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学形成性考核册参考答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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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经济学形成性考核册参考答案

《政府经济学》作业1答案

资料一:

要关注公平,但要坚持效率优先原则.

为了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为了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更加关注公平.这个原则十分重要,非常及时,必须认真落实,积极贯彻.但是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当前不仅要更加关注公平,而且要改变效率优先的原则.这是不妥的.在更加关注公平的同时,不应改变效率优先的原则.

党中央关于效率优先的原则,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长期不顾效率,实行平均主义,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现在我国经济虽然有了较快发展,效率虽然有了一定提高,但经济落后和效率不高的情况仍未根本改变:

我国2005年人均GDP只有1600多美元,在全世界排名100位以下;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不高,只相当于美国的1/41,日本的1/36;我国单位产值消耗的能源,原材料,水资源惊人,2004年我国GDP总量占全球4.4%,但石油消耗占世界7.4%,钢材占27%,煤占31%;我国劳动力丰富,但素质有待提高……所有这些,都说明当前坚持效率优先是十分必要,不可改变的原则.如果随意改变,必然会造成严重后果,影响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削弱国家扶贫帮困,关注公平的物质条件,对实现社会公平也是不利的.

资料二:

更加关注公平,加大扶贫力度,主要是政府的责任

当前,我国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或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必须引起重视.为了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要加大扶贫力度,更大幅度地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减少低收入者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为此,要提高农村扶贫标准,提高城镇低保标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离退休金标准,提高特殊困难户的救助水平;要增加国家用于"三农"的支出,增加国家对农村的公共设施投入,增加农村财政性教育,医疗的投入.

扶贫关系到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关系到社会劳动力的保护,要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第三次分配,即通过社会捐助的形式进行分配;建立各种慈善团体和公益团体,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稳定的,规范的救助,政府对捐款人实行税收优惠和政策鼓励.这种经验值得借鉴.我国目前通过慈善团体和公益团体进行的第三次分配,数量有限,不够稳定和规范.为了更加关注公平,更好地扶贫解困,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从政策上支持慈善组织的社会救助活动,增加第三次分配的比重.但是,更加关注公平,加大扶贫力度,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要通过财政收支调节居民收入.对于收入较多的社会成员,要通过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等税收,加大调节力度;财政支出要向弱势群体倾斜.现在以税收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分配已占GDP20%左右,2005年税收总额已超过3万亿元.政府不仅有必要,而且有能力承担扶贫的主要责任.

资料三:

政府职能政变与促进社会公平

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由经济建设型为主转变为公共服务型为主.这是与提高公民福利,促进社会公平有关的十分重要的改革.因为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多是低收入者,包括教育,保健等在内的社会福利措施,可以提高人的素质,改善人们进入多种就业和社会生活的平等机会.但是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转变滞后,这一转变往往受到许多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的限制.重视经济建设,轻视公共服务,以致中国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诟为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在世界各文明国家排名居后,尤其义务教育供应不足,相当多老百姓没有基本能力进入劳动市场,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当然这些情况都在改进,但与投入经济建设的资源相比,改进的速度还是很不理想.此外,一些地方还借经济建设与改革之名,使居民财产权利收入权利受到侵犯,在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拖欠民工工资,以及企业改制中损害群众利益浪潮的兴起中,可以看到政府权力过大,某些官员行为不正,吏治腐败的背影.

资料四:

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从学理上说,公平与效率这一对概念,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常识告诉我们,收入分配越平均,人们的积极性越削弱,效率自然会低;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规则公正,就会有助于提高效率.从另一方面说,不提高效率,蛋糕做不大,难以实现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决社会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讲公平,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是分配程序规则不公,也会导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效率和公平从来就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不容易.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推行了社会保障,福利的措施.现代自由主义国家既强调效率,也不得不讲公平;现代福利主义国家很强调公平,但也讲效率.他们的效率和公平,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社会公平,福利的措施,实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完备得多.当然这有历史发展的背景,不好简单类比的.

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二十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于是经过十多年,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十四大的决议.但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虽然也很重要,但处于"兼顾"即次要地位.两个"兼顾"意义很不相同.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资料五: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适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每次中央重要会议文件都这么提,直到如今.所以,它是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正式精神.

