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集体化规范模式的确立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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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集体化规范模式的确立1
在线授课
课程名称：
中国农村发展：
理论和实践
本次内容：
中国农业集体化规范模式的确立·课程论文
2003年4月23日，周三，晚上9—10节课
课程论文：
就第四节《工占农利伴生物与农村“四清”“社教”：
第二种“阶级斗争”》内容，谈谈你对毛泽东同志为完成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而在农村进行的主辅双线努力的理解和评判。
完成时间：
暂定5月7日。
到时如果上课，课前收卷；如果不上课，请从网上发给我。
我的电子信箱：
shulan48@
评分：
满分100分。
在总成绩中相当于期末考试的1/3。
请各位对这种教学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第四章中国农业集体化规范模式的确立
第一节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 第二种尝试
合作化头6年，解决了一个问题：
要在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必须有外部注入的初始能量，必须抽取农业剩余以供资本原始积累。
为工业化服务的合作化－集体化路线就是基于此确立起来的。
从这条路线最终确立的1957年底起，我们又用了6年时间，明确了第二个真理：
在大部分剩余为外界索取的前提下，仅依靠农业内部调整经济关系，来产生农业跃进的能量，达到工农皆大欢喜，是不可能的；硬要“跃进”的话，只会工农两伤。
从而确立了集体化的规范模式。
人们多从自己的经历，尤其是错误的经历中学习。
第二个真理，是经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尝试明确的。
具体的：
1957年底～1958年底～1960年中。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发烧阶段。
1960年中～1962年秋。
经济调整，“农业60条”的制定。
退烧阶段。
1962年秋～1963年底。
规范模式下的运行。
常态阶段。
与明确第一个真理时的第一种尝试不同，这一次，付出了亿万人的最大努力和上千万人的死亡的代价。
二“大跃进”的逻辑
回顾40年前的那一场真正的浩劫，人们常常用“不可思议”，来概括感受，甚至用“滑稽”来形容当时人们的狂热。
的确，和平时期造成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的“运动”，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极为罕见。
人们已经用中国的执政党及其领袖的政策失误来解释这场运动，即与“天灾”相比，“人祸”是主要的原因。
而这一“人祸”的原因又是什么，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如此的“发烧”、“发昏”，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这种原因，与工占农利的资本原始积累又有什么关联？
这是我们首先须回答的问题。
前文已经提及，虽然毛泽东们在客观上推行的是抑农保工、工占农利的资本原始积累政策，但在主观上，他总以为农民是“自愿有利”、有生产积极性的。
因此，实现合作化后，就可以大搞技术革命，实现跃进了。
在这里，逻辑十分清楚：
中国必须尽快工业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必须动员全体人民发挥出最大的能量。
这是必要性。
而从可能性方面来讲：
国家工业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人民有积极性为此作出努力作出牺牲→合作化及整个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体制上保证了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现→农民及全体人民都能够、或只需要在共同体中竭尽全力发展生产。
为此，毛泽东用推动合作化的同样方法，即通过大搞群众运动，大批“反冒进”、“右倾保守”，强有力的推动了农村乃至全国的“跃进”。
1957年底，党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批判“右倾保守”。
1957年冬1958年春，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等农业生产高潮，几千万甚至上亿劳动力上阵，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初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在思想上为“大跃进”的发动开了路。
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宣称“一天等于二十年”，要求7年超英15年赶美；为此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播红旗拔白旗。
就这样，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三“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化的逻辑
如同统购统销要由合作化配套一样，大跃进要由公社化配套。
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为扩大农村集体经济生产经营规模的直接动因。
在中国，没有灌溉就没有稳定的农业。
而灌溉，在很多情况下，须有大规模的工程设施作保证。
跨队、跨社、跨乡，甚至跨县的工程，在工占农利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主要不能由国家财政投资，而要由农民投资，尤其是其中占很大部分的活劳动投入。
