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社会组织创新与发展论坛热点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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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社会组织创新与发展论坛热点述评
第三届社会组织创新与发展论坛热点述评
八月银川，秀丽沙湖，第三届社会组织创新与发展论坛在此隆重举行。
25至27日，百余名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及其登记管理机关代表汇聚一堂，百余篇学术论文、实证报告、典型经验辉映全场。
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宁夏民政厅厅长马廷礼等致辞，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秘书长杨岳作主题报告，国家行政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宁夏大学等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英国、德国专家分别介绍本国NGO/NPO历史沿革和当下发展状况，北京、上海、四川、宁夏、深圳、青岛等省市代表作典型经验交流，各地社会组织代表深度参与。
主题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年度论坛高潮迭起，热论不断，精彩纷呈。
通观论坛，论题醒目、观点鲜明、高论抢眼，其中热点议题聚焦在以下六个方面：
热点一：
发展形势判断
对社会组织发展形势的判断和认识是本届论坛的核心论题，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
社会组织外部发展形势之好前所未有，社会组织创新发展机遇前所未有。
“社会关注热点”。
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在致辞中指出，目前，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福利、教育、科技、文化、扶贫、完善市场经济、增加社会就业、促进对外交往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广的积极作用。
社会组织被形象地比喻为社会交融的粘合剂,社会矛盾的稀释剂,社会冲突的缓冲剂,政府的减肥剂,市场的增效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组织作用的不断显现，加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领域国际化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已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热点。
特别是在抗击重大自然灾害、应对公共突发事件、服务国家重大活动中，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的中介和桥梁作用，逐步把一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
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把社会组织作为反映诉求、展现自我、活跃生活的载体。
面对新形势，探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意义、作用和路径，不但在实践操作层面有助于提高政府的社会动员及资源整合能力，促进经济健康运行、社会良性发展，而且是政策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个发展推力”。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秘书长杨岳所作论坛主题报告认为，在当前社会组织的外部发展环境中，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创新实践正在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
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或正在形成强大的外部推力，一种是来自社会转型变革的改革推动力，一种是来自中央政府决策的政策推动力，一种是来自基层探索创新的实践推动力，这三种力量上下互动、内外相应，正在形成一股合力。
对社会组织来说，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折性发展机遇正在呈现，我国的社会组织进入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期。
报告认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选择符合国情的社会发展模式，确立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架构，发展良性互动的政社合作关系，是党和政府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上所作出的方向性选择。
近年的社会实践表明，我国在社会管理、社会创新和社会建设上的理念、架构、模式正在日趋明朗，日渐成熟，并在制度、意识和操作层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突破。
这些进展和变化对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及社会参与机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报告同时指出，我国现阶段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的广度、深度、范围上都远远不够，基本上还处在探索和尝试阶段。
热点二：
社会创新探索
社会创新是近年我国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一大亮点，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到措施，各地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和理论思考也围绕这一议题展开。
在各地形式各异的创新模式上，深圳、北京、上海、青岛、成都的经验尤为突出。
社会组织改革创新“领头羊”。
深圳市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今年更连续第二年将社会组织问题列入重大调研课题，明确了凡是社会组织能办的，政府办得再好也不符合改革的方向，政府要为社会组织发展让出空间。
创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降低部分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实行登记和备案双轨制。
利用福利彩票公益金作为探索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种子基金”。
“大部制”改革，全市17个委局的一百多项职能和事项开始向社会转移或委托，社会组织将成为这些职能的承担者。
社会组织正在被打造成为深圳市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社会组织服务民生“百千万”工程。
北京市政府按照购买300项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的折子工程要求，今年围绕扶贫救助、扶老助残、医疗卫生、文体科普、妇幼保护、服务三农、法律援助、支教助学、生态环境、促进就业等十大领域，启动了以社会组织为主体，以民生建设为核心，政府倡导、社会参与、贯穿全年的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实施“百千万”工程，即“政府购买300个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对1000个社会组织项目进行资源配置、社会组织为社会提供万项社会服务”，积极探索在社会组织服务民生、提供公共服务上的新思路、新办法。
行动启动以来，全市社会组织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共有1853个社会组织申报了2715个项目，筹集社会资金22.98亿元，发动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会员和志愿者近50万人，共同参与社会公益服务活动。
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为政府社会动员体制探索了新途径、新方式。
树立社会组织主体地位。
在发挥社会组织主体作用的探索中，上海正在创新社会组织发展模式,从单一的行政培育机制向社会培育机制逐步拓展。
其主要发展新趋势如下：
一是公益支持型社会组织逐步出现，二是公益产业链逐步形成，三是公益孵化园逐步推广，四是公益创新模式逐步复制，五是公益组织市场化运作机制逐步探索，六是公益组织联合行动机制逐步完善。
