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红山玉文化与中华民族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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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红山玉文化与中华民族魂
红山玉文化与中华民族魂
——揭秘牛河梁
朱成杰
一、红山玉文化的形成
红山文化的重心可以说就是玉文化。
三十年代红山文化发现之初，乃至五十年代尹达先生命名红山文化的时候，红山文化并未引起世人的关注，那时还未发现红山文化玉器。
直到70年代初三星它拉玉龙的出世才引发了红山玉文化的诞生。
接着，1973年胡头沟玉器出土，79年东山咀出土双龙首玉璜。
牛河梁三官甸子出土十几件玉器。
1981年牛河梁遗址群的发现和发掘才确定了等级分明的唯玉而尊是红山文化的核心特征。
从此，红山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以玉文化为重心的发展阶段，以牛河梁为中心，辐射整个红山文化地域，上承8000年的查海兴隆洼玉器，使红山玉文化在8000年到5000年这个3000年玉文化发展链条中，处于核心地位。
红山文化的研究也从仅仅是对器物材质——“玉器”的研究而上升为包涵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文化传统起源、等重大课题的红山玉文化研究。
杨伯达先生从文物学的视角在世纪之交提出中国玉文化、玉学理论框架，提出玉文化四大板块说，从而使红山玉文化成为中国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玉学架构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学术研究体系。
而在红山玉文化体系中，牛河梁玉文化具有核心地位。
揭开牛河梁玉文化的神秘面纱，就等于解读了牛河梁的核心秘密，也可以诠释中国玉文化的深层本质内涵。
二、古老民族魂的探索
最早在考古界思考并提出古老民族魂概念的是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先生在临终前最后一部著作《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双接轨，即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的新课题。
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
这就自然而然提出，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灵魂是什么？
精华是什么？
精神支柱又是什么？
我们要继承什么？
发扬什么？
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苏先生随后写道：
“近来我曾反复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
……我国古人对‘天’‘地’，赋予了超自然的属性。
这里的‘天’是一种抽象的权威象征，一种不可抗拒的超自然正义力量。
看来，苏先生是把民族传统信仰作为民族魂考虑的，其中‘天’‘地’所蕴含的超自然正义力量是最高崇拜对象。
苏先生说：
“明清两代的天坛，就是皇帝同天对话的神圣之地，可是在祈年殿里并没有设置一般宗教庙宇里的那种偶像。
这是由于任何偶像都不足以代表天的伟大。
……对于‘地’的崇拜，反映了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
对‘君’的崇拜，则反映着对社会秩序化即国泰民安的追求。
对于‘亲’的崇拜，我看至少包括祖先崇拜以来至现实生活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是维系、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
对‘师’的崇拜，则是要求对文化、知识的尊重与继承。
在谈到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时，苏先生强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国拥有这方面的完整材料。
