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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学界,有三位一级教授出自同一家族,即大名鼎鼎的“冯氏三兄妹”哲学家冯友兰、地质学家冯景兰、文史专家冯沅君。

他们是亲兄妹,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作出的贡献至今令人称道。

  冯友兰是哲学泰斗,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被称为“现代新儒家”;冯景兰是著名地质学家,我国近代矿床学的奠基者,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地质学界元老,“丹霞地貌”概念的提出者;冯沅君是二十世纪初最早从事文学创作的女作家之一,与冰心、凌叔华等齐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研究生,后成为文史研究专家,著作影响学界深远。

  “冯氏三兄妹”的后人也极为出色,品学兼优,成就非凡。

据研究者统计,冯氏家族自冯友兰所在的七世起,至九世止,共有博士十余人,大学学历者六十余人,其中有4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级名校。

  冯氏子女的卓然成就与传奇故事,激励着人们奋进;“冯门望族”的血脉渊源与人文精神,启发人们思索。

  【家史】

  祖辈勤学文化传家

  唐河位于河南省西南端。

在唐河东南二十多公里处,有一个位于祁河和仪河之间的小镇,名为祁仪,冯氏祖上自康熙五十五年即从山西高平县经商落户于此。

  冯友兰先祖冯泰原籍山西高平县,冯泰之子冯珽玙后迁至河南南阳唐河,以经商为业。

及至冯泰五世孙冯玉文时,冯家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家族。

冯玉文知书识礼,也曾应试,虽成绩优异,但因与主考的人关系不谐,致使落选,他决心不走科举之路,从事工商经营,在镇上兴办酿酒作坊,经营客栈,生意兴隆,渐成祁仪巨富。

  冯玉文虽为理财高手,却受传统文化滋润颇深,并不痴迷于钱财。

清光绪年间,河南大旱,馮玉文竭尽全力赈济灾民,并为无力安葬者广施棺木,赢得当地百姓赞誉。

冯玉文在家中多处张挂“耕读”牌匾,并写下“富贵何足荣,清贫岂为苦”之诗句,希望后代都能成为踏实进取、品德高尚之人。

他育有三子,均让他们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长子冯云异、三子冯汉异均为秀才,二子冯台异更是一枝独秀,于光绪十五年中举,后又中了进士,成了官员。

  冯家有善诗之家风,冯玉文有《梅村诗稿》,冯云异有《知非斋诗集》,冯台异有《复斋诗集》,冯玉文之女冯士钧亦善诗文,但不幸在十八岁时病逝,冯家将她生前诗作辑为《梅花窗诗草》出版。

冯氏一家出了四本诗集,这亦为少见之文化奇观。

  冯友兰之父冯台异精通传统文化,善诗文,与妻子吴清芝育有三男二女,长子冯新兰,早夭,长女冯温兰,早为人妻,次子冯友兰,三子冯景兰,小女冯恭兰,后改名淑兰,又定名沅君。

其子女大多为“五·四”运动后中国学术文化领域中杰出人物,得益于家庭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冯台异科举入仕之后,被分配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此时,张之洞正在武昌办洋务,其中一项就是办新式教育。

冯台异被委派为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

当时方言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是武昌知府梁鼎芬兼任,因公务繁忙,梁氏无暇顾及校内事务,实际校务均由冯台异负责。

冯台异对新式教育非常熟悉,对子女的教育也是极为重视。

他在家设了书房,请“教读师爷”给三个孩子上古文、算学、写字、作文课,还开了几门西洋学科,开阔孩子的眼界。

  冯家三兄妹的母亲吴清芝是一位通晓诗书、思想开明的知识女性,她曾担任过当地女子学校校长。

在冯家,无论男女,小孩儿七岁一律上学,接受私塾教育。

而允许女孩上私塾,这在当地开了风气之先,因此冯家几代都出才女。

  冯台异被任命为崇阳县县令时,吴清芝在衙门家眷居所内教子女读书,屋宇逼仄,书声闻于外。

冯台异之幕僚听见了,便有人感叹“吾作幕多年,未见太太少爷如此好学。

  就这样,冯家把好学的传统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冯友兰哲学泰斗著作等身

  冯友兰(1895—199),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任清华文学院院长达18年之久,并曾担任过清华校务会议主席,主持日常工作。

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降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祈仪镇一个“耕读传家”的地主家庭。

冯家除了家道丰厚之外,更令人羡慕的是代代相传的书香之气,从祖父到父辈,都是学富五车的文化人,在这种“富而好礼”的家中,冯友兰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文化教育。

