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财政视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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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财政视角

制度变迁财政视角

　　学以致用，经济理论的最大用处是进行经济解释。

从现实的观察开始，总结出有规律性的东西，并将其用于对现实的解释，这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本文运用财政压力周期变动下的政府行为的理论，在一个制度变迁的框架内考察了公共政策的变化。

并用来解释中国五十多年来的政策变迁，特别是对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周期中政策变化的解释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这些研究已经引起了经济学界广泛的兴趣。

国内外学者更多地从制度变迁的成因、路径、成本收益等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对未来进行了积极的预测。

经济学是对现实的解释，致力于中国经济学建设的学人不应放弃对这一史无前例变革的探索。

运用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新的视角，在不同的视角下透视体制变迁的现实，则是一种贡献①。

林毅夫、蔡昉、李周，樊纲、张军、程虹、杨小凯等分别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述，并得出了令人关注的结论。

对重大的变革，人们的认识总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

1929-1933年大危机过去了七十多年，经济学界对其成因的看法依然是远近高低各不同。

对于中国五十多年的演化，特别是二十多年的改革，我们尚处于山中，因此不识改革真面目则是常态。

给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以尽可能多层面的理论解释是经济学的任务。

多视角的研究可以提高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政府财政压力的程度是很难量化的，因此我们运用的是广义的财政概念，它不仅包括政府预算中经常账户的执行情况，还包括债务、铸币税、产权等所有能够引发公共收支变动的过程。

财政压力周期变动就是财政平衡到财政崩溃的过程，在委托代理的框架内，当委托人难以承受代理人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价格时，便会终止代理关系。

结果是财政崩溃，政府失败。

在我们对中国近六十年制度变迁和公共政策演化的解释过程中，出于谨慎的原则，我们只是考虑财政压力的大小，不进行质的区分。

下面的分析，也只是一个学者从经济学视角的学术思考。

　　从大的财政压力周期变动的框架看，中国经历了两个周期：

1949-1978，1978-2001。

前者是一个完整的从财政危机到财政平衡再到财政危机的周期。

后者，是一个从财政崩溃到财政压力缓释再到潜在财政危机的过程。

如果细分一些的话，前者还包括1958到1960年的财政压力波动。

后者，则还包括1989-1991、1998-2000财政压力的骤然增大。

本章主要讨论两个大周期的财政波动下公共政策的演化。

　　本章的内容分为三节。

第一节考察从1949-1978年财政压力周期变动下的政府行为。

第二节考察1978-2001年公共政策的演化。

第三节，对公共政策未来走势的逻辑推理。

公共政策的演变对契约完全性的影响，财政危机引发的短期政策的操作及其累积效用、收入分化引致的制度僵滞以及集体行动中权威的出现将贯穿于本章对现实的解释。

　　一、1949-1978年的公共政策演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政府一开始面对的就是巨大的财政危机。

　　财政危机的形成可以从两方面论述。

一方面是显性的，包括支付国民政府遗留下的债务、新政权的稳定与维持费用的增加等。

另一方面是隐性的，即新政权要体现出优于旧政权的经济绩效，如何选择一种较以前政权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便成为政府的一种偏好。

特别是财政危机时期，往往就是集体行动领导者的偏好。

因此，一种理想化的领导意志便转化为一种人为的试验。

这种试验在财政危机时期难以实现，一旦危机有所缓解，便又被提上议事日程。

违背经济运行规律的短期试验暗含着巨大的风险。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政府短期政策操作首先是在国内通过合约的改变来完成的。

新政权的形成是委托人重新寻找代理人的过程，制度变迁的结果是原来具有决定权的委托人不再具有决定权，而原来没有决定权的则成为一种主流的力量。

在国民政府末期，革命的最终含义是穷人不再通过土地、资本或者劳动力这些市场的要素来与富人谈判，采取的是非市场手段的暴力革命。

穷人短期内成为具有决定权的委托人，但是由于权威的存在，代理人的内部控制非常严重。

新的合约开始形成，但并不固定，也非常不完全。

表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上，就是税收并没有成为政府经常性的收入。

这一方面是因为穷人作为大集团除了人力资本外就没有别的资本，而又由于教育的投入太少，这种人力资本又特别低。

随着人头税的废止，税收收入自然不可能增加太多。

另一方面战争的破坏，使得原有的土地以及工业资本带来的增值减少，并且新合约未来的不确定性也降低了这部分要素拥有者进行投入的可能性。

　　从数据来看，1949年全国财政收入303亿斤粮，支出567亿斤粮，赤字占支出的%。

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公共政策操作的第一步就是发行货币。

1949年7月人民币发行总额为2800亿元，9月为8100亿元，10月底为11000亿元，11月达到16000亿元，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

但是由于财政的收支是以实物计价的，政府并没有获得相应的铸币税。

相反，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的四次物价大幅波动，越发增大了经济运行的不平稳性。

1949年12月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也并没有真正缓解财政危机。

而且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

　　缓解财政危机的下一步政策是政府对经济的垄断。

1950年，政府实行国家控制，并开始对重要工农业物资和外贸进行垄断，如部分有色金属矿砂，大豆和43%的土产。

政府垄断粮、棉贸易的机构也开始发展。

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4年实行棉花统购统销。

但这并没有真正解决财政危机，或者说一种隐性的财政危机需要新的政策操作。

这种隐性的财政压力来自于一种对新政权优越性的证明，也就是证明新政府经济增长优于旧政府。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原有的以劳动投入为主要因素的增长模式难以做到这一点。