我们有能力用考古学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将有利于世界各国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尤其提出“老子《道德经》五千字，无时间、地点、人物，是超时空的科学，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涵盖宇宙。
如果儒学从周公时起，道学是后起的，道学的哲学理论原比儒学更精练。
”
正如苏先生的学生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序言里所提到：
“苏先生的这些思考被香港《明报月刊》选择香港回归的日子发表，足见古兆申先生把秉琦师对中国考古学的认识是放在同民族灵魂相关的重要地位上来考虑的。
这正是秉琦师最后年代思考的精髓。
……他此时是把寻找中华古文明的民族灵魂和精神支柱，作为思考的重心。
……他正在寻找的古今文化的内在联系，触及到了考古学最根本的价值，深入到了考古学生命之树的根系。
秉琦师的研究境界，又开始了再一次的升华。
”
杨先生在《巫玉之光》序言中指出，研究玉文化“应该把目光指引到史前巫的信仰系统和行为系统。
”杨先生依据牛河梁红山文化冢、坛、庙遗址及积石冢所出的玉器，提出“巫——玉——神”整合模式，通过巫玉神三者的关系可以从巫的信仰系统和行为系统中寻找到中华民族原始信仰的本来面貌。
“我国史前原始宗教——巫教还未创造出玉的供崇拜的人物神灵像，……这远远落后于泥塑和石雕的‘神像’。
但那些泥、石之像是否是天上的神灵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所以，我们今天仍不能确证已见的泥、石之‘神像’就是天地神灵之化身和寓体。
”杨老认为以前出土的玉质人物造像，其身份为巫觋像。
也就是说，在巫觋信仰系统中，还没有把天地具象为人物形象来表现，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
“任何偶像都不足以代表天的伟大”。
在《玉神物解》一文中，杨先生对神的内涵有专论，认为：
“玉神”不是西方宗教学命名的“物神”的拜物教的崇拜对象，而是我国史前的从石神分化出来的一种新的神灵或精灵，其玉物体与玉的神性是互为表里，是一致的，这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很可能是远离玉的另一境界的神，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值得重视。
杨先生曾与笔者多次讨论巫觋信仰的核心是“天”，“神”的含义也是天的化身，而没有人格特征。
“是超自然力的无形代表，又是大自然万物和现实社会的双重主宰。
”这些思考都与苏秉琦先生不谋而合。
我国著名宗教学者于锦秀先生认为：
“神物是宗教学上的‘灵物’（fitish），实质是超自然力（灵性）及其载体（灵体、灵魂）观念的物化形态；又是人们与超自然力交往的必要物质媒介和实物手段，是概括的形象思维”（《玉与灵物崇拜——中国玉文化的原始宗教学研究》）。
于先生也认为超自然力是“神”的本质含义。
以上诸位前辈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传统信仰的内涵，其实质也是对古老民族魂的一种探索。
三、红山玉文化的本质即民族魂的载体
从考古学文化中，通过史前遗存结合中国文献学、寻找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起源，也就是苏秉琦先生探寻的古老民族魂，完全可以从牛河梁红山玉文化的本质内涵中找到答案。
（一）红山文化至上圣者——巫觋身份考
杨伯达先生在《巫玉之光》前言《返璞归真，恢复史前玉文化的本来面貌——以“巫书”释巫玉》一文中认为“在研究破译出土史前文化玉器这一点上，其最佳文献应是《山海经》，而不是《周礼》！
鲁迅先生考证《山海经》为‘巫书’，如果不是用‘巫书’释巫玉就永远不能抓住史前玉器的内涵和要害”。
杨先生通过对“玉神物”及“巫以玉事神”这一由来以久的说法提出，“通过对巫的信仰系统和行为系统的研究可以恢复其史前原貌”。
杨先生是这样解释巫的：
“巫是早期人类社会中聪慧而又有智慧的少数群体，她（他）们统治着野蛮的史前民族部落或社会。
由于我国巫赋予玉以‘神物’的物神性能，使玉与一般的物质加以区别，并把神玉雕琢成玉神器，与天界沟通。
所谓天界即巫觋创造‘神灵’居住的虚幻境界，它位于昆仑之上、昆仑之虚为帝之下都，山、钟山产玉膏，瑾瑜供黄帝、鬼神所食所飨，由此直冲云霄，便是天都（见于《山海经》）。
巫事神，行傩舞，施法术，媚神、飨神，领受神的旨意，统治部落之众。
此时巫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
巫——玉——神三者垂直互动，上下沟通就是其统治模式。
”