  冯友兰六岁就入馆就读,先生为表叔刘自立。

由长期读经培育成的深厚学殖,济之以渊源家学,再辅以个人特出的天资与悟性,冯友兰到了十二岁,其父便认为他的文章已达到可以考取秀才的程度。

在后来的三整年里,他又转益多师,在其他师傅的督导下继续勤学苦练,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光绪三十四年夏,冯台异暴病卒于崇阳任所,冯友兰随母吴清芝返回故乡。

回乡后,吴清芝让冯友兰兄弟报考中州公学,冯友兰以初试第二,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1911年暑假,冯友兰回到祁仪,与表妹吴淑贞成亲。

同年,其母吴清芝应族弟吴简斋之邀,出任唐河端本女学学监。

吴清芝趁机将女儿冯沅君、儿媳吴淑贞带至女学念书。

因不满于中州公学的办学状况,冯友兰决定转学武昌中学,又获悉上海中国公学在全国招生的信息,即回开封参加入选中国公学的考试。

  1912年冬,冯友兰如愿以偿,以河南官费生资格,抵沪入中国公学。

在中国公学的求学过程中,他的英文得到了加强,初涉西方逻辑理论,引起了他极大的学习兴趣。

对逻辑的兴趣,又使得他向往学习西方哲学,这为他今后立志专攻哲学选定了道路。

  1915年,冯友兰从中国公学毕业,考取北京大学法科。

进入北大后,他从法科转入哲学,是北大中国哲学门开办以来招收的第二批学员。

冯友兰升入大三的时候,胡适正好由美国学成归国,于1917年9月起在北大开讲中国哲学史,并成了哲学研究所的创所所长,而冯友兰立刻就选修了胡适在研究所讲授的全部两门功课,并大量地选修西方的社会科学课程,治学方向和兴趣已由传统学问向西学转移。

  冯友兰进入中国公学读书不久,其妻吴氏便病故。

1914年由同学金松岑介绍,他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任载坤相恋。

任载坤的父亲任芝铭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他率先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叫他的六个女儿统统放脚,并送她们到外边上学。

二人志趣相投,大学完成学业之后便喜结连理。

  1918年,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河南开封,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省立师范学校里教国文和修身。

由于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和几位朋友在河南办了一个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叫《心声》。

这个刊物,在当时的河南是唯一宣传新文化的刊物。

  1919年秋,冯友兰来到北京,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出国留学资格考试,于192年1月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洋哲学。

当时在该研究院担任导师的杜威教授对冯友兰十分器重,在一封推荐信中称赞冯友兰“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

在哥伦比亚大学三年学习期间,冯友兰致力于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回国。

  随后,冯友兰先在河南中州大学任教,尔后北上,先赴燕京大学,后又至清华大学。

抗战时期,他随清华师生南迁,先到湖南衡山,后又至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危难中砥砺德行、在艰苦中勤于学问。

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冯友兰教学之余,共完成了六部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被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

他正是通过“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1946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返时,在西南联大立了一个纪念碑,碑文是冯友兰所作。

碑文中的铭辞概括联大校歌的意思“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大一统,無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神京复,还燕碣”。

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

  同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任客座教授一年,集结其间讲稿出版《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后,冯友兰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婉言谢绝了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

  北平将要解放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离校,冯友兰被推选为校务委员会临时主席,他一方面组织师生照常上课,一方面成立学校保卫委员会,保护学校资产,维持校内秩序。

  1949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正式接管清华,冯友兰以校务委员会代理主席身份,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清华大学从即日起,正式成为人民政府主管的大学。

”冯友兰在清华工作达二十年之久,他最后把这所名校交到人民之手,是这所大学的有功之臣。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

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冯友兰潜心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他筚路蓝缕,殚精竭虑,第一个写出系统、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不仅在中国,在东南亚亦有深刻影响,像他这样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在中国寥若晨星。

  199年11月26日,冯友兰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

  冯景兰地质先驱桃李满门

  冯景兰(1898—1976),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地质教育家、矿床学家、地貌学家。

在两广地质、川康滇铜矿地质、豫西砂矿地质、黄河及黑龙江流域新构造运动、工程地质学等方面进行过大量开创性工作,而对矿床共生、成矿控制及成矿规律等研究贡献尤大,提出了“封闭成矿学说”,他参与主编的《矿床学原理》是矿床学的系统专著和教科书。

