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献学研究进展.docx

我国文献学研究进展.docx

《我国文献学研究进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我国文献学研究进展.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我国文献学研究进展

2011年我国文献学研究进展

王余光/郑丽芬

2013-1-2410:

33:

46　　来源：

《国家图书馆学刊》（京）2012年3期

　　【英文标题】AdvancesinPhilologyStudyinChinain2011

　　【作者简介】王余光，教授，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郑丽芬，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以2011年公开发表的文献学论文和主要著作为基础，梳理本年度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从文献学理论研究、文献学专题研究、专科文献学研究和文献学家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和总结，以期为研究者了解2011年度文献学研究进展提供参考。

　　Thisarticlereviewedthepapersandmonographsofphilologypublishedin2011,andanalyzedtheannualadvancesinphilologystudyinthefollowingfouraspects:

thephilologytheory,thespecialtopics,thespecializedsubjectphilologyandthephilologists.

　　【关键词】文献学/学术进展/研究综述Philology/Academicprogress/Review

　　从2011年国内公开发表的文献学论文来看，热点集中在文献学理论研究、文献学专题研究、专科文献学研究和文献学家研究等几个方面。

文献学理论研究包括文献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文献学阶段性总结和发展趋势的探讨等。

文献学专题研究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和分散，并呈现出“古今并重”的态势，一方面对古籍整理的传统、思想和方法有进一步的探讨，另一方面则集中在古籍数字化、文献学发展趋势的讨论上。

对于文献学家的研究，除了对传统文献学家生平学术的述略外，研究者开始关注历代史学家、文学家的文献学思想或某一方面的文献学成就。

2011年对张舜徽先生的研究较为集中，公开发表的论文有30余篇。

专科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乡邦文献、出土文献、宗教文献的研究成为专科文献学研究中的亮点，对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和学科地位也有集中探讨。

2011年度出版的文献学著作主要涉及文献学专题、文献学家和文献学理论研究等方面。

　　1文献学理论研究

　　文献学理论研究为推动文献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学者们围绕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的探讨可谓百家争鸣。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学界对文献学理论研究的积极探索，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无惋惜地看到文献学的一些基本观点至今尚无统一的意见，这对文献学学科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1.1对文献学基础理论的回顾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献学学科初创之际，张舜徽先生完成《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一书，奠定了文献学教育的理论基础。

随着文献学学科的发展，新的文献学教材亦频频付梓，对推动文献学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多有发展，但大多仍无法超越张先生《中国文献学》一书所建立的文献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2011年张先生部分经典著作再版，其中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献学九讲》尤其值得关注。

该书以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中国文献学》为底本，经过编辑详加校勘、纠正讹误，在基本保持原貌的同时，从原书十二编中选取了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常识”的精华部分，编为九讲，包括文献学概说、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成就等内容，较为系统地覆盖了文献学的基础理论和古代文献的基本知识，同时也将先生的一些治学方法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贯穿于书。

该书简体出版，体例统一，每讲之前均选配了与文字内容较为匹配的图片，以便读者更直观地了解相关内容，对文献学初学者是一本不错的入门书。

　　1.2对文献学教育和文献学发展的阶段性总结

　　文献学学科发展离不开文献学教育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本年度对于文献学教育的讨论除了对教学实践和教学方法的探索外，关于文献学人才培养、文献学学科地位和通识教育方面的探讨亦值得关注。

王国强[1]呼吁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建立图书馆古籍整理专业，为图书馆培养专门的古籍整理人才。

黄仕忠[2]指出当前古典文献学学科发展面临窘境，在高校专业设置中逐步边缘化，人才流失断档。

他批评当前文献学基础教育缺失，造成文史人才的培养先天不足。

加强文献学基础教育，需要打破初学者对文献学望而生畏的“门槛”，提供循序渐进的阅读指导。

2011年3月，大众读书杂志《博览群书》新设专栏“教授开的书单”，旨在“向广大读者推荐更多的好书，满足一部分人深入研究的需要。

”专栏推荐的书单“除反映学科全面及最新动态的图书、专业书籍外，还包括有关人文素养、通识方面的图书。

”北京大学王余光的《中国文献学入门书举要》[3]为编者首批邀约的书单，作者多年讲授“文献学研究”课程，结合自身教学研究经验向读者推荐了文献学经典教材、注释类的文献学专题著作、文献学家的考证专著等入门书。