杨先生认为“西王母、黄帝等神话人物都是巫或觋，也是各方的统治者，又是神，受人膜拜，这种信息为后人传递演变为《山海经》上的人兽合一的怪诞形象。
”“巫在原始宗教的地位是崇高的，绝对的，她（他）不仅掌握了神权，还控制着物权、族权、政权和军权，至少在原始宗教发达的时代的巫很可能是集神、物、族、政、军等五权于一身的大权独览者，在兴隆洼，牛河梁等大墓出土的玉器都是十分有利的物证。
宋兆麟先生认为史前时代的巫师，不仅是祭祀和巫术活动的主持者，也是当时科学文化知识的保存、传播和整理者，特别是祭司，是当时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巫觋》P9）。
红山文化遗址，唯玉为葬的特殊人物，就是具有以上崇高而神圣地位的大巫。
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地位，是因为他们通晓天文地理，知天时，明阴阳，通天地，不但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修炼有素，具有特殊异能的神秘人物。
牛河梁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中心大墓，随葬成套玉器的人物就是这样的身份。
尤其是16地点，工程浩大，在山岩下深凿五米随葬玉人玉凤。
特别是玉人的头部眉心有一个明显立起的凹陷，像后世佛家所说的天眼、天目，以及双手的姿式，更说明他是一个可以洞悉天地宇宙秘密并可通神的大巫。
这个有明确天目造型的玉人，以确切的出土地点，证实了佛教的天眼，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而且说明了史前大巫的身份地位的取得，是与他们具有的超能力——通神有直接关系。
[见图1]
图1图2图3
2007年五一长假，我院的研究人员一行四人，由院长雷广臻教授带队，对内蒙古早期红山文化诸多遗址进行了考察，这次对我收获最大的是，翁旗政协文史办吴甲才先生为我们提供的几处红山文化岩画遗迹，这些刻在巨大岩石上面的人物形象都是在眉心处带有一个圆形天眼[图2]，最重要的是吴先生在去年赤峰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上报道出的，北斗七星岩画石下面仍然还有这种眉心带天目的人物头像[图3]。
这就明确说明了这种人的身份，就是通晓天文，能与神灵沟通的大巫。
我还在民间收藏品上发现了这种带有天目的蚌塑人物头像。
[如图4]这就证实了杨老说的，史前人物形象不是代表天地的神灵，而是通天地的巫像。
更说明了巫的地位神圣，但是七星要刻在巨石正对着天的上面，人像要刻在星斗下面的巨石侧底部。
这也就同时佐证了苏秉琦先生的著名论断，“任何偶像都不足以代表天的伟大”。
把头像与北斗七星同刻在一个巨石上。
天眼作用是沟通宇宙、天地自然的通道，因此他只能是巫觋像，还不足代表天地自然。
所以带有天眼的巫像不是神像。
但可以是至图4
上圣者，具有崇高的人间地位。
那么这些大巫是以怎样的方式与天地沟通的呢？
杨先生指出“过去对巫的研究成果往往多限于文明时代或民族资料，对史前期巫的信仰系统和行为系统很少过问，这大大地制约了我们对巫的历史功绩及其地位的正确认识。
”（《巫玉之光》P258）
（二）巫觋的行为系统——以玉事神
通过巫觋行为系统，可以知道巫玉神三者的关系。
《说文》对巫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此说巫为祝，并以舞降神、悦神。
另一种是《说文》在释“灵”字时说：
“巫也，以玉事神，从玉”。
段注云：
“巫能以玉事神，故其字从玉”。
杨伯达先生认为古人释巫大体就是以祝舞悦神和以玉事神两种，这可能分别代表了贫玉区和富玉区这两种不同地区通神、悦神、事神以至飨神的不同方式。
其二者并不矛盾，将两地区之通神方式合在一起也就是我国史前巫的职责。
（《巫玉之光》P230）
可以说，巫的行为系统的核心就是以玉事神。
杨先生在《玉神器说》（《巫玉之光》P98）一文中指出“巫与神沟通时也离不开玉，巫用玉事神，也就是向神献玉，以之享神、媚神、敬神等等，所以，在特定的时代里，以具有神物功能的玉制造事神用的器物，这种玉器可以称为‘玉神器’。
广义的玉神器包括巫事神所用的标志与法具以及享神所用的玉或玉器等。
以红山文化玉器来说，巫事神时所用的玉勾云形器、玉齿饰兽面纹勾云器，玉龙首玦、玉发箍、玉丫形器，玉龙、玉龟（鳖）以及玉边刃圆形器等都可以称为玉神器”。
“玉神器，是巫的身份标志，通神用的法物和享物，举行一定仪式时，巫的事神、卜兆、史祝及歌舞等活动所用之玉或玉器可以统称为玉神器。
”也就是说，被巫用以事神的玉器被称为玉神器，巫的行为就是以玉神器事神。
同时，杨先生在阐述巫的行为系统时还认为“巫既是玉神器的催生婆，又是玉神器的创造者、加工者、占有者和使用者。
在某些地方的巫很可能既是聪明出众的神职人员，同时又是技艺超群的琢磨玉器和治理神器的工艺大师。
