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教材文化中性别偏见的分析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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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教材文化中性别偏见的分析研究

高中语文教材文化中性别偏见的分析研究

上海市风华中学杨芳

摘要

教材是社会性别文化的载体,它体现了主流社会文化对性别及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认知。

尤其是语文教材,由于其强烈的思想性、情感性和形象性,对学生的认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近几年语文教材选文中的女性形象的统计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教材中的性别偏见现象仍然很严重。

因此,关注性别平等,体现语文新课程改革的现代意识和民主平等理念是今后语文教材编写所要着重注意的。

本篇论文是以一位中学语文教育第一线的工作者、一位女性教师的视角,以上海高中语文S版教材和二期课改新教材两版教材为研究对象,并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来探讨高中语文教材选文中所存在的性别偏见问题,进而深入地阐释了性别教育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意义。

本篇论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部分。

简要阐述问题的提出,对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介绍文章研究的意义和现状。

第二部分先是对教材选文中的人物角色性别比例进行统计,发现以女性为主要人物形象的选文不过33篇,占教材选文总数量的7.89%,而以男性为主要人物形象的选文比例高达24.88%。

可见单从数量上看,有关女性形象塑造的选文明显过少。

在此基础上又对教材选文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归类和分析,总结出教材选文中的女性形象较为单一,且呈现的多是女性善良、柔弱的一面。

第三部分是比较教参与有关文学评论对教材选文中女性形象的分析评价,指出教参恰恰促使我们更大程度上地忽视了女性的存在,更进一步地加深了我们对教材选文中女性形象的错误认识,相对而言一些有关文学评论对教材选文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就更全面、更深刻。

第四部分是对教材编写的一些认识和建议。

如:

教材选文要注意两性的比例;教材选文要关注女性的多面性;教材选文要关注女性的地位;教材选文更要关注女性的社会角色;教材选文要注意时代感等。

最后一部分,指出本篇论文研究的基本结论和不足之处,并对教材改革的前景提出展望。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材;性别;女性形象

引言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男性、女性始终处于矛盾之中。

女性作为第二性,长期处于依附、被动的地位,这不仅限制了女性自身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20世纪以来,全球兴起了不同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女性,重新评估女性的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消除了性别、阶级、种族等社会的不平等,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那么,如何消除这些社会的不平等?

我想,文化教育无疑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我们知道,文化教育对人而言,是具有规训与解放的双重功能的。

它一方面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承和延续,要求身处传统中的个体适应、遵循既成的社会秩序和规范;而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创造、革新的功能,它可以让那些接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人更容易走出陈腐观念的桎梏,更勇于打破传统的枷锁。

在中国,几千年来我们传承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这种传统的性别观念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逐渐摆脱传统的束缚,在社会各个领域里扮演着各色各样的角色,并逐渐形成“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型女性主体形象。

我们的教育是通向人类平等的。

目前,我们的教育正逐步跳出刻板的传统性别观念,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性别平等理念去影响着我们广大的学生。

在学校中,正逐渐形成有助于实现性别平等和公平的文化环境。

根据教育社会学的观点,教材代表着社会的“法定知识”,在向受教育者传递系统的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传递着它所承载的社会主流观念,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教材。

语文教育与教材的改革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进行的,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语文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语文教育的关键——语文教材该如何改革才能适应这一大潮呢?

在此,本文回顾了自语文独立设科以来中学语文教材的演变历史,并从教材选文的角度对上海现行的两版高中语文教材加以分析总结,最后从教材的编写角度对教材的性别选文提出了建议与希望,以期诸位教材编写者能广开言路,编写出更富有时代气息的,更具开放性的、更具个性化的、性别比例更和谐的高中语文教材。

问题的提出

本篇论文对上海高中语文S版教材和二期课改新教材两版教材中所存在的性别差异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一是对上海S版6册教材和上海二期课改新教材6册教材选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男女两性在教材中出现的比例差异。

二是对教材选文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归类和分析评价,指出教材选文中的女性形象过于单一。

三是比较教参与有关文学评论对教材选文中女性形象的分析,由此来挖掘教材及教参中所隐含的性别信息。

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在这两版教材中均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性别偏见现象。

为此,建议新课改下教材的编写者多关注一下教材中所存在的性别偏见问题,在日后的教材编写中尽量多给女性一点空间,着力塑造一些健全、开朗、自尊、自爱、自强的女性,去关注女性的地位,正确评估女性的自身价值,从而建构和谐的两性文化,真正发挥教材作为主流文化的引导作用,这样才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性别观和价值观。

本篇论文的创新之处

(1)从研究对象上看:

本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上海高中语文S版教材和二期课改新教材中的女性形象。

目前,对这两版教材特别是对二期课改新教材的研究还是较为少见的。

(2)从研究内容上看:

比较了教参与文学评论中有关教材中女性形象的分析评价,更深刻、更全面地探讨了教材中的性别文化与主流社会性别文化的关系。

(3)从研究目标上看:

想借此呼吁新课改下新教材的编写者及广大的教育者,关注性别差异,跳出传统性别刻板的桎梏,以现代社会性别平等的理念来教育我们的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公平的性别观,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未来教育。

并希望社会也能加大性别平等的宣传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扭转现阶段某些大众话语中的倒退现象,使得平等的话语深入人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文献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概况

凯利和尼兰(Kelly﹠Nielsen,1982)分析了美国学校的教科书后指出,大部分的教材忽视了女性的角色。

女性极少出现在教科书上,而出现在教科书上的女性大部分限于家庭生活方面。

女性出现在教科书上的比例,随学校等级的递增而减少,即小学出现较多,中等学校以上的教科书中越来越少。

成人女性除了教师、护士和秘书以外,很少扮演其他的角色。

女性大部分从事家庭的工作,如洗衣服、烹饪、裁缝和养育子女等。

凯利和尼兰的结论说,这种教科书的叙述很显然否认了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强调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职责,这将强化两性间的不平等。