作为大众读书刊物，专栏首开即将文献学入门书作为推荐，此举一方面为文献学初学者提供治学门径，另一方面对普及文献学、推广文献学通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2011年对文献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主要集中在对文献学学术史、古籍整理和学科发展的探讨上，既有百年回顾，也有廿年阶段总结和年度盘点，在学科名词和术语规范化方面亦有讨论。

周少川、陈祺[4]回顾和梳理了自1911年以来百年间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开展的古籍整理运动，以及由此而生的古文献学科的发展历程。

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上，作者提出要借鉴西方文献学，并与其他学科交叉综合，联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郝润华、景雪敏[5]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产生的版本学研究成果，按照综合性研究著作、专门研究论文、版本鉴定、工具书及版刻图录四个方面内容进行了评述和总结。

王余光、徐蒙[6]以2010年国内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文献学论著为基础，梳理、总结了本年度文献学研究在文献学理论、专科文献学、文献学专题、文献学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学科发展的规范化方面，2011年7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规范化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就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框架结构问题提出了诸多意见，并就选词规则、选词范围、撰写说明等问题进行了研讨[7]。

宋蓉[8]提出要加强文献学术语研究的规范化建设，确立术语研究在文献学词汇研究中的特殊地位。

　　2专科文献学和文献学专题研究

　　随着文献学理论研究的横向跨越和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科开始运用文献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某一学科的专门文献，主张为该学科研究提供资料基础。

2011年所发表的论文主要表现在历史文献学、中医文献学、艺术文献学、少数民族文献开发、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出土文献的研究等方面，对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和基本理论的探讨较为集中。

　　2.1关于历史文献学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的探讨

　　历史文献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学界对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探讨并无定论。

本年度对历史文献学学科定位、理论特点、文献学思想、研究方法和存在的问题有较多讨论，如2011年第2期《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集中刊发了一组文章，其中董恩林[9]对历史文献学的定位、现状和发展提出了比较客观的看法。

作者将历史文献学定义为“研究历史文献文本整理方法和检索利用规律的一门应用性基础学科。

”作者认为文本整理与检索利用是历史文献学的两大主要任务，故其研究范围应该围绕文本形态的认知、文本内容的实证、文本的解读、文本的再编纂再改造、文本的分类、编目和典藏五个方面展开。

作者非常中肯地提出，当前探讨文献学学科理论要敢于承认文献学学科的基础性和技术性，不可否认当前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异名实同的现状及各自人才培养上的短板，亦不能回避当前文献学学科界域模糊、混乱的问题，这是历史文献学研究者必须克服的三大心理障碍。

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上，陈晓华[10]提出，要实现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必须重视其自身改革和拓展国际化视野，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互动。

阚红柳[11]亦指出历史文献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上要注重还原并提升国际化程度。

　　历史文献学教材的编写和完善对于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和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11年4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人大版《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暨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孙钦善、杨燕起、张大可、周少川等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士近70人与会。

会上讨论和交流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状况、学科体系建设、教材编写、基础理论研究、民族文字文献、历史文书学、海外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等问题。

众多与会者呼吁建立独立的“文献学”学科门类。

会后该校教师李晓菊发表《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地位》[12]一文对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问题进行了谈论。

文中对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述论》、张子侠《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基本理论的几点认识》等著述中所持的历史文献学分支学科的观点分别进行了述评，并对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要明确历史文献学作为专科文献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第二，历史文献学要努力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制和基础理论，要减少“混淆界限，越俎代庖”的历史文献学通论性论著；第三，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古今一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字记录，任何他种形式的（如图画、符号、音像、没有文字的实物等）人类知识或信息的记录，都不应列入文献或历史文献的范围，不宜将文献的范围无限扩大；第四，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独立的专门学科，逻辑上说，应该是中国文献学统一的学科体系中具有综合文献学性质的“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而不应该是作为专科文献学的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

作者提出的这四点应该说是非常客观的，对于当前学界不少人盲目扩大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无法明确自身定位的现状提出了清醒的认识。

　　2.2文献学专题研究

　　本年度文献学专题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古典文献、古籍数字化和文献刊刻、收藏、传播等方面的讨论。