这就把巫与玉的关系从玉神器的产生开始，就绑定在一起，从选玉、制玉到用玉、验玉，贯穿始终。
那么为什么巫的行为系统要以玉做为物质表现呢？
这就要进一步考证巫的信仰系统了，也就是本文的核心。
（三）巫的信仰系统——神的本质内涵
为了揭开中华民族原始信仰中最核心的本质内涵，我们就应该结合古文献资料和考古遗存，再加上神话学的口碑传颂等来综合考察。
1.文献学考证
我们可以先从“神”这个字的造字本意理解古人。
《说文》对神的解释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
又解释申字，“申，神也”。
从《说文》的解释来看，“神”特指“天神”，它能够“引出万物”，是没有人格特征的，加上“示”偏旁，特别强调了“天”这一“所垂之象”，万物皆由此而生，而且能带给人吉凶祸福。
[图5]
《说文》释巫：
“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由此看来，无形是神的一种特点。
正如《易系辞》中讲：
“阴阳不测为神”，是一种神秘莫测，可以化生万物的自然之力。
图5
我们再从字形上看，构成“神”字的主体是“申”，而申字的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写法，字的主体都是一个S形曲线[如图6]。
那么这个S形曲线和能够“引出万物”的“无形的”自然力量有什么联系呢？
笔者曾于1998年发表《红山文化与易学探源》一文，对此做过深入探索，文中指出：
“‘S’线的本质应该是在于太阳直射点在地球南北回归线之间经赤道一年所经过的轨迹。
这也是24节气的来历。
”因为太阳直射点的S形运动造成了地图6
球上的一年四季和万物生长。
同时也导致了有些植物的茎叶,人的形体、脊柱等等也呈现了S形状，这是宇宙全息地影响着地球生命的结果。
造成阴阳寒暑的太阳与地球运动，是引出万物的原因。
古人阴阳观念的产生，就是对太阳运动规律的体验。
如寒热冷暖、白天黑夜。
阴阳的原本是阴（暗）、阳（光明）。
光的运动形态是波，其实质还是S曲线。
这是阴阳本体论。
当然，对光的波形和太阳直射点的认识，古人不会像今人一样借助于仪器，而是借助于观察。
观察有两种方式，一是对太阳等天体运动的观测;二是通过人体的机能，采用内省内视的方式方法，类似后世宗教中的天眼神通。
另外，伏羲八卦中也有S太极线。
《周易·系辞》这样说：
“古者包牺氏（又称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现代易学的研究表明，关于伏羲作八卦的传说，可以证实到七八千年。
从现有的伏羲八卦图来看，按照卦序从1到8，把八卦符号连起来，也会得到一个S曲线[如图7]。
其中震和巽，即4和5之间是S线的中心，连接了四个阳卦和四个阴卦。
虽然现存的这个伏羲八卦图，出现很晚（宋代）。
但是关于先天八卦的方位在《周易》里有这样的记载：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搏，水火相涉”（马王图7
堆帛书《易传》载，是最早版本）。
每组都是相对而言的。
史书记载，伏羲时代所画的八卦为《连山》易，黄帝时代为《归藏》，到了周代发展为《周易》。
可惜《连山》、《归藏》现已失传。
《尚书序》曰：
“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
”“三坟”即指《连山》与《归藏》而言。
济南大学中文系赵宗来先生在《从古“三坟”到〈周易〉》一文中论证《汉魏丛书》所载“古三坟取象歌”非伪书，并阐述了它与《周易》的渊源关系。
赵先生根据对《取象歌》的研究，得出《连山》、《归藏》（即古三坟）都首重乾坤两卦，这与《周易》是相同的。
乾坤代表天与地，阳与阴，日与月。
从古三坟到《周易》都是以阴阳为最基本的概念，阴阳学说是易学的核心。
赵先生经过对多种文献的考证得出如下结论：
“《连山》为伏羲先天易，纯用太阳历……”。
这说明了三坟易时代即伏羲黄帝时代，已有了太阳历法，同时伴生对太阳的崇拜观念。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连山》是天人之学，是大道之源，是易学之开山，是中华文化之肇始。
”赵先生对《连山易爻八宫分宫取象歌》的系统研究，认为《取象歌》虽难排除后人整理的可能，但必是深谙“古三坟”之旨者所为，所以不会使其原貌完全泯灭。
《取象歌》中的八纯卦之命名，即与太阳运动相符，将八纯卦与先天八卦对照来看，也非常符合。
这些都指向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现存的伏羲先天八卦图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与“古三坟”即言大道的先天易学有着极深的渊源，尤其先天八卦的方位完全符合太阳运动规律，与古文献记载完全符合[见图8]。