基本核算单位小，就有一个投资与受益不一致的问题，在农民的主要剩余被外部无偿抽取的情况下，受益单位不可能与非受益单位实行等价有偿的劳动互换。
这时，扩大基本核算单位的规模，就成了十分方便的选择了。
1957年冬1958年春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有相当部分是跨村、乡、县界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
这一建设需要，成为扩大生产经营单位规模的直接动因。
1958年3月成都会议通过了小社并大社的决议。
在《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中，开宗明义就是：
“我国农业正在迅速的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的适当的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尽管，从文件本身看，并无大的“狂热”——文件规定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条件：
在发展生产上有需要，绝大多数社员确实赞成，地理条件适合大社的经营，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办好大社；要求有准备有计划的进行并社，提出，不仅需要合并而不合并是不适当的，而且，不需要合并而合并，或者合并得过早过大，也是不适当的；各地可根据本地情况自行决定是否实行并社、合并规模和时间步骤。
特别是，作为文件的指导，毛泽东的提法是：
“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
这与大社完全统一核算是不一样的。
然而在现实中，各地农村争相开始了大规模的联乡并社，不仅经济上统一核算，而且生活上搞起了供给制。
4月，河南省遂平县碴岈山卫星社，由27个小社合并成一个大社，共9369户，成为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
在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的热情鼓吹下，7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到年底，全国已由74万个合作社改组成了2.6万个人民公社。
除不到1%的深山老林单家独户外，全国.1.2亿农户全部参加，每社平均由高级社的170户跃增到5000来户。
在分析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就是人们希望因此有利于地方工业、甚至社区福利事业从无到有的建设。
中国的国家工业化之所以被全体中国人认同，是因为它包含人民对于美好社会的急切向往。
当时，对于从国家最高领导到一般老百姓的所有人来说，已经取得为自己，而不是为外部列强和内部私利集团积累、建设的权利，就很可以“百废俱兴”了。
现在被誉为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异军突起”的中国乡镇企业，它的起步正是在大跃进和公社化年代；现在很受到人们称羡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都由社区补贴统筹的“苏南型”现代化农村，当时正是全国所有相信“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人们，即刻着手实行的。
乐观的人们都忽视了尚需完成严酷的资本原始积累这一关键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对于这一过程中须向外部无偿输送能量的农村，从根本上没有搞大规模、高标准，如1958年大跃进和公社化年代想搞的那种地方工业和社区福利的物质可能，而国家是不可能来“托底”的。
8个月后被毛泽东肯定“是个想事的同志”的河南修武县委书记，当时，以两个顾虑，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
一是灾荒的时候不能发工资，国家能不能给补贴，全国那么多公社，国家是否都来给你发工资；二是丰产了，别人是否就可以来拿丰收的产品。
薄一波811这正是涉及了这个根本性的制约。
四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五风三害”，后果惨烈
因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社区事业而兴起的人民公社，数千户数万人统一核算，在人均国民收入142元、人均占有粮食306公斤、农民年平均消费水平79元、农民人均储蓄余额1.3元（1957年数据）的当时，立即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在农村，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这“五风三害”，随之迅速蔓延开来－－
原合作社的劳动力、土地、山林、房屋、资金、农机具、耕牛、车辆、建筑材料等生产要素由公社无偿调拨，粮食等产品平均分配。
各地均办起公共食堂，农户私养的家禽家畜、自留地、自留山，有的地方甚至住房、家具、衣被等生活资料，一并归了公。
工资制、供给制成为公社分配的主要形式。
劳动无定额，吃饭不要钱。
少数地方甚至宣布，“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都由公社包干供给”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共办392万个公共食堂，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公社社员总数的72.6%。
对穷社穷队、富社富队合并后的财务问题，号召人们“用共产主义精神”处理，不要去“斤斤计较”、“算细帐”一时间，人们相信，这种“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工农商学兵结合”，“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就是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怀着这种美好的愿望，亿万农民真的鼓起极大的劳动热情，拼命苦干，以至在1958年春，中共中央专门发文，要求在生产高潮中控制工人农民的劳动强度。