共产党向来主张社会公平和公正.为什么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分配政策上要把公平与效率相比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呢这与我国经济长期落后,难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众多社会矛盾,有密切的关系;与我国在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给我国带来巨大机遇与挑战,也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情势迫使我们积极进取,尽一切努力增大我国的国民财富和综合国家实力,所以邓小平南方讲话要求,"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与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样就把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效率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另一方面,制约我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当时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的影响.为了更快地提高效率,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就必须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这一句话也正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所作的说明.

所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理论界阐述和宣传这一分配政策的精神,也是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敛聚财富的过程辩护,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

资料六:

效率优先的本质是发展第一,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错.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我们党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针对着我国收入分配上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痼疾而提出的.它首先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冲破了以往生产关系中明显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同时顺应了亿万群众的民心民意,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社会的经济活力.这些都已经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中得到证实,并为世所公认.今天,即便从学理上分析,它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和分配之间关系的科学原理.这里的效率,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界物质变换即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体现着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属生产力范畴;这里的公平,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在产品分配上的关系,属生产关系范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任何时候哪怕是到了共产主义时代,都应该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既然如此,那当然应该是效率第一,公平第二了.一个社会,如果不把效率放在优先的位置,必然会连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好,就更不用说社会的公平了.

资料七:

关注分配公平

有专家在调研中发现,群众普遍的心态是把财富分配上的不均等同于社会政策的不公平.而从根本上讲,中国现代化也不能由财富迅速膨胀的少数富人与收入缓慢增长的大多数穷人构成."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学,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明确了分配方面的指导原则与实现方式.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指出,社会公平是分配的首要原则,坚持这个原则也是政府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主要责任.而效率是指创造财富的过程,是生产,经营者的任务.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强调,"必须把减少机会不公平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

一部分农民工很难得到就业机会,或者只能在低职位,低工资的行业或单位就业.这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苏海南认为,必须出台反就业歧视政策,清理不利于,不便于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规定,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一个宽松便利的环境.他还指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形成隐性失业,并导致生产率低下,是不利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对于城乡居民自由迁移,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适应,需要通过积极稳妥的改革加以解决.

缺乏公平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与教育水平低密切相关.人力资本不高,必然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温家宝总理曾提出,"教育公平是全民教育的灵魂.没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

针对纠正教育不公,全国政协委员陈汉彬提出了如下建议:

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的比重;促进区域教育协调发展,加快发展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坚决限制和缩小教育差距,比如取消重点,示范学校制度;保证流动人口受教育权;对社会团体和个人依法办学应积极鼓励,大力支持;以就业为向导,推动职业教育;切实解决屡禁不止的乱收费问题.

机会不公,往往也导致了过程的不公.不少单位对劳动者按身份管理,非正式工,非全民工即享受低一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即使这些劳动者与全民工,正式工干一样的活,甚至干更多的活,却得不到一样的工资待遇,很不合理.因此,"必须明确反工资歧视政策,打破身份界限,逐步消除因身份不同而遭受的工资歧视",苏海南指出.

资料八:

有效"提低"限高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发展的必经之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是要走向共同富裕.围绕这一目标,就要有有力保护,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同时让高收入人群承担更多责任的政策.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是低收入者的收入问题","核心是解决农村居民最低收入者的收入问题","集中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问题上".苏海南认为,缩小收入差距,最有效的就是想方设法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现在要尽可能地加快提低,在这方面狠下功夫,首先要解决农民的低收入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中的绝对贫困主要是农村中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2500万人口,其中560万人为无保户.亚洲开发银行曾建议在中国迅速建立农村"低保",从根本上解决人均年收入低于680元人口的温饱问题.对此,朱永新委员认为,"实行这一制度每年所需资金仅为40亿元人民币,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这部分支出".虽然城市绝大部分贫困人口已进入低保系统,但是必须完善低保的发放."有了城乡两个'低保'系统,就可以把中国绝对贫困的问题基本解决."

低收入者增收,不能仅止于"保",更在于"提"."最直接手段是提供就业岗位,确保相应的就业待遇得以实现",苏海南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并完善再就业政策:

一是直接购买或创造就业岗位提供给下岗失业人员;二是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其素质和再就业能力;三是对他们创业给予信贷,税收优惠;四是对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单位给予信贷,税收优惠,等等.