既有理论上的著述成果，亦有实践的总结和研究。

　　2.2.1关于古文献的讨论

　　古文献是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两年学界持续开展了对古文献研究的交流和探讨，进一步深入和细化了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2011年10月15日，“第二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合办，会上讨论了古文献与传统文化研究的认识方法及理论、古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出土文献的释读与考辨、碑传资料与历史人物、汉籍域外记载及域外汉籍、古文献与制度史、古文献与思想文化史、古文献与学术史等诸方面的内容[13]。

　　2.2.2关于古籍整理和数字化的讨论

　　2011年3月29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在京召开本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评审会，会上回顾了“十一五”时期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体情况和阶段性成果，并明确了“十二五”及未来十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的方向和脉络，确定了古籍整理基础性出版工程、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工程、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程、社会档案整理出版工程、古籍数据库工程等五大骨干工程；会上还提出通过加速推进“中华古籍数据库”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在实践中加强人才培养，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14]。

　　近年来关于古籍数字化的研究是文献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2011年8月16至17日，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主办第三届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展示了近年来古籍数字化研究与发展的成果，同时提出了目前古籍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标准规范问题、技术与传统学术机制的有机衔接问题、人才培养问题等。

此外，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文献的利用亦引发了学者热议。

部分学者担心古籍数字化会造成学术上对数字化成果的过度依赖，而反对者则认为数字化文献对现代人文学科体系的形成有积极正面作用[15]。

由此可见，在古籍整理中如何将数字化技术扬长避短研究者需要客观对待和进一步探索。

　　论文方面，2011年延续了近年关于数字化对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探讨热点，共有相关文章30多篇，涉及古籍全文数据库的建设、数字化与海外汉籍回归、民族性、地方性特色古籍的开发与利用、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实践、古籍数字化相关技术标准问题研究等等。

鞠明库[16]提出古籍数字化更新和丰富了传统文献学的概念和内涵，传统的目录、版本、校勘功能被削弱，数字目录学、电子校勘和数字版本学等现代化学科手段出现，对传统文献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者认为，文献学的发展既要保留优良传统，又要顺应古籍数字化发展的趋势而进行变革。

　　著作方面，王立清的《中文古籍数字化研究》[17]总结了中文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进程，分析了古籍数字化的多元化主体，论证了古籍数字化建设的国家控制与管理模式以及中文古籍数字化对中华文化传承、读者阅读和传统学术研究的影响。

作者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了中文古籍数字化的现状，明确了古籍数字化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古籍数字化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问题进行了阐述，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参考。

　　2.2.3关于文献收藏和传播的研究

　　文献收藏方面，2011年度所发表论文近20篇，主题集中在断代或区域藏书史、藏书家、藏书楼、藏书文化的研究。

从横向看，涉及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官府藏书、寺院藏书等方面的内容。

区域藏书史方面，郑喜胜[18]对古代潮州藏书楼的历史和藏书文化进行了总结。

贡燕[19]则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和考证了中国历代藏书史上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女性藏书家，弥补了藏书史研究上对女性群体的忽视。

王立贵[20]回顾了我国唐五代、宋、明清时期书院藏书情况，归纳了自唐以来书院藏书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杨艳燕[21]通过对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入藏善本古籍所钤印章进行内容、文字上的比较研究，探究古籍藏书印在史传补遗、藏书史研究、古籍版本鉴定、艺术鉴赏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2011年出版的藏书研究类的著作主要集中在区域藏书史和藏书家的研究上，顾志兴的《杭州藏书史》[22]一书论述了杭州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学校与书院藏书、佛寺道观藏书的历史，并总论了杭州私人藏书特点及杭州藏书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

该书所引用的材料是作者长期搜集考证的结果，考证有据，史料充分，堪称区域藏书史和藏书文化的代表作。

陈德弟《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23]一书系统地考述了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共计四百余人，时间跨度从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到五代十国时期，人物收录较为全面。

该书对这些藏书家的生平事迹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对他们的藏书及活动作了详细的考述，并从不同角度作了言简意赅的评论，具有较高的文献学和史料价值。

　　藏书家在保存典籍的同时亦自己开展整理、校勘、编纂等学术活动，同时也题写了大量题跋，这些题跋今天来看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和文献保存价值[24]。