但是各地未加理会。
建设工地上，“人山人海，火光映天，通宵不眠，大干特干”场景，到处可见。
群众睡不够、吃不好，疲劳不堪。
很快，共产风的危害显现了出来。
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被“平调”（“一平二调”，指在基本核算单位内部搞生活资料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在基本核算单位之间搞生产资料的无偿调拨）了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急剧下降。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很快变成“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
丰收年成反倒减产减收。
“放开肚皮吃饭”变为吃不饱饭。
但是地方仍强制农民加班加点，一些地方妇女甚至因劳动过度造成终身疾病。
湖北沔阳一个队1125户，1959年～1960年两年只有9个妇女生育。
在群众失去生产积极性的情况下硬要“大跃进”，势必强迫命令，势必瞎指挥，势必高指标、弄虚作假、浮夸成风。
中共中央成了全国农民的生产总指挥。
1958年8月底（北戴河会议上），曾一天向全国下了关于水利工作、深耕和改良土壤、肥料问题三个指示，鼓动“自带工具口粮”无偿外出参加水利工程劳动，具体规定深耕尺寸、施肥方法。
各地都是公社统一派活，一道命令，全体服从。
普遍出现了不少难以置信的生产措施。
比如，“一亩地下一千斤种子，一亩地下几百亩地所用肥料，把平整的土地翻成包包坎坎”；“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小麦播种‘一样化’，种了翻，翻了种，第三次种下已是腊月二十八”。
甚至为了统一完成秋收任务好上工地，1958年，一些地方将迟熟的庄稼一把火烧光，全国估计有10%的农产品未收回。
相应的，各地的“丰产卫星”也越放越高。
早稻亩产36900斤、花生亩产10000多斤等夸大数十倍上百倍的明显谎言，居然被《人民日报》宣扬并配发社论，宣称这些，“又一次生动的证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农村，所到之处，都是诸如计划亩产水稻40000斤、籽棉5000斤、皮棉2000斤、烟叶30000斤、玉米25000斤的汇报。
毛泽东十分高兴，称赞庄稼长得好，群众干劲高，地方有希望；但对具体数字，他并不直接肯定，只是问：
“能达到吗？
”而9月中下旬，刘少奇视察江苏时，更认为地方汇报的水稻亩产10000斤还不够，指示：
“还能多打些”，并预计过几年就可以只用1/3地种粮，其他1/3地植树，1/3地休闲。
他还直接肯定了粮食供给制，认为这不会使农民变懒，而是情绪更高，生产更积极；要求全体人民养成共产主义的无定额、不计报酬的自愿劳动习惯和态度。
他还“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认为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半供给半工资制，是共产主义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
当时，凡是反对这种瞎指挥、浮夸风的，就开“整风会”、“战地会”，搞“辩论”，戴“帽子”。
就这样，1958年我国正式公布的粮棉产量都比上年翻了一番，分别达到7500亿斤和6700万担，而各省上报总计更高达8500亿斤和8500万担。
直至饥馑遍地的1960年，国家还称，经反复核实，1958、1959两年的增产额高于“一五”时期五年总增额，比1957年分别增产46%和47%。
在“粮食已经过关”的前提下，征购任务当然应该增加，城乡建设事业的摊子越铺越大，处处事事“大办”，穷日子当富日子过。
征购任务和水利建设用粮挤了口粮、饲料粮，造成了普遍的牲畜大减，人因挨饿浮肿，甚至饿死。
广东省1959年春就上报饿肿10930人，已死134人。
更多的地方是隐瞒不报。
例如，山东省聊城地区从未报告死多少牲口，但收购的牲口皮占全省第一。
那个曾被大肆宣扬的河南碴岈山卫星人民公社，1960年底被揭发1959年冬1960年春非正常死亡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达30%！
吹得越高的地方，老百姓就越惨，“饿病逃荒死”，甚至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0年初所调查的浙江省富阳县环二大队，每人每天仅3～4两米，全大队不仅没有耕畜，连家禽的都没有一只。
1960年劳动工值仅0.0302元，劳动一年，人均收入仅2.53元，换不回口粮，主要劳动力只得弃家外出。
全国的劫难程度，由人口统计综合反映出来。
我国人口出生率五六十年代一般35‰以上，而1960年、1961年分别为21‰和18‰；死亡率1957年11‰，1959、1960、1961年分别为15‰、25‰、14‰。
；人口自然增长率1960年破天荒为负值，－4.5‰，1961年仅3.8%。
若以与1957年相比的死亡率差异计算，1959～1961年我国非正常死亡当在1440万人左右！
最后，在共产风的掩护下，在政治、经济、生活高度大一统条件下，基层干部的特殊化、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大大盛行起来。
粮食、工资、超产奖金、农业投资、副业收入、存款、利息、贷款、救济款、购粮款、伙食费、过节费等，都成为侵占对象。
据当时经毛泽东批转全国的湖北省麻城县材料看，“生产队（即后来的生产大队）一级干部，贪污多占的现象极其严重，绝大多数人手脚不干净，在混水中摸了不少鱼”，他们“比二鬼子还厉害”，是“一批特权人物”，“将来是修正主义的基础”。
当时，毛泽东对干部这个问题的估计是“百分之三四十的贪污面，百分之七八十的手脚不干净”。
另外，干部的补贴工分也过多。
据邓子恢当时调查，“超过全体社员总劳动工数的14%”，“有些大队干部一年补贴工分达600个劳动日之多”。
邓子恢将他们比作“保长”、“鞑子”，认为，“两户、五户养一个‘鞑子’，怎么得了”。
邓子恢的结论是：
“一般来说农民出身的干部，开始不贪污，慢慢得一些便宜，看没有什么，胆子慢慢大了，变成了贪污，由小贪污变成了大贪污”。
