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鹤城移民历史和移民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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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鹤城移民历史和移民文化
话说鹤城移民历史和移民文化。
浅谈鹤城发展历史过程中积淀的
移民文化及其新的建设
当人类生活中出现城市,伴随着的总是道路的发展和民众的流动.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的兴旺与衰败就开始被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所制约,其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交通位置的转换.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
某个城池一旦被统治者选中或者抛弃,它或者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万国朝拜的圣地,或者成为破败不堪的古都废墟,留给后人的是唏嘘叹息,比如中国历史上号称六朝古都的西安和洛阳.翻遍古今书籍,”城以道兴亡”可说是比比皆是.而一个城市的兴亡,往往也伴随着民众的流动,或者携家举族迁徙到城市发展,或者携妻契子的举族流亡,可以说,流动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经常性的历史状态,在这种流徙当中,原本老死不相往来的地域的人们在不断的流动过程中,进行着优胜劣汰的生存考验,慢慢的就创造出了属于本民族、本地域的、千差万别的风俗习惯和精神生活,于是,民族和不同的地方文化就出现了.可以说,古今中外每个历史名城和现代都市都是移民组成的,城市自古以来就是移民的精神家园；城市无论大小,她都会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移民文化,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
剧活化石的“傩戏”就保存着当时代祭祀的风貌，而在鹤城地域民间流行的“阳戏”、“辰河戏”等戏种就包含着鲜明的巫风特色。
当然，本地的历史古籍和考古文物相对是缺失的，缺乏直接的论证和对接，但是这并不能掩盖鹤城在当时的一些文化交流.可以这么说,自有国家形式的行政治理之始,鹤城就进入了有记载的文化发展的时期.因为存在行政治理,楚人和土人才有面对面的交流,而这个时期的文化交流就在于楚人和当地土人的双向流动,只有相互流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才会延续.新的文化因子才会产生.而当时的楚国文化能够与中原文化共同鼎立,不能湮没当地土人的贡献,这其中就包括着鹤城在内的土著文化因子.
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很自然的，因为已经开始了国家形式的行政治理，那么改朝换代的结果只能是不断的加速地方的开发，地方治理的延续。
从秦汉到隋唐时期，鹤城没有独立成立县治，这片土地附属的县治区域和名称是在不断改变的，先后附属于黔中郡（楚、秦）、武陵郡（汉）、沅陵郡（隋）、黔中道（唐）等。
而在中央王朝的眼里，该地的庶民尤其是土著少数民族被称之为“长沙蛮、武陵蛮、五溪蛮”。
鹤城区域一带基本属于“五溪蛮”。
--------在这里，必须明确一个名词的内容：
什么是“五溪”？
“五溪”称谓来自《水经。
沅水注》：
“武陵有五溪：
谓雄溪、朗溪、酉溪、舞溪、辰溪也。
”而五溪地域包括了现在湖南省的怀化市、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市和邵阳市、常德市、娄底市的一部分，贵州省的黔东南自治州、铜仁地区，重庆的黔江和湖北的恩施自治州。
所以，现在说“五溪”不是单指湖南怀化，而是周边广阔的一片地域，而今天的苗族、瑶族、侗族、土家族（其祖先是藏缅族群巴人）等都是来源于“五溪蛮”、“武陵蛮”等历史上的地方土著。
可以这么说，随着五溪大地在纳入中央朝廷治理和外来移民不断通过戍兵、通商、教化、官治的过程中，这里的山民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
从历史史籍来看，在鹤城这块土地上，生活在山区的山民和居住在水运便利、交通要道的居民已经在发生着变化和分离。
居于县治地的人民越来越接受着中央王朝所倡导的教化，已经和外来移民不断融合成为汉民的一部分，但是远离县治的属地的民众基本延续着自己的习俗和管理方式，逐渐的演化成为今天苗族和瑶族的祖先。
我们可以从很多历史书籍上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中央王朝对苗族和瑶族的态度基本上是压迫的，民族矛盾比较严重。
民族起义和中央王朝的征战比较多，象西汉时期的田强起义、东汉建武23年开始的武陵蛮首领相单程起义（这个时期东汉著名武将马援就是在征战未果的情况下病死军营的）、三国时期吴蜀争夺武陵的战争、南朝时期对武陵山民的弃置不理以及唐朝宪宗时期的张伯靖起义等等。
从长年征战的历史事实来说，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信息：