湖南图书馆以本馆馆藏本为底本，编订了《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上下册。

该书将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录》、叶启发《华鄂堂读书小识》、徐树钧《宝鸭斋题跋》、徐崇立《瓻翁题跋》、李希圣《雁影斋题跋》、刘人熙《楚宝目录》七种学术价值较高的题跋整理汇编成简体横排出版。

　　文献的聚散传播与文献版本、刊刻有着密切关系。

2011年这方面发表的研究论文比较分散，主要集中在对文史类、中医类、宗教类等专书文献版本源流和刊刻传播的考述，如单冬冬[25]以文献学的视角，从宿州志的版本、存佚现状出发，对宿州志的版本、存佚概况进行了汇总研究。

宋巧燕[26]论述了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基本方针、刊刻地点和流传特征。

关于文献刊刻的研究亦包括了区域刻书研究和文献家的刻书活动考证。

董强、隗静秋[27]梳理了自唐代以来至近代浙江坊刻事业的历史发展情况、坊刻本刊刻品种和特点。

毛文鳌[28]考证了毛晋与僧侣交游及刻经生活，作者认为毛晋承刻诸经兼具佛教与文献双重价值，毛晋经板应列入汲古阁版刻目录，学界应该予以重视。

　　著作方面，杨军的《明代翻刻宋本研究》[29]一书通过检索历代和当代现存书目、相关文献资料及实地访查，条辨了明代翻刻宋本的历代著录和现存状况。

该书是作者从华东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的博士论文，书中对明代翻刻宋本的出版状况、底本制作，以及宋本翻刻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等做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附录《明代翻宋刻本知见书录》是笔者目验部分明代翻刻宋本所写书志，为后续者研究提供了较为难得的资料基础。

　　2.2.4关于书籍史的研究

　　文献史研究是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文献的版本流传离不开对书籍史的研究。

2011年发表的关于书籍史的论文，主要是对书籍史研究方法的讨论。

陈静[30]叫以抄本研究为例，分析了传统书籍史和古典文献学对抄本的研究现状，同时也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抄本的生产、形制、流通，主张在书籍史的研究中引入传播学视角。

田建平、田彬蔚[31]分析了我国目前书籍史研究上存在的不足之处，主张书籍史研究应充分借鉴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成就，拓宽书籍史研究的学术视野。

　　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书籍史对文献学和出版学具有双重影响，《中国简帛书籍史》[32]则为国内第一部从出版人的视角来结撰的独立的中国书籍史。

著者使用出土文物实证和当时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地还原了简帛书籍——中国最早的书籍形态，先民原创性思想的载体——的精神生产、物质生产、传播以及阅读的整个过程，揭示出书籍的遗传基因。

　　古籍丛书在文献学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版本价值，丛书编纂史可以说既是一部古籍整理史又是一部书籍发展史。

吴家驹《古籍丛书发展史》[33]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古籍丛书的学术著作，该书内容包括对丛书的性质与功能的辨析，古籍丛书源流发展，重要古籍丛书的内容和特色，并且介绍了古籍丛书的使用方法。

作者既对古代丛书的编纂出版进行了考辨，亦讨论了建国以来的丛书出版史和海外古籍丛书的编纂情况，并对传统古籍汇编模式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衍变进行了探索。

　　2.2.5关于文献整理方法和思想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论文主要表现为关于古籍整理传统和方法的讨论，具体包括古人文献整理的思想和学风，文献辨伪、考据、校勘实践方面的总结和思考。

王记录[34]总结了中国古代文献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六个方面的优良传统。

王林艳[35]认为，古人辨别文献真伪，主要从文献作者、文本内容以及文献流传三个方面入手，由此围绕文献的产生、文献的外在形式、内容和文献的辗转流传形成了完整的辨伪方法体系。

王林艳[36]还通过对清代诸多大文献学家言论和行为的考据，反驳了学术界很多文献学论著中关于清人在藏书、校书时专爱宋本，存在着佞宋的学术风气的判断。

　　郭国庆《清代辑佚研究》[37]一书对清代辑佚进行了专题研究，内容包括清代辑佚与学术研究的互动、清代辑佚凡例考、清代辑佚误例考三部分。

该书对清代学者的辑佚活动进行了分期，分析了辑佚学与考据学、图书典藏和图书编撰的关系。

作者通过文献例证，对清代辑佚的目的、原则、方法进行了总结，同时也考证了清代辑佚工作出现的错误。

该书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清代辑佚工作的成就和不足，对从事和研究辑佚工作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38]一书收录许逸民先生近十年来为古籍整理工作所撰写的多篇文章。