转化增长方式是证明这种优越性的一种可能的选择。

二战后，工业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给中国增大了引进成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可能，而新政府在战时实行的集中性的军事化经济管理由于路径依赖的关系便成为建国初期顺理成章的政府规制。

　　产权变革是满足上述经济快速增长的可行选择。

这包括接受旧政府的资产、没收外国在华的资产、逐步没收和改造非国有工商业的资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垄断。

　　新政府接收旧政府的资产显然是合理的，因为新政府接收了旧政府的债务。

而没收外国的资产则为对外开放设置了障碍，也减少了借助外部资金解决财政危机的渠道。

结果是外部的资金注入依赖于个别的国家，国外资本俘获本国政府的可能性极大。

一旦两国之间合约的改变导致外国资本撤走，那么，本国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将会增大。

政府发放了巨额的货币，引发物价上涨，微观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更多的被指责为投机，扰乱经济秩序。

其付出的代价显然就是私人竞争的市场运行状态逐步被政府垄断所代替。

　　另一方面，195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向苏联借债，并且接受苏联传统产业的转移。

通过《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确定了156个建设项目。

一五计划确定了“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②。

结果是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形成，这首先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中国开始了重工业化的进程③，经济增长的结果是财政危机得到了缓解。

　　但是这一短期政策操作的累积效应和外部效应又使得财政危机出现。

由于引入了外资并且效果良好，资本的回报对于财政压力的缓解作用足以让政府改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且产生了依赖。

这种改变意味着政府将会试图通过一种方式将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

在一个以低级的劳动力为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经济体内，除了强制之外，劳动者的剩余是不可能以自由签约的形式转化为资本的剩余的。

在外部资本的进入不能保证稳定的资金流的背景下，通过内部的强制将劳动者的剩余转移便成为维持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方式。

在一个代理人内部控制相对严重的体制下，委托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合约的改变。

在公共政策的演化中，政府在农村与城市都采取了性质大体相同的方式。

　　在农村，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为：

政府采取初级社、高级社等组织方式，将农民的剩余通过剪刀差、粮食统购统销等转化为政府对重工业投资的投入。

而在城市，政府通过公私合营等将私人工商业的产权转化为公有的产权。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持续增长，财政压力得以缓解。

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个例证就是中国本来计划在第一期公债到期后再发行第二期，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第二期公债便没有发行。

1952-1957年，中国年均工业增长率高达18%，GDP增长率高达%,投资率在%和%之间。

　　解决财政危机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领导者的权威，于是引发权威偏好的改变。

这种改变一方面表现为政府追求一种经济增长的加速度，另一方面表现为权威独立性的增强。

在引入外资促进经济增长以缓解财政危机的过程中，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的合约是不公平的，权威的自主决策权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当财政危机开始缓解之时，权威开始力图减轻外部政府的竞争压力。

这种努力的直接结果便是外部资金对内部经济增长支持的减弱。

1958年中苏全面断交，苏联单方面中断合约，撤走技术人员并催要外债。

开放的经济重又进入闭关锁国阶段。

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现在只能依赖于不同产业的资金转移。

理论上讲，面对外部资金输入的减少，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减少投资规模，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经济增长模式与领导者的偏好决定了这种主动降低增长速度的选择是不现实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人民公社的形成便是一个必然的逻辑。

在新政权成立之时，政府对农民的承诺是土地个人所有，并以此取得了大集团的支持。

但是，这一合约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步改变。

通过人民公社，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纳入一个军事化管理的、阶层严密的生产车间，市场被彻底取消。

结果是整个社会分为两个集团，城市工人与农村农民。

前者是小集团，是领导者，后者是大集团是被领导者。

两者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完全隔离，大集团是剩余的净输出者，小集团是剩余的净输入者，贫富分化的机制开始形成。

　　因此，1958年后，“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的政策操作引发经济崩溃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政府财政危机达到高峰。

　　至此，在权威的暂时让步下，放松管制，特别是归还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便成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主要内容。

计划的放松和市场的扩大，使得经济有所恢复。

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政策观点的分歧增大了内部的交易费用，社会福利损失惨重。

加之，二元经济体制下极不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得整个社会收入分化程度加剧。

其中限制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对知识的破坏，直接堵塞了经济增长的源泉。

持续十多年的“文革”的结果是制度陷入僵滞状态。

1976年，财政危机卷土再来。

　　穷则思变，制度变迁的理由出现了。

　　二、1978-2001公共政策的演化

　　一、甩包袱的改革

　　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财政危机表现为经济增长停滞，特别是农村经济几近崩溃。

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为了生存，开始在体制内寻求制度的演变。

公共权利非正规地转移到私人手中，结果是社会福利得以提升。

这种做法在1960年代初也开始出现过，但是被遏止。

1970年代末之所以被认同，关键在于权威的偏好发生了改变。

旧权威的退出，保证了新权威的影响力的持续性。

权威的连续性可以保证公共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但是权威的偏好对制度建设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强调放权的偏好与强调集权的偏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制度建设的长期效应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也差距甚远。

　　1978年以后，政府选择的是一种风险偏好型的策略，即放弃了对农民的生活和失业保障的承诺，相应地也将土地的使用权出租给农民。

并在以后采取延长租用期限和允许流转使用的方法实现了土地产权的转移。

这种做法也是新权威在1960年代财政危机出现之后使用过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

学习的效应使得政府“甩包袱”驾轻就熟。

甩包袱和当初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都是风险偏好型的短期政策操作，二者都是代理人主动中断了委托人的代理。

不同点之一，大包大揽许诺了合约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