目前,全国各省,区,市已普遍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但是在东南沿海某些省,市,前几年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一直没有增加."现在要做的工作是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苏海南如是说.

全国政协委员赵桂英指出,要促使企业适当提高职工工资总额在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坚决抵制分配领域中的"重资轻劳",抵制"以少发工资来降低企业成本"的行为,要尽快解决好拖欠工资,保险金,集资款等问题,提高离退休职工退休金标准.对于农村贫困人口,赵桂英提出应进一步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同时引导他们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为增收开辟新途径.

与低收入群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电信,电力,石油,金融,航空等垄断行业,实行制度性垄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其职工的工资也相应较高."但是,垄断行业既不应该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收入,也不应该靠涨价来维持高收入",李慧杰强调,"必须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使其收入分配与市场机制接轨."

有研究认为,打破垄断,政府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加强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企业内部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二是制定消除垄断引入竞争的法律法规,监督和约束企业行为,确保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三是加强对特殊行业的监管,审计企业利润,规范员工收入,完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表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充分认识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收入差距,对于发挥其生产力的杠杆作用,推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应该注重规范收入分配关系,建立完备的分配制度,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资料九:

理顺分配关系解决社会公平"核心问题"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稳步增长的同时,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拉大趋势,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科技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国务院扶贫办,国家统计局等部门支持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西部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达0.47.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收入分配是关系社会公平能否实现的核心问题,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持续发展,财力日益雄厚,为我们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创造了条件."专家建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应做到三管齐下:

一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调整二次分配比例,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三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缩小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

资料十:

科学调控宏观经济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

尽管我国近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总体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实现根本转变,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格局还在继续.据权威人士介绍,近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量的4.1%,但所消耗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分别约为世界总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谈到粗放型增长方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利影响时,沈杰说:

"目前,与粗放型增长方式密切相关的乱征土地,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等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相应的社会风险因素,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诱因."为此,专家建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切实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政府经济学》作业2答案

例文1:

冷战结束后美国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

在美国,长期以来,利益集团积极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尤其是在政府的对内政策上影响较为突出,在对外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则不十分明显。

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利益集团在政府对外政策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有所增强,影响也有所上升。

本文拟从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系统的结构性变化入手,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外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利益集团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过程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国会在对外政策过程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利益集团在国家对外政策过程中的态度也较以往更加积极,游说的策略手段更加先进,作用也更加明显。

美国联合研究性组织“美国会议”将后冷战时期利益集团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策略手段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995年2月23至25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美国会议(TheAmericanAssembly)文件。

(1)积极参与而非被动反应的策略。

研究指出,利益集团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寻求机会去施加影响,才有可能取得效果。

(2)提供信息。

利益集团必须拥有清楚准确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及时地提供给决策者,供他们参考。

如果这种信息有助于决策者解决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这些信息便比较容易为决策者所关注。

(3)宣传信息。

如何得到媒体的关注是利益集团面临的重要问题,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能够使利益集团赢得更多的支持,从而使其政策游说取得更好的效果。

利益集团也可通过地方政府的作用和发动群众的方式去进行宣传。

(4)选择参与点。

国会是利益集团的主要政策参与点,因为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通常要对其选民负责,要在政策取向上对“依赖于”他们的人负责,因而成为利益集团最好的游说对象。

国会非层级化、非官僚化的组织结构为利益集团的政策游说提供了诸多进入点。

由于国会对外政策委员会以外的许多议员也同样能够设法影响和参与对外政策的制定,因而他们也成为利益集团对外政策游说的对象。

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改革以来,国会议员的发言和投票状况均可公开,使利益集团的代表能够了解议员的政策观点,从而能够决定游说对象。

与游说国会相比,利益集团游说行政部门的难度要大得多,行政官员对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不象国会议员那么敏感,行政组织的结构与运作特征使它比国会更易于排除利益集团的影响。

尽管如此,行政部门仍然是许多利益集团参与决策的进入点之一。

尤其是政府部门的一些高级官员,他们清楚地知道一些特殊领域的利益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因而也成为利益集团游说的对象。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样能够帮助利益集团去影响国家政策。