他是中国矿床学重要奠基人之一,提出了“丹霞地貌”概念,在地貌学上亦有建树。

  1898年,冯景兰出生。

父亲冯台异是清末进士,哥哥冯友兰是著名哲学家,妹妹冯沅君是现代著名女作家。

冯景兰儿时入家乡私塾,后就读于县城小学,1913年入河南开封省立第二中学学习,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8年,冯景兰考取公费赴美留学,入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矿山地质,1921年毕业,同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矿床学、岩石学和地文学,1923年获硕士学位。

当年回国,从此终生献身于祖国的地质教育和矿产地质勘查事业。

  1923到1927年,冯景兰任河南中州大学讲师、教授和矿物地质系系主任。

除教学工作外,他还研究了开封附近的沙丘。

这是他与黄河治理和开发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

1927年,他到河北昌平黑山寨分水岭调查金矿地质,这是中国最早进行的现代矿床地质工作之一。

  1927到1929年,冯景兰任两广地质调查所技正。

他先后与朱翙声、乐森璕等共同工作,调查广九铁路沿线地质、粤北地质矿产和粤汉线广州至韶关段沿线地质矿产综合考察工作等。

他们对粤北的地形、地层、构造和矿产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充分注意到区内第三纪红色砂砾岩层广泛分布。

该层在仁化县的丹霞山发育最完全,丹霞层呈平缓状产出,经风化剥蚀后形成悬崖峭壁,到处奇峰林立,构成独特的景观,冯景兰遂将其命名为“丹霞地形”或“丹霞地貌”。

这个命名至今仍为中外学者沿用。

  1929年,在爪哇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举行的第四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冯景兰宣读了关于广东地质矿产的学术论文。

回国后,他还著文介绍了国外火山学研究的进展。

  1929到1933年,冯景兰任北洋大学教授,讲授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和普通地质学等课程。

这段时期调查过辽宁沈海铁路沿线地质矿产、河北宣龙铁矿成因、陕北地质等。

这时,冯景兰不仅潜心于国内的地质调查工作,而且对国际上地学动态也十分重视,并且尽量将重要的信息介绍到国内,以提高国内地质工作的水平。

如为促进中国矿产资源的开发,他编著了《探矿》一书,该书1933年在商务印书馆初版后,不止一次再版,发行甚广,也是如今的《找矿勘探地质学》前身。

  1933年起,冯景兰任教于清华大学地学系,不久,兼任地学系系主任,讲授矿床学、矿物学和岩石学等课程。

  1933到1937年,暑假期间冯景兰等调查了河北平泉、山西大同、山东招远以及泰山等地的地质和矿产。

他是招远玲珑金矿地质研究的先驱之一,近十多年玲珑金矿的地质研究才是兴盛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在昆明与北京大学等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冯景兰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任云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和采矿系系主任。

这段时期,冯景兰主要研究四川、西康和云南三省的铜矿。

1942年,出版了《川康滇铜矿纪要》。

由于该书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实际意义,因此获当时教育部的学术奖。

这时期冯景兰除在地质教育方面的贡献外,还充分发挥了他在地质、地貌等方面科研的专長。

  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师生回平津原校,冯景兰仍在清华大学任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冯景兰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任教,努力培养人才,同时还从事地质矿产和水利资源的调查研究。

  195年3月,应水利部邀请,参加豫西黄河坝址地质勘察,指出三门峡坝址的地质条件最好。

1951年6月,冯景兰被任命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参与新中国地质工作的全面规划。

1954年,又被聘为黄河规划委员会地质组组长。

同年12月,冯景兰编写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调查报告》中的地质部分。

  1956年,冯景兰参加了全国12年科学发展规划工作,同年被选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了全国和北京市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1957年,冯景兰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

冯景兰根据国家需要,开始招收研究生。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的导师,先后指导约2个研究生。

冯景兰从事地质教育达5年之久,培养了几代地质人才。

在《冯景兰教授诞辰9周年纪念文集》中撰文的他的学生中,有学部委员、教授、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等,真是“桃李满天下”。

  1969年11月至1972年春,冯景兰与夫人在江西峡江农村五七干校度过。

他们从干校回京后,冯景兰立即翻译国外新出版的《岩浆矿床论文集》中的文章,一共译了9篇,对于学术界贡献极大。

  1976年9月29日上午8时,冯景兰因心脏病猝发去世。

  冯沅君文史女杰名满京华

  冯沅君(19—1974),河南省唐河县人,现代著名女作家,中国古典文学史家,大学一级教授。

原名冯恭兰,改名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沅君、易安、大琦、吴仪等。

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古典文学及诗词,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代表作《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等。

