸首都仰光,而另一路中国政府代表团部分成员和记者则按照原计划搭乘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

　　4月11日晚上,周恩来接到从北京外交部打来的电话报告说:

克什米尔公主号突然失去了联系,情况不明。

　　就在这时候,路透社新加坡11日午夜的电讯也刚好传来,这条电讯说:

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西北的海面失事,机身坠入海中。

机中11位乘客,包括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该机8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恐已全部遇难。

　　印度尼西亚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向北京和印度航空公司通报了情况并立即展开搜救行动。

英国政府在接到了港英当局的紧急报告后,也立即派出了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国皇家空军、海军的飞机和护卫舰丹皮尔号前往出事海域参加搜寻与营救。

　　4月12日清晨,搜救人员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处印度尼西亚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机身坠入离海岸一公里的水中。

护卫舰丹皮尔号相继找到了3具尸体,一具是飞行机械师顿哈,一具是空中乘务员毕门塔,另一具则无法辨认。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发生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震惊和谴责,同时也使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万隆之行陡然加大了危险系数,但中国政府在空难之后并没有被恐怖威胁所吓倒。

　　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万隆。

1955年4月18日,世界为之瞩目的亚非会议如期开幕。

　　    生还者的记忆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搜救和打捞工作迅速展开,不久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

在空难搜救现场,意外地找到了客机上的生还者。

　　克什米尔公主号生还者,印度航空公司的维修工程师卡尼克1958年撰写了回忆录《克什米尔公主号》。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客机失事亲历者的真实回忆,也为人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55年4月10日午后,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孟买机场起飞,经停加尔各答。

4月11日清晨飞抵泰国首都曼谷,然后,克什米尔公主号又从曼谷飞往香港,抵达香港的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时分。

　　卡尼克在回忆录里写道:

飞机刚停稳,香港航空公司的工人们就围了上来,他们大部分是中国人。

有的检查引擎,有的量机油,其余大部分人在擦引擎外面的废机油。

但是,让卡尼克感到有些蹊跷的是,当他们机组在启德机场候机餐厅吃饭的时候,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闯进来。

这个人四处打听乘坐飞机的中国代表团的情况,当得知飞机准备起飞时,他急忙冲出餐厅。

　　1955年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飞向雅加达,空中飞行时间预计7小时。

这是当天香港启德机场唯一起飞的航班。

　　北京时间4月11日下午5时30分左右,飞机正在离海面5000多米的上空飞行,从舷窗望出去,飞机正在穿越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海域。

就在这时,飞机出事了。

　　卡尼克在回忆录里写道:

“忽然轰隆一响,传来一阵沉闷的爆炸声。

”卡尼克发现机舱里的冷气管开始冒出白烟。

卡尼克马上冲进驾驶舱,向机长杰塔报告说,他怀疑是后行李舱起火,杰塔机长异常冷静地命令顿哈前去灭火。

领航员派塞克从机舱跑过来报告说,机舱右翼发动机吊舱后面起火。

　　克什米尔公主号上的大火已经失控,凶猛的火焰席卷整个飞机。

当杰塔机长从客舱回来,重新坐到正驾驶的座位上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指令是立刻发出飞机失事信号,第二个指令是采取非常措施,让飞机在水上迫降。

因为附近没有可以降落的陆地,距离最近的新加坡有350英里。

　　机舱里所有乘客都已经穿上救生衣。

正在机舱里查看情况的卡尼克大吃一惊:

熊熊燃烧的大火已经接近飞机的主油箱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液力系统、电器系统相继失灵。

机身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在黄昏的空中不断翻滚着,驾驶舱里已经充满浓烟。

　　机长杰塔、副驾驶员狄克希特在极力控制着飞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在他们最后迫降水面之前,杰塔机长决定再次发出电讯,向雅加达空中管制中心报告他们迫降的确切位置。

但是狄克希特发现无线电已经坏了,飞机与地面联系中断,这时距离雅加达约一个半小时的航程。

　　在生死关头的最后瞬间,飞机机舱四壁已经被烤得通红,无数长长的火舌喷来喷去。

机长杰塔命令把机舱内的所有紧急出口和乘务组座舱的门统统打开。

这时,滚滚黑烟进入座舱和机舱,飞机的前方能见度模糊不清。

机长想拉平飞机向左转弯企图将飞机降落到附近靠陆地的地方。

尽管机长作了最大的努力,但机身毁坏严重,完全失控,随着一声呼啸,飞机像一团烈火冲向海面,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裂为三段,坠入大海。

　　卡尼克记录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最后时刻。

当时,他要打开紧急出口:

“飞机离水面只有几尺了,连走到机舱门口都来不及了。

我很清楚,飞机随时都可能和水面相撞。

我只有站在那里,听天由命。

心里明知很危险,后面是发动机,飞机一撞到水面,螺旋桨还在转,机身还会前冲,假如飞机一歪,那发动机和螺旋桨就会把驾驶舱打得粉碎。

我被关在了领航员室里,无法出去。

我突然想到,这回必死无疑了。

突然,我听到飞机撞在水面的声音,地板好像翘了起来,我一下子滚到水里。

顿时,我觉得有很多金属片从头上掉下来。

”

　　当卡尼克从水中钻出来的时候,他看到的情景是:

“在飞机接触水面时,一个机翼脱离了机体,这使得飞机深深扎进了海里,我不敢跳海,虽然当时大约离舱口只有五英尺,我怕被划伤。

等到飞机扎入水里之后才游出来,当时我感到无数的东西砸在头上,我不敢冒出水面,又潜游了好一会儿才冒出水面。

当时我发现海面上有很多行李箱,着火机翼坠落海面,海面上一片火海,我才想起自己穿着救生衣,我记得那时人人都穿着救生衣,可是即使有救生衣,在乘客舱里的人也没有生还的机会,因为他们上浮的时候会被上顶板挡住。

　　卡尼克能够活下来,那应该是个奇迹。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中,奇迹般生还的还有两个人:

副驾驶员狄克希特在飞机坠海后,猛力踢开身旁的滑动窗,拼力钻出水面得以生还。

领航员派塞克也从坠海的飞机中死里逃生。

　　他们3个人彼此鼓励着,在鲨鱼出没的大海中,在落日余晖下,朝着远处的岛屿游去,最后终于游到一个无名小岛,被当地土著居民救助,最终被送到了英国商船“太朴号”上,并从那里被英国一艘参加克什米尔公主号搜救任务的护卫舰丹皮尔号接走。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中牺牲的8位中国人中,其中5位是记者,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和平年代以身殉职的新闻记者。

　　    调查凶手

　　1955年5月25日,众人期待已久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终于有了最终结果:

飞机因外部装置导致爆炸。

　　就在同一天,港英当局新闻处发表了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的特别公报。

公报说:

飞机失事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右翼的爆炸而造成的,因为通常这类型的定时炸弹是要在12小时以内爆炸,爆炸物事实上是当飞机在香港停留时被安放在飞机上的。

　　周恩来希望英国政府指示港英当局同我方紧密合作,尽快侦破此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周恩来亲自布置了任务,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熊向晖。

　　熊向晖转交给香港警方一份由中国情报部门侦查、周恩来亲自审定后定名为《向港英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

　　熊向晖回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陆续获得下列情报:

　　1.这一暗害阴谋是由蒋介石集团的特工机关“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主持暗杀事件的人叫赵斌丞,直接指挥的人叫金建夫,具体执行放置炸弹的人是香港启德机场检修飞机的地勤人员周驹。

　　2.用来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炸弹是美国制造的小型定时燃烧炸弹,这批炸弹是4月5日由台湾“保密局”交给从基隆开出的太古轮船公司航轮“四川号”秘密运往香港的。

运抵香港之后,交给了“保密局”下属的“香港情报站”,他们把这批炸弹存放在香港西营盘第三街178号1楼一个名叫张祖顺的住处,以后由“香港情报站”派特工李益民前往领取,最后转交周驹。

　　3.“香港情报站”曾于事先指令特工许缜训练周驹安置此项炸弹的方法。

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

　　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前,在极为短促的时间内,将此炸弹置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一个机翼的油箱附近。

　　这份情报的详细、真实与具体令港英当局感到非常吃惊。

由于中国政府提供的情报,香港警察署决定立刻开始缉捕嫌疑犯。

　　但是,就在熊向晖一行到达香港的当天深夜,他们突然得到情报:

那个名叫周驹的重要嫌疑犯失踪了!

　　    通缉罪犯

　　从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我们看到了1955年9月2日,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了《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破坏案警察调查综合报告》。

由此,可以追溯出香港对于这一事件的调查经过和蒋特组织从酝酿策划到最终实施的全过程。

　　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前,蒋特组织得知,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这架飞机将在香港进行短暂停留。

在蒋特组织看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决定在香港下手,在飞机上安装炸弹,暗杀周恩来。

　　具体密谋策划这个方案的负责人叫赵斌丞,他曾是“军统”头子戴笠的得意门生。

这个计划最重要的环节是物色什么人能够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定时炸弹。

这个人必须是香港启德机场的员工,最好是能够自然而然地接近飞机。

　　几天以后,一个化名吴义清的台湾“保密局”高级特工被秘密派往香港情报站,亲自主持督办炸机行动的实施。

吴义清几经周折最终以60万港币雇用在香港启德机场做地勤清洁工的周驹执行破坏飞机的任务。

　　之后,周驹接受了台湾特工的训练,主要是熟悉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的结构,如何隐蔽快速准确地安装定时炸弹。

　　4月11日上午,周驹和香港情报站的特工按计划把定时炸弹伪装成一包牙膏,放在水桶里,骗过安全检查,顺利带进机场。

周驹顺利登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开始了例行的飞机清洁工作。

当他确信没有人注意自己后,用最快的速度,把那颗伪装好的定时炸弹固定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一个很不容易发现的缝隙里,然后匆忙离开。

　　于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就如此注定了它悲剧般的命运,呼啸着从香港启德机场升空,开始了最后航程。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36天之后,1955年5月17日,周驹在启德机场大多数员工上班之前,在蒋特组织特工的帮助下,偷偷地躲进了陈纳德航空公司班机一间很小而且很少用到的行李舱中,偷渡到台湾。

他满以为这下子可算自由了,但却没想到被松山机场保安司令部认出,扣留。

据说,1993年,周驹在台湾悄无声息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