(5)采取适当的游说策略。

采取何种策略对于利益集团游说目标的实现十分重要。

利益集团的代表一方面要游说那些支持他们政策主张的国会议员,同时也要花更大的气力去说服那些犹豫不定的议员。

此外,利益集团还需确定游说过程中的策略,如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是否需要些弹性,或者作适当妥协。

弹性和相应的妥协有可能增加决策者与利益集团进行磋商的机会,从而有利于利益集团目标的实现。

总之,后冷战时期,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外政策过程中发挥着某种作用,表现为:

第一,在政策选择方面具有一定影响。

利益集团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努力“引起媒体和行政部门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并将这一问题纳入议事日程,《总统研究季刊》(PresidentialStudiesQuarterly),1999年6月1日。

)。

利益集团推动对某政策问题的辩论,并努力使之产生相应的政策结果。

第二,协同国会进行政策监督。

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国会通常发挥着“火警似的”监督作用,并依靠个人或利益集团去监督行政部门的行为。

当利益集团发现问题的时候,便报告给国会,设法通过国会听证会的形式或通过国会立法予以纠正。

利益集团的此类作用使国会能够保持积极灵敏的姿态,能够以较少的投入及时获取各种信息。

第三,提供信息。

美国的利益集团是重要的信息源。

由于利益集团对某一对外政策领域的关注,因而能够比政府更快、更准确地掌握信息。

利益集团所提供的信息成为决策者进行对外政策分析的依据之一。

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利益集团常常雇佣资深的专家,这些人具有在某政策领域的深厚阅历和研究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政府的外交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例二、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内容

从媒体公开报道的有关利益集团活动的案例,以及笔者经实地调研所获得的材料看中国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地方政府机关的职位本身,不仅是一些利益集团试图获取的重要资源,也是实现其他利益的重要途径。

因此,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影响干部人事的任免决策。

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或因经济实力,或因人脉关系,或两者兼而有之,对地方基层政府的干部人事安排,也有着重要影响力。

如据笔者参与的某课题组调研获悉,南方某市区有两位“大名鼎鼎”的区人大代表,分别是其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及居委会所属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

基于地缘、血缘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在的每个居委会及公司,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两位区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由于长期在当地基层任职,有较高的地方声望和广泛的人际关系,又由于其是当地“土著”代表,能影响较多的区人大代表,因而他们常常能够影响、乃至左右该区的党政干部人事任免,甚至能够左右处级重要干部人事任免。

一名接受访谈的干部曾指出:

“区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不能说他们有能力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但他们确有能力在需要由区人大通过投票决定干部任用时,不想让谁上谁就上不成,该区党政领导均对他们礼让三分”。

(2)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地方政府为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所进行的公共投资决策,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

有些利益集团,总是想方设法要求建设对自己有利的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公园、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或是这些项目的规划(规模、选址等)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如在一些大中型城市,由汽车及其配件制造商、经销商、汽车消费者群体等共同形成的利益集团,就可能极力要求所在地方政府,调整城市规划思路,加快城市道路、停车厂等基础设施建设,斥巨资为汽车修造二环、三环乃至四环、五环等道路工程等。

(3)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由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的财政资金分配预算决策,也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

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在编制财政预算计划时,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形,即各部门、各单位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或通过主管领导打招呼,或借助上级文件依据,或通过编制发展规划等,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财政预算资金。

这是政府内客观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各部门或单位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视为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决策的典型。

(4)地方政府财政税收不少地方企业或企业集团,除了采用作假帐逃税、偷税、漏税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外,还往往与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公开“讨价还价”,争取少交税。

一些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甚至干脆要求地方政府减免税负,给以税收优待,否则便扬言迁址公司。

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也常常不得不许诺和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由一些纳税较多的从业职员组成的专业团体,也可能向地方政府税收决策施加影响。

例如,据笔者调研得知,按照国家现行政策规定,南方某市从2001年起,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对执业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此计算,执业律师40%以上的业务收入要用于纳税(营业税5.5%,个人所得税35%)。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执业律师们通过该市律师协会,一致要求市政府减轻税赋,否则他们便考虑迁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执业。

为此,市司法局专门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一份紧急报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师条例,并参照北京、上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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