全书涉及的内容广泛，既有对“古籍”概念厘定的理论思考，也有具体操作规范上的说明以及对古籍数字化等新问题的回应。

经由此书，读者可以获得对古籍整理工作明确而具体的认识。

　　关于文献学思想的研究，吴怀祺主编、王记录编著的《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文献学思想卷》[39]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实际出发，梳理了文献典藏、分类、校勘、辨伪、注释的传统，分析了疑古辨伪思想的成就、特点和方法体系。

该书还论及数字化与古籍整理的关联，数字化对古籍整理、历史文献研究的多重影响，体现了历史文献思想的时代性和发展性。

　　3文献学家研究与文献学家专集

　　本年度对文献学家的研究较往年有所减少，除了2011年张舜徽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学界有集中的讨论外，对其他文献学家的个体研究则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2011年出版的文献学家专集主要为纪念性文集。

　　3.1对文献学家个体的研究

　　2011年发表的关于文献学家研究方面的论文近60篇，涉及文献学家25位。

其中对张舜徽先生的讨论较为集中，约有30多篇文章。

对其他文献学家主要体现在：

对潘树广（1940-2003）、严遨（1855-1918）与严谷孙（1890-1976）父子、徐森玉（1881-1971）、吕思勉（1884-1957）、钱曾（1629-1701）、朱承爵（1480-1527）人等文献学理论与实践的综议；对张潮（1650-1707）、欧阳修（1007-1072）、宋敏求（1019-1079）、颜之推（531-约595）、黄丕烈（1763-1825）等文献学方法的讨论；对王立中（1882-1951）、章钰（1865-1937）、胡应麟（1551-1602）等人生平与学术的考证；对胡凤丹（1823-1890）与胡宗懋（1867-1937）父子、文廷式（1856-1904）、梁启超（1873-1929）、赵开美（1563-1624）、王光祈（1892-1936）、陈垣（1880-1971）、蒋镜寰（1886-1981）等某一方面文献学成就的分析；对龚自珍（1791-1841）、来新夏（1923-）文献学思想的论述。

　　著作方面，全根先的《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家传略》[40]。

收录了对中国近代目录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目录学家33位，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对这些目录学家的生平和学术活动、目录学思想和成就开展了研究。

该书附录的人物篇名索引和著作篇名索引颇有特色，间接反映了中国近代目录学发展的基本面貌。

　　3.2文献学家专集

　　文献学家专集或纪念集是研究文献学家的重要资料，主要由纪念文章与学术讨论文章组成。

本年度值得关注的是两本纪念文集：

《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41]和《胡道静文集——古籍整理研究》[42]。

　　2011年6月，张舜徽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来自数十所海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200余名文史学者与会。

会议期间共收到海内外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160余篇，其中收入《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有70多篇。

文集内容包括：

1）对张舜徽先生生平、为人、治学的点滴追忆，如章开沅在《良师·难友·芳邻——难忘共同走过的那些岁月》一文中回顾了与舜徽先生相识、共事和共渡难关的岁月，通过作者亲历亲闻向我们讲述了先生读书教书著书的一生和不向困难屈服的文人风骨。

2）关于张舜徽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创建、发展以及对文献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贡献，如崔曙庭《张舜徽先生对创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重大贡献》追忆了先生从创建历史文献研究会到领导研究会发展壮大所作的贡献，尤其是在编辑出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举办学术年会以及推动文献学研究等具体工作上的筹谋策划和亲力亲为。

3）对张舜徽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成就的评述，这方面的论文占文集较大比例，如周少川《张舜徽先生在新时期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徐有富《试论张舜徽文献理论建设成就》等。

该文集汇集众多不同身份的人从不同角度对张舜徽先生为人、治学、教学、著述等方面的回忆和评述，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作为张舜徽先生早年的博士生，王余光除向该研讨会提交论文《张舜徽先生生平与早年著作述略》外，于2011年先后发表论文《张舜徽藏书考略》、《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典范》、《张舜徽致刘国钧的一封信》①；此外，还先后写有《走近张舜徽先生》（刊《图书馆报》2011年5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