“社区组织有效联动式“治理结构。
青岛市李沧区以社区协调理事会为平台，通过建立社区组织交叉联动的运行机制，搭建起社区组织多元互动的平台，形成以社区居委会为主体、以社区组织多元参与为基础的“社区组织有效联动式”社区治理结构，极大地提升了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
李沧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带给我们的启示是：
将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整合社区组织资源作为社区建设与发展的突破口；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的作用，实现两种角色的有效衔接；构建有利于社区组织网络化联动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管理服务治理格局。
成都市锦江区采取了多种措施，如：
出台“1+3”政策，营造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实行登记备案双轨制；设立政府扶持专项资金，财政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给予新成立社会组织资金扶持；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加强社会组织监督管理。
将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目标管理，并定期进行评估。
以上措施使区内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今年以来，备案社会组织已增加了200多家；区级各部门及试点街道实施了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45项，涉及金额1663万元；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发挥作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初步展现，为全省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经验。
在对社会组织创新发展实践的理性思考上，多位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徐家良教授认为，应以治理理论、多中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通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的职能定位，明确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责任所在，拓展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形式和经费来源，确保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制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法律法规，逐渐构建一整套制度安排，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江苏省民政厅副厅长钮学兴等认为，公信力是社会组织的生命线，是社会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和信任，体现了社会组织的诚信度，是社会组织筹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当前，由于有些社会组织守法意识不强、诚信不足、效率低下，社会组织整体公信力不强，在公共服务事业中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
他认为，推进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迫在眉睫。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教授潘忠宇认为，要重视社会组织发展的“中国模式”，在重视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要立足中国国情，注重“本土化”经验的探索、积累和提升。
他同时指出，在“中国模式”之下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注重各地因地制宜的差异化类型经验的积累和提升，使中国社会组织之树在中国大地真正生根、发育、长大。
黑龙江省行政学院教授温美荣认为，培育发展我国农村地区的非政府组织是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顺应基层民主建设要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
应当抱着理性的思维思考农村非政府组织、关注农村非政府组织和支持农村非政府组织。
目前，农村非政府组织还明显处于发展过程中的较低层次、存在着巨大的改善与提高余地。
农村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充分发展和质的提升需要一系列应对措施来促进和保障目标实现，具体在于完善法律法规、政府转变观念、强化自身建设和完善管理框架。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张祖平认为，资金是慈善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是实现其运行目标的根本保证。
经费不足是我国慈善组织中的一个相当普遍和非常严峻的问题。
慈善组织的筹资渠道有社会捐赠、政府资助、会费收入、投资收入、产业收入等。
他认为，慈善组织要坚持多元化的筹资策略，采用灵活适用的筹资方式，运用新的筹资理念，在向社会募捐，争取政府资助的同时，要不断增加增值性资产，注重投资收益，提高自身财务独立性，确保慈善组织的持续发展。
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徐本亮以其所在中心为例进行说明。
十五年来该中心机构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项目由一个发展到十几个，每年的慈善教育经费由35万增加到700多万，经费的来源由单一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拨款到政府买单、企业捐赠、个人捐赠、外国政府和基金的捐赠等多种渠道，受益对象不断扩大，受助对象的满意度、社会的认可度和信赖度不断提高，在参与社会服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心始终把创新作为主旋律，做到观念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努力用更规范的管理，更出色的服务，更突出的绩效去赢得受助人、捐赠方、公众合作伙伴、政府、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认可。
黑龙江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习伟从该省基金会管理发展现状入手，认为影响基金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现行的“登记管理与业务主管共同介入”的双重管理体制，综合实力处于较低的态势，基金会相关的政策法规尚不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管理专业化程度低。
他建议，要适度突破双重管理体制，为基金会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对基金会加大税收优惠与减免，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强化基金会的项目运作。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徐宇珊认为，从未来趋势看，各类支持型社会组织将构成NGO的网络平台，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联盟、支持，体现出公民社会中自助与互助的精髓。
她打个形象的比喻，支持型组织如同一把雨伞，或者一个葡萄串，将各种直接提供服务的组织联结起来。
每个NGO是一颗珍珠，只有通过伞状组织和网络联盟等支持型机构串成一串，才能成为美丽的项链。
热点三：
政社合作关系
政社合作作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总体趋势，在各地的实践探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如何判断未来的合作形式和路径，确立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成为与会者热议的一个主要议题。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马庆钰认为，按照公共管理的多元化本质要求，我国还没有真正形成多元管理和服务的格局；对照社会组织应有的性质，我国社会组织的性质相对于客观标准也存在明显距离，“独立性”和“非营利性”还没有得到真正体现；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的改革需要党委和政府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加大改革力度，要注意选择好解决双重管理的改革路径。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副秘书长张高陵研究员认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建立政府公益机构与社会组织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的合作伙伴关系十分重要。