第一个是中央王朝基本维系了对武陵地区包括今天鹤城的合法统治，并且开始了文化教育活动，发生征战本身就说明中央机构需要强化对该地区的治理，同时，为了维系征战的果实，驻军和文官治理也不可避免，于是通商和教化成为必然的现象，也就是说外来居民也在不断的增加；第二个就是有了民众之间正常的流动和交流。
战争的一个结果就是人民流离失所，尤其在这个时期，不断发生着王权的更替，人民不可能还能安居乐业。
在流离失所中，无论汉、苗、瑶、土家等民族都渴望获得安宁的生活，于是当中央王权砥定，人民要么回归故土，要么就在新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开始新的生活。
鹤城也是如此。
不断的战乱和融合，不仅民众之间，而且不同的民族中间也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因为统治利益的需要，民族和民族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比如在南北朝时期，今天的鹤城就分成很多不同种类的统治形式。
汉民基本归附县府的治理，但是在县之下，尤其是苗民、瑶民和峒民集中居住的区域就设置了峒官、峒长，实行的是“以其故俗治”的民族羁縻政策，承认民族首领的统治地位，确定他们分治的势力范围，使之“复长其民，世领其地”，施行“以蛮治蛮”的策略。
可以说，这样的分治模式长期以来限制了鹤城地区经济的开发和民众尤其是不同民族之间民众的交流和融合，也制约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正是因为同一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管理体制和经济方式，加上该地区人口分布和人口数量历史上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据-------实际也无法统计，因为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矛盾。
所以说，在这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鹤城地区的经济的开发和民众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文化交流幅度很小，变化缓慢，也是至今很少发现该历史时段文化遗址的重要原因。
进入唐宋之后，尤其是明清时期，鹤城地区的发展有了明显的改变，尤其体现在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就比较多了，不仅有考古遗址，而且保存了一些史籍记载。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时期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不仅在南北朝时期北方世族大举南迁，形成中国历史上一个跨越年代比较长、迁徙比较频繁的时期，而且从唐末开始，由于北方连年征战，而南方相对处于稳定的时期，所以这个时期南方经济逐渐的超越北方，成为中国农业和商贸经济的中心。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经济越是发达，移民活动更加频繁，因为移民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惯性。
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战争的残酷，今天的湖北、湖南、四川和贵州等地形成了千里无人烟的惨象。
据历史考证，明末清初，四川的兵燹战乱连续长达三十多年，如张献忠入川、明、清、三藩之乱等战乱，致使川人不足60万人。
这不仅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也不利于中央王朝的统治，所以在明清时期发生了政府倡导和组织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
据统计，仅四川的外地移民就占了四川全省总人口的80%（所以四川话就是以湖北话为主、涵合当地土著的蜀语支语言的西南官话的一种）。
与此同时，从明朝中期到清朝前期，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基本汉化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都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民族政策，这也进一步加快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流动。
鹤城地区正好处于东西流向移民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孔道，所以在这一时期也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开始比以前有了一些大的变化，移民的痕迹比较明显。
从地方治理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地区的城镇行政治理既然开始规范，相应的地方上就应该有了比较固定和完备的治理体系。
根据考古论证，今天中方荆坪村的踉天古城遗址就是唐、宋、元等朝代巫州、沅州、溆州的州府所在地，因为靠山临水，交通便利，居于地方统治的中心区域，所以长期以来该地成为当地治理的一个中心。