图中震巽为一气，为什么呢？
因为震是太阳将出未出之时，巽是太阳将落未落之时，震为动，巽为入之象便从此而来。
震为列山，即指日将裂地而出；离为连山，即指日之初升，犹与地山相连；兑名叠山，即指日渐上于天山之间；乾名崇山，即指日上天地至高处，此是阳气渐盛的过程。
巽名兼山，即指日将落与大地万物相并；坎名潜山，即指日将潜入于水地；艮名藏山，即指日深藏地下；坤名伏山，即指日潜伏地下，这是阴气渐盛的过程。
伏羲先天八卦是以日渐升起之象的震离兑乾为阳，以日落后的巽坎艮坤之象为阴；以阳气逆行，阴气顺行正相符合。
《取象歌》的八纯卦之名也正与太阳运行相符。
伏羲
创《连山》以太阳运动为依据，并以此创图8
立了太阳历法，而且盛行于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夏历。
《资治通鉴》云伏羲氏“有甲历王运”,注引《周髀算经》曰：
“庖牺立周天法度”,又引马总《通历》云：
“太昊始有甲历五运，又曰伏羲历，始于甲寅”。
《元包数总义》卷一二张行成《原序》云：
“《太玄》日始于寅，义祖《连山》”。
南宋朱元昇撰《三易备遗》，称《连山》以乾位配夏代之气候。
《夏小正》非常著名的便是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气与候的概念正是中国历法中的阳历成份。
《连山》创于伏羲，盛行于夏，为太玄所祖，其所据历法当也不相悖。
从《取象歌》看，《连山》八纯卦皆以太阳运行而命名，以“崇山君”为天，以“连山阳”为日，以“象君日”说明日在天象中的崇高地位。
《连山》之名的由来，盖与“连山阳”也不无关系。
《续汉书·律历志》云：
“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
”所以得出《连山》为伏羲先天易，纯用太阳历的结论。
（郑彝元《律历与〈易经〉》，见《周易研究》第19期60页）
那么以上典籍中提到的甲历甲寅是何意呢？
甲寅乃木也。
《取象歌》中的震巽两卦为一气属木，乃指日出，日落，始于甲寅，即始于震。
如果按先天八卦方位理解，震为东北，巽为西南。
为什么东北方代表日出，西南方代表日落呢？
关于这个问题困惑了笔者将近十年，也就是此文形成之前不久，距这次玉文化国际论坛正好一个月的6月22日，恰好是夏至日，笔者用GPS罗盘指针实际观测了朝阳地区所在纬度的日出方位，正好是东北方，日落是西北方，此日昼最长，阳气最盛。
至此笔者才恍然大悟，那么巽位就不是指这一天的日落，而是指冬至日那一天的日落，那天昼最短，夜最长，阴气最盛！
这个日出日落方位是北半球大部分地区的方位。
先人对太阳运动的观察太伟大了，用一个夏至的日出，冬至的日落把全年的阴阳二气与太阳的关系说的明白无误。
从而震巽两卦也就非常合理地称为四阳卦和四阴卦的代表，是联系八卦中阴阳两组卦系的纽带。
因而成为伏羲八卦由1到8按卦续连接而成的S线的中心主体。
这个S线就代表了一年中的阴与阳，从1到4四阳卦（乾兑离震），从5到8四阴卦（巽坎艮坤），震3、巽4正好是1到8的中间数，是统领阳与阴的核心。
同时，在这一年之中，万物从生到灭，从荣到枯，皆在一阴一阳之间。
可以说，是太阳与地球运动造成的阴阳二气，引出了万物，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S线构成了“申”字的主体，也就是“神”字的本原涵义了，就是说能够引出万物的是天地阴阳，是太阳和地球运动的客观规律。
清代学者胡煦的论述，更能帮助我们理解震巽两卦在八卦中的地位和作用。
《周易函书》云：
“木兼气形，故中处焉”。
又云：
“万物之生，始于气而终于形……伏羲八卦雷风之始始于气也，山泽之形终于形也，在中者皆雷风之气，在外者皆山泽之形，以示万物俱由中起，气始形终，生中生外。
”万物就是由“中”引出，这个“中”就是阴阳之中，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
就是“雷风之气”“雷风相搏”，是震巽两卦所代表的阴阳和合后的“中和之气”，这是形而上的无形之气，也就是《说文》释“巫”字时说的“女能事无形”中的无形之气。
这促使我们进一步地认识与思考“中”字的造字本意。
《说文》释“中”为：
“内也，从口︱上下通。
”笔者曾一度困惑，为什么中不是方位的中间，而是“内也”？
后来读过台湾胡信田先生的《黄帝大道经》，胡先生对“中”的解释是，类似小孩子玩的魔方块，在那个上下左右前后六个面都能转动的立方体内部中心，有一个方块是永远不动的，那个方块就是“中”，即“内也”！
笔者曾很受启发。
现在对这个“中”是“内也”有了新的认识。
为什么《说文》解释中为“内也”之后，又强调了“上下通”呢？