当前，由社会力量举办的慈善总会、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社会组织，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和众多领域，以非营利性为基本特征，以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为主要宗旨，在消除贫困、尊老扶幼、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环境保护、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并且，这类社会组织还可以利用其组织形式灵活、多样，活动具有自主性等优势，在某些政府公益机构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环节起到重要的作用。
因此，需要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税费减免、财政转移支付等多种形式，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基本公共服务，尽快把某些公益性、服务性、社会性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给具备一定条件的社会组织。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厚金博士认为，公共服务市场化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题，也为后来的新公共服务所承继。
国外公共服务市场化主要采取了合同出租、公私合作、非国有化、用者付费以及凭单制等实践形式。
国外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践在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培育市场主体及其竞争机制，提升公共服务社会绩效等方面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陆明远博士综合比较近年来国内外政府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的主要模式，逐步探索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政府社会组织职能代理机制及其构建路径。
他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强，其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建立公开、公正、有效的职能代理机制来实现向社会组织的职能转移。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玉生博士、研究生罗继程通过对网络草根组织的SWOT分析，认为网络草根组织的困难现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对民间结社的态度滞后于网民民间结社的需求，在政府自身能力有限无法满足社会多元需求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转变理念，改革束缚民间组织发展的双重管理体制，应给草根组织一个合法的空间。
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曾永和认为，建立新型政社关系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方向和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但在推进过程中需要重点把握和妥善处理好“政府做”与“社会组织做”，“需求导向”与“制度规范”，“经济资助”与“经济控制”等三个问题。
他认为，需要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运作和评估机制上加以研究和完善，政府侧重于对购买服务结果的控制，社会侧重于对购买服务过程的监督，既能保证购买服务的效果又有利于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政府对社会组织经济资助与保持相互独立性的统一。
行业协会代表中国报关协会秘书长刘燕生认为，中国报关协会要卓有成效地开展行业服务，只有从思想认识上明确建立海关、协会、企业良好互动的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从实际工作中针对利益的共同点，开发出并顺利实现海关支持、企业欢迎的服务项目。
热点四：
英德两国经验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会上，英国驻华使馆教育处社会与发展总监罗炳升（Ian Robinson）先生和德国专家海曼女士关于英德两国社会组织领域的的经验介绍，引起了与会人员的高度关注，具有较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英国“大社会运动”模式。
详尽地阐释了该国的“大社会运动”。
今年7月，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保守党）在利物浦正式发起“大社会运动”，该运动计划将更多的权力和资金由政府下放给社区、社会组织和公众，以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英国政府将通过专门的“大社会银行”，把资金拨给社会组织，由它们向公众提供政府没有提供或者效果不佳的公共服务。
卡梅伦倡导的“大社会运动”，从国家的高度，把“大社会”从一个政治理念，转化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政策，转化为可以具体实施的各个项目。
其可以被视为一个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创新，即在那些政府没有提供或者提供了但效果不佳的领域，政府把权力和资金下放给社区和社会组织，由后者来自我实施管理，自我提供服务。
其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即公众不用总是要求官员、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而将有充足的自由和权力去为自己所在的社区服务。
也就是说，公民、社区和社会组织，本身就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体，在政府下放权力和资金的情况下，他们有责任参与到基层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去。
德国公民社会参与模式。
德国被称为社团之国，人们参与社团的历史长达150年，《德国结社法》在第一款中规定，公民可以自由地建立社团，这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
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是德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利益攸关方。
他们为公民参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途经或方式。
社团成员通常很专注所在社区，不仅仅提供服务或是参与到更广泛利益的问题中去，而且在一起参加体育、文化活动，例如歌舞或手工艺活动；还包括对无论是当地或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每个社团都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各种各样的社团是德国成为一个发达公民社会的生动展现。
由于他们工作的领域众多（社会、环境、卫生和人权问题、教育、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发展合作等等），服务的目标群体众多（相关公民、儿童、残疾人、老人、动物或植物），使人们有了做贡献的良好选择途经，并最终自己也建立起一个非政府组织。
政府通过积极培育和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其承担许多具体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工作。
目前，德国拥有数十万家各类社会组织，遍布大小城市的社区内。
政府的职能是宏观管理，社会组织是具体的组织者和运作者，两者之间是合作伙伴关系。
热点五：
社区参与模式