自然，从地理上来观察，今天的鹤城主城区也就是她自然的领地。
这一点并没有因为荆坪村划为中方县的属地而远离鹤城，恰恰相反，这正好说明鹤城这块地区的历史是不断变迁、比较久远的。
有行政中心，就要有传递信息和文件的驿站。
根据<<宋史。
地理>>和<<方舆纪要>>记载，今日鹤城的盈口和泸阳镇（宋代称为“怀化驿”并一直延续到清代）就是历史上该地区有名的驿站，而且盈口还是军营、驿站、军械库和圩场集市的集中地，该地分前后两街，两个码头，常因埠小人满为患，以“人盈口市”取名“盈口”。
传说“先有盈口，后有汉口”，此论可比“夜郎自大”之说，但是武汉三镇历来为“九省通衢”之地，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商贸物流中心，既然有这个传说流传，自然也可以从中间窥探出这个时期盈口的商贸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成为汉口商人比较青睐的一个物资集散地了。
移民的心理动机在于追求更加舒适和方便的生活，在于逃避战乱带来的家庭分离和骨肉离散。
从地理上来讲，一直到明清，鹤城这个地区这里并没有什么著名的交通要道，因为周围都有高山阻隔，肩挑背扛一直是当地居民主要的运输方式，虽然古代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的美誉，但是这只是鉴于这块区域正好居于湘黔交界处而已，并没有一条正式的官道存在（进出湘黔境内主要依赖的是沅水这条河道运输），加上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虽然有了官家的驿站和兵站，但是外来的兵祸还是少有横加在这个地区，而且因为临近舞水河和沅水，而在古代，根据河道运输是山区最主要的交通管道的这个基本的事实，临近河道的地方基本上是居民信息和生活最方便的地方，所以在经过历史上一系列的战乱和迁徙之后，鹤城地区尤其是盈口和榆树湾这个地区，也就是今天鹤城主城区的所在地，慢慢的成为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杂居的所在。
居民的主体基本上属于明清移民的后代。
据考证，鹤城境内杨、周、彭、李、曾、张、唐、黄、王、尹、夏、刘、向、丁、蒲、罗、谢、傅等34姓来自江西，潘、米两姓来自山东，吴姓来自云南、粱姓来自河南。
这些外迁到此的家族为了保障家族血统的延续，他们基本上都是聚族而居，往往一家一姓都住在一个同样的村落之中，并且在内部延续着自己家族原来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久而久之，成为了地方上一个主要的文化形式。
而对于先前就居住在鹤城地区的具有土著生活习俗的民众，不仅在生活方式上而且在语言和服饰、风俗习惯上都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民族特色——在这里还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明清还是后来的民国，少数民族总是被排斥的对象，所以很多跟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尽量的趋同于汉族的文化习俗，使自己尽量的跟汉族一体，这样才能维系家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民族特性是逐渐在消失的。
正因为有这些因素的存在，所以这个时期，在鹤城区域，开始出现了一些移民家族世代繁衍生息的历史活动，开始出现了体现汉族宗族制度的祠堂、会馆、族谱等等物质文化遗存。
根据现有的发现，明清时期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鹤城区榆树湾老街和东兴街、西兴街依旧保存着明清时代的建筑、店面和房屋。
有人统计过，此地共有八类特色的建筑：
一座书院（钟书院）；两对木栏内的浮雕岩狮；三个半高大的古塔；四大亭子（八角亭、求宝亭、中秋亭、长寿亭）；五个乌龟背井；六个河边码头；七座会馆（万寿宫江西会馆、太平宫宝庆会馆、福寿寺衡阳会馆、飞山宫靖苗会馆、天后宫福建会馆、江南宫江苏会馆、三义宫屠宰会馆）七个戏台（三义宫戏台、雷祖殿戏台、万寿宫戏台、天后宫戏台、飞山宫戏台、彭家祠堂戏台和尹家祠堂戏台）；八座古庙（娘娘庙、祖师殿、万圣殿、雷公殿、财神殿、回龙庵、龙王庙、阳公庙），其中榆树湾老街整个街道由上节、中节、下节、山货场（今天的中心市场，唐代时期的蒋家关）、水码头五个部分组成，“上街烟花户、下街尽门铺。
街随小弯转、四周多榆树”就是榆树的鲜明写照。
在这些建筑中均为木结构，尤其是会馆基本上都是小青瓦硬山顶，马头山墙，部分建筑还有重檐顶、瓜柱、花窗，属于典型的明清江南汉族民居特色建筑。
这些会馆的存在说明，鹤城这个地区已经是一个移民来源广泛、汉族文化明显的地区。
除此之外，鹤城地域内还发现很多留存至今的家族宗祠，保存比较完好的有接龙乡卧龙村西，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杨氏孟公祠堂和盈口乡新垦村西南，建于清朝光绪10年（公元1889年）的彭氏宗祠，其建筑风格都是穿斗抬梁式混合结构，都依据中轴线分为大门、戏台、前厅正殿、两侧厢房的格局。
这说明在明清时期，鹤城地区的中原移民后代所信奉的宗族制度已经是鹤城地区各家个姓民众凝聚人心的一个核心制度，也是维系一个大家族稳定和团结的基础，抛开贫富差距来说，在古代经济落后尤其是有外来侵犯的时候，合族抵抗外来势力的侵犯和压迫，家族宗族制度是关键。