此外,崔可勒(Treckler,1973)在分析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时也发现,女性大都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例如军人的妻子,旗帜的缝制者,社会工作者,护士等。

而女性的政治运动,社会组织等不是被忽视,就是仅仅被附带提到。

崔可勒的结论说:

这些教科书教导学生,女性不会影响历史,它们只是被提出来而已,她们的贡献是附属于男人的。

甚至这种严格的刻板化印象还反映在教科书的用语上,大部分的教科书的人称都是用“他”而不是用“她”,这也告诉学生,男性是活跃的、重要的,而女性则是被动的、次要的。

(转引自欧用生,1989)。

另一方面,英国的学校教科书对两性的职业、人格和公共生活也有着不同的描述。

例如:

沙若兰的研究指出,英国初等学校的教科书也普遍描写“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

在职业方面:

男性外出工作,女性在家劳务;在生活休闲方面:

男性阅读报纸,洗自己的车子,油漆房子,女性则是烹饪、修补衣物、购物等。

沙若兰认为这与英国今日的实际情形并不相符,今日角色分化并不如此明显。

男女儿童也有区别,男孩总是从事比较刺激的、比较冒险的活动,活动繁多而且追求独立;女性则比较被动,较为固定,且女孩的活动多在室内。

男孩的玩具多为球、书、车、枪等;女孩的活动仅限于抱娃娃、跳绳、扮家家等。

男性扮演的成人角色除了父亲、伯父和祖父外,尚有军人、警察、卡车司机、农夫、邮差和官员等;而女性角色只有母亲、姑妈、祖母、教师、店员等。

此外,沙若兰还发现,教科书中的男性名字多于女性的,男英雄也多于女英雄。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学校教科书所描述的社会是父系社会,是靠男性运作的,女性的角色和活动常被忽视。

即使是极少数描述女性形象的地方,也主要是过于强调了“女主内”的家庭角色。

二、国内研究概况

就国内而言,对教材中性别歧视问题的关注一直伴随着课程社会学的成长。

在中国,无论是大陆、台湾还是港澳,由于长期受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非常普遍,人们墨守成规,习以为常。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广大女性工作者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正逐步得到改善,体现在教育中的显著改变就是女性的就学率明显升高,然而对于教育中性别分化等深层次的问题,如课堂中师生互动、教材内容等的性别研究却是不多的,在这方面台湾做的稍微好些。

1985年,黄政杰及欧用生两位教授,在检视小学生活与伦理课本时,就注意到了其中的性别偏向的问题,随即便提出了女性缺乏可认同的现代角色的分析结果。

1988年妇女新知基金会展开对小学语文课本,生活与伦理课本,社会课本;初中语文课本,公民与道德课本,历史课本和高中语文课本整体的检视工作,结果发现所有的课本中,女性无论就出现的人次及人物类型,其比率均明显低于男性,语文课本中的选文作者及文章内容也以男性人物为主。

甚至连课本中的插图也是如此。

种种结果反映出严重不平衡的性别刻板印象与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意识形态。

1993年妇女团体代表李元贞教授也就其中的两性观加以检视,发觉五年来虽已有小幅改善,但就整体而言仍不脱原先之刻板与失衡。

1994年魏惠娟对初中语文33册教科书中706篇课文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男女两性角色僵化问题严重,即男性多为掌握权势的将军、法官,女性则多是扮演着传统的角色,诸如护士、女工等。

1995年由女学会召开的“台湾妇女处境研讨会”,谢小芩教授回顾了近几年来曾做过的相关研究及其结果,强烈批评充满“性别偏见与歧视”的教材。

同年,妇女新知基金会在报告中,再度呈现此问题并提出全面检讨教科书的教改政策。

1996年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终于开放由民间编印,打破了数十年来由台湾编译馆完全垄断的局面。

1997年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副董事长苏芊玲女士在《从教材看女性的教育处境》一文中指出,教科书中:

(1)女性所出现的次数和频率远低于男性;

(2)传递强调刻板僵化的性别印象;(3)省略歪曲女性各方面的历史贡献;(4)传递男主女从的性别意识形态。

如此偏颇的教材缺乏现代女性可以学习的角色典范,无法帮助女学生建立主体性,以开展多元角色。

同时,教科书只强调狭隘的女性气质,忽略学生的多元气质与个别差异,难免会造成自我疏离、自我否定的后果。

此外,当教科书过多的重视男性价值观、单一呈现男性经验时,也就无法正视女性经验、无法保留累积女性文化的传统,从而造成女性文化的断裂。

导致现代女性在成长学习的过程中无缘知晓前辈女性的来历,只能在黑暗中孤独摸索。

1998年台湾大学毕恒达教授在《教科书中的女性》一文中指出台湾小学教科书中所出现人物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包括帝王将相、贩夫走卒,以及各行各业的人;然而女性出现的次数却极少,即使出现也不过是贞节烈女或亡国祸水,还有就是家庭主妇。

近些年来大陆亦有一些专家学者对教材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如汪名骕,崔建民、张德、朱晓彬、曾天山、史静寰、史习江等,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教材文化进行了针对性地研究。

1998年,汪名骕、崔建民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套小学五年制语文课本(1981—1983年)中的故事内容及插图进行了分析,发现图画和故事的主角男性多于女性。

除一年级外,其他各年级两性主角数量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1991年,张德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小学语文课本(1979—1982年)中的插图、故事性课文主角和人物个性的塑造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发现语文教材的上述三个方面都是高估男人,低估女人。

同时,语文教材在对男女两性的性格特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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