上下通就是上通天，下通地，就是通阴阳二气，并且由阴阳和谐运动相互交感后，形成“中和之气”，这个“中和之气”应是“中”的本意，它在有形的、运动的事物内部，处于无形、永恒不动的状态，它能化生万物（包括动植物）。
如果我们从甲骨文、金文的“中”字造型看，更应该理解“中”的这个涵义了[如图9]。
上下两组横置的波浪形短线，分别代表天地阴阳之气，由“︱”上下贯通而为“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应该是“神”字的进一步诠释，“中”就是本质意义上的“神”。
那么在先天八卦中，先哲告诉我们，天地定位后，阴阳始分；山泽通气、水火相涉（为图9
有形）；只有雷风相搏同属一气（为无形），是联系从水到火的中间环节。
雷风相搏的过程就是阴阳二气交合而形成“中气”的过程，所以“神”由此出，万物由此化生。
后来五行学说产生也是考虑了这个先从无形，再到有形的生成过程。
《周易·系辞》曰：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责之。
”后人解释为圣人伏羲根据《河图》创画了八卦，而《河图》与八卦的关系一直是史书的一个记载，成为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的千古不解之谜。
但是依据1996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第八版，发表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易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千古〈河图〉与八卦关系的解译》一文，破译了这个千古之谜。
该文得出结论认为：
“《河图》中确实蕴含着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河图》与八卦生成图是统一的，二者结合起来方可揭示出《河图》与八卦的关系之谜。
”《河图》给出了五行生成之序：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水为一，火为二，在五行之序中排在最前面，所以清代胡煦《周易函书》曰：
“须知阴阳五行俱是先气而后形，水火以气用，故居先；土金以形用，故居后；木兼气形，故中处焉，其坚而实者形也，而渐大则气也。
”这就说出了为什么震巽两卦处于“中”的原因，他们是连接无形到有形的中间环节，是无形（无极）之“中”，是引出“万物”
的太极（S）之“神”。
以上我们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神”的内涵进行分析而得出的认识。
那么，我们回到红山文化中，看看红山先民是如何认识那个神秘的“S”曲线的呢？
2.考古学实证——牛河梁的易学架构
首先，我们看一下红山文化彩陶礼器上的典型纹饰[如图10]，就是标准的S线。
它来自两种古老的传统：
一个是从八千年前出现的之字纹，直到七千年的赵宝沟文化陶尊上的图10
四灵图案[图11]；另一个是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瓣的图案[如图12]。
红山文化正是这两种文化碰撞而产生的，这是从微观上我们看到红山人在彩陶祭器上已使用了成熟的S图案。
图11
图12
其次，从宏观上看牛河梁遗址的布局，准确采用了伏羲八卦中震巽两个主体方位，并且中间用标准的S形太极曲线相连，[如图13
]其中的8个遗址点都是精心选择在高
图13
度大致相近的高岗上，而最西南的巽位（第13地点），恰是为符合这个理念而人工构筑的土石高地，即金字塔型土石建筑遗址；Ｓ线的东北端，恰是最重要的第一地点，即女神庙和大型方台。
这两个遗址左右侧翼都有遗址，在这两个地点之间有第2、3、4、5、10、11、12七个地点，布局在这条Ｓ线上，而且大多是出土玉器的积石冢群，这就从整体布局上体现了伏羲八卦的设计理念。
而第一地点的女神庙是遗址的重心之一，里面供奉七尊大小不一的女神像，其中主室最大一尊为真人三倍大，而且女神庙庙址造型为“十”字形，构成甲骨文“甲”字的造型主体。
前文已述，“伏羲历始于甲寅”，即始于震。
在《易·说卦传》中有一段话，“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这段资料历代学者大多不解其义，关于中国“帝”的含义，研究者颇多。
朱熹的《周易本义》曰：
“帝者，天地之主宰。
”有人从“禘”字入手理解“帝”字，“禘”始见于《春秋经》僖公八年：
“禘于大庙。
”汉许慎《说文解字》道：
“禘，谛祭也，从示，帝声。
”“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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