具体到家族传统和渊源，前面提到的杨姓和彭姓都有汉族和苗族系统，杨姓和彭姓还在历史上是五溪蛮的大姓，著名的“飞山蛮”首领杨再思的后代就繁衍的比较茂盛，湘黔境内都有（侗寨居多）。
但是随着民族融合特别是通婚的进程，土著出身已经成为他们统治属民的一个障碍，于是他们习惯把自己的祖先跟中原的一个著名大姓联系起来，虚拟成中原人的后裔，所以今天的杨姓和彭姓已经成为一个汉族特点很明显的姓氏。
即使是在土家和苗家的杨姓家族，他们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也往往会联系历史上的一个知名人士作为自己的一个祖先，有的甚至就说是来自北方的一个世族后代，比如田姓土家族就认为其祖族发祥地在“雁门”而把自己神龛上写上“雁门堂”，杨姓土家族则称自家祖先来自古代“关西”地区，在神龛上自谓“关西堂”。
而建祠立堂本身就是汉族封建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从这一点来讲，今天鹤城留存的文化现象更多的体现着汉族文化的特征，是汉族不断迁徙、移民以及与地方土著不断融合而形成的。
。
此外，现在居住在鹤城地区的居民，凡是属于苗族、瑶族、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都只有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本民族的习俗和语言也基本保存在边远的山区集中居住的民族村寨，但凡是长年居住在城镇繁衍生息的家庭，其民族性基本丧失，随同于当地的汉族文化习俗。
据考证，现在鹤城的主体语言属于西南官话11个片区的的一种：
黔北片（黔北片：
贵州省北部以遵义-六盘水-毕节为中心的27县市、云南省威信-彝良-镇雄、重庆市秀山县、湖南省芷江-怀化-凤凰-新晃-吉首），具体到鹤城本地方言，其声调的调类调值与武汉话十分相似，说明在其方言的形成过程中深受荆汉话的影响。
这也深刻的说明了一个历史信息：
在一代代移民的耕耘之下，这个地区的远古土著文化基本是丧失的，留存至今的是一代代移民在跟土著通婚、贸易、交流的长期历史活动中所创造的移民文化，尤其是在明代以后的长江流域的移民迁徙来之后，汉族文化占据了地方文化的主体，所以鹤城的文化特点应该都是属于中原文化的一个支系。
根在中原，枝叶反映出地方土著的风俗习惯。
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五月端午节，同样在鹤城，有的地方过的就是五月初五，有的过的就是五月十五，不仅寓意不同，而且流传的内容也有一些差异。
但是可喜的是，尽管时间内容不同，可是在同一地方不同的居民却相安无事，体现了移民过程中民众行为中深藏的“和为贵”和“求同存异”的精神文化。
到了民国时期，湘西地区成为湘黔军阀混战的一个战场，各路军阀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着一幕幕的活戏剧。
这个时期有两个特点：
一是军阀征战直接导致了湘西地区包括鹤城区域成为了兵匪合一、土匪横行的世界，湘西是全中国最不安全的一个地方之一，号称“中国的盲肠”。
而匪患猖獗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民生萧条，经济落后，移民活动缓慢，即使有外来经商者来到这个地区，也不会在这里生根，使湘西地区成为全国发展最缓慢的一个地区。
这可以从榆树湾的居民建筑一直保存着明清时的老屋而没有新式建筑风格出现得到见证。
没有活力又危险的地区是吸引不了移民的迁徙兴趣的。
所以在民国前期鹤城基本不存在什么移民活动。
第二个特点又是一次战乱，中日抗日战争，因为是民族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有一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东部发达地区的民众纷纷避难西南，鹤城成为了一个逃难的交通要道，尤其是在1941年，安榆公路通车，鹤城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公路交通，这对鹤城的发展是一个进步。
所以同样是战乱，因为性质不一样，带来的后果也不一样。
后来的这一次迁徙又给鹤城的居民成分添加了不同的文化因子，也使鹤城的几个主要街道维持了一段时期畸形的繁荣。
随着抗战胜利，移民又返回故乡，鹤城经济活力又一次下降。
可以这么说，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历史因素的影响，整个民国时期鹤城不具备成为一个移民活动的中心，其文化习俗基本是延续明清的传统，而且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鹤城地区在历史上通过“征南”、“填南”、军屯、农屯、商贸等方式存在一个长期而缓慢的，以江南为主体的汉族及其后裔不断移民发展的过程。
在长期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的磨合发展中，大概从唐朝时期开始，汉族文化逐渐成为本地方文化的主要内核，形成为本地方的主体文化。
从文化分类上来说，窃以为还是华夏汉族文化在荆楚大地的一个分支，是古代中原农业礼仪文化在火耕水褥和巫风盛行的荆楚大地上与南方土著游耕文化交融和产生出来的。