  冯沅君原名恭兰,后改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大绮、吴仪、漱峦、易安、沅君等。

19年9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父亲是冯台异,兄长是冯友兰、冯景兰。

年幼的冯沅君喜爱读古文,尤爱读唐诗,十一二岁时不仅能背诵大量的诗词,而且还能够吟诗填词,故有“才女”之誉。

  冯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暂,在她刚满8岁的时候,父亲冯台异突患脑溢血病死于崇阳县衙任中。

父亲病逝后,冯沅君跟随母亲及两位兄长,又返回到了唐河县老家的大家庭中。

191年,冯沅君入县立端本女子小学堂。

辛亥革命时辍学,居家自修。

没过多久,她的两位兄长纷纷离家远赴开封、上海进了大、中学堂,在学校接受了一些新的东西,使冯沅君逐渐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

她不再满足于深居闺中读书习字的生活,热切地企盼像两位兄长那样,到大城市去读书,受教育,汲取新的文化知识。

  说来也巧,机遇从天而降,北洋政府决定将原来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17年开始招生。

冯沅君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她说服母亲,毅然随两位胞兄进京投考。

当时,北京女高师入学考试只考国文一门,冯沅君自幼从母学习国文,有较好的基础,自然是一举考中了。

就这样,17岁的冯沅君成了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

从此,冯沅君开始了崭新的学校生活。

北京女高师汇集了一批优秀教师,李大钊、胡适、周作人、吴贻芳等名师都曾在该校任教。

  此时“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女高师的方校长是一个思想顽固的老官僚,他不准学生上街参加爱国游行,并下令紧闭校门,还特意派人在校门上加了一把大铁锁。

然而,冯沅君却无视学校的严束,第一个搬起石块砸碎了铁锁,全校的同学夺门而出,与北大、清华等校的师生们会师。

这件事使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获得了一个勇敢无畏的好名声,受到广大师生的赞扬。

此后,冯沅君受15所女校爱国学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并游行请愿上书,又迫使校长辞职。

她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为话剧,亲自扮演焦母,进行反封建宣传,得到李大钊的称赞和《戏剧杂志》社陈大悲等人的支持,连演3天,盛况空前。

北大、清华的师生们开了专车前往观看,李大钊、鲁迅都来看过戏。

《孔雀东南飞》的演出,使冯沅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写文章说冯沅君此时是“名满京华”。

  1922年,冯沅君从北京女高师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研究生。

  1923年,冯沅君开始小说创作,以笔名淦女士在《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上发表《旅行》《隔绝》和《隔绝以后》等篇。

她的小说充满了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在当时曾震动过许多读者,“淦女士”一时成为2年代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时有“黄(庐隐)、凌(叔华)、冯(沅君)、谢(冰心)”之称。

  1926年,冯沅君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卷葹》,由鲁迅编入《乌合之众》,深得鲁迅的识。

1924年冬,孙伏园得到鲁迅的支持,在北京创办了《语丝》,冯沅君被聘为《语丝》的特邀撰稿人,文笔有了变化,署名也由“淦女士”改为“沅君”。

她在《语丝》上连续发表了若干篇小说、杂感或考证文章。

她写的杂文短小精悍,语言犀利,一时轰动了北京的新闻界,更轰动了文坛,在2年代中国新文学中占有了一席光荣的地位。

  1926年,冯沅君和陆侃如相恋,当时的陆侃如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高材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

当冯沅君向大哥冯友兰要求同意她与陆侃如的婚姻时,冯友兰因为妹妹小陆侃如三岁,并打探到是妹妹主动追的陆侃如,他未置可否,最后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出面写信给冯友兰“请不必多问。

”冯沅君得以最终挣脱包办婚姻的枷锁。

  1929年二人结婚,尔后,冯沅君中止了文学创作,跟随夫君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193年,冯沅君应聘到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

北京大学是全国名牌大学,以往没有女教师登过讲坛,而年仅3岁的冯沅君却开此先河,成为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学女教师之一。

  1931年,冯沅君与丈夫陆侃如合著的《中国诗史》出版。

这是继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又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诗歌史专著。

此著作被鲁迅指定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唯一的一部诗歌史专著。

继这部书之后,他们夫妇又合著了《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被列为“大江百科文库”之一,此书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向国外发行,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毛主席当作经常读的案头读物之一。