社区参与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关键所在，也是各地社会组织改革创新实践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江苏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张建生、主任科员孙燕以南京市鼓楼区养老服务社会化模式为样本，从社会多元治理的视角，分析了社区发展、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参与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合作生产公共服务产品的机理，提出小规模需求的服务生产供应模式，以最大程度、更有效率地满足社会需求。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向荣尝试以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的行动研究实践为例，探索一种以嵌入式研究的行动，即在行动研究基础上总结提炼的行动计划及方案回应专业社会服务需求问题。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曲正以地区发展模式为视角、以银川市正茂社区为个案深入分析、研究正茂社区的15个社会组织，探讨正茂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社区居民自治领域的社会功能，为进一步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借鉴。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晶、李轮等认为，在社区建设过程中，社会团体还存在着社会角色的非自主性、服务过程中的失灵性、社会团体的欠规模性、信息传递的失真性、资金使用的不规范性、组织人才的匮乏性等，影响了社会团体在社区建设过程中的作用。
有必要对这些因素进行深入剖析，为创建稳定、平安和和谐的社区提供前提条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臧雷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日本、新加坡等社区参与的比较分析，认为社区参与模式置于不同的国家背景和环境下各有特色，通过社区参与创造出积极的公民和一种符合公共利益、能提供公共产品的社区结构，还培育社区的社会资本。
我国应当学习其先进思想和科学内涵，使其本土化．结合国情，寻求强化我国社区参与功能的新思路。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刘铎博士通过对相关案例分析，认为社区治理正向着开放式社区治理的模式演化，即大量外部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带动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
他认为，开放式治理对于调和社区与环境的关系、促进社区发展、鼓励社区治理创新，最终实现社区善治，有着深远的意义。
但在开放式治理的模式下，社区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有发、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辛广楠认为，社会组织作为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参与社区服务的程度不仅直接影响着社区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也是影响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因素。
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服务存在着空间资源有限、能力普遍低下、领域不够平衡、社会认同度低、政策体系不够完善等一系列问题。
进一步推进欠发达地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服务，应按照政府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服务的思路，采取政府购买、市场化运作和社会参与的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服务的方式。
广东省民间组织联合总会副会长李建辉认为，随着城市管理重心下沉和社区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民政部门社会组织管理力量严重不足的状况也应尽快改变，以切实加强指导和管理，促进社区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发展。
还可以开展社会组织服务社区示范单位，先进单位的评比活动等，使辖区社会组织可以在社区服务中“唱主角”，为辖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重庆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高宜新认为，社区公共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一样，其发展前景是将提供者与生产分离。
政府作为提供者，除承担社区规划的责任外，还要解决好社区公共服务融资和成本补偿的政策问题，而将具体的服务生产委托给社区的非营利组织承担。
而社会组织在承担这一委托或担当公共服务实施者的过程中需要从机制构建、服务范围确定、运行模式规范、服务方式选择等方面予以确认和界定。
热点六：
专业能力建设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基础前提在于加强专业能力建设，就此议题，与会者提出了诸多意见和建议。
论坛主题报告认为，能力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推动促进。
政府加快制定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的政策体系，在更广泛领域与社会组织开展深层次合作。
要加快制定社会组织财税扶持减免政策，建立税收减免和优惠机制。
要加快制定社会组织人才保障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要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和诚信奖罚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责任和公益意识，提高社会公信力。
要健全社会组织评估体系，加快推进社会组织评估，促进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和诚信建设。
二是社会组织自立自强。
要增强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要健全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完善保障和激励机制，培养、吸引和用好社会组织人才，着力提高筹措资金、项目运作、技术交流等方面的能力，加强与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合作，向社会提供更多、更新的公共服务和公益支持。
本届论坛收到多篇研究社科类社团的论文，均谈到能力建设问题。
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杨路平认为，社科类社团的能力建设关系到社团的科学发展。
目前，一些社科类社团成为经济组织、中介组织、联谊性组织。
这与不重视能力建设有关。
社科类社团的能力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应当按照提升能力、培育扶持、科学管理、发挥作用的思路，重视社科类社团的参与经济建设、扶贫帮困、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等能力建设。
当前要着重建设六项能力：
一是宣传普及能力建设，二是组织科学研究能力建设，三是开展咨询服务能力建设，四是培养造就优秀人才和学术大师能力建设，五是就业能力建设，六是生存能力建设。
中国林学会、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北京市海淀区停车服务行业协会、上海市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训中心、山东省华鲁管理科学研究院、深圳市警察基金会、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清源和谐社区服务中心等社会组织的论文也分别结合所在社会组织的实际谈了加强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和相应措施，为大会提供了鲜活的经验。
论坛上，张高陵、潘忠宇、温美荣、刘芳等专家学者，李光烈、李建辉等资深社会工作者对专题报告和大会演讲所作的点评提纲挈领，见解独到，成为本届论坛的一个亮点。
（郭小刚综合报道）
来源：
《社团管理研究》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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