由于地处南楚，交通闭塞，环境恶劣，鹤城地区文化发展还是逊于江汉流域的居民，但是南来的汉民在表现汉族不畏艰辛的顽强精神的基础上，吸取了南方土著辟在深山、筚路蓝缕、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精神，形成了地域文化中坚韧刚毅、勇为天下先的抗争气概，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现象：
以自给自足的山地小农经济为基础，形成注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宗族关系的社会心理，追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和谐生活方式，讲究个人的完善的道德生活，属于重视伦理价值取向的地方文化。
二、建国后鹤城移民的大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不同阶段
应该这么说，鹤城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也是丰富多彩，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县治地和城市，她的历史是短暂的。
鹤城的前身是县级怀化市，而县级怀化市的前身是怀化县。
在历史上，独立的怀化县成立于民国31年，也就是公元1942年的5月9日，1943年的1月才真正成立了怀化县政府，县治地在今天的中方县泸阳镇。
1949年11月1日，新中国怀化县人民政府在榆数湾万寿山下飞山庙成立。
1975年1月25日，划出榆树湾镇和盈口公社成立怀化县怀化镇。
1978年12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怀化镇从怀化县析出，直属于怀化行署。
1979年4月23日，撤消怀化镇，设置怀化市。
1983年3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消怀化县，实行市县合并，以原怀化市和怀化县的行政区域成立县级怀化市，成为怀化行署的驻跸之地。
1997年11月29日，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原怀化地区，设立地级怀化市。
1998年怀化撤销地区行署设立地级怀化市，原县级怀化市分设鹤城区和中方县。
之所以这么细琐的介绍鹤城的县治历史，原因很简单，鹤城的巨大变化产生于新中国建立之后的这六十年。
研究鹤城的历史是很有趣的。
一个在新中国建国初不足一平方公里、人口仅三千余人的小镇，为什么在六十年后会成为一个人口超过四十万的中型城市呢？
有人简单的归结为鹤城完全是火车拖来的城市。
火车拖来这话不假，但是完全取地利之便不是鹤城今天发展的全部的因素，因为这里倾注了新中国几代移民的坚苦卓绝的奋斗。
可以这么说，在古代先民尤其是明清移民的开拓精神的指引下，新中国鹤城的城市建设者们，新一代的移民开拓者他们可以说是前赴后继，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把一个落后的山区县城硬是建设成为了湖南西部的一颗真正的明珠，一个真正的聚宝盆，一个不再是文化沙漠的现代移民城市。
首先来说说建国后鹤城的几次比较大的移民潮。
第一波的移民潮来自于湘黔、枝柳铁路的开工建设和“三线”工程的建设。
1970年8月2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了《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下达了修建湘黔、枝柳铁路的命令，以广州、昆明军区为主在怀化组成“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总指挥部”，统一领导两条铁路的修建工程。
湘黔、枝柳铁路自1970年10月同时施工，1972年12月相继通车，怀化开始成为全国有名的一个铁路枢纽。
与此同时，怀化以其独特的战略位置，被列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大办工厂。
从军队到地方，从干部到工人，由全国各地纷纷来到怀化。
据估算，这第一波的建设浪潮带来了十多万的外地移民。
这些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中间的大部分基本就成为了今天鹤城城区居民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1975年黔阳行署搬迁到怀化，改名怀化行署的时候，怀化开始成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新的中心，人口的迁移开始成为一个常态，N次的移民浪潮在怀化这个新生的城市舞台上演。
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1957年—1964年鹤城前身怀化县迁入60527人，迁出却为63706人，入出两抵是减少3179人；1971---1990年，当怀化成为地区行署的驻地之后，共迁入人口314470人，迁出226771人，入出两抵增加87699人。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鹤城前身怀化市（县级）无论人口流动还是城区建设都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1998年的怀化地市合并，鹤城诞生，更是极大的推动了鹤城城市建设的步伐。
至今，鹤城主城区已快速成长为一个城区面积52平方公里、人口52万的中等城市，已成为湘、鄂、渝、黔、桂周边地区重要的物资、信息、技术流转中心，经济辐射面达五省（市、区）周边44个县、约9万平方公里、1500万人口的广大区域。