  1932年,冯沅君与丈夫陆侃如赴法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这是我国女性在巴黎大学首次荣获这一学位。

回国后,她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曾任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副校长。

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教学工作外,她主要从事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其间修订了《中国文学史简编》,与陆侃如合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已被译成英文和罗马尼亚文。

还和北京大学林庚教授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

  1955年,冯沅君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

1962年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工作者。

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第三届代表,山东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

  2世纪六十年代,受高教部委托,她与北大林庚合编《中国历史诗歌选》,林庚主编上编,冯沅君主编下编,此书荣获国家教委统编教材一等奖。

  1974年6月17日,冯沅君因患结肠癌,病逝于济南,生前曾立下遗嘱,把他们数十年的全部积蓄6万余元人民币及2万余册珍贵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山东大学。

  【轶事】

  粉条与粉笔

  197年,冯台异在湖北崇阳县做知县,冯友兰、冯景兰、冯沅君三个小孩都跟着到崇阳。

冯台异给三个孩子请来个教书先生,设了一间书房,功课只有国文、算学两门。

先生教算学要用黑板和粉笔,粉笔在崇阳买不到,当时粉笔又被称为粉条,冯台异十分苦恼,就写信托在汉口的亲友去买粉条,谁知亲友接到信后,托人捎回來一大包吃的粉丝。

原来汉口的人管吃的粉丝也叫粉条,令冯台异哭笑不得,只得令孩子暂学国文,又去信托人买粉笔。

  思考致手骨折

  冯友兰是一代哲人,深思慎取是他的特点。

他经常沉湎于思考之中。

他的挚友金岳霖曾经幽默地讲过一则故事抗战初,清华教授们从长沙往昆明迁移,途经镇南关,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

别人都照办,只有冯友兰听了这话,便考虑,手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

还没思考完,他伸出去的手已经被城墙擦骨折了。

  【家风】

  崇文重教

  冯友兰家族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家族,以耕读传家,非常重视中国古典文化的学习,同时以家族榜样及传统乡土教育的驱使,为子女营造了好学、积极向上的家庭氛围。

  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是一位好学之人,为了给孩子延请名师,他花费了大量钱财和精力。

百里开外的新野县有位举人赵一士,冯玉文认为他最适合做孩子的老师。

为了聘请赵举人,他坐着牛车多次上门拜访,“三顾茅庐”,终于用赤诚之心打动了赵举人。

冯玉文不仅给赵举人开出很高的工资,还把他敬为上宾。

每日清晨,冯玉文就穿戴整齐,到床前恭请,每顿饭都恭敬相陪。

家里来了客人,也总是请赵举人坐上位。

后来,这样的习惯渐渐地成了冯家的老规矩。

  冯友兰父母也很注重言传身教,远见卓识的引导,尤其是其母亲的嘉言懿行深深地滋养着冯友兰兄妹。

随父迁徙中,冯氏三兄妹得以获得放眼世界的机会,从这一视角来看,现代家庭教育应该重归传统国学教育,重视家长教育本领的提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注重开阔眼界、丰富阅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积劳成疾去世后,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吴清芝的身上。

这个柔弱的女子不畏生活的艰辛,毅然撑起了整个家。

在亲自教三兄妹读书的日子里,吴清芝为了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就做了个日晷,严格规定孩子们的作息时间,并且要求孩子长期坚持,以锻炼他们的心性。

她曾经说“我教孩子没有什么长处,只是有耐心、持之以恒罢了。

”可以说,母亲吴清芝的言传身教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对冯友兰进行了培养和教育,在耳濡目染之下,他养成了规律作息的良好习惯,也培养了持之以恒的良好品质。

  冯友兰热爱学习的精神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使冯氏家风得以传承。

他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曾言“父亲平常没有什么休闲娱乐,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就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

”宗璞追随着父亲的道路不断前行,在向学的道路上既创作又科研,成绩斐然。

  【家族】

  冯钟越(1931—1982),冯友兰之子,杰出的飞机结构强度专家,长期从事飞机结构设计与强度研究工作,在新型歼击机结构强度计算与试验,航空结构分析系统(HAJIF)的开发研制和航空结构静、动、热强度试验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长期积劳成疾于1982年1月不幸病逝,年仅51岁。

  宗璞(1928—),原名冯钟璞,1928年出生,当代作家,常用笔名宗璞,笔名另有丰华、任小哲等。

中共党员,原籍河南省唐河县,生于北京,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

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第六、七届名誉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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