上述问题，要害都在于农民内部的相互剥夺：
一平二调，敞开肚子吃饭，剥夺了富社富队的财富，剥夺了劳动多的的农民的收入；干部贪污、特殊化，剥夺了其他农民群众的劳动成果。
这种内部的相互剥夺，于工业化原始积累无干，相反，极大消耗了社会财富，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对工业化极为不利。
60年代初，我国农业生产倒退了10年。
粮食总产量1959、1960连续两年减产15%，1960、1961年均在1450亿公斤水平，甚至低于1951、1952年1500亿公斤的水平。
所有农产品收购量都降到了比统购统销前一年（1952年）更低得多的水平。
其中，粮食低17%（贸易粮，1962年），同时，由1952年的净出口15亿公斤变为连续数年净进口四五十亿公斤；棉花低42%（1962年），食油低47%（1962年），肥猪低77%（1961年），其他经济作物低更多。
也就是说，农民内部的相互剥夺的恶果，将工业剥夺农业所得益处全部抵消还不够。
第二节一波三折的经济调整
比起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兴起，经济调整的迈步艰难得多。
从1958年底到1960年中，近两年时间，决策者们才最终开始了坚决的经济调整：
在全国一片狂热中，毛泽东主席首先觉察了这个农民内部相互剥夺的问题。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他开始后退。
直至1959年夏庐山会议前期，按照他的坚决要求，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应基本退到“发烧”前的状况。
可是，毛泽东的后退要求未能为地方普遍接受，一些地方干脆不向下传达他指定要与群众见面的后退精神。
这时，出现了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意见书，它极大惹恼了毛泽东。
又是毛泽东停止了后退，重新开始反“右”，尚未退尽的“烧”又复发上去。
直到1960年中，“五风三害”的惨烈后果开始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泽东，“跃进”的高调才真正停了下来。
一从反“反冒进”到反冒进的毛泽东
（一）毛泽东自称“右派”，转向开始
当时的一切文件和迄今为止的一切当事人的回忆都表明，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在全国性的“发烧”到达巅峰时，率先要求“降温”，“压缩空气”，力图纠偏。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并非仅仅从直觉反冒进，而是从一开始就抓住了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剥夺农民的要害问题，从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与共产主义阶段的“按需分配”历史阶段的不同，从社会主义阶段仍然需要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的理论高度，同几乎所有的人“唱反调”。
就在1958年10月，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高潮到达巅峰时，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运动。
为了弄清真实情况，他自己并要求部下外出视察、调查，与各路“诸侯”交谈，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各地一片的“胜利冲昏头脑”，一片的膨胀空气，经济建设尤其是农村生产的混乱和紧张，令须对6亿人的饭碗负责的毛泽东夜不能寐。
他感到，“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
面对到处的“左派”，他毅然决然宣称自己是“右派”、“右倾”，自嘲“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并自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中的庐山会议前期，接二连三的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竭尽全力纠“左”。
1958年11月9日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成为转向的第一个正式信号。
毛泽东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两本书：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汇编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指出，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讥讽“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思想混乱），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甚至建议，有兴趣的乡级同志也读；特意点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
（二）毛泽东揭示“共产风”过大过公的所有制根源，反对农民之间的相互剥夺
在三个多月后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毛泽东明确从所有制，揭示了人民公社“相当严重的矛盾”：
“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
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的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
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
具体的，毛泽东指出了“共产风”的所有制政策根源：