可以说，没有建国后的这几次高规格建设高潮（铁路枢纽和三线建设）所带来的移民浪潮，鹤城是不会被世人记住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把鹤城当成是一个梦幻般的现代城市，因为在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实现梦想的所在。
其次，鹤城的城市文化建设轨迹。
说起鹤城的城市文化建设，确切的发端始于怀化行署搬迁到怀化之后。
主要分三个时期的建设。
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
这个时期属于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所以这个时期的城市建设体现了当时的一种计划性。
从布局来看，城市的建设是严格按照行政功能来区划的。
不同的单位有着严格的区别。
彼此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尤其是中央、省级单位驻怀化的比较多，他们与地方单位有种泾渭分明的态度，封闭性比较强。
比如铁路部门，他们的居住地集中在今天鹤城城北宝家山一带，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半军事化的单位，也属于紧缺的一个行业，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社区文化都跟当地的原居民是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典型的外来文化表现，不仅是居住区域是独立的，而且在语言上，他们也坚守着一种所谓铁路普通话的传统，跟以榆树湾为代表的鹤城话保持着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性。
可以这么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这种语言都是在怀化是独立的一个语种，没有主动的跟地方语言融合。
还有行署部门，他们在安江的20多年的工作和生活，在语言上也是保持着独立性，即使在迁来怀化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安江话也是怀化行政部门一种常见的语言形式。
由于行政级别高于一切，计划高于一切，所以这个时期的鹤城的城市建设，体现在建筑物的构造和布局上，都是方正规矩的，相对独立的一种院落式格局，一切都要根据行政级别来确定建筑物的规格。
这基本是一种格式化的建筑形式，调整幅度极小。
因此这个时期的城市建设是非常缓慢的、古板的、按部就班的制式特色，城市文化的主要特色体现在拥军拥属方面，大力宏扬的是“双拥模范”文化，也是计划经济下的一种历史特色。
而居民们尤其是刚搬迁过来的居民对城市的认同感不强，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尤其是春节，基本都是回老家度假，初建的城市就象是一个孤城，缺少向心力和融合性。
第二个时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的中后期。
这是鹤城城市建设的一个承上启后的一个时期，属于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城市建设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开发区建设的模式加快了对鹤城城区建设的步伐。
突出表现在两个开发区的建设上：
一个是湖天开发区的建设，一个就是河西开发区的建设，这是彻底改变鹤城城市建设的起点。
通过这两个开发区的建设，鹤城城市不仅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和经营业者，打破了行政条块分割的城市居住格局，而且大大的开辟了鹤城在外地人心目中的地位，为鹤城的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体现在城市建筑物的布局上，已经开始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按照行政等级依照固定格式修建住房的模式。
城市建筑的特色开始有了比较大的改变，朝着开放式的格局建设城市。
原有的各个独立的建筑单位开始解体、松散，居民的居住选择性有了很大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不同地域的人口在这个时期开始大流量的迁入鹤城城区，为城市人口结构的改变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
据考证，在宋朝末年，鹤城地域有彭、向、杨等17姓，明代达到38姓，清代就增加到93姓，民国38年（公元1949年）为176姓。
但是到了1990年，根据人口普查结果，鹤城的前身县级怀化市就急速上升到526姓。
而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城市规模的基础之一。
人口姓氏的增加本身就说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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