“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
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
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
‘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
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
毛泽东态度鲜明的站在受到“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批判的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一边，他将“几乎普遍的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说成是农民对共产风的“坚决抵抗”，是“保卫他们的产品”。
他认为，平均主义倾向，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即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过分集中倾向，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有些大社竟有上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就“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当时就一针见血的揭示这种“共产风”无偿占有农民劳动的本质：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此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
主要内容有三条：
一是穷富拉平。
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
三是‘共’各种‘产’。
……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是我们所不许可的。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
在这里，毛泽东是联系了农民对国家的农产品交售的：
“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
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
”
十分清楚，毛泽东将农业大丰收而完不成国家收购任务，反而还普遍发生比统购统销初期还严重的粮食风潮，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正确的归咎于这种农民内部的互相剥夺，也因此，他才有如此大的决心，“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而反“反冒进”，正是一年前由他本人坚持、并成为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发端的“开路机”的。
当初，人们将“右派分子”攻击的“冒进”，称为“跃进”时，毛泽东甚至认为，发明“跃进”这个词的，“其功不在禹下”，建议赠与“第一号博士”头衔；然而，时隔一年，毛泽东在自己的同事面前，完全不回避“冒进”、“冒失”、“冒险”。
他肯定“不那么冒进”的同志，批评一些人“急急忙忙往前闯”。
他甚至下意识表示：
他最怕犯冒险主义错误了——可悲的是，终究还是出现了与战争年代那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惨烈后果相似的情况！
（三）毛泽东向穷过渡大泼凉水
毛泽东当时就把普遍的混乱，立即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这一重大问题联系起来。
从30年后薄一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自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毛泽东在多种场合向穷过渡泼凉水。
关于十年规划，毛泽东认为，还是社会主义为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你现在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
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这是个客观的东西，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回事。
关于农村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毛泽东顾虑，农村要向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
关于产品调拨，毛泽东认为，调拨跟商业交换不同，现在还是要等价交换，将来共产主义的产品交换，现在还办不到。
要区分两种全民所有制，这是个客观规律，不能混同。
毛泽东批评避开商品问题的文件起草者，宣称自己就想写上去，当一点右派。
他知道，这可能触犯许多人，因为许多左派实在不愿意。
他们是竭力想把这方面缩小的，就是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
毛泽东认为，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到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
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越多越好，最好一两年内就搞成共产主义。
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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